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具体表现为总人口规模巨大、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受教育人口规模巨大和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必须直面人口新常态下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社会从“养小”为主转向“养老”为主、老龄化城乡倒置和人口区域增减分化格局长期存在等挑战；必须积极适应人口新常态，从人口治理、社会治理走向全面治理，以提振生育率为核心继续推进人口治理，以社会适老化改革为导向推进社会治理，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为契机推进经济治理。
关键词:人口新常态 人口高质量发展 银发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重要论断，阐明了新时期人口新常态的本质特征。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指明了从人口数量、结构、素质、迁移分布等方面科学认识我国人口新常态的具体表现，明确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积极探索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新路径的任务和要求。
科学认识人口规模巨大的人口新常态
人口规模虽然是数量概念，但从人口的经济社会特征来看，人口规模蕴含着总量、结构、素质和分布等多维性，因此人口规模巨大的人口新常态也表现为总人口规模巨大、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受教育人口规模巨大和流动人口规模巨大等多个方面。
总人口规模巨大
总人口规模巨大是人口规模巨大总量特征的表现。总人口规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周期内始终巨大，贯穿于新时代“两个阶段、分两步走”国家总发展战略的全过程。2021—2022年是我国人口变动正负交替的分水岭，总人口数量达峰为14.13亿人，如果将总人口峰值视为一个值域，即便是总人口自2022年开始呈现减量变化，从当前到2035年，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总人口规模将处在峰值区，基本保持在14亿人以上。根据国际经验，人口负增长在初期常伴有人口增减交替的波动，加上2024年受生肖龙年、疫情后生育反弹和生育支持政策的影响，人口负增长程度可能有所缓和，但低生育率常态所主导的长周期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动力不会根本改变，总人口负增长将是既定的长期大趋势。尽管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阶段，我国人口总量还是处在高原期，人口规模优势和超大规模潜在市场优势将依然存在。
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老年人口规模巨大是人口规模巨大结构特征的表现。人口负增长将推动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提速和深化。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速。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亿人，老龄化水平超过10%，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老年人口和老龄化水平分别增至2.97亿人和21.1%，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迈入中度老龄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快速老龄化进程还将继续，预测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5.2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超过40%，迈入超老龄社会；在本世纪后半叶，伴随低生育率时代出生队列人口步入老龄期，预估老年人口将减至3.6亿人左右，但老龄化水平会因持续性的人口总量负增长而不断升高，可能接近50%。另一方面，低龄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在本世纪中叶之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始终呈现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征，60~69岁低龄老人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40%~50%，预计数量将从1.5亿人增加到2.1亿人。这是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以及大力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窗口期。
受教育人口规模巨大
受教育人口规模巨大是人口规模巨大素质特征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健康状况质性飞跃。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提供的数据，2022年，平均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达到78岁以上、3.1‰、4.9‰、6.8‰、15.7/10万人，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状况，这是促进受教育人口规模巨大的健康根基。另外，《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约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60%，飞速走过了大学精英教育阶段和大学大众教育阶段，已经进入了稳定的大学普及教育阶段。2019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2022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进入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的“双千万时代”。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3年底，全国累积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超过2.5亿，平均不到6人中就有1人是大学毕业生；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05年，比2022年提高0.1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相当于大学二年级，其中一半以上接受过高等教育。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年度招生和毕业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稳步提升以及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长期维持较大规模，高等教育“双千万时代”的受教育人口规模巨大优势还将继续保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蓄积高素质人才和积淀人力资本。
流动人口规模巨大
流动人口规模巨大是人口规模巨大分布特征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力自由流动政策的不断宽松化，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成为我国经济崛起的巨大动力。一方面，人口流动迁移持久活跃，常年保持在亿万以上的巨大规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为3.85亿人，占总人口的27.2%；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6亿人，创历史新高；2023年，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到66.16%，比2022年提高0.9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数据计算，2022年，已有20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比2021年增加7个省份，覆盖全国总人口的70.1%；13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比2021年减少3个省份，覆盖全国总人口的46.3%。省际人口负增长正由点及面迅速扩展，但是城市群、大都市、经济发达省份的总人口依然保持增势，城镇化的空间布局和结构持续优化，新型城镇化质量正在向好。
直面人口新常态下的未来挑战
随着人口新常态在总量、结构、素质和分布等维度的持续发展，其中潜藏的挑战将不断显现，主要表现为人口负增长的中远期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社会从“养小”为主转向“养老”为主、老龄化城乡倒置和人口区域增减分化格局长期存在。
