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社会心态呈现了一些积极特征：第一，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体处于高位水平，美好生活体验人数占比呈递增趋势；第二，社会公平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第三，社会信任也呈增长趋势，一般信任明显提升。但疫情对民众社会心态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影响到了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与美好生活体验，民众更加看重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受疫情影响社会总体安全感出现了下降，表现在个人信息安全、医疗药品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总体社会参与水平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帮助陌生人、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
【关键词】社会心态 变化趋势 疫情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2022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人们在疫情笼罩下艰难生活的一年，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工作、学习、旅行、就业、医疗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国际、国内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情况下，2022年我国社会心态有什么特点？与2019年、2020年相比，我国社会心态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本文将通过2019年、2020年和2022年三年社会心态调查的对比，来分析社会心态主要指标的变化，如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体验，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社会公平感等。本文的社会心态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在2019、2020、2022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心态调查（Social Mentality Survey）：2019年的调查包含有效问卷9621份，其中，男性占44.0%，女性占56.0%，平均年龄41.51±13.94岁；2020年的调查包含有效问卷10195份，其中，男性占43.3%，女性占56.7%，平均年龄41.61±13.02岁；2022年的调查包含有效问卷6168份，其中，男性占43.35%，女性占56.65%，平均年龄42.68±12.16岁。
社会心态变化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体验都有所调整，个人物质维度提高，家庭和社会维度下降，个人物质维度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依然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如图1所示，整体而言，在2019、2020、2022年，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体验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s ≥ 4.96），绝大多数民众认同满足国家社会、个人物质、家庭关系方面的需要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性（占比 ≥ 88.05%），80%以上民众在国家社会、家庭关系方面报告了较高水平的美好生活体验（占比 ≥ 88.75%），六成以上民众在个人物质方面报告了较高水平的美好生活体验（占比 ≥ 69.34%）。对比不同年份的美好生活需要发现，与2019、2020年相比，2022年民众在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评分略有下降，但更看重个人物质方面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性，认同个人物质重要性的人数占比同2019、2020年相比分别提升了6.46、4.50个百分点。对比不同年份的美好生活体验发现，2022年民众在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体验比前几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在个人物质方面的美好生活体验略有提升。此外，民众在不同年份对各维度美好生活需要的评分均高于美好生活体验，认同美好生活需要重要性的人数比重也高于体验到美好生活的人数比重；尤其在个人物质方面，2022年二者相差16.31个百分点。这表明民众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期待较高，而美好生活体验则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第二，总体安全感略有下降，主观幸福感呈逐年递增趋势，但仍有两成民众幸福感偏低。如图2所示，2019、2020、2022年民众总体安全感处于较高水平（Ms ≥ 5.26），约7成以上民众认为社会总体是安全的（占比 ≥ 77.81%）。认为2022年社会总体安全的民众占比比2019、2020年分别提升了8.86和3.96个百分点；不过，2022年民众总体安全感得分比2020年略低，表明近年来有更多的民众认可社会总体是安全的，但总体安全感的程度则无明显提升。其中，2022年环境安全感增幅较大，认可环境安全的民众占比同2019、2020年相比分别提升了10.46和2.54个百分点。其次，2022年人身安全感、交通安全感、劳动安全感相比2019、2020年有所提升，财产安全感、医疗药品安全感、食品安全感相比2019年有所提升，但比2020年略有下降。最后，2022年个人信息安全感与2019年持平，但比2020年显著下降，认可个人信息安全的民众占比与2019年基本一致，但比2020年下降了3.72个百分点。可见，与往年相比，各维度安全感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空间，尤其应着力维护和提升民众个人信息安全感。在幸福感方面，2019、2020、2022年民众主观幸福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s ≥ 4.95），六成以上民众主观幸福感较高（占比 ≥ 68.69%）。2022年民众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2019年和2020年。并且，2022年体验到较高程度主观幸福感的人数占比比2019年增加9.86个百分点，比2020年增加7.17个百分点。不过，2022年仍有两成多民众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第三，社会环境感知方面，社会支持感略有下降，社会压力感除物价外整体有所下降，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逐年上升（见图3）。在社会支持感方面，2019、2020、2022年民众社会支持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s ≥ 4.97），七成以上民众报告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占比 ≥ 75.37 %）。其中，报告能够获得家人支持的比例最高（占比 ≥ 87.81%），其次是朋友（占比 ≥ 74.42%）、政府和机关（占比 ≥ 54.73%）、社会组织（占比 ≥ 49.01%）。从社会支持感的变化趋势来看，2022年总体社会支持感低于2019年和2020年，报告能够获得支持的人数占比同2019年、202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4.31和4.00个百分点，在政府和机关、社会组织维度报告不能获得支持的民众占比则有所提升。
