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霸权护持不仅依赖于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实力的支撑，也通过话语制衡等方式实施软性约束。拜登政府在气候治理中的话语陷阱日益呈现出工具化、阵营化、安全化和保守化转型的新态势。美国气候话语霸权对全球气候治理形成了多重挑战，表现为美国退化性气候政策和排他性“俱乐部”建设阻滞了全球气候多边善治，气候治理阵营化态势加剧了国际低碳领域的恶性竞争与价值观捆绑，气候治理安全化挤压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空间，同时资金差距与技术壁垒使气候治理的“南北差距”日益增大。在全球气候治理绿色话语权博弈中，我们应增强自身话语表达与议题设置的主动权，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作共赢话语替代竞争博弈话语，团结发展中国家从“发展—安全”角度来塑造气候安全治理模式，在绿色“一带一路”实践中加强气候金融和可持续基建等领域的话语权，从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关键词】美国 气候治理 话语陷阱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干旱、飓风、高温、海水倒灌等极端天气灾害频发。2023年前8个月，美国已发生23起火灾、洪水和飓风等气象灾害，造成了超10亿美元重大经济损失。美国总统拜登自2021年上台伊始就通过“全政府模式”将气候危机上升为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优先事项，旨在重塑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构建基于气候霸权逻辑护持的话语性权力。①“话语权”概念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话语遵循着权力逻辑并生产强化了权力，从而为特定的权力机制和利益格局服务。②在国际关系领域，各国对于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表现为霸权国对国际规则和制度规范制定及话语诠释上的垄断。随着碳中和日益成为全球性共识，各国逐步认识到能否在低碳转型和绿色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将决定自身能否在未来国际秩序竞争中获得战略优势地位。为了护持“绿色霸权”和缓解战略焦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停止炮制各种“话语陷阱”对事实进行扭曲，通过污名化、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等方式来规锁和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成长空间。③这些基于霸权护持的“气候话语陷阱”操纵不仅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加速所导致的各类全球性挑战，而且恶化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整体性合作环境。我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绿色转型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致力于凝练绿色发展经验并推进最优实践外溢，塑造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绿色话语体系，推动构建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霸权护持下拜登政府炮制气候治理话语陷阱的新态势
受到两党党争和政治极化的影响，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性和周期性特征。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时期，轻视、质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甚至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称气候政策与美国经济发展存在固有矛盾；而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积极推进气候话语权塑造，拜登政府宣布重回《巴黎协定》后更是强调低碳时代的美国气候领导力。这种气候政策的“钟摆效应”，一方面折射出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制度性问题，另一方面体现了两党实际上都是从美国核心利益出发，只是霸权护持的方式不同。特别是拜登政府将奥巴马时期的积极性气候政策与特朗普时期的大国竞争逻辑相结合，催生了霸权护持下炮制气候治理话语陷阱的发展新态势。
美国气候治理话语的工具化转向。美国在气候治理领域一方面用“气候责任论”“碳污染扩散论”“绿色资源掠夺论”等话语陷阱指向新兴市场国家，企图遏制其经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在自身参与气候治理立场上反复摇摆和“开倒车”，将气候议题工具化。具体而言，一是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美国党争极化态势下的工具性议题。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无论是在联邦层面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支部门，还是在地方层面的各州事务中，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往往都会受到共和党与保守势力的阻击、牵制和反对。④面对2024年充满未知数的美国总统大选，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领导力授权2025：保守派承诺》报告已经释放出明确信号：如果共和党获胜，美国的气候与贸易政策将发生剧变，比如立刻解散众议院气候危机特别委员会，取消《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所有气候条款，对白宫内部和能源部、环保署、商务部、财政部等机构进行“全面去气候化”重组等。二是拜登政府气候政策出现了严重倒退。美国传统化石能源利益集团一直在淡化化石能源导致气候变化的风险，并花费巨资进行国会游说，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类活动施压影响政府核心决策圈。