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会对国际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应该如何处理智能时代的国际政治关系，布热津斯基对此进行过前瞻性的思考。他的思想可以总结为全球智能技治主义，即当代国际政治战略必须要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会走向以智能技术为基础、由各国精英协作领导的全球智能治理。他的理论是为谋取美国的全球霸权服务的，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但对于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颇有启发。
【关键词】布热津斯基 信息社会 智能治理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10
【作者简介】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科技与公共政策。主要著作有《技术治理通论》《科技与社会十四讲》《技术的反叛》等。
布热津斯基的研究以务实主义著称，紧扣国际政治关系的当代语境，包括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总的来说，他关于智能时代国际关系的思考，可以归纳为“全球智能技治主义”。其基本观点是当代国际政治战略必须要适应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发展，未来会走向以智能技术为基础、由各国精英协作领导的全球智能治理。随着智能革命的推进和全球性问题越来越严重，全球智能治理的趋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而跨国互联网巨头在政治领域的动作，日益引起各国的注意，这便是全球智能治理的一个表征。因此，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智能技治主义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启发性，值得当代国际政治学研究关注和借鉴。
智能时代全球政治觉醒
布热津斯基非常认同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并提出了类似的“电子技术时代（technetronic age）理论”。他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革命首先在美国爆发，使之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终实现了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跨越。信息社会是被信息技术决定的社会，即ICT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变化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改变了习俗、社会结构、价值以及社会的总体状况”[1]。而之前的工业社会并非由技术所决定，因为技术在工业社会中的应用基本局限于生产技艺，而在信息社会则是影响包括人本身在内的社会生活所有方面。并且，布热津斯基相信：未来信息技术将发展为能思考、能创造的智能技术，整个智能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和运行、文化习俗和心理意识等，都要按照ICT技术的未来发展逻辑来重塑。显然，这样的社会要大量运用智能技术进行治理，遵循科学运行社会和专家治理社会的“技治二原则”，从治理的角度看是典型的智能治理社会。
布热津斯基在1970年出版的《两个时代之间》一书中，通过与工业社会的比较，概括出信息社会和智能治理社会的主要特征：（1）工业社会的生产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机器操作代替人力畜力，而信息社会的重心让位给服务业，智能社会中自动控制设备代替个人操作机器；（2）工业社会劳资关系的重点是就业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而智能社会的重点则是技能陈旧、安全与休假以及利润分享（profit sharing）问题；（3）从工业社会开始，教育成为社会进步和改革的重要手段，而在智能治理社会中，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发现将理性运用于提高社会潜能的有效技术；（4）工业社会领导权从传统的农村贵族精英转移到城市富裕精英的手中，在信息社会中将被以个人专业技能为基础的政治领导所取代，知识成为获得和运用权力的工具；（5）工业社会中大学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培养社会精英的临时中转站，而在智能治理社会中，大学被深深卷入社会运行中成为社会智库，是政策政令和社会创新的源头；（6）工业社会倾向于寻找社会治理困境的总体化答案，因而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新闻宣传部门组织架构较为庞大，而在智能治理社会中宏大叙事衰落，理性越来越被限定为科学理性，科学理性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7）在工业社会中，选举权和政治参与是政治领域的关键问题，而在智能治理社会中，关键问题变为如何保证公民真正参与决策；（8）在工业社会中，有选举权的人们通过工会和政党组织，以相对简单的意识形态方案团结起来，政治态度容易被国家主义情感影响，而在智能治理社会中，大量无组织公民的政治态度引导着政治潮流，容易被最新的电子传媒技术所操纵、被有吸引力的个体所左右，政治不再局限于一国而成为全球性事务；（9）在工业社会中，经济权力被大企业家和工业管理部门掌握。而在智能治理社会中，政治经济权力日益去个人化（depresonalization），个人的政治无力感增加；（10）在工业社会中，商品和个人财富是社会成就的表现形式，而在智能治理社会中，运用科技实现人类目标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是最重要的社会成就。
显然，在布热津斯基理解的智能社会中，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将极大地改变当代政治的运行方式。换言之，智能社会的政治运行，必须按照技术逻辑尤其是智能技术的逻辑来实现，是典型技治社会。它的技治主义特征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1）专家领导社会；（2）大学成为社会智库；（3）电子技术支配教育事业；（4）科学理性影响政治观点；（5）智能技术左右政治活动。
具体到国际政治领域，布热津斯基认为，信息技术刺激“全球政治觉醒”。智能时代将成为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从而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2]：（1）全人类包括落后民族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2）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远东，大西洋两岸国家正在失去500年来的全球统治权；（3）全球性问题出现，影响整个人类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其分析符合国际政治的实际进程。