在社会压力感方面，2019、2020、2022年有四成及以上民众报告社会压力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占比 ≥ 44.44%）。其中，物价问题、医疗问题、交通问题、自己或家人收入问题所带来的压力感较大（Ms ≥ 3.58），2022年半数以上民众报告这些问题带来中等及以上压力感（占比 ≥ 50.44%）。从社会压力感的变化趋势来看，2022年总体社会压力感低于2019年和2020年，2022年报告中等及以上压力感的民众比2019、2020年分别下降了12.09、9.73个百分点。不过，2022年物价问题带来的压力感比2020年略有提升，报告物价问题带来较高压力感的民众比2020年提升了6.77个百分点。除物价问题外，2022年其他因素带来的压力感与往年相比均有一定程度下降。
在社会公平感方面，2019、2020、2022年民众总体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s ≥ 4.62），超过半数的民众认可社会总体公平及机会公平（占比 ≥ 57.07）。对比近年来的公平感发现，2022年总体公平感高于2019年和2020年，并且，2022年认可社会总体公平的民众占比分别比2019、2020年提升了14.96和12.36个百分点。此外，2020年向上流动的机会公平感也高于2019年和2020年，认可向上流动机会公平感的民众占比分别比2019、2020年提升了6.72和7.59个百分点。不过，2022年向下流动的机会公平感比2019年和2020年略有下降，并且，认可向下流动机会公平感的民众占比分别比2019、2020年降低了8.45和7.76个百分点。
在社会信任方面，2019、2020、2022年民众一般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s ≥ 4.68），而陌生人信任则处于中等偏下水平（Ms ≤ 3.84）；约六成及以上民众认为社会大多数人可信任（占比 ≥ 58.79%），但只有约三成及以下民众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陌生人（占比 ≤ 31.26%）。对比近年来的社会信任发现，民众一般信任逐年递增，2022年的均值高于2019年和2020年，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任的民众占比也比2019、2020年提升了8.98、4.73个百分点。此外，民众陌生人信任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22年的均值高于2019年和2020年，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陌生人的民众占比也比2019、2020年提升了13.26和6.35个百分点。不过，2022年仍有近四成民众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不信任陌生人，可见陌生人信任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民众社会参与水平略有提升，但总体社会参与水平偏低。如图4所示，2019、2020、2022年民众总体社会参与处于中等偏下水平（Ms ≤ 3.19），六成以上民众总体社会参与频率较低（占比 ≥ 65.45%）。其中，民众在遵守交规、乘车排队、绿色出行等活动中的社会参与水平较高，2022年其均值高于理论中值（Ms ≥ 4.43），且半数以上民众的社会参与频率较高（占比 ≥ 53.75%）。其次，民众在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帮助陌生人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参与水平（Ms ≥ 3.09），但只有约三成民众的社会参与水平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占比 ≥ 28.63%）。最后，民众在参加志愿者服务、在网上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向政府机构、媒体等反映意见、向有关部门举报腐败行为方面的社会参与水平偏低。对比近年来民众社会参与水平发现，2022年民众整体社会参与水平与2019年持平，比2020年略有提升，不过，报告高频率社会参与的民众占比同2019、2020年相比略有下降。在社会参与的具体内容方面，2022年民众在绿色出行等活动、向政府机构、媒体等反映意见、在网上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方面的社会参与水平较往年有所提升；其次，2022年民众在遵守交规、乘车排队、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的社会参与水平与2020年持平，但比2019年则略有下降；最后，2022年民众在帮助陌生人、向有关部门举报腐败行为方面的社会参与水平比2019、2020年均略有下降。
第五，在社会认同方面，民众国家认同处于较高水平，但2022年略有下降。在国家认同方面，2019、2020、2022年民众的国家认同均处于较高水平（Ms ≥ 5.65），大部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较高（占比 ≥ 91.23%）。进一步比较不同年份的国家认同发现，2022年民众国家认同略低于2019年和2020年，报告较高水平国家认同的民众占比也比2020年下降了0.75个百分点。
社会心态变化的积极特征
第一，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体处于高位水平，美好生活体验人数占比呈递增趋势。在经历三年疫情后，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体验的程度呈现波动变化，不过总体上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仍保持较高期待；在国家社会、个人物质、家庭关系三个方面，认可其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性的人数占比有所提升，符合美好生活体验的人数占比也呈递增之势。近年来，疫情、战争威胁、贸易冲突等凸显了生存与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导致人们对国家社会方面保持较高需要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系列防控举措，如对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实行全额免费治疗，全员免费接种疫苗等，在保障民众生命健康的同时，也为民众在国家社会层面拥有较高水平的美好生活体验奠定了基础。此外，对国家社会层面的高水平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在较高的国家认同上。