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后，美国油气公司更是以国内高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为由在化石能源租赁、甲烷排放管理等问题上游说国会。如美国石油协会（API）在2022年花费约440万美元用于联邦游说，以“能源安全”为由向拜登施压放宽对化石燃料生产的限制。拜登政府为了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被迫向保守势力作出让步，同意推动西弗吉尼亚州山谷管道天然气运输项目的开展，出租北极地区的联邦土地用于油气勘探，并允许企业在墨西哥湾进行离岸石油开采。其中康菲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州的“柳树”项目成为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石油项目之一，这与拜登竞选总统时的“气候许诺”明显背道而驰，破坏了北极作为气候脆弱地区的生态平衡。
美国气候治理话语的阵营化转向。拜登政府倾向于将气候危机同大国竞争博弈相捆绑，在多个国际场合指出美国是气候危机中领导世界走向绿色繁荣、维持世界秩序、拯救世界于气候危难的“英雄”。拜登政府通过气候战略话语的阵营化操作，为美国联合所谓的民主盟友提供了新契机。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在论述与七国集团（G7）、北约、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合作时，均提及增强盟友间气候合作的必要性。⑤QUAD作为印太战略的关键性机制之一将气候议题视为凝聚盟友之间价值规范的重要抓手。2021年9月，美印日澳在美国华盛顿召开首次线下峰会，强调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将气候能源议题纳入会议重要议程之中。2022年5月，四国领导人在东京发表联合声明，推进美印日澳在绿色技术、关键矿产供应链和可持续基建方面的实质性合作不断递进，同时提出了“绿色航运网络”“清洁氢能源伙伴关系”“抗灾基础设施联盟倡议”等气候合作方案，旨在气候危机战略叙事下提升成员国的气候韧性与危机复原能力。⑥2023年美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轮值主席国，拜登政府利用主场外交契机，结合碳中和背景下的气候能源规范、技术竞争、民主价值观，在APEC等国际多边机制中充分挖掘同盟体系中的协作潜力，将气候议题领域嵌入其印太战略，用“印太叙事”取代“亚太叙事”，通过所谓新型“民主、劳工、环保”标准规范来约束并规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空间。
美国气候治理话语的安全化转向。为了强化自身的军事霸权，拜登政府将气候危机视为大国博弈的导火索。对此，在气候韧性能力提升基础上强化气候议题的安全化甚至军事化进程成为美国领导世界的“必经之路”。⑦在此“安全化”话语陷阱下，美国为自身在北极等气候敏感地区的军事化行动以及在北约框架下强化同其盟友的“绿色军事合作”提供了合法性解释，建构起以气候安全为中心的非传统安全架构。拜登政府通过机构改革提升国防部和情报部门的气候安全领导能力。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内设立了一名国防部长高级气候顾问，并成立了一个气候工作组来协调国防部的气候活动。国家情报总监正式入阁，在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成立了情报界气候安全咨询委员会（CSAC），旨在进行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全面情报评估。⑧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相继发布了《国防部气候适应计划：2022 年进展报告》《美国陆军气候战略》《气候行动计划》《2030年气候行动》等文件，将气候安全战略视为反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必要手段，极力渲染气候安全中的权力竞争。美国国防部还推出了气候评估工具（DCAT），目前美国国防部不仅在数百个国内军事装置和部分海外军事装置上使用了DCAT，而且强调加强与全球盟友、合作伙伴和多边机构在共享DCAT数据及增强气候韧性方面的合作。在“安全化”话语下，2021年6月拜登政府推动北约正式启动《气候变化与安全计划》（CCSA），该计划制定了北约各国采取军事行动应对气候安全的行动框架，旨在强化北约在战斗中的气候适应能力。北约在其评估的基础上，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在恢复力、民事准备、国防规划、资产设施、标准创新、培训演习和灾害应对等方面的工作，并分析气候变化对其威慑和防御态势的影响，开发军事活动和设施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法，有助于新兴突破性技术和创新节能技术的运用。⑨通过军方搜集气候风险信息，美国可以掌握更多印太、非洲等区域的地理数据和军事情报，以帮助盟友和伙伴国家建设所谓“具有气候韧性的军事设施”作为理由来巩固重要的海外军事基地，从而扩大美国军队的远程操纵和应急调配能力。
美国气候治理话语的保守化转向。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气候能源危机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区域地缘冲突频发使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以气候治理为代表的全球多边合作面临更多复杂性。美国在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日趋保守化，体现为在气候治理中设置单边主义绿色贸易壁垒的态势日益明显。一是美国效仿欧盟推出自身的“碳边境调节税”并不断制定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歧视性补贴条款。2022年6月，克里斯·库恩斯和谢尔登·怀特豪斯等参议员曾提出《清洁竞争法》（CCA），将对商品征收碳排放费用。美国并没有统一的碳价，难以在核定特定行业的平均碳排放量基础上对超出行业基准线排放量的商品收取碳费。日前，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和共和党参议员凯文·克雷默又跨党联合推出了一项名为“2023年提供可靠、客观、可核查的排放强度和透明度的法案”（PROVE IT法案）。