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南方作为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大国关系、地区冲突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全球南方是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这是由其现代化发展程度决定的，全球南方泛指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且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国家，这一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区分开来。全球南方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它构成了大国竞争的新中间地带，其不选边站队的战略对冲态度给大国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球南方战略影响力的真正落脚点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这是南方国家之所以转变为全球南方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全球南方战略价值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全球南方 大国关系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01
【作者简介】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外交学理论、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主要著作有《非传统外交导论》《把握未来：美国总统政治形态研究》《治理美国：国会的角色与模式》等。
2023年是全球南方备受瞩目的一年，全球南方不仅仅是北方国家战略界讨论的一个概念，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战略影响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界定，全球南方涵盖了亚洲（除了日本、韩国、以色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所有国家，[1]这些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低收入、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落后和政治文化边缘化。[2]迄今为止，各方在关于全球南方范围的讨论中还是各执一词，缺乏共识。如何评估全球南方的战略影响力，以及决定全球南方未来走向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战略课题。
全球南方的显现
世界事务中区分南北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日益显现，随着二战后一大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世界出现了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之外的第三支力量。对于这一力量的理解，法国人阿尔弗雷德·索维受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内社会的“第三等级”启发，在1952年用国内的“第三等级”（le tiers état）类比世界范围内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用来指涉“贫穷的国家”和“殖民地”，“第三世界”在国际贸易和商业中扮演不太重要的角色。[3]这一观点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严格意义来说，第三世界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4]在索维的启发下，人们将新独立的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等，泛指那些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发展程度与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国家。
之所以将南方国家单独作为一个国际范畴，最初完全是基于一种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面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现政治独立的一大批国家，为了避免这些国家在战略上倒向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提出了发展主义的框架，将世界区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发展主义三大板块，希望这些从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国家即使不愿意加入资本主义阵营，也至少不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为了服务这一战略目的，西方学术界提出了现代化理论，努力为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战略指引。根据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所有不发达社会的根源是这些国家的“内部障碍”，例如，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5]因此，新独立的南方国家可以通过采取与欧美发达国家大致相似的路径来实现现代化，走向多元化民主和公民社会。基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热衷于吸引、支持南方国家建立一种非共产主义发展模式，用来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竭力说服新独立国家加入资本主义阵营而非社会主义阵营。现代化理论不仅成为指导新独立国家发展理论的主导范式，更成为西方国家获得新独立国家追随的大战略理论。
南方国家的概念是北方国家提出的，但南方国家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范畴却是南方国家团结自强走向政治自觉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来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干涉和控制，新独立的南方国家掀起了一波波团结自强的反抗浪潮，在世界范围结成了南方国家的联合阵线。20世纪5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竭力在东西方对峙外形成一种新的联合。[6]受到依附理论关于中心剥削边缘国家的启发，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不结盟运动将南方和北方的争论推进到国际舞台中央。[7]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产油国提高油价的能源冲击下，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议题的77国集团等，南方国家在与北方国家谈判时逐步形成了一个团结合作的整体，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调解地区冲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等问题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战略影响力，一度成为第三世界理论的主要根据。然而，随着南北谈判的深入，北方国家也逐渐统一了立场，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了统一彼此政策立场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即七国集团，大大提升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对话谈判的竞争力。此后，南北对话在1981年墨西哥坎昆会议后陷入停滞，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也因复杂的历史、现实和国际因素的制约而面临新的挑战，南北关系的相关研究也趋于弱化，人们更多使用“发展中国家”而非“南方国家”来界定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
南方国家向全球南方的演变，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苏联的一些成员国加入了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另外一些成员国加入发展中国家行列，进一步加大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分化。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压路机”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扁平化”，“世界是平的”“无国界的世界”“地球村”等声音此起彼伏，世界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一体化和同质化的世界，世界的“麦当劳化”“可口可乐化”等成为坊间盛行的声音。然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长期被冷战结构的高压制约的世界多样性、差异化和多元化也被重新激活，贫富分化、社会差异、文化摩擦、历史恩怨、族群冲突、教派纷争等也在世界范围内集中释放，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文明的冲突”“我们是谁”等问题的争论。在此种一体化与多样化并行不悖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催生了南方国家向全球南方的身份转变。以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为标志性事件，南方委员会将原来的南方国家推入全球治理框架，“第三世界”的概念日益被“全球南方”正式取代。[8]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启动了“全球南方”倡议，并于2004年发布《打造全球南方：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概念的关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谈判、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再次升级等问题上，南方国家并没有在北方国家之间选边站队，而是采取了相对独立的立场，进一步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的关注。