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也艰辛。1964年3月24日，在读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毛泽东的回应别具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唐代诗圣杜甫在《题偶》中有佳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文章如“千古事”这般重大，诚然，作者对文章“寸心知”，理解得最为透彻。
宋代大儒张载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虽然先贤话语不能用以评判毛泽东及其著作，但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同理可推，不同时期的学者肩负着不同的作文使命，呈现于人眼帘的是：一个纵轴为时间、横轴为内容的历史方位坐标。正因如此，就好理解“这是血的著作”了。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必将“站起来”的时代，而“站起来”必须革命，革命必定流血。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由问题“倒逼”出来，写文章是为记叙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西方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说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主要和最深远的贡献，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在这里，让“血的著作”的鲜明特色得以呈现，可概括为五个字：问、新、辩、活、理。
问：解决真问题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毛泽东提出这一真问题，并从国内的政治状况、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阐释。后来，他在谈到中国革命时说：“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其实，这回答了真问题从哪里来？理论源于实践，是写作的规律，也是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的源泉。对此，毛泽东作出例证：有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提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针对这些真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都进行了深刻阐述和有力批驳。1949年，他还撰写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等脍炙人口的文章。
新：提出新思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新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新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概念，均为毛泽东提出的新思想的“集大成者”。“文章合为时而著”，出自唐代诗魔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时”即时代之意。显然，新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不是凭一时运气得来的，而是在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中，通过长期实践而结出的硕果。毛泽东指出：“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显而易见，“解决土地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真问题，“调查”是一种有效的实践形式，“土地纲领”是通过调查这种实践形式，如问准问深、问在关键时关键处而得出的新发现，提出的新思想。
辩：运用辩证法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既是一个真问题，又是一种新思想，还是通过对比“问”出来的，彰显唯物辩证法。这是写作的方法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这意味着，写文章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善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发现真问题，提出新思想，用以指导解决真问题，才能体现理论上的贡献和卓越。毛泽东不仅这么说，还亲自动笔撰写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著作中，唯物辩证法随处可见，信手拈来。例如，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采用矛盾分析法，抓住中日双方的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一步步论证了自己提出的新思想，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活：提倡活文风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出八大罪状，说其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可见，文风不仅是有没有提出新思想、会不会运用辩证法、能不能解决真问题，让不让人和要不要人看的问题，更是与学风、党风、政风紧密相连，直接影响着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文风活、思想新、寓意深，毛泽东著作不是借典作比、用以喻理，就是用典“起兴”，让文章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他曾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毛泽东有时用典并非直接为“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下文道理，造成一种幽默。1939年7月7日，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师生讲话时，他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那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理：追求真理性
1949年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就请斯大林派理论家尤金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请尤金，难道对“血的著作”缺乏自信？后来，他当面对尤金说：“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擅长用故事讲道理、体现学理、饱含哲理的毛泽东，一向对其著作追求真理性、科学性。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喜把自己的著作放到历史长河中审视，得出的评判颇有一番滋味。1965年，他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斯诺说自己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倒是很风趣：“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怎样看这段“文章千古”的评论？一个读《共产党宣言》达100多遍、对马克思主义笃信好学的伟人，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气氛。一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如果阶级、国家已经消亡，实现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那么有关阶级、国家的著述，岂能不失去用武之地？可见，文章能否“千古”，尽在谈笑间、伴大江东去，而寸心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就是一件真正令人欣慰的事！
与其说问、新、辩、活、理“五个字”，是毛泽东“血的著作”的鲜明特色，不如说是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的努力方向。因为这“五个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可视解决真问题为写作目的、提出新思想为写作关键、运用辩证法为写作方法、提倡活文风为写作形式、追求真理性为写作评价。
◆《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内容简介
《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一书，在娓娓道来的故事和润物细无声的说理中，向读者展现了伟人毛泽东在写文章时如何运用博古通今的知识、活泼生动的语言、辛辣幽默的文笔，将文章写得光芒四射、文质并美，融问、新、辩、活、理为一体、相得益彰。问即解决真问题，理论源于实践，是写作的规律，也是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的源泉。新即提出新思想，新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不是凭一时运气得来的，而是在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中，通过长期实践而结出的硕果。辩即运用唯物辩证法，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彰显马克思主义学风。活即提倡活文风，既可以借典作比、用以喻理，又可以用典“起兴”，让文章妙趣横生。理即追求真理性，擅长用学理讲道理，让文章饱含哲理。
选自 | 欧阳辉著：《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