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青年人口结构变化、零工经济兴起、青年群体内部差异性增强等综合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群体样态、群体需求、群体意识、群体行为等方面呈现出新特征。通过对该群体进行两次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具有五方面的特征：群体比例逐年递减，务工年龄不断提高；城市定居意愿强烈，家庭迁徙现象增加；就业“脱实向虚”，身份向新型产业从业者转变；生活方式不断更新，价值观念更加趋于多元；自主意识不断增强，阶层诉求日益增多。同时面临着就业稳定性整体不高、生育意愿低、住房保障覆盖较低、心理融入难、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建议从系统谋划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研判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及就业走向、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家庭变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畅通社会阶层双向流动渠道、加大媒体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方面精准施策。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青年高质量发展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边缘性的群体特征。在青年人口结构变化、零工经济兴起、青年群体内部差异性增强等综合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群体样态、群体需求、群体意识、群体行为等方面呈现出新特征、面临新问题。为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该群体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分别是2021年底对全国5005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的“新市民青年群体发展状况调查”（以下简称“专项调查”），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对全国16065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的“全国青年发展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青年调查”），基于翔实数据进行深入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新特点
第一，人群基数整体较大，群体占比逐年递减，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562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下的近1.4亿人，占比47.0%。相比近4亿的青年总体人口，新生代农民工人群基数整体较大，已经成为产业工人和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随着人口结构调整、受教育年限提高、城镇化建设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特别是16-20岁、21-30岁青年占比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占比由2017年的52.4%降至2022年的47.0%，其中，16-20岁的占比由2.6%降至1.3%，21-30岁的占比由27.3%降至18.5%。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平均年龄由34.3岁升至37.4岁，6年间增加了3.1岁。总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人口结构与国家总体人口结构变化呈现出同步性，农民工新生力量不断减少与老龄化问题凸显并存的现象日益突出。
第二，城市定居意愿强烈，城市迁居行为和家庭迁徙现象日益明显，主动选择非市民化的行为增多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带来重大机遇。“青年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十分强烈，63.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城市定居。他们的新特征表现为将单纯的定居意愿转变为明显的迁居行为，“家庭迁居”“举家迁徙”日益普遍。“专项调查”显示，24.9%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现有城市定居。其中，64.4%与配偶或对象在城市一起居住，64.7%与双方父母在一起居住，49.6%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仅有10.3%的人表示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在本城市。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力度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将以往的定居意愿转变为实际的定居行为。随着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红利和潜在效益越发明显，中小城市户籍福利与农村户籍福利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开始重新评估户籍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使得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不再以户籍市民化作为终极目标，而是采取城市就业创业与主动保留农村户籍身份的抉择，呈现出职业空间的城市化与主动保留农村户籍身份的新特点。
第三，就业形态“脱实向虚”现象明显，呈现出由传统制造业向平台经济新业态转变态势，就业身份由“流水线工人”向“新型产业从业者”转变
进入新时代，在非传统经济领域、零工方式、共享经济和数字平台的综合作用下，以快递、外卖、网约车为代表的新兴平台服务业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涌入新行业、新业态，打破了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聚集就业的局面，呈现出“脱实向虚”的就业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51.7%。其中，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占11.9%；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2.5%；从事交通运输及邮政业的农民工占6.8%，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例则由2017年的29.9%降至2022年的27.4%。从就业状况看，新生代农民工依托互联网等就业载体产生的灵活就业比例增加明显。《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北京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7.9%，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增幅最大，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降幅较大。根据美团研究院《2020年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和新职业从业者报告》显示，依托平台经济从事新兴行业的人员中，19.7%的从业者来自商业和生活服务业（非新兴行业），较2019年的18.3%提升1.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以兼职或专职身份在新兴行业、新兴业态中就业，成为新兴产业从业者。
