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23年，学术界紧扣时代脉搏，围绕社会治理展开了系统化、多层面的探讨。这些成果紧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问题意识，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丰厚滋养。本文围绕在社会治理领域重点关注的理论和实践热点问题进行盘点，回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去一年来的奋进足迹，展望新的一年坚定前行的时代步伐。
热点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谱写了“基层善治”新篇章
2023年，《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该书围绕基层治理划分7个专题，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至2023年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贺信、回信、指示等130篇重要文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当前深刻剖析基层治理问题、指导基层治理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一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如何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如何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深刻阐述，谱写了以“基层善治”彰显“中国之治”新篇章。另一方面，学术界也认为新时代以来中国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等各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从实践层面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学术界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进行了深刻思考，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在话语层面上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如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共建共治共享等，都是立足中国新的历史方位对基层治理理论作出的新阐述，为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
热点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党的二十大结束后自然成为中国热点词汇，引发了学术界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关系关联的热烈讨论。
一方面，学术界精准锚定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指出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旨趣上高度契合，两者都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逻辑上也高度统一，两者都强调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逻辑上高度一致，都面向于当代中国复杂多变的治理需求。另一方面，学术界也围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包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优化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如何提升社会治理主体能力，如何化解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如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保障等。
在诸多讨论中，也不乏对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实证类研究。在市域治理层面，普遍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防范社会治安风险、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网络安全风险等问题，提出了构建多元共治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新思路；在县域治理层面，学术界针对不同地区围绕平安建设、综合执法、应急管理、人民武装、民生服务、执法监督等各类综合治理实践展开了深入研究，指出县域发挥着“政治接合点”“城乡融合点”“生态稳定器”的作用，是我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热点三：文化治理成为新的治理范式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提出并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治理”成为2023年度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议题。有学者认为，文化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因为对社会而言，文化治理能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提供“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文化治理过程中不断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治理的核心要义。通过文化治理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开展文化治理的切实前提。特别是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情况，诸多新变化、新挑战促使着文化治理实践必须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保驾护航。学术界也探讨了文化治理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普遍认为党和国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的眼光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既要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铸造民族精神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也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切实关注新时代文化传播特点，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也有不少学者立足唯物史观对文化治理展开了更为深刻的解读，即文化治理可以推动“文化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愈发认识到文化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此过程中无论是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抑或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无不彰显着文化与经济碰撞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也促使新的文化治理逻辑的产生。
热点四：进一步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使“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在随后的一年间学术界围绕社会治理制度展开了热烈探讨。从特征来说，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探讨，有从“宏观”迈向“微观”的过程，反映出对该问题的认识愈发深入和细致。
一方面，学术界着重阐述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大意义。学术界普遍认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高度契合，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发挥着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学术界着重探讨了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制度、国家政治安全捍卫制度、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制度、社会治安防控制度、公共安全监管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社会基层管理制度、社会治理队伍建设制度等。
不难发现，围绕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问题的研究，在过去的一年中愈发带有更为深邃的问题导向和理论分析。这种“现实”与“理论”的交响变奏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界愈发关注对社会治理制度的历史梳理，即深入分析了社会治理制度的构建过程，这种研究期望从历史的梳理中汲取更多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经验及规律，为当前提供遵循和借鉴。二是体现在对社会治理制度构建的理论探究上，包括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与社会治理等问题，力求从更为深刻的理论层面阐述社会治理制度构建的科学化路径。
热点五：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少学者研究认为，社会治理法治化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命题，将社会治理内嵌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应重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保障作用。社会治理必须在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法治保障，从而实现“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另一方面，不少学者着眼法治化背后的现代化价值，把法治化程度视为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特别关注了依法维护社会秩序、依法解决社会问题、依法协调利益关系、依法优化营商环境、依法凝聚社会共识等各类问题，强调应当营造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法治环境，为社会治理保驾护航。
更有学者立足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高度，探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议题。即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生活层面获得满足的同时，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正好呼应人民群众的“制度文明需求”。因此，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实践，是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
热点六：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保障
2023年2月13日，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特别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引发了学术界对农村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广泛探讨，不少学者认为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也为实现乡村振兴其他各类任务营造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论题主要集中在：一是围绕如何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讨论。学术界普遍认为，推动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新时代以来实践经验充分表明，基层党组织政治过硬而且本领高强，可以为全面推进“三农”工作提供更全面更坚实更可靠的组织保证。二是围绕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讨论。如强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压实县级责任，持续大力推动网格化工作，做优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加强乡村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对乡村治理工作的监督和评估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关系到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三是围绕如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不少学者指出，乡村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已然成为乡村振兴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在“富口袋”的同时做好“富脑袋”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也有不少学者立足我国当前城镇化进程深入思考乡村治理问题，提出应当在城镇化进程中持续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在此过程中推动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不仅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牢牢把握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也要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科学规划乡村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布局，更要看到在城乡人口持续流动过程中不断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的重要意义。
热点七：学习普及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有效经验
2023年，社会治理的诸多优秀经验也成为学术界重点探讨的议题。通过对“千万工程”经验、“枫桥经验”等一系列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刻领悟、深度挖掘、深入研究，不断剖析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凝练了社会治理提质增效的基本路径，形成了一系列对当前社会治理方法的总结和回顾。
一方面，学术界回顾了这一系列社会治理经验产生的历史过程。包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以人民为中心是这一系列社会治理经验为人民所欢迎的最本质因素。另一方面，学术界认为这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之所以能够在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其核心在于这些经验是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反复检验、继承发展。因此，将这些经验像接力赛那样一棒一棒地接下去，保障经验迭代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有不少学者针对其他社会治理经验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谈到“后陈经验”时有学者指出，“后陈经验”是“八八战略”真理伟力的缩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浙江的萌发与创新。可以说围绕社会治理有效经验的探讨，不仅使得诸多优秀经验得到了进一步宣传推广，也让这些优秀经验背后所蕴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了进一步展现。
热点八：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
2023年，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的莫过于GPT-4、ChatGPT的问世，这也引发了社会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此热度逐渐对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学术界更加关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对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以“数字权益”“数字福利”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新概念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一方面，智能化被普遍视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技术密码”。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趋势，旨在将现代网络和数据技术与社会治理相结合，从而更加高效便捷地集合多元治理诉求、整合多方治理资源、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满足多元主体需求，此过程中社会治理被视为信息整合重新传播的过程，因此新技术的应用会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的迭代式发展。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伴随着智能化的不断演进，也要提前筑牢各类新安全防线。如数据管理立法不健全所带来的数据威胁问题，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传播能力所带来的各类文化产权问题，以及无人驾驶、3D打印等各类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权利权益问题等。
因此，也有学者深刻思考了技术时代的社会治理“问题域转变”，包括物理空间到数字场域的场景变革，即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应用为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更加扁平化、多样化的科技手段形成了高效精准的服务治理网络；从宏观到微观多元的主体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传统信息交换成本高、效率低、速度慢的缺点，使公民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更加便捷，有利于激发其参与治理的意愿；等等。因此，多措并举提高网络及数据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将充满机遇与挑战，也为社会治理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