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关于虚拟数字人的关注与讨论，主要不在于“虚拟数字”技术，而在于“人”，这是其与一般虚拟数字技术或产品的巨大区别。虚拟数字人作为技术身体正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的存在状态，推动人类向“后人类”转向。虚拟数字人使数字生命在多重空间延展，拓展了人的认知能力、交互能力和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内涵。然而，虚拟数字人也会产生主体异化的风险，包括主体自主性的缺失、主体认知脱域、主体理性退化以及主体道德失范等。
【关键词】虚拟数字人 后人类 技术身体 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虚拟数字人当前之所以被广泛关注与讨论，不仅因为其技术上的突破，还因为其加速了技术与人的融合，激发起了人们对身体与生命的想象和反思。由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所创造的虚拟数字人正在高度嵌入并改造着人的存在状态，使人类正在迈向“后人类”时代。“后人类”是人与技术的叠加态，智能技术模糊了人类与技术、有机体与机器、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实现了对主体的再造，主体性逐渐演变为“介于理性交流系统和信息网络之间的一道岌岌可危的界面”①。虚拟数字人就是充当这个界面的技术身体，一方面连接着人的意识与认知，另一方面连接着由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超真世界。在这样的一个超真世界中，人类的身体和身份究竟会发生哪些变化？技术身体赋予人哪些特权，又给人带来哪些风险？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议题。
新型人机融合创生技术身体
目前关于虚拟数字人的讨论和争议，主要不在于“虚拟数字”技术，而在于“人”，这是其与一般虚拟数字技术或产品的巨大区别。由于虚拟数字人具有人的体征，人们会不自觉地赋予其更多的社会属性、生命意义和情感期待，所以对于虚拟数字人的探讨也从科技伦理延展到生命伦理、社会伦理等更加复杂的范畴和更加多元的议题。虚拟数字人作为“人造物”或者“人造人”也正在重新定义着人，尼采所言“人类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②，如果说人的生命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某种超越于人的存在物，人的身体以及生命过程是桥梁，那么超越于人的存在物是什么？是人机融合的新型人类？还是某种精神、意志？这都是极具想象空间和略显科幻色彩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虚拟数字人起到何种角色？是起到“桥梁”的作用，承担着某种使命、通向某种存在物？还是作为“目的”，其本身就是人们追求的某种存在物，是人类未来的终极形态？这是虚拟数字人被广泛关注引发重要争议的原因。
近二十年来，虚拟数字人在技术的加持下快速发展。随着CG（Computer Graphics，计算机图形学）、可穿戴设备动作捕捉技术的进步，虚拟数字人首先在影视娱乐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后，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深度学习算法与神经网络使虚拟数字人不再局限于作为人的替身，而是拥有了自主的智能。通过人工智能内容生产、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语音、多模态交互等技术，这类虚拟数字人的外形、语音、语义理解、表情动作等均由AI生成，与人进行自主交互，并在播音主持、虚拟偶像、情感陪伴、裁判教练、咨询服务等方面有了广泛应用。透过技术表象看本质，虚拟数字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而是技术、信息与人的一种非线性叠加态，颠覆了人与机器、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隔，是人与技术在新型信息控制模式指导下所形成的一种新型人机融合模态。在这里，技术不仅仅是身体的延伸，而是技术就处于身体之中，与身体共同创生了一种新的身体形式——技术身体，它改变了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的存在状态。人的肉身不再作为信息、意识、思维的唯一载体，技术身体以不同的形式担负起载体的功能。而技术身体的迭代进步也正不可避免地推进着人类的进化，这意味着人类进入了“后人类”时代。
“后人类”（posthuman）这个概念由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提出③，按照她的观点，“后人类”是数字技术所建构的智能机器与人的身体有机融合的结合体，它模糊了有智慧的生命体与有生物表征的智能机器之间的差异。虚拟数字人作为技术与人高度融合的产物，正在开启“后人类”的新时代。基于AI驱动的虚拟数字人可以完全脱离生物性质的肉身，这就是“后人类”的形态——以技术身体替代现实肉身。按照“后人类”的观点，人存在的本质是意识（信息）而非肉身（载体），载体具有可替换性，而信息是稳定且永恒的。“后人类”是反思并超越了人类主体性和生物性之后的存在状态，正如“庄周梦蝶”中描述的，究竟是蝴蝶还是庄周，恍惚间难以分辨。实际上，这些物化的载体并无本质区别，因为背后有一个不变的、唯一的“我”存在，这种主客合一、物我交融、彼此共生的状态，正是“后人类”的形态。“后人类”消解了“物”（肉身）与“我”（意识或信息）的隔阂与界限，使“我”摆脱被“物”所役使的被动状态，将“人”的无限精神世界与意识世界从有限的身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虚拟数字人无论作为中间形态的“桥梁”，还是作为“目的”的最终形态，都推动了人类向“后人类”的转向。
真身与化身交叠：数字生命在多重空间延展