第四，个体化生活方式不断更新，消费观念与城市青年无太大个体差异，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初步显现
相比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更加明显，他们不再将城市仅仅视为纯粹获取收入的手段，更加看重在城市生活的过程和质量，在城市的嵌入程度提高，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增强，价值观念更加趋于多元。作为伴随互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在万千资讯的接收程度、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等方面，与城市青年群体的差异不大。与其父辈相比，在食品、住房、娱乐休闲和生活改善等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更具开放性和前卫性。“专项调查”显示，71.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能够很快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66.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能够跟上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工作之余，新生代农民工的空暇时间用于看电视或看视频的占59.2%，与朋友聚会（37.1%）、逛街购物（33.4%）、上网（32.1%）、去电影院（27.2%）、运动健身（24.6%）、读书/报纸/杂志（20.0%）等休闲活动的比重较高。值得注意的是，9.3%的新生代农民工较注重利用闲暇时间提升自身能力，通过参加学习培训来增加人力资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生活方式不断迭代升级，他们乐于享受城市改革的发展红利，追求现实快乐与高品质生活，注重个人更好发展以及城市发展空间等，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初步显现。
第五，群体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寻求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改变的利益诉求日趋强烈，对向上社会流动有较好预期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生活满意度，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青年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满意度整体较为认可，其中总体生活满意度平均得分为7.51分（满分为10分）。从分项看，他们对自己未来在城市的发展走向、职业生涯规划、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评分较低。事实上，随着该群体对城市规则的深入理解以及自身在城市中的长期浸润、制度的深度嵌入，群体的自主意识有所提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仍认可“农民工”这一称谓，但认同“新市民”“新社会阶层人士”“新产业工人”的比例显著增多，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经济收入、城市高质量生活的同时，对谋求自身阶层和社会地位改变的诉求日趋强烈，特别是已经脱离打工身份、创业相对成功的人群就更加明显。同时，尽管他们对现有社会地位的满意度不高，但大部分人对自己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抱有良好的预期。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
第一，就业稳定性不高，失业危机感渐趋强烈，水平化流动、短工化、过度劳动问题日益凸显
新生代农民工受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大，不确定性逐渐增强，流动性不断增加。“专项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按计时或计件、按流量、按项目提成等获得收入的工作，这些收入方式因其具有不确定性而存在不稳定的风险，22.3%的受访者从事的工作没有基本工资/底薪/保底工资。从过去半年的平均收入情况看，65.5%的受访者收入不足5000元，21.5%的受访者收入在2000元以内，8.1%的受访者收入在500元以内。就业不稳定使他们的失业危机感渐趋强烈。“青年调查”显示，三成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在未来三个月内有失业的可能，认为失业后再就业的难度为6.5分（最高为10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以下简称“CSS2021调查”）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未来6个月失业的可能性呈现上升态势。新生代农民工综合技能相对匮乏，在求职过程中面临一定困难。“专项调查”显示，91.6%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在求职过程中遇到过困难，主要表现为缺乏工作经验（50.3%），缺乏就业信息（37.6%），学历低（35.5%），缺乏劳动技能（28.5%），人生地不熟（18.7%），沟通表达能力差（17.1%），性别歧视（4.4%），本地话差（3.2%），普通话差（2.8%）等（见图1）。相较而言，缺乏工作经验和信息、学历和技能偏低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困难。超时劳动是当前劳动就业领域较为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现象尚未得到有效缓解。“青年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45小时的比例达54.2%，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时不超过8个小时、平均每周工时不超过44个小时的标准。
第二，单身比例偏高，彩礼和婚房负担较重，生育意愿偏低，深受子女养育问题困扰
新生代农民工单身比例偏高，多因素阻碍找对象。“青年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单身的比例为55.3%。单身的原因有：“暂时不想谈恋爱”（48.7%），“没合适的，不想将就”（40.7%），“个人交友圈子窄”（36.6%），“自身经济条件限制”（19.0%），“找不到”（17.6%），“工作忙，没时间谈恋爱”（15.6%），“自身性格、外貌等因素限制”（14.8%），“流动太频繁，无固定交友圈”（14.6%），“所在单位的联谊和交友活动较少”（11.9%），“以往感情受挫”（8.6%），“与其他年轻人工作休息时间不同”（6.9%）等（见图2）。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单身的原因以客观上的交友范围、工作以及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为主，而主观上选择单身的影响相对较弱。
结婚时彩礼和婚房的要求不断提高，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大家庭和小家庭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专项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支付过彩礼，彩礼超过10万元的达12.3%。在婚房方面，79.3%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准备了专门的婚房。彩礼和婚房给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婚礼完成后有欠款的家庭占21.0%，甚至有的家庭欠款超过了10万元。
