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是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议题。新安全格局的理论意蕴可作三重解读：“安全”是非零和的“场效应”，“安全格局”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图景”，新安全格局是以和合为本与向善求治的“新安全图景”。新安全格局的实践取向是：以和平保发展，以和解稳发展，以和合促发展。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新安全格局”的全方位、体系性的把握，既是对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的有机统合，也是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统筹。
关键词:新安全格局 场效应 和合主义 总体安全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界安全局势动荡不安、混乱焦灼的当下，如何认识新安全格局这一重要提法？如何诠释这一重要提法中的“新”“安全格局”？如何理解新安全格局前置于新发展格局的新颖性与重要性？如何认识新安全格局对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前导性与探索性意义？把握新安全格局的理论意蕴与实践向度对回答这些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安全格局的理论意蕴
何为理论意蕴？理论意蕴是理论的理性内核与意向性元点，它关联着理论的本体论前提、认识论基础、方法论取舍以及意义论取向。
安全是非零和的“场效应”
无论谁，无论他生活在何处，都需要一种安宁的、远离伤害的生活环境。人们日常所体验到的安全，多是身体没有受伤害、心理没有受损害、财产没有受侵害、社会关系没有受损害、环境没有遭受灾害，因而人们总是直观地从突发安全事件、重大安全事故、引发关注的安全事项中感知安全，从而导致对安全的碎片化理解。全球化时代，世界安全不可分割。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观照“安全”，实现对安全理解的本体论的转向，从“场域安全”视界重新界定安全，用总体、整全、关联交织化的安全观去替代局部、离散、孤立碎片化的安全观。
“场”是一个人们熟知的常用词，在空间上指活动的位置与场所；如会场、操场、商场；在时间上指活动特定情景与方式，如场景、场合；在整体时空意义上指较大范围的实践领域，如战场、市场、官场、职场等。社会领域中用“场域”来替代“场”概念，引入“场域”范畴可以很好地揭示时空中以“关系和合度”为变量的各种安全状态，表明除了场的物理特征与状态外，还叠加了人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专有性质，因此更能反映出安全作为社会关系范畴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场域”有着安全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的集合特征与和合性程度。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构型”。[1]对安全进行“场域”性考察，是安全哲学的一种抽象，也是安全研究的一种整体化努力。基于“场域”视角，关联着众多行为体的安全，不仅是一事一物的没有危险或威胁的持存状态，而且是与场域中所有事物相关联的没有危险或威胁“关系”的持存状态。
场域安全观是一种全新的安全观。“场域安全”是指与安全相关联的、具有特定活动性质的、没有危险或威胁的关系状态，它强调的安全不是一种线性的、技术性的安全，而是非线性的、价值性的安全。从场域安全观重新审视安全，安全是一种特定的“场域”状态，是一种非零和的“场效应”。安全不再是单列式的安全事件，也不是碎片化的安全事故或是各自分离的安全孤岛，安全更是一种整体性趋势，是一种关联性结构，是不可分割的网络情境。
新安全格局所要建构的“安全视界”便是这样一种场域安全视界：既包含个体安全，也包含集体安全与人类安全；既包含国家安全，也包含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甚至还扩展至太空安全。场域安全视界是对安全在三个维度上扩展的结果：一是在指涉对象维度上的不断深化，使“国家安全”作为唯一的基本单元或中心被超越；二是在领域设定维度上的不断拓展，使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进入了高政治的安全议题之中，且安全是非零和的关系；三是在价值整合维度上的不断融合，使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平等、安全与正义、安全与解放、安全与自由成为相关联的复合性议题。
安全是非零和的“场效应”，表明世界安全不可分割，不仅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不可分割，而且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可分割。只有坚持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统筹安全与发展，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各国才能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安全格局”是总体性的“安全图景”
场域安全强调的是安全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系统重要含义有二：一是作为整体主义的隐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二是作为功能转换的隐喻，整体异于部分之和。强调“安全格局”是不可分割的总体性“安全图景”，重在反映安全问题中社会活动的系统复杂关系，凸显多重时空关系与多种活动性质在安全问题上的叠加、复合与交织。多重时空关系包含主体、区域、层面、领域、阶段、代际等要素，多种活动性质则关涉主体、结构、要素、样式、功能、价值等不同方面。
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一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运用中国智慧为人类自救于危难、发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宁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宣示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完好地回答了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立场、安全原则，以及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性与时代价值。
基于此，中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各个安全领域，全面统筹了发展与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也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格局的新图景。
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当下世界新安全格局的全方位、体系性的把握，不仅是对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的有机统合，也是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统筹。“全球”“总体”置于安全观之前，凸显了中国领导人对安全作“系统性”考察与“全景性”研判的新境界。因此，新安全格局必然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格局，必然是体现“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的安全格局，必然是统筹外部与内部、国土与国民、传统与非传统、自身与共同、维护与塑造的安全格局。
新安全格局是和合为本、向善求治的“新安全图景”
