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让更多基层群众投身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发挥乡村内生动力，启动在地化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贵州榕江“村超”火爆现象表明，基于全球本土化和在地化视野，可以理解并尊重乡村的知识传统和文化传统，发挥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找到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势利导精耕乡村体育土壤，发展乡村在地化体育，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乡村体育文化长期繁荣，从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文化 乡村振兴 乡村体育 在地化 “村超”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图景
发展基层体育运动，有助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体育强则中国强，体育兴则乡村兴。近年来，不少地方选择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作为突破口，将广大乡村群众凝聚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在贵州榕江，“村超”已经成为“现象级”的全民嘉年华。一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足球赛，能吸引几万人现场围观，并引爆全网几十亿的浏览量。“村超”作为中国乡村体育发展的典型，充分呈现出特有的乡村文化和少数民族风情，能让传承千年的乡村文化与足球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让人民群众投身乡村文化振兴，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能最大程度地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迅速激发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内在认同感，进一步凝聚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体育运动在乡村发展的初衷和服务对象，首先就是村民，最终也必然是村民。“村超”之所以能够火爆全网，其关键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村超”给出的答案，不是如何对标或支撑职业足球发展，而是通过明确人民群众全方位参与的发展方向，理清乡村体育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本质关联。它让人们重新意识到，体育发展的土壤，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缺乏参与，甚至劳民伤财的体育，很难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乡村体育已经成为乡村文化的有机构成，它不仅扎根于传统乡土，更能连通新时空，让不同区域和身份的人们，能借助乡村体育赛事的新平台，共同创造和享受乡村文化振兴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回归乡土、回归村民的乡村体育建设，不仅能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更能够凝聚乡村内生动力和外部力量。而以足球作为切入口，能够打破群众，尤其是一些城市居民对于乡村文化的刻板印象，突破既有隔膜，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鲜的活力。
全球在地化与乡村文化发展
如何构建乡村体育发展的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这就需要拓展全球本土化，或者在地化视野，理解并尊重乡村的知识传统和文化传统，由此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势利导精耕乡村体育土壤，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乡村体育文化的长期繁荣，从而以乡村体育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全球本土化，又可称为全球在地化，最初是指“全球化思维，在地化实践”（Think globally and Do locally）。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科学界为理解全球化导致的各地区文化体系同质性现象，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Localization）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新词——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引入全球在地化这一视野，目的是强调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发掘并重新利用各个地区特有文化元素的基础上。
乡村传统文化有其固有的生命力。它不仅是千百年来当地群众塑造独特生活方式的印证，更是他们与当地自然生态相互依存，共同成长的鲜活记忆。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品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乡村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以全球化、商品化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文化面前，乡村文化被贴上了“愚昧”的标签。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构成体系性破坏，更让群众失去对乡村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信心。为了留住乡愁，发展乡村文化，在地化知识概念被对应地提出，由此，凸显当地文化知识体系的特殊价值。其中的关键，是通过文化与知识，回归对日常生活的尊重与认同，重新吸引民众的参与积极性。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风文明要求在新时代对优秀乡村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进一步看，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振兴。面对产业的同质性，各地的乡村发展必然要凸显当地特色，找到在地化的创新发展思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更多人意识到，需要把发展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体现在地文化知识的特殊性上。由此，为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特色产业路径涂亮文化底色。