布热津斯基指出，全球政治觉醒是科技发展尤其是智能革命的产物。现代科技发展催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识字率急速提高，为政治觉醒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智能时代到来，全球通信手段尤其是计算机的使用，使得频繁的观点表达和信息交换成为可能，使得政治觉醒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既缩小距离感，也增强对全球不平等现象的政治意识，尤其刺激了发展中国家对富裕的追求。
在全球政治觉醒中，全球化正在抹除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对于美国等先进发达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布热津斯基指出，“无论如何，全球政治觉醒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加速了政治历史的演变”[3]，“于是，一个以政治觉悟水平不断提高为特征的、拥挤而亲密的全球政治性社会正在出现，但是，它是在持续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日益加大的社会经济差异的背景下出现的”[4]，全球政治或政治全球化的时代终将随着智能革命而到来。在全球政治时代，政治理论关注的重要对象如武器、传播、经济和意识形态，主要不再从国家角度审视，而是要从全球视角来研究。典型的如核武器的出现，使大国之间的国际平衡关系得以在智能技术平台的基础上实现。
全球技治主义的试验场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率先进入信息时代的美国在人类未来和国际政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局势实际发展历史来看，“美国领袖观”无疑对美国政府的国际政治实践影响巨大。在20世纪末，美国的确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政治日益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布热津斯基“美国领袖观”越来越被世界人民所质疑。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率先进入信息时代，更是智能革命最重要的全球传播者。因此，美国成为全球注意的焦点，亦是其他国家所效仿、嫉妒和憎恨的对象。他提出“美国冲击论”，认为美国对世界的冲击一开始是与自由、民主相连的理想主义冲击，后来转为日益物质化的“美国梦”和美元的影响，而现在美国冲击越来越来自其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领头羊作用。
“当代美国是世界的社会实验室。”[5]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经历过三次革命：美国独立、美国内战和信息革命，对应着美国发展的三个阶段：前工业美国、工业美国和信息美国。对于信息美国而言，科技和教育是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美国科学界的学术和科研氛围以及组织方式都支持不断的探索和创新，社会对技术创新的接受度和适应度很高，这吸引着全球科学家移民美国，支撑着美国成为史无前例的科技和教育的全球性精英平台。布热津斯基认为，在人类未来方面，美国是全球技治主义的试验场；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是担负着西方世界兴衰责任的“领袖”。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技术专家阶层主导的社会，欧洲和苏联在这一点上与美国都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布热津斯基坚持的“美国领袖观”也在不断地面临现实的证伪。例如，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反智主义盛行，大大出乎人们所料。就连布热津斯基提到的“惯常现象”，即外国学生纷纷到美国学习，把创新思想和美国文化带回祖国，既而出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性创新-模仿的关系，在疫情之后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开始向其他国家流动。
美国如何推行自己的全球智能治理战略呢？布热津斯基主要提出如下观点：（1）强调教育和大学的关键作用。美国进入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变富裕的社会，教育成为美国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方法。因此，要提高美国黑人教育水平，实现社会成员的终生教育。（2）强调科研和创新的重要作用。“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6]因此，美国社会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应用科技力量，讨论和关注科技的作用，培育创新文化氛围，赋予专家权力以便让其为社会目标服务。（3）强调计划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布热津斯基主张美国进行政治创新，不仅仅是宪政改革，还要制定广泛的国家计划，不仅包括经济目标，还要包括文化目标。技术发展使美国社会越来越需要“计划”，计划使美国需要更多的合作关系，少一些中心化。（4）反对乌托邦主义。布热津斯基认为，“计划”不等于乌托邦总体工程，美国应该超越纯粹美国视角，思考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将国际问题视为人道主义问题而不是善恶政治冲突；反对乌托邦主义，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困境，将科技作为处理人类问题的工具，并致力于提升个人生活品质。（5）最后，以民主制控制智能治理。布热津斯基总结的美国新经验是：社会创新者利用科学增进人类福祉，但又不教条地限定人类命运。这是典型的技术治理策略。他认为，美国的成功建立在健康的民主制之上，智能治理的策略要服从民主制的根本目标；美国对智能时代的探索如果失败，将代表着人类的失败，尤其是民主制向科技力量投降。[7]
布热津斯基也意识到，美国推行全球智能治理战略存在着诸多阻力，其中他讨论得最多的难题有两个：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应该说，这两个难题在今天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全球发展不平衡的显著标志是“全球贫民窟”（global ghettos）的出现。布热津斯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将成为信息革命的受害者，一些落后国家可能因此沦为“全球贫民窟”。换言之，智能革命积累的全球效果是矛盾的：革命标志着全球共同体的开始，同时又拉大了社会差别与国家差距。发达国家的问题则是“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布热津斯基认为，在智能时代，对人的控制与纵欲无度是同时存在的。实现彻底控制的虚妄观念导致了西方在精神上的另一个极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个人和集体的欲望，对性欲与社交行为极少约束控制”[8]，人们普遍开始认为：一切价值观念都是主观和相对的。于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放任无度的生活方式流行起来，其只顾达到个人的自我满足，罔顾道德制约，使得西方生活方式在全球广受诟病。[9]
