【摘要】“建成文化强国”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建设文化强国应聚合文化资源，形成文化强国可持续竞争优势；发挥文化枢纽作用，优化文化强国的资源调控能力；选择性地借鉴他国文化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国文化。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之路，要扩大文化流量，创新推动文化可持续发展；盘活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世界文化枢纽；提质升级文化输出，推动文化市场国际化发展；健全文化政策体系，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文化强国 可持续竞争 文化枢纽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2.011
【作者简介】邹统钎，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副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助理，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文化与“一带一路”。主要著作有《旅游目的地地格理论研究》、《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论文）等。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力量，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全面科学的文化强国理论指导。当前，学术界围绕文化强国的内涵、理论基础及建设路径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然而，文化强国建设仍面临着理论指导薄弱、发展经验不足等困境。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我国国际文化话语权，未来还需加强文化强国理论建设，借鉴国际文化发展经验，进一步探索文化强国建设路径，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之路。
文化强国的基本内涵
林顿、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共享并互相传递的知识、态度、习惯性行为模式等的总和。[2]文化由艺术、文学、生活方式、习惯、价值体系、信仰组成，它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情感、智力以及物质特征会在某一社会群体中得以体现。关于如何理解文化强国的基本内涵，除了考虑文化的一般性定义外，还需考虑与文化有关的可操作性定义，如“文化领域”“文化周期”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文化领域包括文化和自然遗产、表演和节庆、视觉艺术和手工艺、出版物和文学、视听和数字媒体、设计以及创意服务。此外，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档和保护、教育和培训、装备和辅助材料这四个横向领域，以及旅游业、体育和娱乐这两大相关领域。[3]
“文化强国”是指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拥有发达的文化产业，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其进行定义。一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强国’中的‘强’是一个具有比较性的修饰词，因此，‘文化强国’一词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强于其他国家的文化”[4]。二是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可以通过生活方式进行传播，并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别国人民，这样的国家可被称为文化强国。[5]三是从手段与目的角度来看，强调文化强国是目的与传播途径的统一，既要把文化作为传播工具，发挥文化在强国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把文化作为目的，实现文化自身的发展与繁荣。[6]四是从标志角度来看，一是“一纲四目说”。“一纲”即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四目”即文化强国所要呈现的四个新局面：全民创新、社会文化丰富多彩、人民权益得到保障、人民素质得到全面提高。[7]二是“五大高地说”。文化强国应是五大高地：文明高地、文化人才高地、文化资源高地、文化产业高地、文化交易高地。[8]三是“六力强大说”。文化强国体现在具有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强盛的文化创造力、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9]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文化强国的内涵进行了探究。[10]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体、以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为用。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又要善于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可持续性摒弃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1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12]“文化强国”战略是强国体系的基础，[13]只有进一步明确中国文化强国的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合理借鉴世界文化强国的发展经验，才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强国的理论基础构建
文化强国表现为国家文化实力的提高和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大。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以及对综合国力的调动能力这两方面因素。[14]同样地，文化强国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国家文化资源存量和调动文化资源的能力。文化资源存量是指聚合国家文化资源，最大可能地发挥文化强国可持续竞争优势，是资源聚拢的方向；调动文化资源的能力指分配调控世界文化资源，发挥文化枢纽作用，将文化资源价值最大化的能力，是资源调配的方向。
