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南方作为全球地缘政治力量的现实更加凸显。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西方推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且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不包容性，不能被全球南方国家接受，陷入严重危机。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表明，其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力量对国际秩序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也具有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致力于与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共同推动建设一个公正、开放、包容的世界。
【关键词】全球南方 国际秩序 自由主义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05
【作者简介】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欧洲政治与外交、中欧关系。主要著作有《欧洲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危机影响下的欧盟对外政策》《世界与中国多元性研究》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正在加速演变，“全球南方”成为全球媒体、各大论坛讨论相关议题的“主题词”和“关键词”。2022年2月以来，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并没有倒向西方、加入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这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非常震惊。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发生冲突后，与西方国家全力支持以色列不同，全球南方呼吁立即停火，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中东和平，再次凸显了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全球南方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也更加活跃，仅2023年下半年就有多场重大活动相继举行，显示了全球南方的力量：8月下旬，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以“金砖与非洲”为题，彰显其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底色；9月初，在印度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9月下旬在古巴召开了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结构，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西方民粹主义沉渣泛起、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渐衰落的大背景下，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国际秩序加速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全球南方深受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之害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界上形成了现代化的“北方”和落后的“南方”，或曰“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扩张的结果，这种秩序的建立伴随着北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征服、殖民和掠夺，造成了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依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这里的所谓“东方”，事实上涵盖了今天所谓“全球南方”。二战后，全球南方国家逐渐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在国际舞台上为推动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而不断奋斗。全球南方国家的斗争极大地动摇了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到目前为止，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南方国家的地位。西方国家依旧是“消费的天堂”，市场通行的规则和标准依旧由他们制定；而全球南方依旧是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和农产品来源地，在各方面依附于西方，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对待。全球南方对现代国际秩序的不满日益加剧。
第一，南方国家受到当前国际秩序的排斥。现代国际秩序起源于欧洲并向全世界扩展，从而决定了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二战结束之初，全世界只有50多个国家，随着亚非拉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以及冷战结束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全球国家和地区数量增加到200多个。但是，全球秩序仍然是二战后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西方国家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制定国际规则和规范以及推动国际合作等方式，确立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始终依附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也决定了当今世界财富分配的大致格局。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性贫富差距的日趋扩大，这不仅表现为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也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贫富分化，一些国家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浪潮，甚至沦为所谓“第四世界”。这也是西方国家在主张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时，难以受到全球南方国家支持的原因。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阿尼尔·苏克拉尔强调：“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长期存在不公正问题，明显有利于发达国家。”[2]
第二，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及其现代延续限制了南方国家的发展。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外殖民扩张的过程，广大亚非拉国家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受害者。[3]欧洲殖民者在亚非拉地区奴役人民、抢夺原材料，发展单一畸形经济，造成了殖民地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同时，西方通过军事、政治、文化等手段对这些国家进行长期控制，进而形成对殖民地国家的长期殖民。例如，面对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法国领导人戴高乐推出了法国－非洲政策，以维系法国的非洲霸权和殖民地对法国的从属关系。非洲法郎可以看作是一种殖民地货币，其主要目的始终是为榨取非洲的经济盈余提供方便。非洲法郎区国家民族独立多年之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陷入初级“专业陷阱”，法郎区的国家很少能在10年内实现1%以上的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西方殖民地重灾区的非洲大陆现在仍然是最为贫穷且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大陆，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从1970年的3%降低到2013年的不到2%，大多数国家人均年收入不到1500美元，46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有33个在非洲。非洲大陆这些问题的出现可以归咎于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该方案因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被放弃，但西方控制的金融机构所采取的其他替代方案，如“减贫战略文件”等，被很多人认为是“新瓶装旧酒”。近年来，法国在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前殖民地国家遭到唾弃，不断出现法国人被驱逐的现象，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法国仍在延续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尽管看起来更加隐蔽。而非洲国家的这些行为，被很多人认为是反对现代法国殖民主义的“第二轮非洲解放浪潮”。