为推行美国主导的全球技术治理，布热津斯基强调全球精英联合起来、行动起来。他认为，在智能社会，全球精英团体会获得真实的力量，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精英将成为国际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全球信息网络促进知识互动和融合，进一步增强了专业精英的国际性，一般性全球通用的科学语言日渐流行。国际精英越来越多地思考全球性问题，重视智能革命在应对全球性苦难和需要中的作用。与之相对，地方大众与全球精英的差距加剧。布热津斯基指出，大众往往是“地方主义”的，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政客利用，反对支持世界主义的精英。
为进一步把全球精英团结起来，布热津斯基建议并创立了以此为目的的“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并主张通过联合国来治理全球。显然，他所谓的“全球精英”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在很多人如斯唐看来，“三边委员会”是西方统治世界的阴谋。[10]建立一个以美欧日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是“三边委员会”的最大目标，而其在实际国际政治运作中的作用，远比布热津斯基预想的小很多。
科学治理国际政治关系
科学地治理国际政治关系，是布热津斯基全球智能治理实施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这需要科学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指导，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对传统国际政治学进行改造，而地缘战略学（geostrategy）便是国际政治学科学化的重要成果。
按照布热津斯基的逻辑，国际政治对于全球智能治理非常重要。在国际政治领域，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不能仅捍卫自身的国际安全，还具有其他三项重要的使命：（1）形成更加注重合作的全球体系；（2）遏制和中止冲突，降低全球暴力水平；（3）处理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促进全球福祉。[11]而对于美国总统而言，外交政策是其具有最大个人裁决权的领域，因而布热津斯基认为，每一届美国总统都应在国际政治领域倾注精力。显然，对国际政治的强调意味着承认国际政治专家的重要作用，意味着美国应该重视国际政治研究。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要真正提升国际大战略研究水平，就必须把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运用其中。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他主张的地缘政治学就是贯彻科学运行原则的成果，也是国际政治领域推行全球智能治理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布热津斯基的理论中，国际政治学自然科学化是泛义的，这与他对科学及其方法的宽泛理解是相关的。
仅仅就地缘战略分析方法而言，布热津斯基理论的科学性更多地体现于科学精神的指导，具有很强的美式实用主义科学观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他所理解的“科学化”是贯彻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主张，可以称之为“地理主义”。
长期以来，善恶、信仰和理想等价值问题，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流，对于非价值问题如实力、效率和行动等的讨论很不充分，而且缺少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布热津斯基将冷战竞争胜利设定为最高价值目标，继而讨论在操作层面如何取胜。虽然他也会讨论价值和文化的竞争力，但此时它们成为冷战竞争和维护霸权的工具，而不是最高价值目标。所以，有人说：“布热津斯基之所以难以归入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是因为他让未来主义的人道主义（futuristic humanism）屈从于现实政治（Realpolitik）。”[12]从这个意义上说，布热津斯基政治学的“科学化”首先是“去价值化”，其次才是直接学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在布热津斯基眼中，国际政治和全球政治可以作为某种超大型的全球社会工程来实施，而主导实施的“工程师”是如三边委员会等组织起来的“全球精英”。因此，布热津斯基被视为新一代全球技治主义者的代表。也就是说，布热津斯基的地理主义同时意味着务实的全球主义，即始终从全球视角审视美国的地缘战略。具体来说，地缘战略分析主要包括如下基本方法论原则。
第一，地理原则。地缘政治学对地理因素、国际政治因素的分析达到了非常详尽的程度。布热津斯基认为，地缘政治分析“可使人集中注意地理和政治权力之间、领土和人民之间、历史趋势和地缘政治重点之间的紧密联系”[13]。
第二，操作原则。就国际政治的发展而言，布热津斯基给出了一种很好的向科学性前进的尝试。虽然他的多数想法仍然属于默顿所谓“中层理论”的范畴，但很多分析已经具备实证形式，更多的观点则具备向经验操作前进的潜能。在《竞赛方案》中，布热津斯基直接宣布该书是“一本实用的行动指南”[14]。
第三，物质原则。更重视物质性力量的分析，而不是精神追求的高尚与否，例如，武器力量、GDP、铁路运输力量等。其可被称为“物质主义”，但并非讨论物质与意识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指布热津斯基重视物质性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物质原则相连，必然是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
第四，历史原则。如果从历时性角度研究布热津斯基的主要著作，会发现他坚持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研究原则。在冷战中，他强调操作性地进行冷战争胜；冷战结束后，他强调尽快结束冷战思维，重新思考美国的全球大战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上述观念因其反教条主义而可以被认为具备某种“科学精神”。布热津斯基认为，英国衰落正是因为不知因时而变。[15]此外，布热津斯基晚年也多次强调抛弃冷战思维，积极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16]