该法案不仅有助于推进美国建立自己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同时还可以核定关键行业产品的碳排放并“追究生产污染产品的国家的责任”，基于碳关税之上再对部分高碳产品进行贸易限制。美西方提出的各种形式的“碳关税”，名义上是为了解决全球“碳泄漏”问题，实质上是将碳排放的成本转移到进口产品上，强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相同程度的碳减排义务。这种单边主义的碳关税极易转化为新型贸易壁垒，引发国际贸易冲突，与世界贸易组织（WTO）“非歧视性”贸易规则以及气候治理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是拜登政府于2022年8月签署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承载了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歧视性补贴条款。该法案在气候和清洁能源框架下投资约3690亿美元，被视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气候法案，其中多项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仅面向美国本土企业或在美运营的企业。这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提出的电动汽车补贴等规定不仅想把新兴市场国家排除在绿色能源供应链之外，而且也引起其欧洲盟友的不满。由于美国的巨额补贴，欧洲的绿色工业巨头纷纷考虑在美投资设厂，导致欧洲在能源危机下还面临着绿色产业外迁和“去工业化”的风险。这种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使得全球产业链链长缩短，导致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市场封闭、不公平竞争、国际贸易失调，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绿色市场的碎片化和无序化。
美国气候话语霸权对全球气候治理形成多重挑战
2023年3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正式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根据2021年10月前宣布的国家自主贡献推算，全球温升预计在2021年至2040年内达到1.5℃，地球生态将面临毁灭性的损害，不可逆转性气候临界点时刻会加速到来。⑩2023年7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用“全球变暖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时代到来”的语句发出更为紧迫的警告。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历史累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危机面前更为关注其气候话语主导性霸权的塑造，其不断打造的气候话语陷阱对全球气候治理形成多重挑战。
美国退化性气候政策和排他性“俱乐部”建设阻滞了全球气候多边善治。首先，作为碳排放历史责任最大的国家，美国政府却受制于两党党争而在气候政策上反复横跳、进退不定，很难形成共识。这不仅使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大打折扣，也使全球减排前景面临更多挑战。执政以来，拜登政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日趋复杂，执政基础遭到削弱，不断向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妥协，导致其主要气候战略目标的推进举步维艰。如美国最高法院限制美国环保局碳排放监管权的裁决不仅动摇了美国联邦机构的监管根基，甚至是美国减排和环保事业的一次“历史性倒退”。由于美国电网基础设施系统负荷有限，导致巨额补贴下的清洁能源电力项目大量被推迟或被取消，如果顺利接入电网的清洁电力项目不能在未来十年内以两倍的速度增长，那么2030年前将电力领域碳排放量削减一半的目标将无法完成。拜登政府这种退化性气候政策不仅削弱了自身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信誉，更打击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
其次，美国自小布什政府时期退出《京都议定书》起，为维持自身在气候政治中的影响力，在公约框架之外主导建立大量的小多边气候能源合作机制来挑战联合国的权威，凸显了其对于霸权性领导力的利益诉求。这不仅削弱了联合国框架下多边气候治理合作的有效性，还使全球气候治理复合机制日益碎片化和冲突化。2022年1月，美国召开了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论坛（MEF）部长级会议，拜登政府从减缓气候变化角度强调应将全球温控目标直接限制在1.5℃，反映出美国旨在用自身目标取代当前联合国框架下的共识，严重扰乱了全球气候治理共识与国际公约的信用基础。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联合欧洲提出“2050碳中和议程”，试图缩短发展中国家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减少发达国家相关气候承诺的历史责任与融资成本。
气候治理阵营化态势加剧了国际低碳领域恶性竞争与价值观捆绑。在美国的战略话语操作中，其擅长通过“恶魔转移”的方式来恶化他国意图，树立假想敌，从安全化角度团结盟友共同“应战”。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以及日益强劲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支持其实现这一意图的竞争者”，并把“超越中国、遏制俄罗斯”作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基于此，拜登政府突出气候危机应对中的价值观分野和阵营化态势。近年来，拜登政府在气候阵营化基础上联合盟友加速推进全球范围的国际气候融资标准设立和可持续基建项目投资。拜登政府于2021年4月发布了《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强调调动私人资本扩大国际气候融资，采取措施终止对碳密集型化石燃料能源的国际官方融资，使资本流动与低碳气候韧性路径保持一致，并为各机构提供关于美国公共气候融资的详细指导和标准。美国还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G20等多边机制谋求自身在气候投融资上的主导力，将美国标准和价值观外溢到国际层面，如2023年美国谋求与世界银行联合创建专门性气候融资中心。为了推进所谓“自由开放、互联互通、繁荣、安全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建设，美国加速规制符合所谓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可持续基建标准。2022年3月，在美澳日三国政府的支持下，经合组织（OECD）推出《蓝点网络：一项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立全球认证框架的建议》草案，强调气候风险应对所需的韧性与恢复力，但同时与欧美的劳工、民主与人权标准相捆绑，这些“软基建”标准的推出将会影响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金融公司（IFC）绩效标准、G20的优质基础设施投资原则、赤道原则等国际标准，从而约束“全球南方”的发展建设路径。
