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未来发展正面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贫困人口出现反弹性增长、粮食安全问题尤为凸显和国际发展援助强度不足等多重挑战。中国以精准扶贫实践和经济转型升级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示范，同时还以资源、资金等优势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支持。未来，中国也将在推动“全球南方”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全球南方国家 全球南方 发展示范 资源提供 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07
【作者简介】唐丽霞，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实践与政策、中非农业合作和国际发展援助。主要著作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实践——来自昆明的经验》（合著）、《新发展的示范：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合著）、《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论文）等。
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
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构的成立与发展，全球治理逐渐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综合国力和影响力、国际关系中话语权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二者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角色、责任和诉求也呈现差异化特征。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重塑世界发展格局，“全球南方”正成为新兴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世界多极化的推动力量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力量，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发展中国家正不断被分类和标签化，Jonathan Rigg（2015）对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作出归纳，包括“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欠发达世界”（The Less-developed World）、“多数世界”（The Majority World）、“非西方世界”（The Non-Western World）、“贫穷世界”（The Poor World）、“南方”（The South）、“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和“不发达世界”（The Undeveloped World）等，这些标签都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但常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国家”，以及近年常被使用的“南方国家”或“全球南方”。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结束，“第三世界”的提法逐渐很少再被使用。而“欠发达国家”作为国际发展援助资源分配方式和流向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监测与评估各种发展议程实现程度关注的重点，目前依然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再使用“欠发达国家”这一概念已难以呈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的概念应运而生。1983年，由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发表的《勃兰特报告》中确定了南北线，将位于北纬30度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列入全球南方国家。这种基于地理方位的划分方式有效地剥离了“第三世界”所具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打破了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准确定位，因而很快便被广泛使用。随着全球国家间发展进程的调整，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并不仅仅只位于地理分类中的“南方”。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于2003年启动了“全球南方”倡议，并于2004年发布了《打造“全球南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全球化”和“南方”这两个概念逐渐紧密结合，“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也更体现出其与“第三世界”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并被认为是两极格局结束后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安排，而这正好回应了南方和北方之间存在的互嵌关系，并被纳入全球进程（Jonathan Rigg, 2015）。
近年来，“全球南方”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时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一员，与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始终致力于回应发展关切、凝聚发展共识和谋求发展利益，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南方”未来发展。
“全球南方”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国际社会通常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逐年上升看作南方崛起的重要标志。1980年，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只有33%，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预测，到2060年，这一比重会上升至57%（刘德斌、李东琪，2023）。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但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上升的贡献主要来源于中国、印度和巴西这几个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这三个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为13.34%，到了2022年，这一占比就上升到了23.14%，三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远高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五个传统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见表1）。尽管如此，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依然还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由此造成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2023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经济总量超过100万亿美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经济总量约为18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7.86%；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度的经济总量为3.33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33%；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40多个欠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仅为2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
1971年，联合国正式设立了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不到1%，到了2022年，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依然只有14168亿美元，是中国经济总量的7.89%，印度经济总量的41.85%，占全球经济总量不足1.5%。在最不发达国家数量最为集中的撒哈拉以南地区，区域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一直徘徊在2%左右。该名单由独立专家组成的政策发展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CDP）根据收入指标（人均GNI超过1222美元）、人类资产指数（HAI，包括健康和教育）和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包括经济脆弱指数和环境脆弱指数）等对最不发国家进行评估（每三年评估一次），只有当一个国家能够在连续两次评估中都能达到要求门槛，才能从最不发达国家中“毕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发布的《2023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抵御危机的发展融资》报告显示，目前有46个国家被列入最不发达国家类别，至今只有博茨瓦纳、佛得角、赤道几内亚、马尔代夫、萨摩亚和瓦努阿图6个国家“毕业”。一些国家虽然也曾在某一阶段达到了审核要求，但由于疫情、冲突和气候变化等原因未能真正“毕业”。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徐秀丽、高雅，2023）。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欠发达状态，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更多采取向北方国家学习经济发展模式或直接套用其提供的方案发展本国经济。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接受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计划”，希望通过市场自由化、公共部门的改革、鼓励出口（尤其是经济作物）来刺激经济发展。这一计划涉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计划、放松管制、私有化、经济紧缩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而南方国家为了获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相应援助，必须接受这一计划。然而，在实施“结构调整计划”的二十年中，大部分非洲国家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也未得到提升（Geo-Jaja and Mangum, 2001）。还有学者认为“结构调整计划”是一项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做法，因为在实施“结构调整计划”时期，全球最贫困的1／5人口的收入在全球的份额从2.3%下降到1.4%，最富裕的1／5人口收入份额则从75%上升到85%（Osabu-Kle, 2000）。也有学者发现54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了破坏，甚至比计划实施之初更加贫困（McGregor, 2005）。
