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紧密相关，核心特征是科技创新密集，是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产物，是原始创新作为核心推动力的结果。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竞争日益加剧，新质生产力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阵地。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以系统化、体系化制度创新来释放创新活力，推进我国科技创新模式由模仿创新为主转向原始创新为主，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培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
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紧密相关，核心特征是科技创新密集，是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产物，是原始创新作为核心推动力的结果。如何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本文从“1+2+6”模式来论述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前提基础、战略路径的理论逻辑，其中，“1”是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2”是指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6”是指释放创新动能、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六条战略路径。
新质生产力核心产业的形态和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其从技术到产业的发展过程及形态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生产体系数字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同时都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以应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技术挑战。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推动了数字产业化进程，也推动了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相关产业的产业数字化进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和机器人等未来技术领域，这些未来技术转化为未来产业（产品和服务）的生成、生产和制造过程中，生产体系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已经成为内生条件，也是关键特征。新质生产力具有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工具体系为代表的生产力系统，是科技持续创新与产业不断升级所衍生的新形式和新质态。生产体系数字化能够以数据驱动引领企业运营和业务模式创新，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要素，激发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等主体协同创新，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产业发展融合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来自于技术的融合、产品和服务的融合以及有利于产业融合的外部环境。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前提，新质生产力表现出技术交叉融合的特点，不仅深化了产业分工，而且强化了产业间的协作关系。产业融合趋势不仅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化，还包括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化以及产品内部与服务内部环节之间的融合化和边界模糊化，在技术、产品和服务深度融合过程中诞生新兴产业和业态。新质生产力核心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产业辐射面广等特点，是各国经济发展竞争的关键点，更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体力量，其能够打破传统行业壁垒，促进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度依赖传统产业作为基础、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能运用新成果、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其发展提供强大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核心产业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整合资源、技术和市场，为三次产业发展融合化提供更多空间。
三是生产过程绿色化。新质生产力核心产业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区别于传统产业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发展方式，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实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促进产业经济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不仅培育了智能终端、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绿色节约、环境友好型的新产品、新业态，而且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了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和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并通过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技术、环境管理和监测等措施实现生产技术绿色化、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四是复杂技术交叉化。当前，全世界科技创新进入高度活跃时期，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涌现了大量的颠覆性技术，并且呈现出融合交叉、多点突破的态势。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其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技术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诞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发生革命性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面向前沿领域科技，是由多个学科复杂的前沿技术交叉融合并进行技术工程化和产业转化而形成，多学科、多领域的技术交叉融合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依然靠多学科技术交叉融合以及多类创新主体协同创新来推动，通过将不同领域的技术和概念融合，创造出新的知识和方法，推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交叉学科创新不断涌现，从而不断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
五是多链协同网络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具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创新活跃、技术密集、发展前景广阔等特点，是科学技术创新链与成果转化的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耦合的结果。从战略性新兴技术与未来技术到培育和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技术需要经过不断研发和验证，才能达到应用于实际生产的水平；其次，需要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只有市场需求足够大，才能为新兴技术转化为产业提供持续动力；最后，需要具备较为完善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多元化创新主体协同创新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才能助推“新兴技术—新兴产业”这一过程。满足以上这些条件需要跨越两类鸿沟，即“达尔文死海”：一类是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之间的鸿沟，另一类是新技术实现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之间的鸿沟，即克服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对新技术应用和推广的阻碍和制约。具备以上条件并跨越这两类鸿沟意味着要统筹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等多方资源和要素，形成创新网络与生产网络、价值网络的耦合，最终推动战略性新兴技术和未来技术形成新质生产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前提和条件
自由流通、破除壁垒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前提。新兴技术和未来技术要转化为规模化产品并最终形成产业需要跨越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应用之间的鸿沟。市场需求，尤其是较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对新兴技术形成新产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言至关重要。斯密—杨格定理指出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水平，较大的市场规模通过深化分工、增加生产的迂回环节能促进技术迭代并提升生产效率，较大市场规模能够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大规模生产转化形成产业的过程，从而促进“技术—产业”形成良性循环。我国所具有的超大规模统一大市场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战略资源，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独特制度优势。因此，破除地区之间的隐形壁垒、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消除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堵点、痛点、卡点，发挥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独特优势、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前提。