提前预判人口负增长的中远期影响
人口负增长并未改变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中远期。2022年以来我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是生育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在死亡率持续保持低水平区间时，生育率水平相对大幅的下降会直接导致生育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实际上我国总和生育率早在1992年就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人口内生性增长率由正转负，虽然总人口依然保持惯性正增长，但是人口自身已经开始积攒负增长能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已经低于国际社会公认的1.5警戒线，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最近两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至1.1以下。按照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负增长的初期，一般会存在正负交替的波动；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总人口减少的速度相对缓和，尤其我国人口的基数规模巨大，人口负增长对人口总量的早期冲击较小；人口负增长的中远期阶段，总人口的减量将十分剧烈，生育率越低，持续时间越长，总人口的减量越剧烈。所以，亟待提前预判中远期人口负增长对消费、储蓄、投资等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事业的负面影响，并作出提前部署，最大程度减轻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期冲击。
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
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数据，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6.53亿人，比2021年的8.98亿人净减少2.45亿人，年均缩减8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的蓄水池，伴随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增强，虽不一定会出现严重短缺，但会激化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伴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持续减少，青壮年劳动力先行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传统的依靠体力投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必受到冲击，在劳动报酬无法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用工荒”，与之对应的高劳动参与率产业遭受重创，形成结构性就业困难。第二，受到要素禀赋变化而倒逼转型的产业，势必加大对现代化和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并投入应用，新兴产业对掌握和熟悉这些技术的劳动力需求激增，但是如果教育和培训没有提前调整、规划和布局，这类质量型劳动力岗位也会出现“用工荒”；同时，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加剧，激化就业竞争性。第三，按照如今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人数逐年攀升的趋势，如果教育结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继续保持过去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就业技能和技术不能匹配产业需要，催生竞争激烈的“内卷化”现象，产生“就业难”问题，这显然不利于在长周期贯彻落实充分就业战略，且有碍人口机会*向人口红利的转化，形成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社会从“养小”为主转向“养老”为主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少儿抚养比为28.3（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100），老年抚养比则为29.5，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养“老”负担反超养“小”负担，且养老负担会越来越重。养小基本上是以家庭支出为主，但是养老则有所不同，养老对社会投入的依赖更大。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单位人的平均养老社会支出是养小支出的3到4倍。在老龄社会持续深化的背景下，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寿命延长、养老标准提升，三者此呼彼应，社会养老压力必然与日俱增，尤其是领取养老金人数与缴纳养老金人数呈现反向变化关系，矛盾日益尖锐，这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构成严峻挑战。与之伴随的并不仅仅是养老保障压力剧增，还将面临医疗保障压力、公共管理压力、社会治理风险……如果继续延续旧的管理模式，政府财政负担将持续加重，尤其是大包大揽型的政府模式将无以为继，亟待廓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发挥市场作用、引导社会互助共济，推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老年优待等制度资源优化整合，强化各相关领域体制改革配套衔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运用信息技术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效能，在大数据分析和精准服务匹配基础上，统筹整合残疾护理、养老、育幼等各种服务资源，形成协同治理网络。
老龄化城乡倒置和人口增减分化格局长期存在
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一般是从农村进入城镇，且以青壮年为主，使得城乡比较上，形成了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的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将长期存在，农村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重点、难点和短板所在。
另一方面是人口区域增减分化格局。到203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规划目标为70%；到2050年，如果城镇化率能够达到当前发达国家同等水平（80%），由此估算，城镇人口将从目前9.3亿人增至10亿人以上，农村人口将从4.8亿人减到3亿人以下，人口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城市群之间、省际之间的增减分化将进一步加剧。从更长远的周期来看，当国内所有地区都出现稳定的超低生育率时，依靠国内人口迁移流动将难以有效调节局部的人口负增长，但是伴随资源竞争而存在的人口流动不会停止，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区域增减分化依然会持续存在。
积极应对人口新常态须开展全面治理
从遵循人口发展规律的角度看待人口新常态，需要树立“科学认识、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的理性态度。科学认识，就是辩证地看待人口新常态的客观规律性，既不夸大负面影响，也不忽略积极因素；主动适应，就是积极适应老龄社会时代的到来及其不断深化的趋势，理性看待人口新常态的挑战；积极应对，就是跳出老龄看老龄，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积极应对人口新常态，开展涉及人口、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全面治理。
以提振生育率为核心继续推进人口治理