气候治理安全化挤压了全球气候多边治理的合作空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气候变化议题置于国家安全的中心地位，在推进气候治理安全化过程中强化气候霸权塑造，⑪特别是注重提升自身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气候安全议程嵌入能力。美国注重在联合国气候安全机制（CSM）的基础上推进“政府间气候安全协调机制”（CSCM）的建构，从而推动美国所主导的气候安全治理框架，使该机制成为国际气候变化治理和国际安全治理之间的桥梁，促进“对安全不敏感”的气候政策和“对气候不敏感”的安全政策更好地协调，实现气候安全风险管理并促进气候安全的“军民合作”。除了联合国层面，美国还注重在其他国际安全机构展现气候安全领导力，如在北约会议、东盟峰会以及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多边国际论坛上将气候安全列为优先事项。⑫拜登政府气候安全战略虽然服务于其整体气候治理目标，但却将其引向一个更加自我中心主义的气候霸权，给全球治理造成不利影响。气候治理本来是一个关注共同利益、充满合作潜力的“低政治敏感度”议题，但美国刻意在有关国家间制造嫌隙，削弱国际社会开展气候治理的信任基础。美国一直推动将气候安全纳入安理会管理冲突的战略以及维和行动或政治任务中，企图通过“气候人道主义援助”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另外，美国国防部试图通过情景规划和兵棋推演来制定气候敏感区域的详细军事部署，如美国加强北极等气候变化敏感地区的军事安排。未来，美国还可能以应对气候灾害、处理气候敏感地区的社会危机为名，实施对他国内政或区域局势的军事干涉，从而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博弈利益。
资金差距与技术壁垒导致气候治理“南北差距”日益扩大。从气候变化的缘起看，发达国家是温室气体历史性排放基数的主要负责者，但是发展中国家却要承受着更多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和绿色技术，这些被贫困问题所困扰的“南方国家”的气候适应和低碳转型能力难以提升。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大国有责任和义务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出资的国际承诺。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根据基于历史排放量的气候融资的“公平份额”，美国每年应该为1000亿美元目标支付400亿美元。但到目前为止，这部分资金只兑现了小部分。美国政府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不仅立场摇摆，对南方国家的气候援助和融资承诺多口惠而实不至，而且气候融资援助过程中的繁琐制度和官僚作风也使最不发达国家难以获取资金，严重损害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行动造成了严重影响和阻碍。
与此同时，技术壁垒也是导致气候治理“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因素。许多气候有益技术属于高新技术，关涉技术拥有者的战略利益和未来竞争优势。拜登政府认为包括气候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战场，在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载体促进绿色经济转型的同时，还要确保巩固美国的技术霸权。美国将引领全球气候技术视为维持其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借助其科技领导地位和创新优势主导国际治理体系，利用技术优势加强对中国等主要竞争对手的打击力度，发展中国家将在低碳技术发展路线和产业链提质升级等方面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⑬因此，美国政府不断调整出口管制政策，对新能源、光伏等中国新兴产业实施有针对性的长期打压，强化对绿色技术壁垒的设置，并以意识形态斗争下的“脱钩”来阻止绿色技术的扩散。另外，拜登政府还通过联合盟友建立各种“技术联盟”以及制定新型绿色规范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空间。美欧将绿色转型、科学技术、贸易与标准等界定为双方气候能源协调方面的重要政策领域，于2021年6月欧美峰会上强调建立“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强化双方在电网储能、清洁氢能、碳捕获封存以及领导市场方面的合作，提倡美国等“科技民主国家”建立全新的国家集团以对抗新兴市场国家在绿色新技术领域的迅速崛起，企图将新兴经济体在气候技术创新中边缘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价值链主导权。
全球气候治理绿色话语权博弈中我国的应对策略