贫困人口出现反弹性增长。贫困仍然是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最大发展问题，消除贫困则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夙愿。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组织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减贫工作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先后设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旨在引导国际发展资源流向，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进程。在实施目标计划的过程中，健康和教育问题等妨碍全球南方国家减贫进程的关键要素逐渐得到了明显改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按照2017年购买力平价2.15美元的标准，1990年以来，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0.06亿减少到2019年的7亿，贫困发生率从37.9%下降到9%。但是如果分区域来看，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也呈现区域集中的特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13.05亿，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达78.83%，其中中国减少了8.15亿，贡献率为62.43%；南亚地区减少了3.72亿，贡献率为28.49%，其中印度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2.65亿，贡献率占到了20.32%；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两个区域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不减反增，从1990年到2019年，这两个区域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分别增加了2247万和1.19亿（见表2）。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地缘冲突、极端气候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全球贫困人口出现了反弹性增长趋势。2020年，印度绝对贫困人口为2.06亿，比2019年增加了将近3000万，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在2020年上半年增加至4.49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40.17%。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全球到2030年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消除贫困目标，届时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将达到4.79亿，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4.16亿）、西亚和北非（2600万）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900万）。
粮食安全问题尤为凸显。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减产，疫情蔓延导致部分粮食主要出口国采取出口限制性措施以及乌克兰危机导致两大主要粮食出口国出口能力减弱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际粮食市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全球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相关数据，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食物不足人口发生率达到20.1%，2.14亿人口面临食物不足，而受新冠疫情影响，食物不足问题不断加剧，2022年该地区食物不足发生率增加至22.1%，近2.5亿人口面临食物不足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等发布的《2023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2022年全球有6.91亿至7.83亿人面临饥饿，比2019年增加1.22亿饥饿人口，世界饥饿人口所占比例升至9.2%。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消除饥饿的具体目标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发展援助强度不足。关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难以实现明显增长这一现象的讨论，学界主要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解释，并形成了“双缺口理论”“起飞理论”“大推动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以及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便提出发达国家要拿出国民总收入（GNI）的0.7%用于支持欠发达国家的发展，2015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再次重申0.7%的目标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条件。然而，到了2021年，国际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成员国的援助总额仅仅占到其GNI的0.33%。英国将援助强度从0.7%调低到0.5%，从2018年到2021年，年援助规模平均减速为9.52%。受地区冲突升级、难民危机加剧的影响，一些国家将对本国难民的预算支持也纳入国际发展援助中，从而导致其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直接支持金额不断减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到期，绝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自提出以来也相继面临全球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疫情蔓延、乌克兰危机以及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挑战。
中国推动“全球南方”未来发展
中国作为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同时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两大成就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示范地位。中国以精准扶贫实践和经济转型升级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示范，同时还以资源、资金等优势积极为其提供发展支持。
在脱贫攻坚方面，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
自1979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直都是中国发展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推动着扶贫这一核心项目的长期发展。2004年，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政府在上海共同召开世界扶贫大会，系统呈现了中国在减贫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减贫经验。随后，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资助并组建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IPRCC）。作为以创新扶贫理论、促进政策转换、增强国际互动、推动南南合作为宗旨的国际机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通过形成有关中国减贫的知识产品、推动建立全球减贫知识库，举办论坛、政策对话以及提供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各种培训班等方式促进了中国减贫经验的分享，彰显出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减贫事业和努力推动南南合作的决心和能力。比如，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支持协助下，中国专家将中国农业技术和经验带到了非洲坦桑尼亚，通过开展农业调研和实践中国的玉米种植技术，与坦桑尼亚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推动了全球粮农治理和减贫治理。不少非洲国家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如津巴布韦和肯尼亚政府推行“向东看”政策，认为“中国的经验更具参考价值”，要学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坦桑尼亚前总统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认为，“中国今天成功的发展模式是非洲在未来实现腾飞的样板”（李小云、唐丽霞，2017）。
除了努力推动南南合作，中国也与北方国家相继开展三方合作，以中国的减贫实践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新动力。2012年，中国和英国政府共同启动了“中国-英国-马拉维农业三方合作”和“中国-英国-乌干达农业三方合作”项目，英国政府主要提供资金，中国则选派农业技术专家分别前往马拉维和乌干达，指导当地农业相关机构和农民开展淡水水产养殖、木薯种植和食品开发工作，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危机。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设的经合组织国家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方发达国家通过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资金并开展项目合作，形成了系统的国际发展援助规范，构建起“南北合作”的国际发展援助模式。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建设与转型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示范。首先，中国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980年，中国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比达到了29.63%，到了1990年，这一比重仍然高达26.58%，但到了2000年，农业比重就下降到14.68%。2022年，农业占比仅为7.3%，和全球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基本持平。从全球发展经验来看，几乎所有能够实现连续30年以高于4.5%的年增长率的经济体，其增长都是通过工业化得以实现（Dani Rodrick, 2013）。202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717.16百亿美元，占全球的25.47%。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成功从传统农业大国转型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相比之下，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一直在经济结构中占据较高比重，而工业占比严重不足，2022年，全球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 LDC）工业增加值为43.32百亿美元，在全球所占比重仅为1.54%（见表3）。