最后，渐进原则。地缘政治学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形势，必然主张实施国际战略的渐进主义，通过一步步的权衡利弊逐渐实现目标，不夸大一时一事的得失。在布热津斯基看来，20世纪全球政治经历三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欧洲权力平衡被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是冷战爆发，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具备全球性的破坏和毁灭的能力；第三次是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的阶段。[17]
在上述方法论的指导下，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分析采用了许多经验性、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如板块分析、中心-边缘分析、关节处或连接处分析、战略要地分析、地理资源分析、海洋-内陆分析、科技力量分析与地图和图表分析等。显然，这些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研究变得更为客观，更具有可操作性。国际政治研究要具有专业性，必须在方法论上向自然科学学习。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国际政治研究进路，不能否认，人类行为的偶然性在国际政治领域体现得很明显。更重要的是，国际政治研究具有自我实现预言的特点，因而决不能否定其中价值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在国际政治中，人类需要理想。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经验与实证方法的运用，国际政治研究无法成为独立的科学分支。
对布热津斯基全球技治思想的反思
讨论布热津斯基的技术治理思想，离不开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展迅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如何才能在冷战中获胜呢？这是布热津斯基理论思考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全球技治主义着力应对的问题。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必须肩负起领导西方世界的当然责任，因而全球主义是布热津斯基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比美苏两大阵营，布热津斯基认为取胜的关键在于新科技力量的竞争，他相信更好顺应科技发展将成为取得胜利的关键，而新科技的核心是信息技术，因此信息技术主义和智能技术主义就成了他讨论的重点。至于地理主义，乃是全球主义与技治主义叠加之后的方法论延伸，它将冷战舞台设定为新科技革命之下的整个地球。
对布热津斯基的批评很多。例如，库祖玛总结道，很多人批评布热津斯基杜撰太多没有深度的概念，也有人批评他的理论性不强，他本人只是个谋士，还有人认为他忽视了许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库祖玛认为，布热津斯基在思想上摇摆不定，原因是其喜欢追逐流行的思想和潮流。[18]斯唐则批评“三边委员会”想设计并控制单一的技治主义世界政府，榨取第三世界国际的财富，以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用“警察国家”取代美国民主制。[19]阿伯拉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批评布热津斯基，认为当代创新接近创新逻辑斯蒂曲线的顶点，但布热津斯基和托夫勒仍然假定未来变化还会继续和加速，因此他们对过去和现状的理解阐释得更好，对未来预测则不太准确。[20]
布热津斯基技治主义思想最大的问题是夸大了美西方在智能时代的位置和作用。首先，美国在历史上一直在孤立主义与开放主义之间徘徊，它并不是全球智能治理的当然领袖。冷战时期，美国以西方世界领导者自居，宣称其奉行全球主义和国际化是为了与苏联进行抗衡，然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一旦美国觉得国际化有害于自身利益，很容易走向“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特朗普政府反对全球化就是明显的例子。其次，智能革命给不同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机遇，如果能应对得当，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在智能技术领域是可能局部或全面领先于美国的。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美国消费文化在智能时代可能成为领导全球技术治理的短板。相比之下，这既是其他国家可能的优势，也是对其他国家的警醒。最后，对美国力量的夸大，也意味着对苏联和冷战影响的过高估计。的确，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改变了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但并没有最终给缠绕20世纪的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的未来、如何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等提供解决方案，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没有被证伪。苏联没有很好地应对信息技术和技术治理的冲击，并不等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这一点。
从根本上说，布热津斯基思想建基于意识形态衰弱论之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认为，信息时代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发生重要变化，体制化意识形态的力量迅速减弱，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国家越来越关注人民的外部生活质量而忽视内在的精神向度。民族国家兴起后，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具体社会平等问题的关注所取代，人们开始经历政治和社会自觉。在思想领域，反科学、反理性的社会思潮越来越流行，大众追求平等和安全，关心个体精神，甚至出现宗教狂热，但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冷淡。在他看来，意识形态衰弱意味着效率价值观与效率专家的崛起。追求效率的专家崛起，典型的如经济学家、科技专家和管理专家，他们将意识形态视为对社会变化阻碍最大的教条主义。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教条主义被布热津斯基认定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最大阻力，应该对之加以警惕，并加强思想领域的竞争。[21]他还认为，对意识形态要加以操作主义的理解，即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理论与行动之间的联结，可以被定义为一套行动方案，根源于对现实本质缺点的教条式假设。