作为技术身体的虚拟数字人所创造的具身体验不断重构着人的意识与认知能力，真实肉身与技术身体的交互融合，催生出新的身体习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打破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主客二元对立，实现了人、技术、环境的多重耦合，增强了人的知觉与行为能力，也丰富和拓展了人存在的意义。虚拟数字人对人的增强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认知能力的拓展。虚拟现实技术为人的认知提供了丰富的可拓展空间，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能够突破肉身与客观世界限制的技术身体。这个技术身体作为虚拟分身，使虚拟现实场景能够伴随着用户的感知而具身化呈现，技术身体在人与虚拟现实环境之间建立起基于认知与行动的具身化实时同步连接，塑造出一个虚拟“在场”的体验，使人们的认知不仅仅局限在肉身所在的现实世界，还能够跨越现实与想象的边界，看到、触到那些现实不存在的世界，使人获得了跨时空的可见性、可感性、可知性和可控性，将人的认知延展到了更广泛的维度。技术身体也提升了人的共情能力，使人能够以“在场”的状态体验不同文化、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使人消除地域或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偏见，真正地产生理解、尊重和共识。此外，数字虚拟身体不仅能为人们认知和体验多维新世界打开一扇窗口，而且能够改善或修复缺损的认知能力，如虚拟数字身体可以让人体验真实世界不可实现或不可复现的环境，强化大脑相关区域的刺激，为记忆退化、语言失能、认识失调的人提供沉浸式的训练环境和丰富的训练任务，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大脑进行康复训练。
交互能力的拓展。虚拟数字人的技术身体所形成的交互能力超越了以往线下交互与线上交互的局限，实现了以一种跨时空“共在”与“泛在”的方式进行具身交互，“共在”是指身处异处的人可以在同一空间进行具身化的交流与互动；“泛在”是指同一个人可以通过虚拟分身在不同的场景之间、虚拟与现实之间进行平滑地迁移。具身交互是以身体为主体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内化到认知空间，同时也将身体具象地外化嵌入到周围环境，身体的“在场”是具身交互的关键，技术身体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共在”与“泛在”为人们提供了具身交互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来自于技术身体的中介作用，技术身体一方面通过多模态的信息传递系统与反馈机制桥接起人们与异时空他者之间进行交互的回路，另一方面也将交互对象的特性沉淀内化于自身之中，在实践中重塑自身的认知和惯习。这使得交互双方不但能够实时调整行为，以更加准确、直观、有效的形式进行反馈和表达；而且还能够更加直接地体会并感受对方的需求、设身处地理解对方，淡化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主客二元对立。
生存环境的拓展。技术身体将人与世界紧紧连接在一起，跨时空形成身临其境的存在体验，这实际上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勾勒出一个新的图景。一方面，拓展了现实世界的生存环境，技术身体为人类建立起具身化的感知与行为能力，从而扩展了人的实践场域，比如远程开展手把手的培育指导、远程进行紧急和危险的施工作业等。另一方面，丰富了虚拟世界的生存环境，从网络社区到沉浸式虚拟空间，从网络游戏到“元宇宙”，虚拟世界越来越逼真，对人类的粘性也越来越强，当前各大互联网公司正在推进的“元宇宙”基础建设，在日常生产、商业办公、产品服务、文化娱乐活动等方面逐步构建起完整的社会生态。同时，基于虚拟数字化的技术身体，人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生产生活实践在虚拟世界完成。总之，技术身体打通了人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畅游、在不同时空穿梭的通路，极大延伸了人的生存环境。
生命内涵的拓展。人的意识是一种观察演化的感知，赋予世界意义化、规律化、清晰化、生长化的存在。正是由于意识，才定义着生命的内涵。随着技术身体的进化，人的身体在稳定性与开放性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人可以借助技术身体去感知、观察、体验和行动，人的身体和意识形成了一种新的依存关系，技术身体正在成为意识的新的依托载体。实际上，正是由于身体的这种张力，才使得人的生命被重新定义。生命不再受制于肉身的限制，而意识作为一种信息流，可以搭载在技术身体上。主体超越了实体的范畴，作为一种信息结构或数据形态存在，实质上延续了生命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看，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永生”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虚拟分身使人超越了生物意义上的身体界限，实现了作为生命体的人对“完美”和“不朽”的精神追求。特别是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能够实现人脑意识的互联、存储与编辑，个体的记忆、意识可以被共享、迁移，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灵魂再造”，这给人类“永生”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极大地拓展了生命的内涵。
技术越界与主体异化：虚拟数字人的风险反思
虚拟数字人在高度嵌入并重塑人的身体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技术反噬与主体自主性缺失。作为智能化身的虚拟数字人在延伸人的身体的同时也使人产生巨大的技术依赖，而这种技术依赖又导致人的自主性进一步丧失。以AI为驱动的虚拟数字人无论是智能水平还是外在形象都越来越像人，甚至有替代人的趋势。其基于深度学习实现持续的优化和拟合，提供的服务与人的需求越来越匹配，与人的交互过程越来越流畅，越来越理解人的需求与习惯，有时甚至比人还了解人。智能化身在给人创造良好体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驯化人，其表现不仅仅是信息茧房，而且会形成对人的操纵，比如情绪操纵、决策操纵、行为操纵。从顺从人类本性到“技术反驯”，人逐渐成为智能化身的驯化对象，这是智能化身对人的自主性的反噬。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描述这种关系非常贴切：人作为主人通过人造机器（智能化身）来改造物质世界，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机器作为勾连人和世界的中介和桥梁对物质世界的支配能力越来越强，而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弱，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虚拟世界的超感体验所形成的上瘾机制会对人产生巨大“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虚拟世界，也更加依赖于虚拟数字身体，智能化身可能在未来俘获人们身体的自主权和身份的控制权，这是技术身体给人带来的最大风险。
