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程千帆（1913—2000年）：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湖南宁乡人，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曾任教于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著有《文学发凡》《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校雠广义》等。
程千帆幼秉家学，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后入金陵大学，受现代科学思想洗礼，转益多师，推陈出新，终于卓然成家。虽一生经历坎坷，却始终坚持着“不服”的精神，怀有对祖国文化事业的忠诚与热爱，发奋著述，精心育人，成就斐然。
古代文学研究要坚持“文艺学与文献学的精密结合”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程千帆具有强烈的方法意识。从20世纪40年代起，他已经开始思考并“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上的方法”，经历数十年的研究实践，将之总结提炼为“文艺学与文献学的精密结合”。文献学，包括版本校勘、训诂释义、史实考证等诸多方面，是古典研究的应有之义。文艺学，指向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的批评与研究，是以诗论诗，对文学说属于文学的话。但在现代学术发轫之际，不少学者纷纷“持考据方法以治词章”，文学研究几乎与考据同义，以至于对“紧要处全无领会”。程千帆认为，“文艺学与文献学两者有个结合点，那就是作品”，“我们无论用哪种方法从事研究，都必须归结到理解作品这一点上”。文学研究区别于史学研究之处，就在于离不开作品本身，并以文学之心解读作品。
程千帆提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要“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他更为看重的是后者，即通过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与艺术方法来”。惟其如此，文学研究才可以从评点赏鉴进入原理性问题的探索，逐步形成具有严格思辨的现代学术品格。
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不断吸取现代新知
程千帆晚年移砚南京，一直研究不辍，在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背后，有一种知识传统和学术精神支撑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是“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诗经·简兮》），以西方学术为追求、效仿之唯一对象。1946年，吴宓在成都见到程千帆与沈祖棻，在日记中感叹“昌、棻均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保存国粹”与“行道救世”，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知识传统和忧患传统，前者重在知，后者重在行，对于古典研究而言，现实关怀绝不是外在的要求与规范，它深刻地根植于古典研究的学理内涵之中。程千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陈寅恪影响，提出要“保存国粹”必须放眼世界，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不断吸取现代新知。一方面是吸收国外同行的优秀成果，一方面是反思自身的学术工作。中国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应当有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其立足点就在中国传统之中。
改革开放后，学界重新开启了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程千帆敏锐地表现出对新知的热忱，1979年即致信叶嘉莹、周策纵，希望可以了解欧美汉学研究基本情况与最新进展，尤其是华裔学者的古典诗歌与古代文论研究，在当时学界对国外中国学研究普遍缺少重视的情形下，可谓得风气之先。更富卓识的是，程千帆明确地指出，国外中国学是随整个科学发展而发展，中国学者不仅要关注海外中国学研究，更要关注欧美对自身学术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展开中西人文学术的深入对话。
程千帆对待西学的辩证态度，具有针砭时弊、因病施药的意味，始终如一的是他立足文化传统、吸收融贯新知的观念与实践。1986年，程千帆在一次采访中强调，一个民族的发展，“应该具有一种以世界整体文化为背景的特色”。只有以开放的态度追求、包容新知，才能让传统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只有对世界文化有足够深度、广度的了解，才能愈加认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特质与优长，愈加明确今日中华文明可以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
1994年5月，受《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的聘请，程千帆出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和《文学典》主编，这成为他晚年负责的一项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是用现代眼光编纂的一部新型类书，上承《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的传统，其中《文学典》包括“文学理论分典”等六个分典加总目录、总索引一共23册，总计5400万字，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典，古代文学的百科全书”，其中凝聚了很多老一辈学人、出版人的心血。
程千帆在回忆中说，他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当时学术界对校雠学的名称、范畴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于校雠学的主要内容版本、目录、典藏，往往又专精其中的某一方面。他对这一问题，曾做过深入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记录在1941年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根据我国传统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
理论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1981年，程千帆“急就”了20则关于治学与人生的短章感言，题为《詹詹录》。第一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并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要真正能够做到一分为二和实事求是”。这道出了理论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批判与革命的依据，正是不断运动中的现实，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的不断改变着的经验。所以，他明确指出，“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也同样必须时刻关心注意广大人民的生活情况和感情脉搏”。他曾在不同场合告诫后辈，“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凡是研究古代传统的东西，一定不能忘记现在活着的人民”。我们研究古典，目的是为了当代的人和当代的文化建设。就研究途径而言，“没有一部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是回答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的”。因此，当我们“了解了当代人民的生活、愿望，也了解这些作家怎么表现的，再回过头去看古典作品”，就可以从古典与当代的“相通”和“差异”中发现新问题、阐发新意义。
程千帆以一生的探索与思考告诉我们，应该带着对当代生活的实感，回望古典作品，看他们如何提出或回答其时生活中的问题，并在“相通”和“差异”中学会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进而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自我，这才是阅读和研究古典作品的最大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