第三，环境政治中全球南方国家继续成为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全球变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已经被认为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无可置疑的因素，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化石燃料的消耗，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在过去两三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大量碳排放造成了今天的结果。数据显示，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然占总排放量的77%。当前，占世界人口22%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消耗着70%以上的全球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4]现在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一样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是不公平的。全球南方国家主要分布在低纬度的热带和岛屿上，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受害者。拥有世界最贫困人口的全球南方也是最无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负担的国家。据估计，全球南方所需要的资金转移约为每年1万亿美元，到2030年将增至2.3万亿美元。2022年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决定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最初并不同意设立该基金，在基金设立后其履行承诺的情况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第四，欧美单边制裁行为使全球南方国家深受其害。西方国家为在全球推行其价值理念和维持其优越地位，频繁使用单边制裁，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例如，古巴革命之后即受到美国的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古巴的经济社会发展。伊朗、朝鲜等国也是西方国家长期单方面制裁的对象。又如，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欧美国家发起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这种制裁不仅针对俄罗斯，还牵连与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和个人，不仅对欧美国家自身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对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灾难性影响。制裁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全球南方对国家的安全稳定深感担忧。
第五，全球南方国家不满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明目张胆的“双标”行为。一些西方国家在法律环境等领域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例如，西方国家在过去两百年已经大量消耗了化石能源，并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改变了其能源政策又重新使用化石能源，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使用化石能源，显示了其在环境问题上明显的双重标准。又如，在一些西方媒体报道中，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攻打伊拉克，不叫“入侵”叫“解放”，美国单边发起对阿富汗攻击，不叫“入侵”叫“反恐”；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武装冲突和危机时公然打破“禁忌”，把肤色、种族、宗教信仰作为评判标准，将乌克兰民众与中东、北非难民作比较，潜台词是前者比后者“更优质”，“更不应该”承受这一切。西方媒体的“双标”背后，体现了其居高临下的心态及其固守的“西方中心论”。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是西方国家采取双重标准的重要证据。
总而言之，现代国际秩序由西方缔造和维护，在这种国际秩序之下，全球南方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殖民主义的影响一直存在，全球南方国家依旧受到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随着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话语权的提升，全球南方日益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力量。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危机
当今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于二战后，形成于冷战结束。冷战结束之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时期作为美苏争霸格局中第三种力量的发展中国家即全球南方所推动的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也大为下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认为是冷战的胜利者，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主要体现在其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开道，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种手段，对世界进行“民主改造”，在全球推广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西方的这些做法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引发了“多党制”浪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影响逐渐扩大。由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被认为起源于二战后美国主导、其他西方大国参与构建的“西方内部秩序”，在冷战结束之后逐步发展为以美国单极为支柱、西方价值观为内核、多边国际机制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经过美国政府的实践扩展，逐步成为一种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5]这种国际秩序的基本特点是：在国际实践中以美国霸权为目的、以西方国际规则为行为准则、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秩序。在这种意识形态秩序的主导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谋求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世界，不容忍世界的多样性，竭力维系扩张性和排他性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世界格局。[6]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是二战前欧洲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的“继承者”，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底色，但两者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二战前传统国际秩序虽经多次变化，但总体上是一种均势秩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则是单极世界秩序，是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秩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杜德尼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这种秩序的典型特征是：共同约束的安全、开放性的美国霸权、半主权国家、通过经济开放实现互惠互利、公民身份等五个特征。[7]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查尔斯·格拉泽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五个关键机制：民主、建立在合法性权威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制度约束、经济相互依存、政治趋同。[8]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否认国家完全主权而主张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有对外干涉的权利，强调“民主、合法性”等价值观因素，因而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平等性和其包含的对外干涉主义内涵，这一秩序在全球的扩张遭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抵制，包括二战后兴起的不结盟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77国集团”领导的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全球南方反对西方新干涉主义以及最近在乌克兰危机中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立场的不赞同，等等。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非成员国存在排斥和敌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球秩序。[9]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而向全球扩张，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日益暴露其缺陷而出现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理念受到质疑。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演进导致西方产业空心化和人口跨国移动的便利化，这引起了西方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外来移民的增加，导致西方主要国家民众对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理念（如开放、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等）和规范产生质疑，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光谱右移，民粹主义力量迅速崛起，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内部兴起，逆全球化思潮盛行，政治极化现象严重。“英国脱欧”、美国国会骚乱事件，都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严重问题，进而导致了民众对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理念的怀疑。
