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法克服的安全困境。中国提出的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架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倡导立己达人精神，以发展性安全推进全球治理；坚持现实可及原则，以包容性安全推进全球治理；明确互利共赢路径，以合作性安全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时代特性，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的重要方案，也将为我国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安全共同体 全球治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 可持续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非国家主体以非传统方式展现出来的社会安全风险，深刻揭示了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公正引发的风险根源，以及全球治理的失能。对此，作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安全风险挑战的回应，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下，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实现人类社会共存的共同安全、复杂形势中的综合安全、平等对话下的合作安全以及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可持续安全。2019年，习近平主席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中，首次将中国的安全观凝练为安全共同体，倡议国与国之间构建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2020年，中国提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上，构建安全共同体，初步界定了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准则。2022年，习近平主席将安全共同体与人类社会相联系，提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1]，将安全共同体的政治命题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之中。至此，安全共同体的关系范畴由双边到多边、再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成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构建可持续安全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安全困境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告终，冷战结束，美国凭借超强综合国力独霸全球，试图依托经略半个世纪之久的联盟体系，维持西方主导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安全提供保证。然而，时过境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多波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不断分化、演变，后工业化社会的各类风险不断累积，贫困和难民、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危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毒品泛滥和精神药物滥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纷纷涌现，延宕不绝。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在应对全球性风险方面，机能失调，效率低下，不仅无法遏制全球风险的扩散，也无力改善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安全和发展问题相互叠加，同时又不断演变为新的地缘政治危机和冲突，全球安全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和困境。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安全观念的困境。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理论，都以假设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利己主义为导向，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扩张时代的现实需要，将国家的绝对安全和利益视为最高目标。这种绝对安全观念，难以确立本国的安全边界，需要不断寻求对他国的实力优势，以消除他国实力的增长给本国带来的安全焦虑，这样，就势必推动形成以邻为壑的国家安全政策。除非以联盟体系的构建维系盟国之间的安全信任，最终结果是将世界割裂为不同阵营的体系对抗，让世界变得更不安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之后长达40余年的冷战，西方传统安全观念均为始作俑者。建构主义的国际社会理论虽然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进行了修正，认为无政府状态既然是国家行为建构的“国际社会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同样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建构一种有利于稳定的国际文化。“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越大，国际体系就越趋稳定”[2]，亦即可以通过改变国家行为习惯来建构安全的国际体系。但是，文化和规范在面临严峻的国际政治现实和利益冲突的时候，难以建构统一的安全标准，同质性导向的文化建构依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亨廷顿文明冲突范式中的“西方与非西方”二分法，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安全思维定势。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塑造了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全球多极化的新格局正在成型，以他国安全利益的让渡来保全自身的绝对安全，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人心所向。
二是安全体系的困境。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体系，还是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体系或新自由主义的国际体制，均将国家安全关切的重心置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布局。国家安全是否有保障，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大小，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追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这个执念自从现代国际政治学兴盛以来，一直占据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轴位置。冷战结束之后，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以及借此为整个国际社会供给国际秩序和联盟体系国家的安全，是20世纪美国追求“美国治下之和平”帝国遗梦的主要思路。当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判断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在或可能受到威胁之时，国际社会看到的是美国基于实力的单边主义国家行为，或者假借多边主义之名行美国优先之实的对外政策。在美国和西方霸权体系延续之下，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连绵不断，“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巴以冲突”等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与和平相应对的安全尚且无法保证，遑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
总体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全球治理
针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的安全困境，中国立足于中华文化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特性，于十八大之后首倡总体国家安全观，十九大报告更是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3]。其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安全理念的本质区别所在。西方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主权国家为资本在欧洲和全球的扩张保驾护航，资本与国家合体，资本安全即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安全。资本对国家权力的挟持，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力量，强化了国家安全与国民个人安全之间的张力。同时，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投射在国际关系上，表现出国家理性的利己主义取向，资本的安全就是实现不断增殖，国家的安全就是实现不断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恃强凌弱，武力开道，结果生灵涂炭，不仅落后国家的人民饱受其害，本国人民的安全也无从谈起。
中国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对立统一，“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4]，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同时，我们坚持的人民安全，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的安全，从人类的整体高度来理解和把握各国人民的安全，只有每个国家的人民得到了安全，人类的安全才是可靠、可及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所秉承的总体安全观将视野始终定位于全人类，将人类共处于“地球村”、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作为维护安全的前提预设，形成了全人类共建、共享安全与发展成果的基本主张。
以人民安全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这也是重构全球治理的宗旨和目标，对于破解近代以来以资本为中心的国家利己主义安全观的困局，提供了新的愿景。
发展性安全：以立己达人精神推进全球治理
