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鲜明彰显，也是我们党在现代化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置身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题中应有之义。考察二者相结合的思维契合和时代要求，必须从整体上把握逻辑肇始、澄明价值旨归、彰显核心要义、厘定创新理念、展望世界图景，科学构建二者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进一步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诉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进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4.001
毛华兵，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主要著作有《走出黑格尔的青年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美好生活》（合著）、《论“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向度和价值向度的统一》（论文）、《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及其当代价值》（论文）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刻判断指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时代色彩的应然之举，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彰显理论自信的实然之策。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考查“第二个结合”，关键在于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出发，探讨和审思这一结合的思维契合点和新时代遵循。
从“人口规模巨大”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肇始
巨大的人口体量既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赓续相传的有力依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唯物史观认为，科学理论价值实现的核心在于“掌握群众”，实现由“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跃迁。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现实运动中发挥巨大效能的原因在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接受；滥觞于农耕文明的优秀传统文化涵育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实践创造。始终把握“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现实国情是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基点。
从“人口规模巨大”把握“第二个结合”，首先需明确的是二者在这一现实国情下何以能够结合的问题。其一，二者都植根于亿万群众的壮阔实践。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2]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西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在理论演进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本原理”同各民族国家实际相结合，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活力；中国人民薪火相传、代代相守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古老民族五千年历史在精神文化领域内的深刻映照，是建构于中国人民生产生活实践的价值观念。其二，二者都形塑着共通的价值理念。从理论本质来看，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智慧的基本原理同代表中华文明集大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时空境遇、思想体系、叙事逻辑等维度上看似迥然不同，实则有着共通的价值理念与社会理想。譬如，在价值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坚守“人民至上”，主张“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承“以民为本”，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谋略；在社会理想上，马克思主义将“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历史发展必然和价值理想追求的奋斗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描绘了以互助、公有为典型特征的“大同社会”愿景。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相融互通的价值理念在具体表述上虽有差异，但在根本上契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逻辑。其三，二者都回应了深刻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思想理论的学理魅力与时代价值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充分验证与诠释。19世纪西欧阶级斗争加剧，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在直面革命问题中应运而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一国胜利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等原创性理论成果的形成，成为马克思主义回应时代问题的生动写照。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氤氲着对民族发展问题的深刻回应。诸如选贤任能的尚贤思想、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修己安人的理想追求、中和泰和的人文精神等都是对治国处世现实问题的深刻解答，同时也“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5]。一言蔽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的发展史深刻关切着不同时代人民关注的现实问题，二者都具有回答时代问题的理论禀赋。这也证成了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语境把握二者相结合的逻辑机理。
从“人口规模巨大”把握“第二个结合”，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在这一现实国情下如何结合的问题。这是体认理论价值、推动理论创新的关键。其一，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结合方向。在二者的地位厘定上，应当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6]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民族深层的精神命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文化根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生命力，尤需充分发挥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群众基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援”作用。需要澄清的是，二者相结合的实质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适应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其二，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惠及全体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鲜明映照。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二者相结合，决不是脱离群众实践的“理论堆砌”，也不是创造与大众生活根本割裂的“阳春白雪”，其归根到底在于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关键在于得到人民的拥护支持。在结合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语诠释力、理论创造力和群众亲和力，既是马克思主义持续获得强大生命力和价值吸引力的逻辑旨归，也是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心认同的必由之路。其三，激发亿万群众团结奋斗的创造伟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7]梳理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始终是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深厚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再次彰显了人民群众具有“创造历史”的磅礴伟力。推进“第二个结合”，同样需要激发亿万群众团结奋斗的创造伟力。一方面，要立足群众实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凝练和升华有利于二者相结合的实践智慧，赋予“结合”以新资源与新动能；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二者相结合的实践理路，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坚定文化自信，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澄明“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旨归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显著特征的科学总结，也是贯通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价值诉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总体要求的角度厘定了共同富裕的根本价值。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壮丽日出”的马克思主义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8]的优秀传统文化，二者都深刻把握共同富裕这一价值追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二者相结合，既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也需要寻绎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融通之道，进而澄明相结合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共同富裕的思考既具有各自鲜明的理论特色，又具有相融互通的内生特质。