二是国际合作陷入困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突出特点是国际合作机制和规范的建立，强调制度在国际稳定中的作用。但是，当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陷入合作困境，国家行为体遵守国际规则的意愿下降。国际秩序主导国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上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下降。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采取一系列“废约”“退群”措施，包括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等，拒绝承担国际责任，日益把美国塑造为一个民族主义国家。随着其自由主义霸权国色彩逐渐褪去，“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秩序的权力支柱正在坍塌”[10]。
三是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民主”遭遇失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之上，和历史上西方殖民者坚信自己肩负着传播世界文明的使命一样，美国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城”“灯塔之国”，对人类的未来负有使命，并相信通过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能够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冷战结束之后，不论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还是在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的问题上，不论绿色行动还是军事干预，西方都在其中捆绑了政治附加条件，以便更为积极地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转型”，煽动“颜色革命”，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和“保护的责任”，在对科索沃地区、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等进行武装干预和入侵的同时进行所谓“民主改造”，造成了持续的灾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队从阿富汗的慌乱撤军，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持续战乱和地方割据，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全球南方名誉扫地。
四是全球治理赤字严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倡导国际合作为基础，但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表明，西方国家难以在全球性问题上开展有效合作，疫情本身加剧了本就存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这同时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证明。与此同时，大国博弈不断以各种方式投射至全球治理领域，严重掣肘了各国集体行动的形成，动摇了多边主义基础，迟滞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加剧了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克服各领域各方面日益严峻的全球治理赤字，需要凝聚广泛共识，摆脱集体行动困境，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然而，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却面临诸多困境。贫困、能源、跨国犯罪、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核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与挑战构成了当下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面，其中有些问题成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痛点堵点，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难以有效应对。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于西方，且坚持西方的价值理念，缺乏包容性，不能被全球南方所接受，深陷价值危机和合法性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鲜明的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取向，在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少国家因美西方国家的干涉而饱受战乱之苦，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也引发了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浪潮，为国际社会留下了诸多隐患。霸权国在全球输出民主的战略遭到失败，也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全球南方信誉全失。
全球南方是改变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迄今为止，尽管全球南方组建了“77国集团”，金砖国家也实现了扩员，并且其成员还可能继续增加，但全球南方并没有形成一个阵营严整的地缘政治集团，没有掀起一场运动，其影响是不同国家自主行为简单叠加的结果。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在构建未来国际秩序方面，主要体现在通过全方位外交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通过推动世界多极化引导国际关系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当前，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当今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较20世纪70年代已大为改观。目前，在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中，新兴经济体不仅占据9席，而且更有经济活力。例如，1972年印度的GDP为714.63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87%，到2022年达到了3.3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37%，并在2021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印度保持6%的增速，其GDP将在2028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1980年的GDP仅为191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7%，到2020年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0.2%。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20年的17.3%，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相对应，西方国家的实力则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迹象。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美国从过去40年占全球经济比重的25%降低到20%，欧洲从35%下降到21%，日本从10%下降到6%，“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查尔斯·库普坎认为，“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是由权力的广泛扩散以及削弱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多元现代性’的出现而促成的”[11]。西方实力的整体性下滑，新兴经济体的整体性上升，将成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变革世界秩序的意愿在增加。2023年9月，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召开，主题为“一个地球、一个家园、一个未来”，峰会宣言提出，“我们的发展模式将支持可持续、包容和公正的全球转型”。原因如印度总理莫迪此前指出：“大多数全球性挑战并非全球南方国家造成，但我们却受到更强的冲击。”[12]西方国家推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行价值观外交，大谈“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这一点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质疑。例如，针对西方把乌克兰危机描述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镇压、基于规则的秩序与暴力统治之间的斗争”，智利前外交官豪尔赫·海涅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世界各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分歧，而是全球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分歧。[13]全球南方国家不希望未来的国际秩序是大国激烈竞争或对抗的两极格局，而是期望一个新的多极世界，自己是多极世界的棋手而不是权力斗争的棋子。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认为西方应该放弃欧洲中心主义，“放弃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这个想法——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世界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欧洲为中心”[14]。当西方在全世界推行价值观外交，固守地缘政治对抗和冷战思维的时候，全球南方国家却希望未来世界是一个不受大国控制的多极世界，自身成为西方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听从西方命令的附庸。
