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多年来，我国农村人口连年下降，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突出。但同时也出现一定的积极变化：就业选择趋向多元化，返乡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新农人不断涌现。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这些变化为我国以农村产业振兴为导向促进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既要着力提高农村本地人口素质，还需要打通人才在城乡的流通通道，吸引各种类型的优秀人才来农村发展，为农村产业振兴和乡村治理提供关键的人力资本。
关键词:乡村振兴 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 新农人 返乡创业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2023年5月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应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举措，农村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则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例如，新型农业形态如科技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这要求农业劳动力不仅需掌握农业生产知识，还需熟悉遥感和传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物联网、云计算、无人机、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设施。另一方面，高素质劳动力能为农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选择，降低农村经济的脆弱性。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农村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备，发展乡村服务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态势，从而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既懂生产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数量庞大，占总人口比例较高。长期以来，农村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柱，农业是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农村人口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未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农村人口的新特征
农村人口逐年减少，老龄化问题加剧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22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年均下降1365万。截至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6.5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提高到47.7%。根据这一比例计算，我国在2022年仍有7.38亿的农村户籍人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常住人口已下降到4.9亿人。这一数据表明，尽管农村户籍人口数量仍然庞大，但实际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数量正在迅速减少。根据学者张琛和张云华（2021）以及黄匡时和萧霞（2022）等人的研究预测，到2035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将下降到3亿至3.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超过25%。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将继续减少约2亿至2.5亿；2050年，农村常住人口有望进一步下降至2.45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
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趋势，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留守儿童的增多，凸显出我国农村人口结构的变迁。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尤其是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使得农村的老年人和未成年子女面临生活与学习的困境。据相关研究预测，到2025年，我国16—59岁的农村劳动力将减少至1.06亿—1.45亿，而60岁及以上的农村常住人口比例将回升至44.99%—55.12%。由于老年人对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熟悉，受教育程度较低，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
2015年之后，在国家一系列返乡创业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从2012年到2022年底，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220万人。同时，最近几年，每年返乡人员数量都在增加：2019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848万人；2020累计为1010万人，2021年则累计1120万人。据《“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预测，2025年返乡创业人员数量将超过1500万人。农民工返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劳动力流失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的人力资本。
一方面，返乡人员的工作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为其返乡创业提供支持。这些人员在城市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回到家乡后，可以将这些经验和技能应用于当地的产业发展，为家乡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机会。此外，他们还可以带动家乡的劳动力市场，提升家乡的产业结构，促进家乡经济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许多返乡创业人员在家乡创立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企业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同时，返乡创业人员的企业还可以促进当地产业链的完善，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然而，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研究发现，返流地公共教育水平等公共服务水平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地农民工的返乡倾向（李明、郑礼明，2021）。
农村人口向非农业领域的迁移趋势日益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2008年到2023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从2.25亿增加至2.98亿。在这期间，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3亿以上。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制造业的占比最高。然而，从产业结构的演变来看，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自2018年起已超过第二产业。在2022年，高达99.5%的农民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中51.7%的农民工投身于第三产业，而47.8%的农民工则从事第二产业。农村非农人口的增加对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大部分返乡农民工都能在本地实现就近就业，主要涉及非农产业领域，特别是那些涵盖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项目。
农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
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素质的关键指标包括教育获得程度和健康状况。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我国16—60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3年。其中，农村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9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4年。全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总数约为10.1亿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6年，而农村地区25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为7.78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8年。在农村人口中，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文盲率也较高。然而，农村年轻人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2010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中专”或“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达到9%和6.4%，而上一代农民工中相应的比例仅为2.1%和1.4%。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而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8年。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青年报》统计，2020年，北京新生代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比为64.0%，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占比最高，达到35.2%，而小学及以下的仅占2.2%。这些数据反映出我国农村人口在教育获得方面取得的进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有助于提升我国整体的人口素质。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农人不断涌现