[22]布热津斯基的这种理解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同，与意识形态作为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系统观念的法兰克福学派立场也是不同的，其中的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被完全放弃，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布热津斯基大谈意识形态在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衰落和弱化，显然受到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影响。其逻辑是：ICT技术降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贝尔的逻辑是：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二者的阶级意识形态差别被抹杀。技术决定和技术治理必然是反意识形态的吗？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是一种隐性意识形态”的技术实体论观点，意识形态弱化或终结的立场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坚持技术的工具论立场，即科学技术仅仅是维护既有统治的工具，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是减弱而是增强意识形态的力量，意识形态弱化或终结理论也是错误的。
实际上，意识形态弱化或终结争论的焦点不是如何理解“意识形态”概念，而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否是一种区别于和高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理想。布热津斯基所谓“弱化”或“终结”，弱化或终结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简言之，弱化或终结的目标是反对共产主义，以使资本主义在冷战中取胜。众所周知，布热津斯基是强硬的反共分子，但如库祖玛所言，他并不是盲目和没有弹性的反共分子，他支持美中亲近，赞扬马克思是伟大思想家。[23]布热津斯基所提倡的“意识形态弱化论”并非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反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新意识形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064）
注释
[1][5][7]Z.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pp. 5, 7, 98.
[2]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3][11][1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陈东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4、1～2页。
[4][8][9]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1、217、4页。
[6]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页。
[10][19]A. Stang, “Zbig Brother,“ American Opinion, 1978, 21(2).
[12][18][23]L. D. Kuzma,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ght of Zbigniew Brzezinsiki: An Intellectual Profile, West Lafayette, in: Ph.D Dissertation of Purdue University, 1983, pp. 240, 272-288, 266.
[13][14]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刘晓明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8年，第5、5页。
[16]Z. Brzezinsiki, “Living with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0(1).
[17]Z. Brzezinsiki, “Selective Global Commitment,“ Foregn Affairs, 1991, 70(4).
[20]R. Abler, “Review,“ Geographical Review, 1971, 61(4).
[21]Z. Brzezinsiki, “Dogmatic Dangers: When Policymaking Rigidfies Idea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6(2).
[22]Z. Brzezinsiki, “Communist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60, 4(3).
The State and Change of Smart Global Governance
—Reflections on Zbigniew Brzezinsk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Technical Governance
Liu Yongmou
Abstract: Zbigniew Brzezinski has thought forward about how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ill affec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ho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should be handled. His thoughts can be summarized as global smart technocracy, that i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y mus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move towards global smart governance based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led by the collaboration of national elites. His theory, which serves the quest for U.S. global hegemony,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ut it is quite inspiring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Keywords: Zbigniew Brzezinski, information society, intelligent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