因此，理解全球南方的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必须将其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中，因为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显，完全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南方是一面镜子，是大国关系、地区冲突和全球治理等历史性变动的风向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越剧烈，全球南方在大国关系、地区冲突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核心区别是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尽管南方国家的概念是在冷战对峙的背景下提出的，但真正赋予南方国家概念内涵的却是基于现代化，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核心分界线是看是否实现了现代化。关于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分界线的判断，联合国在1977年成立了由联邦德国政府时任总理勃兰特为首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南北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80年发表了《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报告，将“勃兰特线”（Brandt Line）作为区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分界线。其中，界线以北为北方国家，包括北美、西北欧、日本等富裕国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等；其余国家皆划入界线以南，被称为南方国家。[10]事实上，“勃兰特线”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化理论。从现代化理论来看，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的转型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南方国家内部，在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基础上，现代化理论家给南方国家开出的核心药方是“去殖民化＋经济增长＋民主化”，而且所有这一切要在发达国家的“监护”下进行，要遵循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制度的所谓“普遍规则”。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南方国家主要依据的是观察其是否已完成现代化，那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即便身处地理世界的南方，也不能算作南方国家，例如，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与中东产油国等。[11]
决定全球南方的本质条件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政治条件。全球南方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提出的，这一概念是具有西方的意识形态背景的政治概念，强调全球南方是北方国家支配的产物。[12]从现代化的结果来看，是否实现了现代化决定着一国究竟属于南方国家还是属于北方国家，但无法识别出全球南方国家。总体来看，国际学界提出了众多现代化国家的判断标准。譬如，1960年的日本箱根会议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为“箱根模型”的经典现代化八条标准，所有这些判断标准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流动性、多元化、世俗化、理性化、知识化、大众传播、制度化、科层化、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等众多维度，通常采取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和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等若干指标，所有这些理论均强调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相对忽视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如果仅承认经济发展程度，那么就会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误认为是南北关系，更会将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归结为南北关系。事实上，从政治条件来说，南北关系和东西关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东西关系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核心是和平问题；而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核心是发展问题。只有从政治属性上理解全球南方，才能真正把握全球南方的政治本质。
决定全球南方的核心是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全球南方是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不仅是由其现代化发展程度决定的，更是由其政治上是否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全球南方泛指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且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与北方国家结盟的国家，这一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区分开来。从二战后南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看，一些国家选择了在政治上与欧美发达国家结盟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少数国家如韩国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全球北方国家的一员，脱离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然而，更多的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且在政治上沦为欧美发达国家的附庸，既没有成为全球北方的一员，也不能被全球南方国家所接受。因为这些国家唯其全球北方盟国马首是瞻，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丧失了独立性，成为全球北方政治经济政策的附庸，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与全球北方国家采取统一立场，因此失去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属性，故而不能被界定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全球南方真正兴起是2013年以来的事情，因此，界定全球南方必须综合社会经济与政治特征，只有那些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没有与全球北方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且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南方国家。
全球南方的形成发展关键取决于大国关系的变化
全球南方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需要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从经济上来说，全球南方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新现象，经济全球化在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实现突飞猛进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南北鸿沟”日益拉大。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整个世界，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被吸纳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G20峰会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第一批全球南方国家。全球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给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谈判中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成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从政治上来说，全球南方也伴随着大国关系变化，是其竞争程度加剧的产物。大国关系历来是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大国合作共同治理世界的结构不利于全球南方走向世界舞台，大国竞争加剧则直接有利于全球南方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冷战期间，美苏大国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南方国家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被视为“第三世界”。冷战结束后，大国竞争减弱则直接导致南方国家影响力的急剧下降，甚至一度出现了“第三世界消失论”。[13]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俄竞争、中美竞争的上升，全球南方的态度和战略走向直接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这也是全球南方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全球南方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大国竞争为全球南方提供了选择空间，但全球南方普遍采取不选边站队的战略态度。2023年国际社会之所以高度关注全球南方，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乌克兰危机。2014年美国发起对俄罗斯制裁，而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先后对俄实施了11轮制裁，截至2023年4月，俄罗斯遭受美西方国家的制裁已高达8000多项。然而，在众多参与对俄制裁的国家中，很少有全球南方国家，甚至全球南方中有不少国家还顶着西方的压力继续与俄罗斯发展合作关系，这使得美国和欧盟试图彻底在国际社会孤立和封锁俄罗斯的计划落空了。全球南方国家不在俄罗斯和美西方国家之间选边站队的行为，是全球南方作为一支全球战略力量的典型例证。相较于此前新兴市场国家在G20框架内的整体表现和全球南方在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框架中的谈判立场，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行为更具有战略意义。事实上，在中美贸易摩擦等大国博弈问题上，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全球南方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态度，例如，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APEC峰会等一系列地区和多边合作框架内，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国家普遍不愿意在中美竞争问题上选边站队，而是更多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
