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加深，不断展现出二者内在密切的伴生关系和互动逻辑。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人文与数字出版的关系并非相互从属，而是在发展中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在符号呈现、技术手段和现实功用中表现出相互伴生和逻辑一致，又在融合与伴生中产生深刻的互动影响，持续推动信息与知识的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式创新。深入探讨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相互作用，有利于揭示二者如何共同推动信息、知识、文化和文明的创造、应用、传播和传承。
【关键词】数字出版 数字人文 伴生关系 互动逻辑
【中图分类号】 G23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2.005
【作者简介】万安伦，华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外出版史、出版学、数字出版、数字人文等。主要著作有《中外出版史》、《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主编）、《数字出版研究——运行模式与发展趋势》、《数字出版导论》（合著）、《新中国出版研究》等。
出版的实质，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和传承的过程与活动。[1]数字出版（Digital Publishing）以数字化、智能化乃至智慧化的技术手段推动出版流程的重组、再造与延伸[2]，是人类出版的当下状态。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主要产品形态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彩信、彩铃、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小说、手机游戏）等。发展到今日，数字出版产品形态还包括博客、社交媒体内容、网络视频、ChatGPT等新兴媒介的出版内容。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起源于20世纪后半期，由“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这一概念衍变而来，即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介入传统人文学科研究，处理和加工文献与知识。作为目前最前沿的交叉学科之一，数字人文融合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计算机、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内容与方法，改变了知识创造与生产的方式，是运用数字技术和方法开展人文学科研究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不仅利用数字化的资源和工具对传统的人文学科进行深度介入和探究，还通过计算技术（如文本挖掘、可视化等）推动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作为引领出版领域与人文学科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而内在的相互伴生与依存关系。一方面，数字出版提供了数字人文所需要的数字化资源和平台，推动数字人文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远的层次上开展研究；另一方面，数字人文的发展也推动了数字出版内容的丰富和多元化发展。本文从理论思考和现实应用两方面入手，深入探讨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之间的伴生关系与互动逻辑。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的伴生关系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之间是一种相互伴生、良性互动的逻辑关系。“作为传承文明和传播知识的工具，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肩负着共同的使命”[3]，而且表现出符号呈现高度一致、技术手段高度一致和现实功用高度一致。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内在逻辑的高度一致并相互伴生，不仅推动和促进了两大领域的快速发展，也对信息积累保存、知识生产、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的符号呈现高度一致并相互伴生。数字化时代下，“出版符号在数字出版形态中，都升华为代码性质的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版符号也是数字人文最终呈现的人文意蕴符号”，[4]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两个领域展现出极为显著的相互伴生及互动融合特征。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符号表达和内容呈现方面，二者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是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传播和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特征。
首先，在内容结构上，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呈现明显的伴生性和一致性。无论是数字化图书、期刊，还是数字化文献、档案，都趋向于采用模块化、层次化的内容结构。这种内容结构便于读者或研究者根据需要快速定位信息，同时也支持更加灵活的交互式阅读和研究体验。其次，在内容呈现方式上，两者同样表现出伴生性和一致性的特点。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都广泛利用多媒体元素（如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并在内容中融入互动性元素，这种多媒体和互动性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内容的表达形式，还提升了用户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再次，数据驱动式的内容呈现是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的又一共同特点。这两个领域可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和呈现，使得内容能够更加贴合用户的需求和兴趣。此外，数据分析还能够为内容的持续优化和更新提供支持。最后，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在内容的可访问性和共享性上也体现出相互伴生和高度一致的特点。传播内容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生成并根据用户需求更新，而且能够轻松被全球各地用户访问和共享，极大提升了知识的可达性和传播效率，这种无国界的内容共享在推动全球文化和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在符号呈现上的相互伴生和高度一致是对数字技术革新的直接响应，也是这两个领域不断融合与发展的重要标志。符号呈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及高度一致性不仅提升了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产出内容的质量和影响力，也为二者进一步交叉融合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发展，未来这种一致性和伴生关系将进一步加深，并推动这两个领域在更深、更广层面实现创新与突破。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技术手段高度一致并相互伴生。