生育比例偏低，二胎生育意愿较弱。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会面临较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制度等多方面的压力，从而使其生育条件和生育意愿受到限制。“青年调查”显示，21.8%的已婚新生代农民工暂时没有生育子女，当前有1个子女的群体表示不要二胎的比例为34.4%。新生代农民工生育率和二胎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的人口规模、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及相关人口政策产生影响。
养育子女的压力是当前重大的民生问题，青年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面临诸多压力和困境。“专项调查”显示，86.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在子女抚育方面遇到过困难，其遇到的困难包括“时间有限，无法陪伴”（60.6%），“没有能力辅导学业”（31.4%），“教育费用高，负担不起”（28.6%），“与长辈教育理念不同”（26.8%），“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交流”（25.6%），“家里学习环境差”（13.5%），“无法在城市中/高考”（12.7%），“不能到公办学校就读”（12.7%），“与配偶教育理念不同”（11.8%），“老师不重视孩子”（6.0%），“孩子经常转学，难以适应”（2.9%）等（见图3）。“CSS2021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过去12个月遇到过“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和“养育子女负担过重”问题的比例分别为29.2%和25.8%。养育子女的压力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的一座大山，缓解这一压力既有助于改善其面临的家庭和工作压力，也有助于激发他们的生育意愿。
第三，居住空间选择较少，居住质量整体一般，居所边缘化与空间隔离现象愈发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住房状况整体不断改善。住建部2010年就已发文将农民工纳入公租房覆盖范围，但存在着一些户籍等内容的限定性条件。2021年保障性租赁住房也明确提出保障新市民和青年的住房问题，但由于供给量不足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一些新生代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红利。由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受制于户籍制度，在城市高房价因素的叠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住空间选择面相对狭窄，租房是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要居住方式，因房租而产生的生活压力普遍较大。“青年调查”表明，76.1%的受访者居住于非自有住房，45.6%的受访者有过租房经历，25.2%的受访者目前租房居住并且租房花销占其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中房租占收入比例二至三成的人数比例最高（27.3%），租房费用超过收入一半的比例高达12.1%。由于难以在城市核心功能区获得稳定居所，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居住，逐渐形成了相对单一化、封闭性的隔离社会网络，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削弱了他们的城市认同感。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污名化现象依旧存在，心理融入难导致社区活动参与率低，闲暇生活娱乐化现象依然突出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素养、产业分布、职业能力、生活方式、言谈举止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之间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日益缩小与城市青年职工的差距，但对于农民工的污名化时有存在。在某些场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被动地“继承了”对上一代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如学历低、低素质等；还被贴上了一些负面标签，如“抢占者”“圈外人”“越轨者”等，给他们的社会形象和城市融入带来严重不良影响。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活动参与程度是社区融入的重要体现。“青年调查”显示，仅有52.1%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自己是所居住社区的一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率较低，32.1%的受访者参加过居委会选举，22.4%的受访者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18.8%的受访者参加过社区文娱活动，12.1%的受访者参加过社区协商议事，11.2%的受访者曾协助调解邻里矛盾纠纷，而41.4%的受访者表示以上社区活动都未参加过。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归属感较低和社区活动参与率较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社区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资源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在流入社区形成关系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娱乐化现象较为突出。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意识不断增强，但对闲暇时间的有效利用程度不足，不利于自身素养、能力、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提升。“青年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时间以休闲娱乐为主，用于提升个人技能的时间占比相对较低，难以为职业发展提供有效积累。不良休闲习惯和方式的选择，未能使闲暇时间的价值得到激发，未能转化为促进自我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要素。
第五，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享有率仍有待提高，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问题依然存在
随着社保体系的不断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但有效享有社会保障的比例仍旧偏低。“青年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比例较低，享有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不足半数，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刚过六成，其他保障享有率不足四成。较低的社会保障享有率是社会保障程度不足的体现，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不利于他们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问题仍然存在。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包括：工资不能正常发放，超时工作现象严重且没有相应补偿，没有节假日，劳动保障欠缺，因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相貌身体等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等。