聚合文化资源，形成文化强国可持续竞争优势。文化强国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离不开文化资源的累积，尤其是异质资源的存量。先看微观领域例证，从资源的累积特征出发，Dierickx和Cool认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离不开资源的长期积累，资源存量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相互联结效应会使资源发展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这个过程中时间和经济成本较高，竞争对手短时间内难以超越，企业继而得以维持竞争优势。[15]同样地，在宏观领域，文化强国要想在文化领域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也离不开文化资源的积累。然而，就资源的范畴而言，并不是拥有了大规模的资源存量就可以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具备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才是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16]彼德拉夫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需要具备资源异质性、不完全移动性、竞争的事前限制以及竞争的事后限制。[17]因此，挖掘中国饮食、戏曲、皮影等异质文化资源，累积资源存量并形成文化资源发展路径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
发挥文化枢纽作用，优化文化强国的资源调控能力。根据维基百科（Wikipedia）的定义，枢纽（Hub）本意为连接轴和车轮之间的核心部分，后引申为发挥连接外围作用的中央核心结构。《辞海》中也将其解释为“重要的地点，事物的关键之处”。枢纽一词的应用最早可追溯到我国南朝著作《文心雕龙》，书中写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此处的“枢纽”一词意为“关键”，指事物的关键之处。可见，“枢纽”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指重要的地点或部分，二是指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关键之处。基于枢纽一词衍生出了交通枢纽、枢纽经济[18]、高等教育枢纽[19]、旅游枢纽[20]、文化枢纽等概念。文化枢纽（Cultural Hub）可大可小，从社区场馆、博物馆、城市到国家都可以作为文化枢纽，发挥着展示、调配、集散文化资源的作用。文化枢纽不仅可以在横向的地理空间尺度调控文化资源，还可以跨越时空起到纵向信息交流轴的作用，具有形态多样、多维融合的特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借鉴弗利德曼、萨森与卡斯特尔思的世界城市中心理念，判断一个世界城市的标准不是其拥有多少资源，而是全世界多少资源是由其调配。[21]作为一个文化强国，“强”不在于拥有多少文化资源存量（Stock）而在于拥有多少流量（Flow），即调配世界文化资源的能力。文化枢纽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能优化文化强国的资源调控能力，推动文化强国聚合异质文化资源，而成为先进文化的发源地、文化要素（人、财、物）的调配与交易中心和文化资产（地标、企业）的聚集地。由文化强国的理论逻辑构成可知（见图1），文化强国具备以下5个特征：世界先进文化的发源地、世界文化市场交易中心、文化人才高地、文化地标聚集地、文化产业总部基地。纵观世界文化强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本国先进文化；美国、日本、韩国等国作为文化交易中心不断推动文化成果交流；英国、法国吸引了世界级的文化人才；中国、意大利等国聚集了众多世界文化地标；多数文化产业将总部基地建在美国，等等。总体来看，不同国家的文化发展之路可以为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经验。
图1
文化强国的国际经验借鉴
法国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美国的好莱坞、日本的动漫等耳熟能详的国际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喜爱，为本国聚合文化资源、调控世界文化资源提供了载体与平台。分析可以发现，法国和意大利是通过聚合文化资源、积累文化资源存量和传承发展机制而成为文化强国；美国是利用其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发挥文化枢纽作用而成为世界文化中心；日本和韩国则是转向海外市场，寻找文化发展的突破口。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路径为我国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积累异质文化资源存量：法国“法语优先”与“文化例外”政策。法国通过践行“法语优先”和“文化例外”原则对现有文化资源本体进行保护，重视和保护异质文化资源成为法国文化维持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法语优先”原则体现为法国尤其重视法语在建设文化强国以及培育国民文化自信中的作用，为保护法语这一语言遗产，法国于1994年通过了《法语语言使用法》（又称“杜蓬法”），确保了法语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效避免了“文化殖民”现象。同时，法国还计划在欧盟力推语言“法语化”。马克龙政府为保护法语文化，对法语的使用作出硬性规定，如企业在广告中必须使用“amour”，禁止使用英文中的“love”等。采取相似政策的还有意大利，其执政党提议立法规定在正式场合必须使用意大利语，任何违反行为将面临最高10万欧元的罚款，这一提案已得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支持。[22]
“文化例外”原则体现了法国对本土文化强有力的保护态度。1993年10月，法语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有关“文化例外”的决议，提出“世界贸易谈判中应当通过特别法案，将文化产品从其他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中区分开来，将精神文化产品置于世界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外”。“文化例外”作为法国文化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法国坚决的文化保护态度，其本质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构建。