第二，社会公平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一般而言，社会公平感是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的综合体现。在结果公平方面，近年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我国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持续发力，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疫情期间，对感染患者实行全额免费医疗、全员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等举措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公平感。不过，也应认识到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实。例如，疫情期间低收入者、农民工、已脱贫人口、小微企业员工和个体经营人员等在经济福祉受损方面承受更大的风险和压力，疫后恢复阶段应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长远而言则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在机会公平方面，调查显示民众对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持有较高的机会公平感，即认可“在当今社会，‘白手起家’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为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推动构建“橄榄形”社会结构注入了信心与活力。2023年处在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关键期，应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第三，社会信任感也呈增长趋势，一般信任明显提升。调查显示，近年来民众表现出中等偏上水平的一般信任，且呈现递增趋势，即更加相信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的，更加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会尽可能公平地对待他人。这张信任成绩单离不开疫情期间人们相互之间的守望相助。面对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信任和信心共同构筑起应对危机的风险共同体。政府部门、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普通民众等之间的互相信任是落实疫情防控、保障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的黏合剂，更是促进社会凝聚、共克时艰的强心剂。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信任对后疫情阶段的经济恢复也将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疫情期间积累的信任资源有望转化成为消费复苏、生产恢复等的催化剂；与此同时，社会治理过程中则应关注损害社会信任的风险因素。
社会心态变化的突出问题与引导对策
第一，疫情并非单纯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还对民众经济福祉带来极大影响，这使得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美好生活体验有所调整，更加看重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总体来看，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整体上是提升的，虽然与2019、2020年相比，2022年民众对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评分略有下降，而对个人物质的重要性评分则略有提升；但认同以上三方面对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性的人数占比均有明显提升。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降低，只是其在疫情下的心态调整，民众反而更关注个人物质层面的满足，也就是美好生活体验的提高。例如，2022年社会压力感虽然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物价问题带来的压力感相比往年却明显上升，且物价问题、医疗问题、交通问题、自己或家人收入问题所带来的压力感仍然较大。2023年开始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是稳定民众生活秩序，大力促进就业，激活经济，不断提高民众收入与生活质量。
第二，受疫情影响社会总体安全感出现了下降，个人信息安全、医疗药品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的安全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信息隐私安全感走低与疫情下的社会管控和个人信息被滥用有一定关联，恢复常态秩序后应该更重视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消除人们对于数字治理隐患的担忧。疫情消极影响下经济状况不佳，个人的财产安全感也受波及而下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医疗药品安全感也出现了下降，财产安全、信息隐私安全、食品安全和医疗药品安全方面报告不安全和中立的比例较大。以往关于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的研究已经证明，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必要条件，若安全感不高则幸福感的感受也不会强烈。虽然2022年幸福感的平均得分高于2019年和2022年，但仍然存在两成多民众幸福感不高，应重点关注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着力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第三，民众陌生人信任水平虽有提升但仍然偏低。应该认识到，疫情期间存在很多损害社会信任的风险因素，与疫情相关的阴谋论甚嚣尘上，谣言、假消息层出不穷，对社会信任构成极大威胁。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危机情境激活了人们对秩序、确定性等强烈的心理需求，而此类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起到短暂的补偿性控制功能；另一方面，民众对新冠病毒相关的知识掌握不足，缺乏对信息的辨识能力；此外，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此类信息得以生存的“温床”。对此，除了加大对谣言传播的惩治力度，还应推动官方信息渠道的及时化与精细化平台建设，提升人们对信息的辨识水平，切实增强社会信任的“免疫力”，巩固“信息-信任-信心”风险共同体。
第四，总体社会参与水平仍待提升，特别是在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帮助陌生人、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过去三年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中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社区、村居委会成为政府重要的办事机构，担负起了行政的职能，社会组织、志愿者也成为改编后的行政力量，这样的机制使得疫情防控刚性有余柔性不足，只对行政负责反而削弱了其原本的社会服务属性，这可能是社会支持感受下降的原因。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服务都应该回归社会，努力发挥社会支持功能，使民众在面对风险、面对困难时能够获得帮助。面对疫情带来的医疗物资短缺、食品和药品短缺等困难，以及社区一些老人、妇女儿童遇到困难，涌现了许多社区民众开展邻里相助的感人事件，这是未来社区营造、社会发育和扩大社会参与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要创造性地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使得非常时期的互帮互助成为社区和社会参与的常态。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项目编号：21JZD038）成果】
责编/李一丹 美编/王梦雅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