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二者不仅在理念和内容上趋于一致，更在技术手段上展现出显著的相似性和趋同性。研究应用的关键技术包括数据挖掘、文本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这些技术推动着研究者能在更强大的数据集成上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探究，同时也为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具体来看，数字出版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了传统出版内容的数字化转换和网络化传播。其核心技术包括数字化编辑与格式转换、多媒体内容制作和在线分发平台的构建等，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出版效率，也丰富了用户的阅读体验，增强了内容的个性化和互动性特征。而数字人文则“利用数字化技术，为人文知识的存储复制以及深入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5]，并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收集、分析和解释。可以看出，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相互携手、促进、推动并陪伴彼此成长。
在数据分析与处理方面，数字出版的数据处理涉及内容的编辑、格式化和优化，而在数字人文中，数据处理则是对大量文本和图像资料进行分析和解读，二者在数据处理的核心技术手段上呈现一致性。多媒体技术在数字出版中用于创造更加丰富和动态的阅读材料，在数字人文中则用于更直观地展示研究结果，在两个领域中这一技术的应用都极为广泛。在内容传播与呈现方面，两个领域都强调交互性和用户参与的重要性。数字出版通过互动设计增强用户体验，数字人文则通过互动式的数据呈现和用户参与的研究方法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在线共享平台方面，数字出版通常通过在线平台来分发和推广内容，而数字人文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在线平台共享研究成果并促进学术交流，这种对在线平台的共同依赖进一步表明了两个领域在技术应用上的一致性和伴生性。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在技术手段上的高度一致和相互伴生，反映出二者在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趋势上的共同努力，不仅推动了两个领域的交叉融合，也为二者未来携手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未来，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将进一步携手推动信息利用、知识生产、文化创造和文明传承。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现实功用高度一致并相互伴生。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领域在现实功用上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知识传播、文化保存和教育推广等方面。
在知识传播与普及方面，数字出版通过电子书籍、在线杂志等形式，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迅速、广泛传播。同时，数字人文通过数字化的文献、档案等资源，促进了人文学科知识的传播。二者都在不断突破传统的领域和文化界限，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全球化共享。在文化保存与文明传承方面，数字出版通过数字化的内容生产和对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存档，使得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得以长久保存。与此同时，数字人文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历史文献、艺术作品等进行归档和分析，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在教育推广方面，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都极大地丰富了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数字出版提供了丰富的电子教材和在线学习平台，而数字人文则通过数字化的资源和工具支持着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教育的质量水平，还拓展了教育的边界范围。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相伴相生、共同成长，共同促进了信息的共享，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推动了全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在现实功用上的高度一致性，反映出两个领域在应对数字化挑战时的共同努力和携手并进，也预示着它们将在未来社会发展和人文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有望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的互动逻辑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形成和知识体系构建。特别是在学术领域，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的发展不仅体现出技术的进步，更体现出知识生产、文化传播和信息交流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已成为现代知识服务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虽各自具有独立性，却相互伴生、交织和促进，共同推动着知识服务和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拓展，极大促进了文化和知识的创造与传播。
数字出版加速数字人文研究内容整合。在数字人文领域，数字出版的相关技术正发挥巨大作用。数字出版可以通过建立和分享数字档案，进一步实现资源保存与共享。珍贵的档案通常包含大量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资料，这些资料经过数字化处理后，便可以被全球研究者和公众轻松访问。研究人员可以远程访问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不必前往实体档案馆，从而达到资源分享最大化、促进学术交流与资料保护的目的。例如，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在2012年宣布停止纸质出版，全面转向数字出版。[6]同时，数字出版可以通过数字工具展开互动式学术出版。在线上平台和应用程序中的研究成果，将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本和图像，而是可以包含互动图表、动画，以及接入外部资源的超链接。这种互动性增强了学术内容的吸引力和可理解性，尤其是对于非专业受众来说更有利于其理解。此外，数字出版还促进了开放获取（Open Access）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国际五大知名学术期刊出版商爱思唯（Elsevier）、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威立（Wiley）、世哲（SAGE Publishing）和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均拥有自己的数据出版平台，并相应制定了不同的数据出版政策，鼓励或者强制要求作者将学术论文支撑数据提交到指定（自建或共建）的数据储存平台。”[7]这类开放获取出版物可以免费提供给所有用户，有利于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提高研究的可见性。
