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将其作为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其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总结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就“第二个结合”作了进一步深入阐释。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阐述，极富思想性、政治性、战略性，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守正创新，澄明了事关国本、国运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对于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固国本、强国运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我国的一项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是源自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按照文化学的一般原理，任何一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内生的，唯此才能在真正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之中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100多年来，已经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功，显示出强大的实践伟力，并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但对这一具有西方文化形式的科学思想体系何以能够与源自中华传统的文明相容相合，何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20世纪2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后所引发的“马克思是否能进孔庙?”之争，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曾一度在社会上出现的“全盘西化论”“彻底重建论”“儒学复兴论”等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尽管具体内容各有侧重，但其共通之处都在于质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相容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效指导的可能性。这些都构成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一部分。因此，能否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能否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这一国本的重大政治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高度契合性，从而深刻揭示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深刻阐述了因“结合”而巩固的文化主体性及其最有力的体现，从而深刻阐明了两者结合的现实性；深入阐述了两者因结合而互相成就的结果，这就从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之间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这一基本原理角度，深刻揭示了两者突破各自原先形态，在组成要素、内容结构方面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形塑并实现深层次重构，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化学反应”的内在机理，从而深刻阐明了两者结合的必然性。这不仅从文化基因的本源意义上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也为继续推动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二）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面对百年变局与复兴全局，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面对更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有大量改革难题、发展课题、矛盾问题需要破解，意识形态领域也并不平静，各种风险挑战暗长。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第一个结合”彻底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和创新发展的话，“第二个结合”则彻底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何而“特”、“特”之所在、“特”之关键。这就打通了中华文明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连续性，让中华文明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气贯通，成为同一条中国道路。一方面，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这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创新空间。因此，“第二个结合”既是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三）
一个民族的复兴，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为强大支撑；一个时代的进步，总是以文化的繁荣为鲜明标志。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亟需推动文化建设、凸显文化力量、彰显文化作用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文化繁荣发展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我们不仅有传承民族文化的能力，也有迫切愿望，因为只有在“富起来”的阶段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强起来”的目标。另一方面，文化繁荣发展是掌握国际话语权、中国发展叙事权的必然要求。伴随着中国和世界日益深化的相互依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空前高涨，对于中国的政策走向，国际社会也有很多议论。一些人按照自身的思维逻辑，或出于抹黑中国发展的需要，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等观点，给我们的发展制造障碍。很多年前拿破仑就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是否真的如此？世界迫切需要了解中国这只“雄狮”的性格和脾气。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就是阐释中国“雄狮”的性格和脾气。特别是，“文化”“文明”能够超越国家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隔阂，构建中西方交流互动互鉴平台。
“第二个结合”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天然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这就能够从文化基因的本源上讲清楚为什么中国是今日之中国？为什么中国这头“狮子”会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始终会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什么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和外交辞令，而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些都有利于从历史与现实相贯通、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角度深度解读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在国际上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为人类解决面临的共性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案。因此，以“第二个结合”为遵循加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文明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对于加速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塑，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湖北省委讲师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