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知是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维度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关键。首先，马克思主义内涵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对立和贫富分化的根源，并由此提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9]的科学构想。恩格斯进一步明确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0]，从而直接指明共同富裕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而且涵盖精神层面，从而描摹出“共同富裕”的立体形象。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本源性价值，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理分配才能使全体劳动者“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11]从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到邓小平同志提出“先富共富”方针，从对“共同富裕”丰富内涵的深刻把握到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实际不断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均平共富”的理想追求。在社会分配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2]，强调只有基于公平与公正的分配，社会安定与和谐才能得以实现；在人民生活状态上，“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是传统文化最经典的表达。小康状态下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富足、家庭友爱，是较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在理想社会图景中，传统文化勾勒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3]的理想社会，描绘了一幅诚信和睦、安定有序、天下大同的理想蓝图。应当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均平”“小康”“大同”等愿景的描绘虽然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不可否认其蕴含的对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最后，二者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思考相融互通、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在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等方面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二者具有内在融通的价值机理。在富裕主体上，二者都主张富裕的全民性。无论是马克思将“所有人的富裕”框定为未来生产的根本目的，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公平分配对推动社会和谐的积极效能，都彰显了在富裕的实现范围上涵盖全体人民。在富裕的内涵上，二者都蕴含富裕的多维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建构不仅局限于物质富足，而且还包含精神愉悦、政治清明、生态优美等多重维度在内的整体性富裕概念。在富裕进程上，二者都强调富裕的渐进性。中国共产党人对“先富共富”理念的创新思考与传统文化对“小康”“大同”不同层次社会的勾勒，都凸显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从局部带动到整体推进、从量变累积到质变升华的过程。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语境，推进“第二个结合”要持续彰显和强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在深化共同富裕的实践中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一方面，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秉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在共同富裕的实现基础和制度前提、共同富裕的现实主体和维度拓展、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和未来指向等层面为这一命题注解了兼具原创性与真理性的理论解答，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指明了根本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相统一、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共同富裕新的增长点，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制度完善和路径优化，最为重要的是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中蕴含的普遍性原理，在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实践中赋予其时代底色。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富裕因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均平”“小康”等共同富裕因子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物质富足、精神发展的孜孜追求，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独特性的彰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要深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也需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富裕因子，赋予“共同富裕”这一价值目标以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富裕因子只有在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阐释中实现相融互通，在推动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彰显其时代魅力与现实价值。
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彰显“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14]。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既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同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要义。立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视角，应从理论内核、理论本体和理论逻辑三方面把握二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而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视角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首先应从理论层面证成二者何以结合的问题。第一，从理论内核来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富含“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同时，精神力量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生活，具体“表现为人的思想精神对物质生产活动的支配性和指导性”[16]。在共产主义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为基础，人们将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17]，推动精神财富的创造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乏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致思。孔子强调“庶矣、富之、教之”；孟子主张“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史记》记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治国理念。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体系上存在差异，但都主张物质富足是精神富有的现实根基。第二，从理论本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18]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彰显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地位各异，但同属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彰显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理论支撑。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也需要在其指导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涵养文化之根和民族血脉，为国家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第三，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两个文明”建设思想内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本质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在“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第二个结合”的逻辑主线。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同各种历史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19]的现实要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阐明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原则，主张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20]。