新农人是相对于户籍意义上的传统农民而言的。新农人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这部分人与传统农民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会利用新的技术、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将传统农业生产活动职业化。因此，新农人不是以户籍来区分，而是以职业来区分。新农人可能是毕业的大学生，也可能是农业企业家，抑或来自城市的土地承包经营者，还有一部分是本地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养殖大户。数字经济发展为新农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掌握先进信息技术和现代经营理念的新农人为农业经营带来新思路，广泛开展运用传感智能终端、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系统、无人驾驶等技术进行自动化的耕种管收，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并利用电子商务和直播等新的手段开展经营，对市场需求信息有更充分地了解。新农人的出现丰富了我国农村人才结构，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
以产业振兴促进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产业是物质基础，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是衡量乡村全面振兴的标准。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仍为小农经济，产业化和规模化水平相对滞后，农业生产效率尚待提高。此外，农业丰收并未能有效转化为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治理模式亦需改进。因此，美丽乡村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任重道远。
尽管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得到提升，然而在人才结构上仍然存在不足，特别是在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缺口较大。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与农村人口的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以共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以产业振兴为引领，将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任务，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实现农民富裕为目标，确保农村人口发展全面服务于乡村振兴。
农村产业振兴的实现，有赖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多元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要关注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的发展，以此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的升级。在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将是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也将不断提升。然而，仅依靠农村本地人口已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既要努力提升农村本地人口素质，也需打破城乡之间的人才流通障碍，吸引各类优秀人才投身农村发展，为农村产业振兴和乡村治理提供关键的人力资本。
线上线下相结合着力提高农村本地劳动力素质
本地劳动力对本乡本土的风土人情和农业生产特点具有较高的熟悉度，但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面可能存在不足。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应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引导农民“走出去”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生产经营经验。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拓宽本土劳动力的视野，提高其农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
具体而言，可以邀请高校、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专家，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本地农民进行培训。例如，为农民提供直播、电商等运营方面的培训，提升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邀请农业企业或研究机构为农民讲解先进农机设备的操作，针对设施农业项目进行专题培训；同时，邀请相关部门为农民解读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相关政策，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我国农业和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
通过制度创新和美丽乡村建设，留住本地高素质劳动力，为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空间
乡土情结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然而在面临城市的高收入和更为丰富的就业机会之际，如何保留并有效运用本地高素质劳动力，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课题。若缺乏本地高素质劳动力的参与，产业难以在乡村真正立足，亦无法为农民带来实质性的收入增长，甚至可能演变为骗取政府补贴的手段。
一是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优化农村居住环境，促使农村年轻高素质劳动力扎根本土。二是围绕融资、财政补贴、农地流转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为本地高素质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创造更多创业条件，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三是强化数字乡村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居民创新创业提供优质环境。一些研究发现，宽带乡村试点工程促进了农民的自营和小规模创业（乔雪等，2023），并会刺激外出流动人口返乡（邹月晴等，2023），并且数字化经营能够通过返乡创业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管理规范、政策信息获取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质量（王轶等，2022）。
构建产销一体化的农业经济体系，立足地域特色，多渠道激励优秀人才投身农村创业
乡村振兴亟待改变农村经济过度依赖种植业的生产经营模式，拓展农产品产业链，全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藏、运输、销售等产业形态，实现产销一体化，构建产业集群。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塑了现代农业形态，推动农业生产走向智能化和精准化，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通过运用传感器、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借助区块链、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手段，为农业经营提供精准的生产、加工、流通环节数据信息，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有效监管和可追溯，增强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水平；利用电子商务、直播等渠道拓展本地农产品销售，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品牌项目。
农业产业化的实现并非仅依赖于本地农民，而是需要引进各类新型农业专门人才，包括但不限于掌握信息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企业家乃至城市创业者。这些“新农人”不仅需要具备相关技术和技能，还应带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和管理经验。因此，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完善相关法规，为新农人创业提供金融、财政、税收及土地等方面的支持，并在法律层面保障其合法权益。
提高乡村公共服务管理水平，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愿景不仅局限于提高农民收入，更在于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福祉。然而，传统的“打工经济”模式虽然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但同时也带来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问题。为了实现乡村振兴，应当在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重视农村老年人群的福利状况，并拓展农村儿童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下，提升县域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解决返乡就业人员在子女教育和就医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结语
农村人口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农村高素质人口亦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须将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与乡村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共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文作者为 赵文哲，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丽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张琛、张云华：《根据农村常住人口变化趋势谋划乡村振兴》，《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5期，第26—29页。
[2]黄匡时、萧霞：《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及其对乡村建设的影响》，《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6期，第50—54页。
[3]李明、郑礼明：《回不去的家乡？——教育公共品供给与人口回流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1—130页。
[4]乔雪、袁璐璐、罗楚亮：《乡村宽带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迁移》，《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9期，第74—100页。
[5]邹月晴、陈媛媛、宋扬：《家乡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回流——基于互联网平台发展的视角》，《经济学报》，2023年第1期，第310—343页。
[6]王轶、刘蕾、魏巍：《数字化经营何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质量》，《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1期，第81—94页。
责编：冯一帆／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