“新安全格局”新在何处？新在安全视界的拓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确立，世界安全“中国方案”的提出。当下的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表明，世界并不安宁，种种“存在性焦虑”与“前景性恐慌”一次次敲响警世之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艰难时刻，中国适时提出了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奉献了顺应时代、凝聚共识的中国方案。
首先，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观以和合为本，是对无政府逻辑的超越。长期以来，“国际无政府逻辑”主导国际安全理论和全球安全治理实践。现实主义宣称国家只为权力而奋斗，认为国家的安全目标在于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要维持和平，首要也最为重要的是保持权力均衡。自由主义宣称国家只为利益而努力，但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仍然是“国际无政府逻辑”，追求本国优先、联盟靠前甚至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因而“当代自由主义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实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翻版”。[2]建构主义则强调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身是被国家建构的，世界是“有秩序”的[3]，但建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物质力量发展与国家利益对观念形成的重要诉求。
中国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为前提，面对唇齿相依的共同命运，向世界发出全球安全倡议，要求人们从“对抗型安全”转向“共生型安全”，强调只有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才能更好地维护与塑造全球安全。[4]为此，中国在全球、地区、双边等层面，分别提出了多种类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方案，并走出了安全共同体建构之新路：结伴不结盟——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向善求治，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超越。传统国家安全观以“国家为中心”，重视军事与政治安全，把国家视为唯一的安全主体。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除了重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还重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以及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安全，进而克服了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三个盲点：一是忽略人的要素，即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核心地位和根本目的性；二是重视防范外部威胁，但忽视吸纳外部合理因素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三是重视以硬手段保障国家安全，而忽视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对国家安全的长远性、全局性、根本性的保障。[5]
新安全格局是以和合为本、向善求治的“新安全图景”。全球安全观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总体国家安全观确立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重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统筹，这就赋予了“新安全格局”极其深邃的理论意蕴。“新安全格局”这一重大理论范畴的提出，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安全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必然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新安全格局的实践取向
何为“实践取向”？实践取向是实践路径的价值判定与方向确定。“新安全格局”以和合为本、向善求治，其实践取向则是以和平、和解、和合保障新发展格局。和平是无战争，故可以保发展；和解是不冲突，故可以稳发展；和合是共生共商共建共享，故可以促发展。
以和平保发展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和平”意义上的安全就是“无战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国际安全的依托，而最直接依托就是国家间确保和平无战事。然而，人类发展史的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而难以解释。美国学者康威·汉得森在《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一书中揭示，从公元前3600年到现在的五千余年间，全世界大约发生了14500场战争，只有292年是和平的，总共有35亿人在战争中死亡。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几乎每一年中，全球都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战争的影响。[6]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指出，欧洲列强在1494—1975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策动战争，欧洲完全没有战争的时间不超过25年[7]。以和平保发展实在是不容易的大事。
21世纪，人类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追求以和平获得安全，以安全来保障发展。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都以和平为起点，以和平为底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家海明威发表《永别了，武器》以表达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表，兴起了国际和平运动，和平主义成为了世界新潮流。冷战后，世界和平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消除战争甚至消除贫困、保护环境、促进发展也成为了和平运动的主要目标。但恐怖主义袭击、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一场场毁灭生命与破坏和平的灾难仍给人类罩上了阴影。“以和平保发展”再度成为人类的共识。可喜的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从不输出“战争”，带给人类的是和平、是发展、是和合、是共享。和平是新安全格局的底色，正是中国给人类和平带去了希望。
中国构建新安全格局的首要实践取向是“以和平保发展”，实行维和、促和、保和的外交政策。中国在全球层面，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等；在地区层面、双边层次提出了多种命运共同体的共建。例如，对于在争议较多、纷争不断、域外大国不断介入的南海问题，中国以《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平台，以“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为共同目标予以和合的方式妥善解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五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以和解稳发展