释放创新潜能、整合创新资源的组织体系保障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新质生产力是更高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其创新的模式、周期和动力等发生巨大变化，现有的一些组织体系、管理制度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按照新质生产力对创新模式的内在要求来变革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而言，在微观层面，除了企业组织架构的网络化、扁平化和研发模式的迭代化、开放化以外，企业创新管理的变革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例如企业创新模式需要转向开放式创新，因而要制定适应开放式创新的发展战略、架构创新资源，以应对不同创新环节之间的动态交互从而识别创新的潜在空间和引导创新的方向；在中观层面，随着复杂技术交叉化和产业发展融合化，依托行业数字平台建立跨行业的创新生态成为必然趋势，并以此来集聚创新资源、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在分工基础上协同创新；在宏观层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制度供给，通过创新治理方式、优化重大科技创新布局和创造良好的新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推动创新成果的产生、转化与应用推广，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形成提供制度环境和组织保障。
以系统化、体系化制度创新激发科技创新潜能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核，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在于最大限度激发科技创新潜能，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以系统化、体系化制度创新来释放创新活力，推进我国科技创新模式由模仿创新为主转向原始创新为主，锚定世界科技前沿的战略性新兴技术和未来技术，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具体而言，要实施以下战略路径：
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推动战略性科技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是指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在国家间战略必争的重点科技领域体现国家战略意志、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直接支撑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代表国家战略科技水平的组织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底层技术均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重点科技领域，其发展离不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强化。目前，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争夺、重复研究、激励扭曲以及对国家战略需求支撑不强等问题，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以国家实验室为骨干，建设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国家实验室体系四轮驱动、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创新网络，形成“金字塔型”科技力量结构，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战略科技力量+企业集群+商业转化力量”的协同攻关模式。
建设面向原始创新的科学研究体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模仿创新已经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而原始创新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建设专注于原始创新的开放性科学研究体系的落脚点在于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建设激励原始创新活动的制度环境与政策体系。依据基础科学发展的大科学化、跨学科化、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科学—产业”“科学—技术—产业”多层次融合态势来构建定位精准、主体多元、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开放型科学研究体系。该体系主体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新型研发组织、科技领军企业、各行业创新链的链主企业以及各类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共同体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建设面向原始创新的开放型科学研究体系，以体系化建设夯实我国研发战略性新兴技术和未来技术的科学理论和研究基础，摆脱模仿式创新惯性，在协同发展的新机制下实现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目标，激发科学研究主体从事“从0到1”的科研创新活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存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构建以企业为主的创新成果转化体系，提升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创新成果只有真正商业化才能形成生产力，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或束之高阁的创新成果是无法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构建高效的创新成果转化体系至关重要，其关键在于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远高于高校的3.9%。构建以企业为主的创新成果转化体系，重点在于支持企业与高校等共建研发机构，打通成果转化与市场衔接“最后一公里”服务体系，形成“企业出题、政府立题、产学研金用协同破题”的科研项目攻关机制；通过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共性技术设施平台效能、激发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内在动力，建设创新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领军企业和企业集群。巩固我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效率，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带动创新”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构建区域分工协同、内外贯通的开放创新体系，形成区域创新合作新格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靠各地单打独斗、各自为政，而是有赖于各地立足自身优势抱团联动、协同创新。当前，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地区产业规划、关键领域或重大项目存在趋同现象，易引发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等问题，导致区域产业间创新资源整合不足、创新主体互动不够、协同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技术攻关缺环掉链。建设区域间分工协同、内外创新资源要素流动贯通的开放创新体系，需要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科学中心为引领，形成“国际科学中心—国家级新区和自主创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型省市和地方高新区”的梯度互补、分工合作、协同创新、动态平衡的雁阵格局；破除区域市场壁垒，推动市场基础设施相互联通，促进商品、要素和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自由流动。拓展完善区域创新力量的“点—线—面”纵深布局，打破行政边界、缔造创新网络，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以大科学装置为载体、以国际前沿交叉学科领域的跨国科研项目为纽带，吸引海内外科学家汇聚国际科学中心、集聚国外创新要素，建设区域协同支撑、内外创新资源要素贯通的开放创新体系，整合全国各区域创新资源对全球科技前沿的战略性新兴技术和未来技术协同创新、分工生产，依据各地区科技和产业综合优势，不断孵化和孕育适合本地技术和资源禀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构建可持续的人才培育与发展体系。要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方式与培育体系需要发生相应改变。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培育与发展体系，要把握“一中心两基础”。一个中心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两个基础，一是完善人才培养培育体系，将创新教育植入教育的各个阶段。围绕科学—技术—创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对不同类型人才产生的“人才需求链”，来实现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的适配性对接，改革教育体系结构、提升教育体系功能，优化人才供给结构和能力；二是建设创新人才分类管理的人才治理体系，改善人才环境，优化人才配置格局。一方面要识别人力资本结构和创新人才分类，建立对创新人才的分类管理体系，探索不同类型的培养模式和渠道；另一方面要改革人才评价制度，完善创新团队培育机制，改革对国际高端人才和团队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实现“人尽其才”。
优化科技治理，塑造开放创新生态。新质生产力涉及更复杂、更前沿、不确定性更强、迭代更快的技术，为科技评价和科技治理等带来了新挑战，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必要优化和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建立良好的科技治理体系，要以全社会共同的目标和价值为引领，通过法律法规以及内控制度规范主体行为，通过政策和机制激励引导创新资源实现共同目标，充分发挥群体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围绕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来建设科技创新活动的运行秩序，保障相关主体的创新权益，促进创新主体深度融合实现高水平创新功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高效科技治理体系的建立，要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三种机制的动态平衡，推动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科技治理；建立符合国情且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快速、灵活应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探索建立由宏观治理（战略、政策、法律法规）到微观治理（内部规范）的层次丰富、体系完善的科技治理机制，形成鼓励自由探索、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塑造开放创新生态。
（作者为南开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国经济条件下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09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高奇琦：《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②胡汉辉、邢华：《产业融合理论以及对我国发展信息产业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2期。
③黄阳华：《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④陈丰龙、徐康宁：《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5期。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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