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系统谋划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站在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不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政策保障体系，在现有分散的政策基础上加以集中，在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中开辟出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性与专项性的发展政策，建议在制订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26-2035年）》时对新生代农民工予以重点关注。结合各地正在推进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工作，在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就业、婚育、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寻求制度化突破，不断提高城市资源与福利的普惠性，减少基于户籍的地域绑定性，切实提升中小城市落户或市民化待遇的含金量。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跨省、跨市流动的特点，推动跨地域青年发展规划对接、青年重点项目对接以及青年工作对接，为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提供日趋完善的政策支持和社会保障。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之中，积极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返乡就业创业。
通过扩大就业服务供给、构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健全劳动权益保护机制，进一步增强就业稳定性。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失业风险和较强的职业脆弱性，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服务供给，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增加专项招聘频次，搭建就业服务供需对接平台，注重网络的宣传和定期发布机制，以此让更多农民工了解用工趋势，稳固劳动力市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劳以及因社保缴纳、欠薪、平台算法不公平而产生的劳动纠纷问题，建议不断健全劳动合同机制，特别是针对灵活就业市场和新兴行业，严格监督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构建起新生代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协同治理、监督协调的作用，深化各地“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建设，不断强化该群体的劳动保障。针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虚高但劳动素养不足的问题，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制。人力资源部门可以考虑跨省、跨地区的“能力提升培训班”，提升专业性人力资本；劳动中介公司或劳务派遣公司要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探索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服务站”，定期开展就业专项培训。针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工作韧劲及吃苦耐劳精神，群团组织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通过树立新生代农民工的榜样、选树身边优秀青年农民工代表等工作，增强他们的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家庭变量，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政策关注点从个体化支持转移到家庭化支持上来。长期以来，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流入地政策属地化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充分地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待遇未能得到全面有效落实，制约了其城市化和社会融入进程。虽然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已经出台了诸多利好政策，但政策关注点更多是青年个体，没有关注到青年家庭化迁移而产生的家庭社会融入问题。因此，在关注青年个体融入的同时，需要积极创造条件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需求，把家庭迁移和家庭融入作为政策制定的基本对象，不断增强家庭经济禀赋，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现阶段需要重点关注随迁子女异地升学、青年住房、养老保障、老人赡养等急难愁盼问题，将政策关注点由个体转变为家庭，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务工青年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融入城市。
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畅通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已经拥有畅通的流动渠道，当前更为紧要的是使他们在城市之间的流动、职业生涯中的流动更加畅通。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持续消除因户籍制度而造成的以就业歧视为典型问题的不公平待遇；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享受与其他群体的同等待遇；赋权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参与，提升他们的参与水平，促进该群体有序政治参与。用好党赋予群团组织的政治资源，加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强化对青年政治利益诉求的回应。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上一代农民工在学历、职业技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等方面都有显著提升。为此，媒体尤其是社会主流媒体需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信息的多样化报道；利用街道和社区宣传栏等公共设施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正面形象的宣传，主动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参与社区相关活动，在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了解的同时，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建设社区的能量。
（作者分别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宾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项目编号：21@ZH026）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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