“和解”意义上的安全有着较之“和平”的更高价值排序。“和解”不仅是没有战争，而且还是没有军事外的冲突。“和解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历过激烈冲突和战争并保留着沉重的痛苦记忆的国家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可以说，没有和解就没有冲突之后的持久和平。”[8]
“和解”是国际安全维护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际安全塑造中的一种典型的国家间互动样式。“和解”一词有着强烈的价值意蕴，暗示着通过道歉、赔偿、安抚而达成的宽恕与原谅；该词还有着明显的实践向度，显示着自愿让步、适度退让乃至作必要的牺牲。冷战以“非战争”方式结束，即是国际安全“和解”的一种重要方式，意味着人类不再被超级大国间“确保相互摧毁”战略所裹挟。相应地，南非实现种族和解，德法和解为欧盟成立奠定基础，等等，“和解”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稳发展的前提。
和解使不稳定的“维持和平”上升到稳定的“建设和平”，使战争可能性几乎彻底消失。但与冲突解决不同，和解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涉及民众心理和情感以及身份认同的改变。冲突可以快速中止，而和解以及在和解基础上的“和好”却非易事。只有较彻底的和解，从敌对的安全困境中解脱出来，发展的稳定与可持续才确有其保障。
“以和解稳发展”就必须以“竞合”取代“竞争”，以“合作”取代“脱钩”。“竞合”指的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把竞争也限制在一个“不对抗、不冲突”的范围内。合作与竞争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竞合是包容了竞争与合作，通过竞合的“良性化”去消解潜在的异质性冲突。当面临冲突或竞争时，中国的做法是以“和而不同”精神“求同存异”，积极寻找根本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即使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把中国设定为“头号竞争对手”，中国依然强调与美国不是竞争关系而是良性的竞合关系，强调“脱钩”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以和解的态度探索破解大国关系困境的新方案。
以和合促发展
“和合”意义上的安全则是较之“和平”“和解”有更高价值排序的安全。《尚书·尧典》提出有“协和万邦”理念，《周易》提出有“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安全理想。中国的“和合”理念源远流长，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与宽容性，如求同存异、多元和合、互济双赢；而且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协作性与平衡性，如协同合作、以和谋利、相异互补、协调统一等。可见，“和合理念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最完美最完善的体现形式”。[9]
“以和合促发展”就是要通过“和合算法”的选择，寻求世界普遍安全之道。从人类的历史演进即从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家联盟、超国家共同体且正走向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来看，人类在历时态中有“共同体演进”的明显特征，根据人类冲突与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总体上在“战争—竞争—竞合—和合”的不同阶段越来越向和合度增加的方向发展，趋向和合是人类必然的历史走向。如果说安全算法是最简约演算原则与最可行操作方法之和，那么人类安全算法类型及特征可列式如下[10]：
战争算法=独霸+暴力夺取
竞争算法=独享+强力夺取
竞合算法=兼享+实力获取
和合算法=共享+合力获取
毋庸置疑，安全的和合算法是保障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类安全算法从战争向竞争、竞合、和合“升级”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安全问题应对与安全保障决策的普遍性特点，即不可仅有单一视角、单一时宜、单一手段，而必须全面而发展地考量、综合施策。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展开，安全领域更多地呈现出安危不可分离的“一战俱损”“一和俱益”及合作共赢的时代境况，主权让渡、搁置主权、责任主权等成为跨越国家边界合作的重要价值取向。现代性文明已不是国际体系中的某个单一文明，而是多种文明交互复合的多元文明。当国家间合作代替了对抗，和合代替了竞合，世界便进入了以和合为核心价值的共生、共建、共享的新时代。
事实上，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下，和合算法越来越成为人类安全算法的主导性选项。和合算法以“共享”原则超越了战争算法的“独霸”、竞争算法的“独享”、竞合算法的“兼享”；选取的维护安全的方式既非暴力夺取资源，也非强力获取资源，也与实力获取资源不同，而是“合力共享”资源。因此，和合算法较之于其他几种安全算法更具有正向价值导向，也更能获得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实效。
当我们在充分强调安全算法正向价值取向重要性的同时，还需要特别认真考虑三点：第一，认可人类安全算法的历史演进趋向，在现有历史语境中追求和合算法的价值目标，并不是无条件地放弃军事武力的运用。第二，21世纪是算法世纪，算法将改变人类自身，但新的安全算法或许会带来新的“未知的不可知风险”可能，甚至会引发更高一个层次或全新的“非传统战争”即更广意义上的“算法战”。第三，从后人类国际关系视角审视，人类安全算法的探究还需考虑未来已来的全新安全行为体，如基于生命的新物质体、基于物质的新生命体、基于智能的非生命体、基于与意识和感情关联的非人类行为体等，当这些新安全行为体均介入人类安全治理中时，以人类为中心的安全算法需要被迭代，新安全格局将被重新解读。
总之，新安全格局的理论意蕴、实践向度可以归结于一句话：基于场域安全视界的新安全图景是非零和的、整全的、和合为本与向善求治的，实现世界普遍安全的唯一方略是以和平保发展、以和解稳发展、以和合促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议题，也是对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深刻阐释与完好表达。我们只有深入理解“新安全格局”的理解意蕴与实践向度，才能更好地把握世界安全的大势与人类发展的前景。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2][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著，崔顺姬译：《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8页。
[3][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4]余潇枫、王梦婷：《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安全的“前景图”》，《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第4页。
[5]刘跃进著：《国家安全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年，第136—141页。
[6][美]康威·汉得森著，金帆译：《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7]田文林：《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的时代价值》，《当代世界》，2022年第5期，第26—27页。
[8]王高阳：《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和解”：一个概念性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第105页。
[9]徐鸿武、谢建平编：《和合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11、46页。
[10]余潇枫：《人类安全算法“升级”：战争—竞争—竞合—和合》，《国家安全论坛》，2023年第2期，第31—48页。
责编：李 懿／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