法国的文化管理模式既不像美国的“放养式”管理，也不同于英国的“一臂之距”机制，而是采取了政府“全权管理”的模式，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对文化发展的高度干预。政府通过发布强有力的文化政策，构建起了文化传承、资金支持、法律支撑的文化保护网络，增强了独特文化资源的可持续竞争力。因此，法国在博物馆、视觉艺术、电影和视听、书籍、音乐、表演艺术等文化领域拥有较完备的支持体系。以电影行业为例，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于1959年设立了“电影产业资助账户”，同年，《电影资助法》诞生，该法律规定强制征收电影票特别附加税（对每张售出的电影票强制征收10.72%的税），这笔资金将纳入电影产业资助基金账户，通过自动性资助和选择性资助两种方式资助法国本土电影发展，法国这一电影资助制度为法国电影的创作生产提供了制度和资金保障。[23]总体来看，法国文化政策基本遵循以下几条主线：保护多元文化；平等享有文化和艺术教育的权利；国家改革和文化政策的权力下放；保护知识产权和艺术财产以及数字全球化背景下的作者权利。得益于对文化资源本体和文化生产传承机制的强有力保护，法国的文化资源存量不断扩大，并形成以“优雅”著称的文化氛围。
保护文化资源完整性和可持续性：意大利“文物宪兵”与“艺术补贴”政策。“文物宪兵”与“艺术补贴”这两项文化保护政策共同发挥着聚合并累积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1969年，意大利设立了保护文化遗产宪兵部队（简称“文物宪兵”）这一执法机构，有效打击了各种文物犯罪活动，使意大利众多的文化遗产免于损害，在保障意大利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保护文化资源方面，不同于法国着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路径的保护，意大利拥有数量庞大的文化遗产，更多侧重于保护物质文化资源，通过文化政策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意大利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活动部（MiBAC）作为意大利中央政府管理机构，主要负责文化事务管理，具体表现为MiBAC在各区设立监管局，并由地方政府负责各区的文化事务发展和管理。
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经费除了直接从国家获得财政补贴外，通过“千分之五”“艺术补贴”等税收激励政策获取的资金也是其重要来源。经济危机以来，意大利对文化遗产的财政投入逐年下降，在近几年才略有提升，2016年国家对MiBAC财政方面投入为21.2亿欧元（占国家财政的0.26%）。[24]2006年1月20日，意大利颁布意大利会议总统令，发起“千分之五（5 per mille）”项目，即纳税人可指定自己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5‰用于支持非营利组织、大学、科研、医疗研究等公益事业。2014年7月29日，意大利出台了“艺术补贴（Art bonus）”政策，以“艺术补贴”为代表的税收激励政策为意大利文化发展提供了多元资金来源，缓解了文化遗产保护财政紧缺的问题，为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动力。捐款人可以在“艺术补贴”网站上选择意向的捐款项目，捐赠额的65%可用于税收抵扣。不同于“千分之五”政策，“艺术补贴”政策中捐款人信息、捐款使用情况是公开的，这能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因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为了进一步激发民众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并为保护文化遗产筹集资金，意大利还推出了文化彩票、鼓励自由捐赠、出让公共文化资产使用权等一系列措施，多元的资金来源不仅有利于文化保护，也强化了人们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世界文化枢纽：美国通过竞争性保护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美国作为文化熔炉，融合汇聚了众多国家文化。以“美式英语”为例，powwow（巫师）来自印第安语、cookie（甜点）来自荷兰语、semester（学期）来自德语、tofu（豆腐）则由中国的词语音译而成。同时，美国也是文化输出国家，如《老友记》《权力的游戏》等电视剧、《功夫熊猫》等好莱坞电影和圣诞节等节庆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广泛影响。除此之外，便捷营养的美式快餐、注重休闲感的美式穿搭等都作为美国的文化枢纽广泛传播。
一方面，美国通过调动个体主动性，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继而推动了市场化的文化产业竞争，这在美国形成文化枢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法国不同，艺术在美国被视为一种私人责任，而非公共责任，国家主要是作为文化活动的监管者，通过鼓励和支持发挥私人的主动性来推动文化发展。在美国，直接公共支出在文化发展资金中的权重相对较低，多是以对私人捐款提供税收优惠进行间接支持。具体来说，美国文化政策模式的特点是相信市场，这使得私人主动性（特别是非营利部门）在文化活动的生产和资助方面占据主导地位。[25]另一方面，美国文化枢纽的形成也离不开国家的文化保障政策。美国主要从资源供给、需求匹配、导向管理、成本抵扣这4个方面来保障文化机构发展、扶持美国文化产业，具体措施是利用税收激励提升资源供给、通过设置准入限制精准匹配资源、依靠财政资金实施导向管理、借助税费减免缓解运营负担。[26]美国的文化保障政策盘活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并使其紧密精准地运用于需要扶持的文化领域之中。
“文化出海”：日韩两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日本将文化发展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1996年7月，日本文化厅发布《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将“文化立国”战略作为新的文化发展重要目标；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政府在《日本再兴战略——JAPAN is BACK》文件中提出“酷日本（Cool Japan）”国家战略，这一战略主要包括五大产业：时尚、生活方式、招待服务业、地方传统制品和内容产业（动漫、音乐、电影、电视、游戏等）。此外，日本还将“酷日本”理念用于文化外交，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酷日本”品牌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以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提高文化软实力。