应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要以提振生育率为核心继续推进人口治理，这需要在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以及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方面发力。第一，修订与现行鼓励生育政策不相匹配的法律法规。随着适度宽松型生育政策的实施，紧缩型生育政策时期的法律法规出现脱节和冲突问题，亟待及时修订，全面废除对少生孩子的激励措施。第二，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家庭和社区为依托、以市场为补充的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体系，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高质量发展，落实婚假、产假、陪护假、护理假等休假制度福利，加强育龄人群生殖健康关爱，通过税收减免和增加生育津贴等方式鼓励生育，建立支持家庭照料的经济补偿制度，提高女性职场权益保护力度。第三，提供优质的生殖健康和家庭计划技术服务。推动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技术服务向以辅助生殖为核心的技术服务转变，加大孕产期保健知识普及力度，强化孕产期专业技术服务，满足广大群众生殖保健服务需求。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要从生育抓起、从孩子抓起，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和技术，保障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综合防治出生缺陷，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第四，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摒弃少生和晚婚晚育的社会传统观念，从青少年期开始塑造公民的积极婚恋观，打造适龄结婚和适龄生育的社会氛围。继续推进性别平等建设事业，强化男性育儿责任义务，发挥家庭在提振生育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打造代际和谐的家庭模式，营造有利于家庭和职场平衡发展的文化氛围。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运用整体性思维构筑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等体系是当务之急和长远之策。
以社会适老化改革为导向推进社会治理
中国人口老龄化演变进程超前于现代化发展进程，老龄社会形态与社会架构处于非同步状态，加剧了老龄社会治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社会治理领域掀起适老化改革尤为重要。适老化改革与适老化改造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却翻然精进。第一，推进物理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老年人日常居住和活动的环境涉及住宅建筑、楼道扶手、卫生间、电梯、轮椅步道、社区健身设施、交通灯、公园设施、公共交通等，这些物理设施均需要进行适老化改造，以适应老龄社会阶段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日常需求，实现助老和享老目标。第二，解放思想，树立老龄社会主流化新观念，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各领域和各层面所建立和采取的政策、法律、规划、战略、行动等，要充分考虑老龄社会的基本国情，把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需求融入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估的所有环节，凝聚社会共识，深入推进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使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龄人口都能够均等收益。一方面，推进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的适老化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全社会思想观念的适老化变革，要求全社会融入老龄社会角色定位，营造敬老、亲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随着老龄社会的不断深化，制定于年轻社会时期的制度安排也需要进行适老化变革，包括文体、娱乐、就业、教育、数字智能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应该建立健全各项机制支撑，“以需调供”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健康养老服务体系、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和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第三，推进社会治理战略适老化转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统领新时代战略规划适老化转型的总纲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国务院《“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规划文件是推进新时代战略规划适老化转型的基础体系。在总纲领和基础体系的支撑下，社会治理的战略适老化转型需要落实到城建、卫健、民政、人社、文旅、财政等一揽子的具体业务中，以迎合老龄社会阶段社会治理的需求，这是全社会的共同挑战，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
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为契机推进经济治理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既包括老龄经济，也包括备老经济。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开启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进老龄社会经济治理的新纪元。
一方面，以积极老龄观引导银发经济发展。积极老龄观是为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应的积极老龄化观念，其中涉及的“健康”“参与”和“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关涉银发经济的主要方面。发展银发经济不仅仅是满足老年人消费，更是在内循环的支撑下，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推动经济适老化，本质上是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以适应老龄社会新要求的改革创新，是贯彻落实“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宝贵经验，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银发经济属于非完全竞争性的经济业态，既需要政府坚守保基本、兜底线、普惠性的主要职能，坚持公平性原则，着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增加普惠性养老服务资源，织密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网，弥补市场经济机制的不足；也需要市场在配置老龄产业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引导激励各类市场主体有序进入，着力打造养老用品、养老服务、养老地产和养老金融板块，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宽产业面，延伸产业链，扩大老年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消费，带动文化、健康、服务、宜居、制造、金融等老龄产业发展，塑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也意味着银发经济的事业和产业双重属性的有机协同，秉持事业属性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坚持产业属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变规模巨大的银发经济潜在市场为有效市场，二者协同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动力支撑。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2ZDA09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陆杰华、刘芹：《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七普”数据的解读》，《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5期。
[2]胡湛、彭希哲、吴玉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3]金牛、原新：《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维度》，《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1期。
责编：罗 婷／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