各地塑造当地文化知识体系的尝试是有益的。最先，不少村庄找到直接的文化与知识表达方式，重点凸出农耕与乡土色彩浓厚的节日庆典，亦或是地区特色的歌舞和美食。同时，不少地区开始发掘自己的村庄故事，并以文化设施的建设为起点，重新梳理本村的文化形式，由此呈现人民群众身边发生的故事、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传统知识。但这些尝试方式依然存在着自身的影响边界。以举办“村超”的贵州榕江为例。在“村超”破圈之前，当地还尝试了包括传统斗牛、非遗旅游，以及篮球或马拉松等其他体育赛事。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都或多或少受限于外界对在地化知识的传播和理解的局限性。比如，传统斗牛具有浓郁的侗族特色，反映出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和生产风情。但斗牛运动参与门槛高，外界认同感低。非遗旅游则常常陷入产业同质化困境。乡村文化振兴，需要通过在地化文化与知识，回归对日常生活的尊重与认同，吸引群众参与。
让乡村体育回归日常生活
乡村体育是乡村文化的有机部分。乡村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文化。它彰显着质朴的农民勤劳勇敢的精神追求和日常实践。而在乡村生活中，互助、诚信的乡邻关系被世代传扬。这些文化特质和精神符号，与乡村体育的发展紧密契合。与此同时，文化发展的背后，既离不开经济投入，也需要体现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只有做到让乡村体育回归日常生活，做到“人气旺、人心齐”，才有机会塑造被群众认同的文化体系，真正做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美国人类学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在其著作《地方知识》中，强调了在日常生活中塑造文化体系的五个层面。这些层面，都能在“村超”的发展中得到逐一体现。
第一是自然性。足球对老百姓的吸引力显而易见。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在球场内外，简单而自然地找到归宿和快乐。组织者和参赛者对足球的热情自不必说。而村里的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也能在开球前或中场休息期间，表演或展示自身民族文化特色，以此找到自己特有的文化位置。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和游客，也能在参与“村超”的过程中，通过场内精彩对抗，场外特色美食，自然地融入到现场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氛围之中。
第二是实践性。“村超”火爆所带动的足球产业经济，为当地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榕江是中国最后一批“摘帽县”。在过去，人们外出打工是常态。但近年来，当地出现了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原本外出务工的群众回到家乡就近务工。这一趋势是“村超”成功举办的前提。以参与比赛的月寨村足球队为例，近年来，陆续已有半数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返乡就业。这些青壮年，为球队的发展贡献了关键力量。而通过“村超”搭建的新平台，当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已经出现了量变。在比赛日前后，当地群众获得了更多经营小生意的增收机会。
第三是浅白性。“村超”带来的文化发展，不仅是足球运动本身，也展现了当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育带来的共鸣不抽象晦涩，而是用直观的画面带来强烈的感染力。“村超”现场，大标语“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表明足球场同样具有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的文化塑造能力。
第四是易获性。“村超”是由各村的球队自发组织。无论是参与比赛的村民和啦啦队，还是外来观众，都自发地被比赛的热烈氛围吸引。当地政府也在努力保障这种乡村体育的生活化。一方面，确保交通和球场安全；另一方面，确保比赛日的餐饮和住宿等服务业水平与价格稳定。
第五是非标性。足球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榕江的融合非常奇妙。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就很难以全球性、普遍性或某项国际国内规则简单囊括。20世纪40年代传入的足球运动，在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3.9%的榕江生根发芽。“村超”的隆重登场，一方面以足球的名义聚集人气，另一方面延续和弘扬千百年民族文化。“村超”探索了中国乡村体育的发展路径。
体育，尤其是足球，为外界了解乡村文化提供了新窗口、新平台和新契机。“村超”中的民族表演，与比赛一样火热，让人联想起巴西的里约狂欢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村超”带来了乡村文化发展新图景。虚拟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乡村与足球，汇聚在“村超”，让人们重新认同并走进乡村。
以乡村体育发展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村超”所表达的故事，目前更多还是以群众参与为主的足球。尽管在水平上与职业足球差距很大，但观众在“村超”中体会到，普通人在精彩发挥背后的精神面貌，比技战术水平更为重要。人们从“村超”的欣欣向荣图景中，还是会不自觉地想起国足，期待国足能从“村超”中汲取新经验。
中国的举国体制，向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过去，中国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办大事、办新事、办难事、办急事。举国体制在大工程、大体育、大灾难面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依然可以攻坚克难。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要将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汇集，拧成一股绳，激发各类主体潜能。在乡村体育发展上，要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以保障乡村足球和乡村体育发展。
之前的体育举国体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架构。在“国家队”层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各个基层体育组织，直接将国家乡村体育体现在市场主体中。“国家队”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海外竞争，提升体育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各地基层体育组织形成了“地方队”，源源不断为上层输送人才。然而，这种组织模式还存在一定不足，“精英”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藩篱”。