韩国也将文化产业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1990年，韩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文化发展十年规划》，强调“文化要面向全体国民”；1998年，韩国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并确立21世纪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地位由此在韩国登上了新高度。此外，韩国陆续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文化韩国21世纪设想》等计划，发布了《设立文化地区特别法》《出版与印刷基本法》等法律保障政策。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附加值、产业关联性强的特征，能够推动提升国民素质、传播国家文化形象，而出口高附加值文化创意产品则能够提升文化枢纽的集聚效应。日本通过发展二次元动漫产业，将日本动漫文化和文化创意产品广泛传播至世界各地，动漫产业也因此成为日本的文化枢纽，发挥了巨大的集聚效应。据《动漫产业报告2022》显示，2021年日本动漫国际市场收入比2020年增加了740亿日元（106%），从1.24万亿日元增加至1.31万亿日元，这比2019年的1.2万亿日元增加了1130亿日元（109.4%）。2021年，日本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签订了动漫产业有关合同292份，此外还分别与加拿大签订239份、与中国签订199份、与韩国签订186份。[27]日本的动漫产业还辐射到图书音像制品、周边衍生品、版权出口日用品等行业，与动漫相关的音乐、游戏等也被带动起来，从而形成日本文化产业链条。[28]不同于日本着力发展动漫产业，韩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和游戏产业。《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请回答1988》等韩国影视作品在国际上引发反响，韩国电影《寄生虫》更是获得了第9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据统计，2021年，韩国娱乐文化市场总值为161亿5千7百万美元，同比增长57.8%；音乐和影像知识产权出口额为94亿530万美元，同比增长40.3%。[29]除影视产业之外，韩国的游戏产业也拥有不可小觑的实力，韩国游戏出口额在2020年高达72.5亿美元，占文化产业出口额的66.9%。可见，“韩流”的文化影响力已经逐渐内化为其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Hilman-Chartrand和McCaughey认为国家在支持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四种角色：调解人、赞助人、建筑师、工程师。[30]美国通过鼓励以放弃税收的形式进行私人捐赠来促进艺术发展，体现了调解人国家的类型；英国的特点是依靠与政府“保持距离”的机构向文化部门分配公共资源，体现了赞助人国家的类型；法国和意大利体现了典型的建筑师国家类型，具有文化高度官僚化的特征，关键决策由文化部集中作出；日本和韩国则扮演着工程师和建筑师结合的角色，希望通过文化发展促进文化外交。这四种角色虽然在理论上相互排斥，但是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中的一些或全部角色进行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发展文化的方式、目的、手段、路径不尽相同，国家在促进文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公共资金的分配方式、对文化的投入方向和投入程度等方面。中国可以有选择性地借鉴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国文化，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之路。
如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之路
扩大文化流量，创新推动文化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需要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存量，扩大文化流量，盘活文化资源，发挥枢纽作用，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着明显优势。根据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拥有57项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中国建设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法国的“法语优先”“文化例外”政策与意大利的“文物宪兵”“艺术补贴”制度都为中国提供了优化文化资源存量的经验，即要聚集文化资源，尤其是异质文化资源，并发挥文化资源存量的规模效应和相互联结效应。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文化存量会不断被消耗，因此，不断引进文化流量就成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纵观世界文化强国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创意在文化流量扩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极具原创性与艺术性的法国设计、创意城市与音乐之都——意大利博洛尼亚、厂房变艺术聚集区鼻祖——美国纽约SOHO区、不断推陈出新的日本动漫与韩国影视剧等无不展现出创意的力量。创意是文化发展的源泉，中国可以不断深化文化与创意的融合，加强传播路径的创新、文化与产业融合的创新、技术创新，以创意为文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盘活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世界文化枢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文化资源，要更好利用特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价值。对此，文化经纪人充当着文化枢纽的角色。文化经纪人是指与文化市场相关的众多行业的经纪人群体，如传承人、经纪人、拍卖师、创客、艺术大师等，他们能够聚集文化资源并将其加工成文化产品并投入市场运作，发挥着开发差异性的文化产品和促进文化传播交流的作用。开发差异性的文化产品是指文化经纪人根据市场需求对文化内涵进行创新与特色挖掘，搭配旅游设施与服务实现文化牵引，促进旅游发展，从而最终发挥文化的市场价值。促进文化传播交流是指文化经纪人通过提升文化旅游的竞争力，从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旅游者，并通过普及文明知识，使游客都能够成为文化使者，共同传承与发扬文化精神。同样地，这一机制可以应用于国家文化的分配协调中，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合政府部门建设文化强国，坚持文化生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共建共享。