数字出版创新数字人文研究技术手段。数字出版不仅改变了信息和文本的生产、存储和传播及销售方式，也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平台。“技术是数字出版的本质特征，随着大数据、区块链、5G、人工智能等技术下沉至出版业”，[8]数字出版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边界变革，数据挖掘与文本分析工具等数字出版技术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正发挥关键作用。传统的人文学科多依赖于文本分析、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方法，而数字出版技术的引入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拓宽了人文学科研究的边界和可能性。数字人文研究通过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得以拓展其研究工具和方法，从而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探索人文学科的未来发展。
数字出版技术通过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数字化，实现了知识的数字化生产，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源。这种数字化资源不仅有利于古老的文献得以永续保存，还有助于优质资源为全球的研究者所便捷使用。例如，学者可以在网上查阅过去难以获取的原始手稿和珍稀书籍等资料，极大便利了文学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数字出版的网络化特性也促进了人文研究的共享和协作，研究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共享发现和数据，与全球同行进行交流和协作。这种开放的研究环境加速了知识的生产和流通，促进了知识服务和学术成果的快速传播和升级迭代。数字出版已引入诸如开放获取和电子期刊等新模式，推动着最新的研究成果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被获取、讨论和认可，从而提升了学术交流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增强了研究的学理性、时效性和影响力，这些新范式为数字人文学者提供了新的发表和交流平台。同时，随着ChatGPT大模型的发展，数字出版的“内容创作形态、行业生态、行业构成均产生了突出变化”[9]，“ChatGPT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数字出版内容的质量与生产效率，降低内容创作的门槛，推动内容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引领数字出版生产模式的变革，实现内容生产的更高效率、更低成本。”[10]此外，数字出版中的交互性和多媒体元素促进了数字人文研究的表现形式多元化发展。借助交互式图表、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内容，复杂的人文研究可以以更加生动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增强了学术趣味和学术传播效果。
数字人文拓展数字出版内容呈现方式。数字人文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为数字出版提供了全新的内容呈现方式，赋予了传统文本更强的表达能力，拓展了数字出版的内容边界，推动着数字出版朝着多元化、强互动发展，使其成为当下热门的知识传播平台。
数字人文学者经常需要通过新的方式来呈现和表达研究成果，这便推动了数字出版领域在内容方面的创新。例如，为了更好地展示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研究者可能需要使用交互式的时间轴线或空间地图，这就推动了数字出版领域不断探索更多的呈现技术。“H5、虚拟现实等技术逐渐成熟，5G技术彰显了自身在多场景阅读模式中的适配性，为用户创设了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11]同时，由于数字人文具有跨学科属性，这就要求数字出版领域不断覆盖更广泛的场域，以适应不同研究领域的特定需求。例如，一个融合了历史学、地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项目，由于具备跨学科属性，在进行数字出版时可能需要融合这些学科的相关特点和要求。此外，数字人文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是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数字人文所采用的手段也为数字出版提供了新的内容展示途径，出版物不再是文字和图像的简单组合，而是能够通过数据可视化呈现更为复杂和深入的信息和知识。
相伴相生、相交相融的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数字时代下，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的发展不仅是“并驾齐驱”，更是相伴相生、相交相融。交融伴生的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在理念、技术应用和内容创新等方面正在进一步互动融合，深度推动知识服务和文化传播的转型进程。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在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二者的共同目标之一，便是推动信息和知识呈现更加生动和易于理解。利用数字技术可增强知识和信息的量产性、流动性、互动性、表现力和可访问性。数字出版通过电子书籍、在线杂志和多媒体内容等形式，重塑了传统的出版面貌，而数字人文则通过数字文献、互动地图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重新定义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技术创新在这两个领域之间也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技术进步正在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而学术研究的深入又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这种双向互动增强了知识服务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和开放性，推动着全球知识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的结合也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方法和平台，有助于更好地传播、保护和传承人类文化和文明。
总体而言，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的互动逻辑是底层的、内在的，其互动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二者的互动不仅促进了两个领域的技术应用和理论突破，还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文化生产方式，丰富了文化滋养人类心灵的途径，丰润了人类文化生活和学术研究。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这种互动将更加深入紧密，两个领域的界限将进一步模糊，二者相伴相生、相交相融的联袂互动将共同推动新的知识体系构建和新的文明范式形成。
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的深远影响
