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如今70多岁的林毅夫已经“功成名就”，但他依然活跃在学术研究一线，从未停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甚至还在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讲台上一站就是2个小时。
曾经做了他20多年工作助手的陈曦说，林毅夫每天的日程表上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朗润园那间办公室的灯仿佛一直亮着，“如果一定要问林老师有什么爱好，工作算不算？”
“家国情怀，严谨治学，和而不同，谦谦君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用这16个字概括了这位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
经济学家有责任去研究和回答时代议题
推开林毅夫办公室的门，一整面墙的书架映入眼帘。除了浩如烟海的文史哲典籍，书架上摆放的不同时期的老照片，勾勒出这些年来他的心之所向，行之所至。
林毅夫不止一次提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北大是重要的地理坐标，是他经济学研究起步的地方。1979年秋天，20多岁的林毅夫进入北大经济系，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他日后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1982年，在北大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林毅夫远赴美国，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关门弟子。在芝加哥大学，林毅夫将中国农村改革作为研究方向。他早期的学术成果，大都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林毅夫笑称，尽管早已“农转非”了，但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将他视为一位“农业经济学家”。
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农”问题？林毅夫说，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什么能给中国带来如此深刻的改变？这背后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这是当时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有责任去研究和回答这些时代议题。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4年，林毅夫受益良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尽管这与“芝加哥学派”单纯强调市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正是从那些经济学大师身上，他学会了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观察和总结真实世界现象背后因果逻辑的方法。
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林毅夫所坚持的方法论。“他特别反对碰到一个现象就直接试图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而是主张以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去研究问题。这样得到的解释可能与现有的理论解释一样，也可能与现有的理论解释不一样，如果不一样就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理论。”黄益平说。
真正原创性的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上
1987年，林毅夫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
与那个年代放弃海外高薪和优越条件的归国学者一样，彼时，林毅夫也面临许多选择，不少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向他抛出橄榄枝，有的甚至“3天工资就是国内1年的收入”。当得知他要回国的决定时，身边的许多老师和朋友都非常不解。他们劝林毅夫，在当时的中国，连最新的学术文献都查不到，如何做研究？
林毅夫回答，真正原创性的理论不是来自于文献，而是建立在对现实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许多重大的经济现象都发生在中国，如果不在中国本土研究这些问题，那就是雾里看花。
回国之初，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向他发出了邀请。在那里，林毅夫和他的同事一起跑遍了我国最偏远的农村，热火朝天地参与了当时我国农村的改革进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早期的著作《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然而，林毅夫始终对在中国建立一个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重镇、培养一批懂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年轻人念念不忘，希望成立一个面向海外归国经济学人的研究机构，“用中国的经验提出一套新的理论”。1994年8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林毅夫担任主任，海闻等人担任副主任。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人才，是不是有人愿意从国外回来。”林毅夫回忆说，在当时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海归经济学者只有他1人，一直到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才增加到6人。“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要发挥作用，需要一个新的体制，新的体制能不能被接受？”
从创办之日起，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继承了北大兼容并蓄的传统。回忆起在林毅夫身边工作的经历，陈曦感慨说：“无论是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每个人都知道他开会的习惯，教授们可以畅所欲言，他对不同意见从不居高临下搞一言堂，总是以理服人，一直谈到你心服口服。”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及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几乎参与了中国每一次重要改革进程的讨论，从早期的农村土地改革到国企改革，再到医疗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人们所熟知的诸多改革，都能在这里找到学术的“底本”。
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优秀代表改革先锋称号，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林毅夫入选。
“他把自己所学与国家所需结合起来，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长期与林毅夫在全国政协履职的会计审计专家张连起如此评价他。
用中国经济理论解释中国创新实践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关注。2008年6月，他成为世界银行成立以来，首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林毅夫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任职的经济学家很多都毕业于欧美知名大学，对帮助发展中国家也抱有很高热情。可是当他们到非洲一个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人口不到1000万的小国考察时，给出的建议却是与发达国家一样发展股票市场、风险资本。
“思路决定出路”，林毅夫说，如果把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理论简单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即便政策初衷很好，但效果可能不及预期。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关键是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去寻找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2012年6月，结束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期之后，林毅夫回国，重新站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普通的北大教授。
这些年来，林毅夫一直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是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总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新理论，力图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经济发展新路。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学者向世界表明中国立场、阐释中国道路、发出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林毅夫说，“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作用，发掘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
因为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潜力，有人给林毅夫贴上了“乐观派”的标签。对此，林毅夫并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学术观点，别人接受最好，批评也很正常。我追求的并不是别人说我好还是不好，我更多关心的是能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真正有所贡献”。
尽管担任多个社会职务，但林毅夫最看重的还是北大教授的身份。从1995年开始，他就在北大给本科生开设“中国经济专题”的大班课，除了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外，20多年来从未中断。2020年，林毅夫又领衔创办了“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这个班也被称为“林毅夫班”，希望为中国培养出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和引领世界思潮的拔尖人才。
曾经在“林毅夫班”就读的学生吴梦说，哪怕只有一个学分的课程，林毅夫也会认真对待。每个月无论有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与学生们交流，一起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从宏大的经济议题到身边的寻常小事，无所不包。
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过对教书育人这件事的喜爱，“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一大快乐”。他随之也会告诉学生：“作为天下的英才，是要对天下负起责任的，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一如他在北大毕业典礼上对学生的寄语：“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
林毅夫说，这也是他自己内心的信仰，40多年来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