除此之外，还要打造世界的文化枢纽，进一步发挥文化枢纽的集聚、引领和辐射作用，将中国建成世界文化要素调配中心；积极加入重要国际文化组织，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目录，开发特色文化产业，扩大文化影响力；建设国际文化交易中心，推动中国文化行业标准走向世界；创新文化生产，推出特色文化内容，完善收入分配和文化补贴制度；发掘文化市场，引领文化消费方式，进一步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提质升级文化输出，推动文化市场国际化发展。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赢得世界理解和尊重，提升中国国家形象。[31]对于国内而言，提质升级文化输出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要，树立人民文化自信。随着中国数字文化贸易迅速发展，影视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创意产品等在海外市场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额于2021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38.7%。[32]然而，文化产品输出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技术密集型产品输出仍存在不足。因此，中国亟需补齐文化输出的“短板”，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核，实施中华文化标志建设工程，融合文化创意，打造文化IP，统一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提升文化市场的国际化新高度。
从宏观层面应提出系统的文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方向和指引，并将文化强国指标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同时，还可以从中观或微观层面构建文化评价指标，将文化的分类、参与主体、文化活动的社会影响等因素纳入考量，构建具有层次性和结构性的文化强国评价指标，适当增加饮食、服饰、电影等社会娱乐文化指标的占比，让文化指标体现国民文化偏好，深入挖掘特色文化，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
健全文化政策体系，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文物保护等出台了相关政策，有效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就文化政策领域而言，近几年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文旅融合、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方面，人才培育、本土文化保护、文化出口、文创设计等领域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同时，文化政策效果有待增强，具体表现为财政补贴效果最显著，其次是金融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人才支撑政策相对较不理想。针对以上问题，可以从积累文化资源存量和建设文化枢纽两条路径入手解决。在积累文化资源存量方面，可以借鉴意大利“艺术补贴”“千分之五”政策经验，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民之间建立紧密联系，调动个体参与文化保护的积极性；充分挖掘文化创意的潜力，扩大文化增量，健全文化创意生产制作、版权保护、产品销售等支持政策，加大文化创意、文化出口、文化保护等文化政策支持力度。在建设文化枢纽方面，可发挥文化经纪人的引领作用，扶持优势文化企业，打造知名文化品牌，加大文化产品出口力度，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02；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苗慧、邱子仪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注释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董建波、李学昌：《“文化”：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0期。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https://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nesco-framework-for-cultural-statistics-2009-ch.pdf。
[4]蒙一丁：《文化强国内涵探析》，《长白学刊》，2012年第3期。
[5]周和平：《文化强国战略》，北京：学习出版社、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6]周文彰：《文化强国重在文化强民》，《学习月刊》，2012年第3期；尚丽娟：《扎实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径思考》，《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7]唐丕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8]邹统钎、吴丽云、阎芷歆：《文化强国内涵与实现路径》，《中国旅游报》，2021年4月21日，第3版。
[9]钟明华、刘雅琪：《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自觉与文化强国建设》，《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10]云付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综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5期。
[11]马重阳、成龙：《论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8页。
[13]洪晓楠：《“文化强国”战略在中国强国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2期。
[14]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
[15]I. Dierickx; K. Cool, "Asset Stock Accumul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nagement Science, 1989, 35(12), p. 1514.
[16]K. M. Eisenhardt; J. A. Martin,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10-11), pp. 1105-1121.