数字出版较之传统出版，不仅意味着内容、形式的变化，更推动了出版流程、版权管理和用户互动等方面的全面革新，其优势在于知识的生产、存储、传播和销售具有高效性、便捷性、可达性、互动性和可扩展性，极大地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与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物的更新、分发和访问更加高效便捷，使得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够迅速传播至全球范围并抵达广大读者。同时，数字出版物形式具有多样性，如电子书籍、在线期刊、博客和多媒体内容，为用户提供了更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圈层流动和触达。数字出版彻底打破了传统出版的地理和手段限制，使得广大受众能够及时、迅速访问丰富的知识资源，“通过数字化这一手段使得人文学术的成果得以快速有效的传播”，[12]这种易于获取的特性促进了知识传播的民主化发展，降低了教育和自我提升的门槛。
在数字社会建设中，数字出版正承担起愈发重要的时代责任。而在数字人文领域，运用数字技术分析和展现人文数据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性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文本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等手段，分析和解读大量的历史文档、文学作品和艺术藏品。例如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学方面，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提供了新的展示和宣传教育工具。借助这些技术，受众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沉浸、互动地体验历史场景或欣赏艺术品，从而获得更加深入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除此之外，研究者通过时间轴线、数字地图和网络图表等视觉化手段，可以直观地观测和体味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地理分布和社会网络结构；将地理信息系统（GIS）用于历史地图的数字化表达，可以揭示特定时期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模式；结合大规模文本集合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分析数百年间的报纸档案，以揭示历史趋势和社会走向；通过各种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渠道与公众互动，可以利用曝光率提高个体参与学术研究的机会，鼓励公众上传个人历史资料或参与数据标注，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发展。
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在实践中的互动融合，不仅可以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及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还将对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产生积极影响。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对海量数字化的信息、数据和文化资源进行分析思考，对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易于获取的数字化典籍文献、历史文档和社交媒体数据，探讨和思考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具体问题，以及科技进步、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等宏大叙事问题。要言之，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相互依存伴生、相互影响促进，二者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着数字社会和数字文明的有序演进和持续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A335；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洲扬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万安伦：《中外出版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页。
[2]方卿、丁靖佳：《数字出版三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中国出版》，2023年第10期。
[3][4][5]万安伦、黄婧雯：《论数字人文与数字出版》，《印刷文化（中英文）》，2020年第1期。
[6]胡易容、康亚飞：《数字时代出版学科的理论要素与演化逻辑》，《中国出版》，2022年第23期。
[7]江波、高娜：《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数字产业发展与平台建设——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8]陈洁：《以数字化为核心重构编辑出版学：兼谈数字出版研究进路》，《出版发行研究》，2022年第11期。
[9][10]万安伦、张小凡、曹培培：《ChatGPT浪潮下的数字出版：模式创新与行业挑战》，《中国编辑》，2023年第10期。
[11]路丽华：《5G融媒体时代数字出版业的发展态势与应对策略》，《编辑学刊》，2022年第5期。
[12]王宁：《作为一种人文学术范式的数字人文》，《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2期。
The Associated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Logic of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
Wan Anlun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rossing and integration of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 are deepening, constantly showing the inherent close association and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the two.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uman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digital publishing is not subordinate to each other, but presents a "you are in me, I am in you"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showing mutual association and logical consistency in symbol presentation, technology means and practical function, and producing profound interactive effects in integration and association,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logical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 is conducive to revealing how the two jointly promote the creation, appli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Key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digital humanities, associated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logic
责 编∕杨 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