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遵循开放透明、团结互助、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原则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精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南方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2023年8月下旬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邀请了数十位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嘉宾，并邀请6个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方面，金砖扩员表明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中不容忽视的力量。2023年金砖国家的扩员，被认为是全球南方影响力扩大的标志。这次会议成功吸纳了沙特、阿联酋、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和阿根廷六国加入，不仅扩大了金砖国家的规模，也意味着其对未来全球秩序的塑造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金砖国家在扩员之后，其实力显著增强。金砖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近一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37%，而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经济体只占30%。另外，金砖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金砖吸纳了沙特和阿联酋这全球两大产油国，再加上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石油产能，意味着金砖国家占据全球石油产量的40%以上，而中国在稀土储藏和加工方面也占据垄断地位。众多南方国家对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感兴趣，而金砖国家这次吸收埃塞俄比亚作为新成员，被认为意义重大。因为埃塞俄比亚是仅次于尼日利亚的非洲第二人口大国，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还是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吸收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被解读为金砖对任何想要加入的非洲国家是敞开大门的。可以说，金砖国家的实力地位决定了其存在本身就对国际秩序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金砖合作机制表明，全球南方能够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供另一种选择。沙特和阿联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坚定的盟友，而伊朗是美国的宿敌且与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关系紧张。然而，伊朗和沙特在中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且两国能够加入一个有中国和俄罗斯参加的国际组织——金砖国家，说明了这些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同。在西方政客不断鼓动阵营对抗的背景下，金砖国家成员的多样性，反映了很多国家加入金砖并不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金砖国家处理全球事务的方针，如包容性多边主义、主权平等、反对经济胁迫等，被很多国家认为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下避免选边站队的一种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
当前，全球南方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现实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全球南方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认可，它们也不认同西方发达国家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视角。尽管全球南方在组织力量上仍然较弱，但全球南方最近十几年实现了群体性崛起，它的存在就意味着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塑造。西方国家近年来已经在调整战略，强化各国对外政策中的全球南方面向。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不能否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对于传统均势国际秩序的进步性。一方面，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打破了历史上帝国用暴力手段积聚和集中资源的秩序形态，推广了“民族自觉”和“民主”“代议制”等现代民主理念，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现代国家的建构。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视规范和制度建设，为推动经贸发展所构建的相关机制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后续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平台。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国际交往中利用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础上建立的组织、规则、联系，才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经济交往并最终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发端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而具有强烈的排外性和封闭性。由于其对价值观念和同盟的强调，对不同国家依意识形态亲近关系而进行排序，造成了国际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并在经济上形成了“中心和边缘”的不平衡状态。埃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勒·法赫米主张当前的世界需要放弃“均势”“势力范围”等概念，转而倡导“利益平衡”和“集体良知”概念，减少边缘化和不平等的情况，转而采取更加公平、包容和宽容的做法，重新聚焦“共同利益”，重振“社会良知和集体视角”。他认为，前冷战大国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热情接受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新原则和新信条。责任和倡议必须落在全球南方国家。[15]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全球南方拒绝追随西方国家的立场，消极对待甚至积极反对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做法，消极配合甚至抵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双边关系中继续和俄罗斯、乌克兰双方保持联系，反对西方国家用“民主与独裁”来界定当前地缘政治竞争的话语表述。美国史汀生中心2022年12月发布的报告称，乌克兰危机可能是西方与全球南方关系的一个拐点。[16]全球南方国家坚持全方位的伙伴关系外交，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坚持实用主义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宗旨，对地缘政治斗争的兴趣不大；坚持开放立场，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及俄罗斯保持正常联系，愿意与各方进行不同层次的对话合作，而非单纯强调自身利益的独特性。[17]在理解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时，应该明白，这并不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致行动或主动作为，也不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寻求对现存国际秩序作出颠覆性的改变。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福尔克系统总结了全球南方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要求，他认为，当前全球南方希望代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各国政府普遍支持对乌克兰和伊朗的外交和解，全面反对通过制裁的方式进行胁迫式外交；由金砖国家通过对欠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和金融安排的“去美元化”直接挑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依托新开发银行开展业务，在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支援设定具有削弱作用的各种条件的情况下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支持《禁止核武器条约》，挑战北约的核武器主义；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以及支持非洲矛头直指结束殖民统治后的国家所存在的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仍然坚持不结盟的原则，并且拒绝西方国家一直在阐述和推广的“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的二元对立话语；全球南方要的是不再被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不被单一超级大国或者国家集团主导的多极世界。[18]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当然成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积极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独立自主和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西方国家从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出发，利用战后国际秩序并实质上推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同，中国逐渐接受了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坚定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成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当代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健康发展的努力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中国在10年前就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10年的建设，已经与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19]服务“一带一路”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了包括众多发达国家在内的106个国家参与。