[17]M. A. Peteraf, "The Cornerston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Resource-based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 pp. 179-191.
[18]赵伟伟：《枢纽经济及其发展机制——以中国交通枢纽经济为例》，《人文地理》，2020年第3期。
[19]J. Knight, "Education Hubs: A Fad, a Brand, an Innov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15(3), pp. 221-240.
[20]邹统钎、江璐虹、郭晓霞：《旅游枢纽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资源科学》，2016年第6期。
[21]《文化强国内涵与实现路径》，2021年4月26日，http://xjxczxw.com/article/3671.html。
[22]梁由之：《“禁止使用英语”，违者最高罚款超70万！这国提出新法案》，2023年4月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141447706607764&wfr=spider&for=pc。
[23]王晶、弗朗索瓦兹·贝娜穆：《挑战与反思：法国文化政策的新变革——对弗朗索瓦兹·贝娜穆教授的采访》，《经济资料译丛》，2015年第4期。
[24]杜骞、刘爱河、曹永康：《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建筑遗产》，2019年第4期。
[25]S. Toepler, "The Role and Changing Face of Non-market Provision of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6, 58(4), pp. 55-62.
[26]罗青林：《美国文化扶持政策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学术论坛》，2017年第6期。
[27]The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Animations, "Anime Industry Report 2022 Summary," March 2023, https://aja.gr.jp/english/japan-anime-data.
[28]孙维潇、张亭亭：《日本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振兴及对我国的启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9]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https://mcst.go.kr/chinese/statistics/statistics.jsp.
[30]H. C. Harry; M. C. Claire, Who's to Pay for the Arts?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for Models of Arts Support, 1989, Washington: American Council for the Arts.
[31]J. Wuthnow,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 Issues & Studies, 2008, 44(2), pp. 1-28.
[32]《2021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2022年7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7/21/content_5702102.htm。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Approach Exploration
Zou Tongqian
Abstract: "Developing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is one of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o achie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2035. To develop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new stage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onstructing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sor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converge cultural resources thus forming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socialist culture, to full play the role of cultural hubs thu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o learn cultur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properly thus developing Chinese culture in light of actual conditions. To develop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towar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expand culture flow thus to promote 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originality; making full play of unique cultural resources to construct world cultural hubs; upgrading culture export to facilitat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improving culture policy system to facilitate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a country with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sustainable competition, cultural hub,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ulture
责 编∕杨 柳（见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