当前，面对美西方层出不穷的“气候话语陷阱”，我们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革新话语体系，在话语上坚持多边合作机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公平、公正的碳中和秩序，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在全球气候治理变革中督促美西方大国履行其义务与承诺。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的中心性地位，从气候正义的角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气候政治话语。我国应坚持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气候治理路径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敦促美西方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在资金问题上，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布的《2022年适应差距报告》显示，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融资和实施方面的付出无法跟上日益增长的风险，气候融资成为2023年7月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的焦点议题。特别是非洲各国在实现低碳转型方面面临较大资金缺口，约为每年2134亿美元；但非洲仅能获得全球气候融资的3%。目前全球性通货膨胀和货币紧缩政策又加剧了非洲资本外流和货币疲软，使得非洲债务问题更加棘手。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PI）发布的《全球气候投融资报告》显示，气候资金增速有所放缓，气候资金流量远未达到需求。到2030年实现向可持续、净零排放和有韧性的世界过渡，每年气候融资需要增加至少590%。基于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自主贡献都提出了对发达国家资金支持的要求。“全球南方”应要求美西方国家以1000亿美元为起点制定气候资金路线图以及2025年后发达国家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以增进气候正义下的南北行动合力。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推进合作共赢话语，替代竞争博弈话语。 美国气候治理话语陷阱体现了“一元主导”的世界观，以及以经济、军事实力为主导力量的霸权思维，这种气候治理话语工具化、阵营化、安全化和保守化倾向的实质是一种基于大国竞争博弈的敌对性出发点。在气候容量资源愈发紧张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话语中的所谓气候正义成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工具，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承受气候风险的同时丧失话语权。基于此，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念指导，旨在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的垄断性，将多元文化纳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中。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出发，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融合共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通过建构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秩序和世界观，抵制单边主义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国际绿色合作，倡导公平、公正的碳中和秩序。与此同时，我国重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合作共赢理念来替代竞争博弈话语。我国一直推进气候治理中的包容互动，呼吁制定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贸易政策，消除贸易壁垒，在《巴黎协定》第六条的碳市场碳定价多边机制下解决环境完整性、碳泄露等问题，促进贸易公平、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合作。
团结发展中国家从“发展—安全”角度塑造未来气候安全治理模式。美国的气候安全战略主要围绕国家安全和霸权护持所展开，过分强调大国气候博弈的优势地位获取，而非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危机中的发展利益保障，这凸显了美国国家气候安全目标与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张力。这种将国家安全目标置于全球气候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上的做法，有碍全球气候安全制度化进程中的善治。2021年2月23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组织召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气候与安全”高级别公开辩论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对安理会参与气候议题会使发展问题被强制诠释为安全问题的担忧，认为这可能使其自然资源主权和发展权面临被西方发达国家侵犯的风险。⑮基于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变革，在国际层面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倡导基于“发展—安全”理念的气候安全治理新规范，在“发展—安全”框架下应对气候危机与气候适应问题。由于气候安全同能源供给消费方式、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格局、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从“发展—安全”的维度全面而系统地考虑气候变化下的安全、发展与体系公平等相关问题。我国应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变革，特别是在联合国、G20、APEC等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中加强气候安全议题的实务合作并嵌入基于“发展—安全”的气候安全规则和创新标准。中国等17国领导人已在荷兰海牙正式启动了全球适应委员会，我们可以此合作机制为“跳板”，在更多国际平台传播“发展—安全”气候治理理念，帮助气候脆弱型国家提升在气候危机面前的韧性治理和适应能力。