“村超”火爆让人意识到，基层群众广泛参与，是构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体育举国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变革将下一层级为上一层级输送人才的被动结构，优化为塑造体育发展氛围的主动结构。基层俱乐部等体育基本单位，各层次的职业、半职业甚至草根联赛等市场和社会组织，促成了群众参与的自主性。散布在中国乡村各个角落的乡村比赛，对于形成新型体育举国体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大量的业余运动员活跃在包括乡村在内的各级社区联赛，联赛在自身运转的同时，向外部市场提供经济和就业的新机遇。一场“村超”联赛，就可以带来巨量的客流量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乡村级别的社区联赛还能以社会化组织的方式参与，推动地方体育发展。足球大国巴西、意大利、德国等全民足球的国际经验，也为促进群众参与提供了借鉴。“村超”既体现群众参与对体育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也体现村民对自身体育价值的实现能力。
以乡村在地化体育促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聚焦基层群众的日常体育实践。中国乡村体育体系需要通过逐渐完善的制度设计，将乡村文化振兴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机结合。同时，以包容性的视角，重视、调动和协调体育参与者以及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能力。由此，在国家推动乡村体育发展的努力和人民群众积极主动的实践“上下来去”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乡村体育的有效治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第一，激发群众的主体性。要充分调动群众自发的组织能力，以此找到乡村体育发展的初衷：回归人民，服务群众。自20世纪40年代起，足球在榕江生根发芽，深得群众认可和喜爱，球队在地区比赛中多次夺冠。到了20世纪80年代，榕江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要想工作找得好，足球技术不可少。”随着时代变迁，榕江一代又一代的足球爱好者被培养起来。不同于大城市有着良好的基础建设条件，榕江当地人的足球是开展在河边的荒地、校园的篮球场，这些看似与足球运动无关的地方，恰恰体现了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榕江各个社会团体开始自发在节庆期间举办足球赛，有了最初的赛制雏形。赛事的创始团队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研究会和中小学校长。有了多样化、包容性的群众组织深度参与，体育赛事在乡村才可能赢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投入。
第二，重视青训的基础性。“村超”的出现，与榕江很早就建立起独特的校园足球体系有直接关系。事实上，要提高足球水平，根基在于做好群众的体育教育。体育教育的起点是形成与教育资源匹配的青训体系。一方面，青训经过“十年磨一剑”的艰辛过程，培养一批有奉献精神的运动员，全身心投入青训。为此，构筑更具地方特色、项目特点的教练员评价体系和发展指标尤为关键。另一方面，由于足球人才淘汰率高，需要为参与青训的孩子们提供多元的成长路径。比如，日本作为亚洲足球发展的标杆之一，其足球发展理论中有著名的“双峰模式”，即个人在国家足球发展中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职业金字塔式，而是存在职业竞技和业余发展两个相互关联的巅峰。足球青训不能只盯着职业化，进而走向功利化。在全民健身的语境中，以足球为代表的青训体系需要回归到培养健全人格、强健体魄等多元价值目标。
第三，增强比赛的在地性。比赛是体育运动的关键载体，是呈现体育竞技精神的最高舞台。乡村体育对标的不是职业体育，而是服务于乡村文化阵地的重塑。无论是足球、篮球、马拉松等全球化程度很高的项目，还是侗族斗牛、苗族摔跤等本身就根植于传统乡土文化的体育项目，最终的目标是形成乡村文化振兴的力量整合。这些力量，既包括以村民、新乡贤、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代表的内在力量，也需要包括游客、观众、媒体和投资者在内的外部力量。两种力量的注入，对于打造比赛的在地性，激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能让群众深度参与乡村体育发展，带动就业创业，更能实现知识的在地化重构、文化要素的在地化利用，以及产业的在地化创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并为更多地区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模式的选择。
中国足球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都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久久为功。从发展规律看，足球需要全民参与的社会土壤。“村超”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发展新型体育举国体制试验田。在这块田里长出的庄稼，不仅是有益于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发展人才土壤、舆论土壤和制度土壤，更是不断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新思路、新动能、新希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导；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方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项目“跨界合作与整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XNL012）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
②周立、罗建章、汪庆浩：《“全球本土化”：世界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危机之出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③周立、罗建章、方平：《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疫情危机、全球本土化与有组织地负起责任》，《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
责编/于洪清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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