长期以来，中国主张和平与发展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冷战结束以后，发生世界范围内的体系性战争的可能性减小，但是世界整体性的和平状态并不意味着全球安全从此有了保证。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和平是安全的基本要求，但并不等于在和平条件下就必然安全。随着全球社会风险程度的上升，和平与发展难以全面涵盖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问题。在坚守和平稳定的同时，安全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更成为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命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维度。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内涵上看，是与发展对应的安全，而非与和平对应的安全”[5]，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世界意义不断彰显。西方安全观以和平诉求应对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主张全球治理以发展应对非传统的全球社会安全问题，重心在可持续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发展与安全并重，方能实现持久的安全。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展现的“中心—边缘”的结构之中，而应该建立在人类安全共同体成员国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全世界多数国家仍然处于不发达和最不发达状态，人民在为生计而奔波，为争夺生存资源而冲突，安全便“无暇顾及”，风险和冲突的外溢也就无法避免，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便是明证。人民不安全，奢谈国家安全无异缘木求鱼。
为将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总体安全观落到实处，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向全世界发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新举措，以发展促安全是其基本要义，体现了以共享发展成果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安全的“一带一路”精神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其初心便是“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提出：“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向全世界展示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立己达人的精神境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事实证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立己达人精神既是中华文化内生的天下观和道德观，也符合新时代进步的逻辑。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规则，绝不应该是“吹灭别人的灯”“阻挡别人的路”，应当承认各国都有追求自身发展的平等权利，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安全。
包容性安全：以现实可及为原则的全球治理
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运行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以扩张和流血见证了国家绝对安全理念的破产。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为逻辑假设，抱持零和博弈的心态，将他国发展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试图以国家绝对实力优势保障自身安全，看似牢靠，实不长久，这在西方国际体系内部也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和谐”被打破，接连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国家和全世界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家不断使用权力、而且总是有使用权力的可能，这就使得国际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平等的理念变得几乎毫无意义。”[6]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现实而言，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安全关切，如果大国自恃强大，罔顾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国弱国及其人民的正当权益，国家之间便会在缺乏信任的氛围中陷入安全悖论，假设每个国家都想以牺牲他国安全利益为前提得到自身的绝对安全，彼此防范猜疑，那么就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安全的。尤其是在技术催生的“全球社会”流动的时代，传统的国家疆界实际上已经无力成为国家安全的绝对屏障，放任他国风险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势必造成风险向全球外溢流淌，没有国家能够免受其害。实际上，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构共同的相对安全，克制权力冲动，将安全立足于发展而不是国界之上，大家都怀公正平等之心，你发展，我安全，安全才有可能。否则，再长的“特朗普边境墙”也无济于事。
就道义而言，就如西方启蒙思想所愿，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国家间关系也是如此，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国际道义的铁律。在国际道义中，平等首先表现为国家主权的平等，进而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不破坏公认的国际准则，不干涉他国内政，不损害他国安全。抽象地片面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把自己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并强加于人，便是对平等价值的践踏。同时，平等不等于整齐划一，在社会层面，平等价值要求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将异质文明视为异己和威胁进而推导出文明必然冲突。“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中华文化推崇“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亦如联合国宪章所倡，“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才是文明互鉴的正道，彰显的是平等的实质。
中国主张以平等价值塑造全球治理，开放包容。“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裁’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7]唯此，共同安全才是现实可及的。
合作性安全：以互利共赢为路径的全球治理
战后联合国的创立，意味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主义成为解决冲突、实现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国际机制。战后，全球多边主义为维护世界总体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多层次多类别的区域性多边主义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缓和地区矛盾、调解国际冲突的重要手段，从西方主导的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到吸收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均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对于合作共赢的必然要求。尤其是作为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转移和在全球的重新布局，全球供应链不断延长，经贸合作网络遍布世界，将传统的南方和北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新兴经济体为纽带的新兴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形成，特别是中国发起成立和积极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从推动地区共同安全，到促进共同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旨趣，走出了人类安全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的可行路径。2016—2022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累计批准202个投资项目，遍及全球33个国家，融资总额388亿美元，不仅改进了投资对象国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还逐步将投资重心转向全球关注的气候变化，2022年气候融资总额达到批准融资总额的55%。2023年8月，金砖国家实现了第二次扩容，成员国由五国扩大到十一国，彰显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任重道远。冷战结束30余年，美国和北约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奉行国家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抱持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试图以陈旧的西方中心论标准重新切割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和真正的多边机制形成冲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趋势产生实质性的挑战。近年来，美国不止自己亲自上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筑起“小院高墙”，意图封杀中国的发展空间；同时，还组成围堵和排斥中国的“五眼联盟”“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安全和经济“多边机制”，威胁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其用意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此，中国强调“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8]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为21世纪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指明了方向。
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深刻展现了中华文化胸怀天下的崇高境界，是中国倡导的21世纪全球治理的重要方案，旨在以平等包容与合作共享，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可及的共同安全条件，也将为我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注释
[1]《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51页。
[2][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3]《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90页。
[4]《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5页。
[5]王义桅：《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安全观——中国的安全文明及其对西方的超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1期，第6—12页。
[6][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7]《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4页。
[8]《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1、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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