在绿色“一带一路”实践中提升气候金融和可持续基建等领域话语权。面对美国通过气候能源阵营化、塑造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环境和劳工标准等方式遏制中国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可持续惠民生的高质量建设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软联通，特别是注重提升气候金融和可持续基建等领域的话语权。具体而言，一是积累气候投融资试点经验，推进相关最优实践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外溢。鉴于美西方国家实施“碳边境调节税”已成必然，我国应加快国内碳市场的建设并完善碳税立法，发展绿色金融和相关衍生产品，通过金融工具为气候治理融资，并为高碳排放企业生产结构调整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早在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并于2022年8月公布了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确定了第一批23个地方入选气候投融资试点。通过国内气候投融资试点的创新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气候投融资的优秀实践并外溢到绿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二是在气候金融的规则标准方面尽快与国际对接，推进我国主导的国际多边气候金融机制。这意味着我们要深入了解世界银行建立的气候变化与发展战略框架（SFCCD）、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F）、欧洲“蓝色投资基金”（BlueInvest Fund）等多边机制中的气候金融治理规则和发展经验。基于此，我国需要重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机制的绿色投融资优势，同时关注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双边及多边合作资金在气候融资上实现公正转型的作用，从而通过国际绿色融资来缩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发展鸿沟。
三是在可持续基建方面加快打造中国ESG标准，增强与沿线国家的绿色协同发展。通过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我国气候能源境外合作可以赢得当地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吸引和调动更多国际与当地资源。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我国在ESG投资和绿色发展领域的政策引导能力、标准制定能力和国际影响力，还可以提升绿色“一带一路”国际认可度和美誉度。2022年中国地矿在科特迪瓦投资建设了中资企业在海外的首个绿色锰矿山，选矿过程中无需添加任何选矿药剂，对整个西非地区的低贫矿产资源的绿色开发具有借鉴作用，我国可以利用自身在地矿生态恢复上的经验，推动“一带一路”生态地质环境建设的ESG标准。
（作者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软权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2ZDA13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袁莎：《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
②[法] 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9页。
③张超颖：《超越“话语陷阱”——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美西方“话语陷阱”的应对及启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④Fiorino, D. J., 2022, "Climate Change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1(5), 801-819.
⑤张锐：《霸权的“漂绿”：拜登政府军队气候战略及其影响》，《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4期。
⑥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4, 2021.
⑦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7, 2022.
⑧李昕蕾：《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⑨NATO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Action Plan, NATO, June 14, 2021.
⑩ AR6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23, IPCC, 2023.
⑪唐新华：《美国印太气候战略与绿色联盟构建——地区绿色发展、绿色规则与气候安全新变局》，《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5期。
⑫Challenge Accepted: A Progress Report on the Climate Security Plan for America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Way Ahead, The Climate and Security Advisory Group, March 2022.
⑬郝敏：《国际气候安全与气候技术合作困境与对策——以中美气候技术合作为例》，《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
⑭王雨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⑮Cousins, S., 2013, UN Security Council: Playing A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25(2): 191-210.
责编/银冰瑶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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