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国两千年》 龙登高 著 东方出版社
市场，既表现为交易行为，又表示交换场所；既反映人们之间交换的种种关系，更是一种经济机制，生产要素与资源流动和资源配置机制。微观而言市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宏观而言市场事关经济运行方式和体制。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成长之路，40余年的成就也同时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果。然而，有人仍然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究其原因，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仍处于转型成长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制度不配套，出现了许多问题。二是错误地认为中国不存在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与传统；或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排斥市场经济。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在传统中国都有独特的发展，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传统商业与市场具有活力，民间经济时有创新，世界最早的纸币就是民间创新的商业成果，晋商、徽商的经营创新呈现现代性。
持有“中华传统文化与制度排斥市场经济”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韦伯，其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论调已为实践所证伪；但今天仍有不少人认为传统中国不存在市场发展的制度与秩序，或者说传统制度下商业与市场秩序得不到保障。固然，强权掠夺商人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并非制度化，并非常态化，更不是主流存在。
朝廷获取土地产出和社会剩余，最稳定和可持续的途径是什么？是直接占有土地还是向农民征税？是政府直接经营商业还是向商人征税？当然都是后者。商人最重要的土地财产，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因为土地是要向政府交税的。但流动性商业征税不那么容易。直到宋朝，才系统性开征商税，使政府稳定获得商业剩余，成为与土地税并列的主要税收来源，王朝在逻辑上不会或不必抑商。
汉武帝大规模打击和掠夺商人的政策在后期的力度与频度相对减弱。汉武帝南征北战，打空了文景之治留下的丰盈国库，也改变了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政策。汉武帝嫉恨商人有钱，遂行“算缗”“告缗”；并选拔“兴利之臣”，让官员列肆贩卖，希望通过国营商业来增加政府收入。此后历史上，政府对商人的额外征敛有其时间与范围的限定性。一是捐输报效，在时间上一般是在战争或者发生灾害时才会要求商人捐钱捐物，相当于共赴国难。
朝廷的严厉控制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与官僚体系，对于民间经济与市场则以朴素的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主流意识形态以“藏富于民”为正统，以“与民争利”为羞耻。专卖限于少数特殊商品，历代的盐、香料，有的朝代还有酒、茶等，政府直接经营的商品或领域是非常有限的。
与中国不存在市场经济基因的错误观点密切相关的，就是20世纪的中国主流思潮趋向于排斥或缺乏市场思维。无论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非议，对地权交易的担忧，还是自耕农最优论、租佃制不公平与低效率论、平均地权等观点为人们所信奉，其片面性都是缺乏市场思维所致，都是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流通前提下的静态思维，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疑虑和否定。
中国经历了朴素的市场经济演进，显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到1937年前的十余年，中国逐渐走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探索轨迹，但这一趋势被此后长期战争逆转了。全面抗战期间的战时经济体制下，政府控制经济空前强化；抗战胜利后没收敌伪资产，国有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当解放战争胜利，再次没收敌产与外资后，国有经济已经居于优势地位。
尊重历史而不盲从先贤。20世纪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很难以当今的市场经济逻辑去思考传统经济的特点，去探寻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相反，毋庸讳言，20世纪中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的主流思潮都是非市场经济的，乃至反市场经济，这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但不能以前人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思潮与选择来限制今天的现实，甚至以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否定市场经济。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