同时，中国还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加强第三方市场投融资合作，与西方部分国家加强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等等，使很多西方国家也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经使其成为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平台，越来越具有国际秩序建构的意义。除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近年来还围绕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成为突破西方霸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例如，截至2023年11月底，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7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4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共同推动“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建设，近30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同中方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合作伙伴国家和地区重大发展战略深度对接。中国正致力于与全球南方国家一起，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开放和包容的世界。
总之，“‘全球南方’不仅具有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属性，还具有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政治属性，它是一个与国际秩序演变高度相关的政治概念”[20]。全球南方塑造的新的国际秩序，并非全盘抛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仅靠全球南方来完成这项任务，而是要与西方国家一起，打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从而完成国际关系的“范式转换”。[2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277页。
[2]阿尼尔·苏克拉尔：《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人民日报》，2023年8月22日，第17版。
[3]李紫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拉美地区的曲折探索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超越》，《国际论坛》，2023年第5期。
[4]"Our World in Data (2019). Who Has Contributed Most to Global CO2 Emissions?"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ntributed-most-global-co2.
[5]米尔斯海默反对把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认为“有时人们错误地把冷战秩序当作自由国际秩序，它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国际的。冷战秩序是有界限的，总体上属于一种西方秩序。冷战秩序带有自由秩序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遵循现实主义的逻辑”；J.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3(4)。
[6]张建新、董雅娜：《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国际观察》，2022年第6期；赵洋：《自由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混合秩序的兴起》，《国际论坛》，2021年第5期。
[7]D. Deudney, J. Ikenberr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9, 25(2).
[8]C. Glaser, "A Flawed Framework: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3(4).
[9]J.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3(4)；蔡拓、张冰冰：《从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辨析与反思》，《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
[10]张建新、董雅娜：《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国际观察》，2022年第6期。
[11]C. 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
[12]"Text of PM's Remarks at Opening Session of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 2023",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dia, 12 Jan. 2023.
[13]J. Traub, "Cold War 2.0 Is Ushering in Nonalignment 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09/nonalignment-us-china-cold-war-ukraine-india-global-south/.
[14]R.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 Policy, 12 Jan. 2023.
[15]N. Fahmy, "Imperativ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Order(s)," 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 5 Nov. 2022. https://www.thecairoreview.com/midan/imperatives-of-contemporary-world-orders/.
[16]M. Burrows and A. Darnal, "Red Cell: Is the West Losing the Global South?" http://www.stimson.org/2022/red-cell-2-is-the-west-losing-the-global-south/.
[17]黄忠：《全球南方国家的“新不结盟运动”》，《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5期。
[18]R. Falk, "G–7 and BRICS Visions of the Future: Coercive Unipolarity or Cooperative Multipolarity," Pearls and Irritations, 12 Sep. 2023, https://johnmenadue.com/g-7-and-brics-visions-of-the-future-coercive-unipolarity-or-cooperative-multipolarity/.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2023年10曰10日，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32678/index.html。
[20]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代世界》，2023年第11期。
[21]T. Fazi, "The Dawn of the Brics World Order," https://unherd.com/2023/08/the-dawn-of-the-brics-world-order.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ang Mingjin
Abstract: As a global geopolitical force, the Global South is tak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while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Dissatisfied with the Western-dominat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s, the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unanimously demand to change the unjust and unequ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With its instinctively exclusiveness and intolerance, the so cal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promo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is naturally in favor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cannot be accepted by the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thus is in serious crisis. The rise of the countries of Global South has demonstrated their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s a geopolitical force, as well as their strong aspirations to change the Western-dominate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an ex-officio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approach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working jointly with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for a just, open and inclusive world.
Keywords: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order, liberalism, glob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