其次，中国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支撑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在道路交通、电力设施和供应、网络通信等方面中国都已处于世界前列。然而，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以电力供应为例，全球有10%的人口不能使用电力，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比例接近50%，有14个国家的90%以上的人口不能使用电力，有8个国家的80%以上的人口不能使用电力，即便是在能够使用电力的地方，电力供应也并不稳定。以交通设施为例，非洲公路密度仅为拉丁美洲的1／2，亚洲的1／3，大部分国家道路网建设基础薄弱，存在铁路里程短、交通运输成本高等发展困境。受网络基建影响，网络通信的不发达也导致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难以享受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例如，2019年非洲地区可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例仅为33.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3.6%，尤其是中非和东非地区，可使用互联网人口比例仅占18.8%和17.2%，还有一些国家可使用互联网人口比例低于10%。
最后，中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吸引大量海外投资。海外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米高·恩莱特（2017）基于1995～2013年数据，测算出外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为16%～34%，对中国就业的贡献率约为11%～29%。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非洲地区是全球获得对外投资额度最少的区域，且在全球范围内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1.61%下降至2022年的0.39%，也是全球唯一一个获得对外投资额度占比下降的区域。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获得海外直接投资的额度为44.04美元／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获得对外投资的额度则降至5.91美元／人，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是全球降幅最大的区域（见表4）。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重要的发展资源。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截至2022年末，中国持续保持非洲、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李小云、徐进，2023）。联合国在《2017年最不发达国家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方，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2010～2015年达到了310亿美元。202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九成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2022年末，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存量为24565亿美元，占比为89.2%。其中，对东盟投资达到1546.6亿美元，占比为6.3%。2022年末，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6500家，雇佣外方员工超66万人。
和北方国家相比，由于中国的收入水平与全球南方国家更为接近，有关技术更适合全球南方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主导的跨国产业合作能为全球南方国家重振制造业带来新机遇，能够为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基础构建的必要资本（秦北辰、胡舒蕾，2023）。近年来，中国先后发起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了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产业发展基金，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转型提供融资支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加大了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产能合作投资和双边贸易。如根据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共规划了21个能源项目，中国企业累计对柬埔寨投资超过了100亿美元，并扩大对其农产品进口，中国已经成为柬埔寨大米和香蕉的最大出口目的国，等等。世界银行报告预测，至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交通设施建设将使共建国家的贸易增加2.8%至9.7%，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流入增加4.97%，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2%至3.4%，并将使世界贸易增加1.7%至6.2%。
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国不仅成立了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原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支持南南合作，还注重和国际多边机构和平台开展合作，增加向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等机构的捐资额度，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事业和可持续发展。例如，中国在世界银行设立“中国-世界银行集团伙伴关系基金”；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中国减贫与区域合作基金”；出资20亿美元与非洲开发银行共同设立“非洲共同增长基金”；出资20亿美元与美洲开发银行共同设立“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联合融资基金”；三次累计捐资1.3亿美金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合作开展农业南南合作项目；中国金融机构即将推出100亿美元专项资金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等。中国还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专门负责国际发展援助事务，中国对外国际发展援助资金结构不断优化、援助规模不断上升（见表5）。
结语
“全球南方”兴起于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形成于与发达国家紧密联系和相互嵌入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格局中，正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新的战略资源。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危机升级，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南方国家需正视各国之间环境条件、文化价值、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共同依托现代国际合作平台和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共同谋求全球经济发展利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关系密切，具有发展历史的相似性和发展阶段的相近性。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回应了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关切，为“全球南方”发展注入强有力的合作动能。从深化抗疫国际合作，到助力国际减贫事业，从帮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减缓债务压力，到促进全球贸易、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再到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中国始终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并肩奋斗，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不仅自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还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从理论、实践、资源、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助力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提供宝贵的发展示范和发展支持，推动全球南南合作行稳致远。未来，中国也将继续发挥示范作用，携手各国构建“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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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odel and Resource Provider: China's Meanings to the "Global South"
Tang Lixia
Abstra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is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owth of the poor population, severe food security problems, and the insufficient intensit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ith the successful and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ts economic structure, China has provided a valuable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Global South".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also actively provided development support to the "Global South" with its resources,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also play an exemplary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a glob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sharing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with Chinese ideas, wisdom, and solutions.
Keywords: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model, resource provider, futur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