技术黑箱与主体认知脱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脱域是现代性的推动力之一，即社会关系从有限的地方性场景中“剥离出来”，从而能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④。数字虚拟技术使脱域成为了当今社会的常态，虚拟数字人也成为脱域后使人与人、人与世界再次形成具身化联接的纽带。然而，技术的复杂性与封装性也使其具有极强的不透明性，它像一个巨大的“黑箱”，人们只需要通过极具人性化的界面和流畅的自然语言与其进行交互，而完全不必考虑其内在运行机理；只需要无条件的信任它，而不必考虑它可能存在的风险。特别是以AI为基础的智能化身其外形更像人，更容易产生信任和依赖，其未知的风险更甚。然而主体认知的局限，使得人的有限知识结构难以匹配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中的系统认知需要。所谓认知脱域，就是指人的认知从地方性知识中脱离出来，在更广阔的时空重新塑造新的认知，这对人来讲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人的认知能力受限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性知识。除了对技术黑箱的风险认知不足之外，人们利用虚拟分身在不同场景中的身份切换，也给人们的身份识别和确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人们的认知能力往往难以匹配在不同场景下身份协调、行为规约的要求。
技术智化与主体理性退化。虚拟数字人是技术赋能所导致的人类极端智化的现象，只是这种智化体现在人的技术身体上，而非体现在人的生物属性上，人在生物属性上的智化落后于技术身体的智化，而且这种鸿沟正在吞噬着人最为可贵的理性。人的“理性”正让位于人工智能的算法、算能与算力。基于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主要依赖于大数据。但在很多环境下无法获得足够的海量数据，在过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在这种数据稀疏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进行决策，通过有限数据、简单经验和常识进行推理。这种推理来自于人的理性，这是人与生俱来就具有的智能。然而，在智能时代人们更加信任与依赖于人的智能化身，将理性、常识、经验交付于人工智能。随着技术智化程度越高，人的理性空间就越小，人由理性人变成了被动的参与人。人放弃了充满生气、睿智的理性，而完全依靠于冷冰冰的算法。此外，大数据对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缺乏有温度的关注，那些没有上网或者在网上很少留下足迹的人，如各种失能人群，其存在、特征、表达都可能会被忽略，他们缺乏数字拟身和虚拟分身的加持，在流量至上的法则下缺乏大数据关注和照抚，如果不唤醒理性的光芒，那么由理性所建构的人类文明将退返丛林法则。
技术失控与主体道德失范。虚拟数字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物的属性，即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而存在，按照技术的逻辑发展、驱动和规制。二是人的属性，因其具有人的外形，所以人们对它报有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期待，它具有身份政治的潜能⑤。因此，虚拟数字人是有生命的，其生命来自于对人的仿真与情感注入。在“偃师造人”故事中，周穆王看到偃师制造的木偶艺人挑逗他的侍妾而大怒，是因为这个人偶外形上太逼真，以致周穆王不由自由地代入了情感。由于虚拟数字人的拟人化外形，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将人的伦理道德赋予它们。特别是当其表现出与人一样的智能时，这种情感就会更强烈。然而，对虚拟数字人进行社会规约的缺位，导致其成为道德失范甚至违法犯罪的工具，比如，深度伪造技术通过换脸、换声创造出虚假身份来混淆视听、欺诈用户；数字拟身和虚拟分身使真人穿上“马甲”而隐匿身份，从而做出无道德底线的行为；以AI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化身作为人的知识助手，为人提供的答案带有商业诱导或虚假信息。大多数虚拟数字人通过商业化运营，流量为王、娱乐至死的商业运作逻辑可能会与社会伦理道德相悖，如虚拟主播享有巨大的知名度、信任度和影响力，但却不承担和履行作为公众人物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这些问题都是技术失控所导致的，对虚拟数字人的规制不仅仅需要技术治理，建立起相应的信息基础设施、模拟仿真技术、内容生产系统等“硬基建”；更需要建立起社会规约、价值系统、身份系统、法治系统以及伦理与道德系统，构造其健康发展的“软基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重大突发事件中知识传播对社会共识的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VYJ01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乔纳森·克拉里著，蔡佩君译：《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②[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四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9页。
③[美]凯瑟琳·海勒著，刘宇清译：《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8-26页。
⑤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 1991), pp.149-181.
责编/李丹妮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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