全球南方之所以不愿意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主要原因是其不愿成为缓冲大国竞争的新中间地带，而全球南方不选边站队的战略对冲态度增加了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跨国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让整个世界都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挑战。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能源格局调整、人工智能（AI）兴起、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供应链调整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构成了对整个世界的共同挑战。所有这些全球性挑战，仅仅靠一两个大国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包括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合作应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南方是全球数字鸿沟的产物，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借助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全球影响力，与北方国家的联系网络越来越紧密。[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愿意卷入大国竞争，极力避免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更希望能够分享到全球北方大国的机会和利益。全球南方不愿意卷入大国竞争的游戏，成为大国竞争中起到缓冲作用的新中间地带，而它们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战略对冲态度，令大国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
发挥全球南方战略影响力的重点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
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全球战略力量，全球南方战略影响力的真正落脚点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这是南方国家之所以转变为全球南方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全球南方战略价值的根本所在。从自身发展角度来说，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是推动现代化，并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既不依附于某一大国，也避免受制于大国竞争关系，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独具特色的成功现代化道路。从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关系来说，全球南方这一共同身份的诉求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全球南方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二战后，在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战胜国主持下，建立起了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然而，当时这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而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尚未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中独立出来，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尤其是全球南方在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受到很大限制。经过70多年的发展，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困境，改革是大势所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第三世界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到全球南方的快速崛起，都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当前的核心是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近年来，联合国通过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缩小南北差距，致力于减少贫困、普及教育、完善医疗、促进性别平等和提升女权、减少婴儿死亡率、防治艾滋病和疟疾等烈性传染病、确保环境可持续等事业。[15]然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大国竞争的加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已亮起红灯，这也对全球南方形成巨大的挑战。相比全球北方国家，全球南方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最坚决、最根本的力量，既有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强烈愿望，也有着日益增长的强大能力。
全球南方是全球性问题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积极践行者。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一些国家片面强调自身利益最大化，强行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内顾排外”等损人不利己的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效应。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受到的冲击最大，付出的代价最多，其实现自身发展的正当权益受到极大损害。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能源格局深刻转型、烈性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深刻调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所有这些全球性变革造成的全球性问题对全球南方也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全球南方的发展机会、发展势头和发展环境。一直以来，和平稳定和持续发展始终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因此无论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还是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全球南方都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积极践行者。国际社会应该认真听取全球南方的声音，积极吸纳全球南方的建议，支持全球南方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改制和创制的统一。置身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发展全球治理伙伴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制和创制。一方面，全球南方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改革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合作伙伴，尽量寻求扩大共识，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全球南方之声”，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另一方面，全球南方也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数字转型、供应链调整等国际机制创制进程，积极贡献全球南方国家的智慧，深度参与深海、太空、极地、网络、数字安全、人工智能等新疆域的全球治理平台和治理机制的创制，推动全球南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对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全球南方智慧，注入全球南方力量。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全球南方重在加强能力建设。相比全球北方国家，全球南方的现代化起步晚、底子薄、困难大，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上面临着结构性劣势，尤其是在全球治理的经验、知识、人才方面的短板较大。制约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最大因素是自身能力不足。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应聚焦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议题，大力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创设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学位项目和非学位项目，加强全球治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培养一大批懂南方、知世界、通规则、善谈判的高素质全球治理人才。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南方国家不仅要加大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更要积极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输送优秀全球治理人才，使其能够在国际社会各层次、各领域代表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结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南方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全球战略力量，在大国关系、地区冲突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全球南方的成员，需要综合经济指标和政治指标，即在经济上是指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与北方国家结盟的国家。全球南方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南方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新中间地带，其不选边站队的战略对冲态度令大国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然而，决定全球南方战略影响力的真正落脚点不是大国关系的变化，而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这是南方国家之所以转变为全球南方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全球南方战略价值的根本所在。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国。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共同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和共同的发展要求，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是天然同盟军。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同广大南方国家坚定站在一起，积极探索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之道，探索与其他大国的良性相处之道。归结起来，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站在全球南方国家一边，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增加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展望未来，全球南方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不仅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维护全球安全和深化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中国要统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守正创新，与全球南方国家同向同行、相互呼应，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南方各国现代化的协同并进，推动双方在治国理政思想上的交流互鉴，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为推动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提供动力，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智慧，为探索大国关系良性发展之道贡献力量。
注释
[1]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stat47_en.pdf.
[2]P. Arbab, "Global and Globalizing Citi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Multiple Realities and Pathways to Form a New Order,"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2019, 18(3).
[3]Alfred Sauvy, "Trois Mondes, une Planète," L'Observateur, 14 August 1952.
[4]L. Wolf-Phillips, "Why 'Third World'?: Origin, Definition and Usag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87, 9(4).
[5]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6]B. R. Tomlinson, "What was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3, 38(2).
[7]N. Dados and R.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2012, 11(1).
[8]South Commission, The Challenge to the South: The Report of the South Commi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9-13.
[9]UNDP, Forging a Global South: United Nations Da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New York, 2004.
[10]W. Brandt,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London: Pan Books, 1980.
[11]"A Friendly Critique of 'Asian Criminology' and 'Southern Criminology'," 26 October 2018, https://academic.oup.com/bjc/article/59/2/257/5145110?searchresult=1.
[12]奥格尔斯比在196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对全球南方的主导”创造了“无法忍受的社会秩序”，参见S. Hoffman, "After Vietnam What?" Commonweal, 21 March 1969。
[13]L. Wolf-Phillips, "Why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79, 1(1); Leslie Wolf-Phillips, "Why 'Third World'?: Origin, Definition and Usag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87, 9(4).
[14]"Internet penetration in Asia-Pacific 2019," Statista. Retrieved, 19 April 2021.
[15]"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24 February 2020, https://www.un.org/millenniumgoals/.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Centennial Changes
Zhao Kejin
Abstract: While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Global South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forc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major power relations, regional conflicts, an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South is generally known as countries that have not realized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ly adhere to independence and non-alignment policy, this comm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distinguishes the Global South from Global North. Global South constitutes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ir modernization levels. The main reason why Global South draws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that it is a new middle ground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and its non-aligned strategic attitude adds uncertainty to major power relations. The strategic influence of Global South lies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ies of South Globe into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he Global South as well.
Keywords: the Global South, major power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