推进“第二个结合”，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核心要义。一方面，在结合中廓清“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辩证机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推动的话语体系建构、理论内容创新和实践路径超越，是构筑中国精神、展现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唯物史观认为，“任何机体的有差别的方面，都处于由机体的本性所产生的必然的联系之中”。[21]因此，作为社会有机体构成要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呈现出彼此耦合的辩证关系：以生产力提升为标志的物质文明发展是精神文明发展的现实基础，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中彰显的精神文明建设则规定和影响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性质与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讲，推动二者的深度结合将进一步廓清“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另一方面，在结合中反对两种错误的文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二者相结合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科学审视并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等两种错误倾向。“以马废儒”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典型特征，即根本否定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以儒代马”则是文化复古主义的核心观点，即主张以儒学稀释乃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未能澄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意旨，是形而上学思维在文化领域的再现，不利于“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厘定“第二个结合”的创新理念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标注为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征，开创了人类现代化厚植绿色底色的先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生态智慧有机融合，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诸多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走出了一条彰显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宽了二者相结合的理论视阈。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厘定二者相结合的创新理念，既需要回溯历史廓清二者相结合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资源，也需要着眼现实标定二者相结合的时代创新与实践遵循。
生态环境问题既是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这一问题都进行了深刻思考，各自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推进“第二个结合”，首先需厘清二者相融互通又特色鲜明的生态文明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富含对生态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蕴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思考的集中概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体可以概括为物质本体、实践人化、社会历史和生态价值自然观，这四个方面充分体现了自然界对人的重要意义。”[22]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承认自然的先在性，把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主张人类在实践这一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下把握尊重自然规律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此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也从实践出发理解自然与历史的关系，强调只有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把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作为共产主义的典型特征，在生态问题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氤氲着丰厚的生态智慧，主张在天人合一的视角下把握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在理论建构上，传统生态思想从多个方面探讨天人关系，形成了“道法自然”的辩证法则、“民胞物与”的价值追求、“仁爱万物”的处世情怀等思想认知。虽然各学派从不同角度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都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理想图景与价值旨归。在保障机制上，传统生态思想主张以法律、制度等规约人类行为，提出诸如“以时禁发”“取物不尽”“节用爱人”等主张，强调在合理限度内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可以看出，虽然传统生态智慧具有明显的朴素主义色彩，但在生态价值追求、生态制度保障等关涉生态的核心议题上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有学理交融与价值契合之处，这也为二者相结合提供了相同或相近的论域。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视角推进“第二个结合”。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相结合的理论飞跃，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物我两合”的传统生态哲学观念相贯通；“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生态治理观将马克思主义系统论同“道法自然、万物一体”的传统生态智慧相融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创新，又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逻辑延伸和当代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23]。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文明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文明发展道路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生产、生活和生态三者的互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辩证统一，摒弃资本增殖的狭隘逻辑，立足唯物史观思考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生态智慧，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抓手，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相结合的实践探索成果。中国特色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系统性超越，是对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等方面的深刻回应，彰显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从“走和平发展道路”展望“第二个结合”的世界图景
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处理对外关系的美好愿景。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为科学指引，汲取传统和平发展基因的丰厚滋养，将“走和平发展道路”形塑为鲜明特征和内在要求，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融通进路和世界图景，是对“文明冲突论”和“国强必霸论”等零和思维和霸权逻辑的有力回击，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性超越。聚焦“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推进二者相结合，既需要深入挖掘和创新诠释贯通二者深层的和平理念，也需要深刻总结二者相结合的世界意义，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的和平意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因子，为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视角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价值共识和文化缘由。首先，马克思主义和平观集中彰显了指导思想的理论特质和科学品格。“马克思主义崇尚和平，认为和平最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最有利于实现人类本性的价值目标。”[2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聚焦“实现什么样的和平，怎样实现真正和平”的核心命题作了深层探讨和理论建构，既勾勒出和平的理想愿景，也探索了和平的实现方式。一方面，马克思立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虚假和平观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实质，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和平观和合理吸纳德国古典哲学和平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基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无产阶级担负的实现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并指出“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25]，进而创造性地提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兼具历史必然性与价值理想性的科学概念。另一方面，在和平的实现方式上，马克思既肯定了暴力革命对于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助推世界和平的现实价值，同时也未否认在特定情况下无产阶级通过合法斗争等和平方式达成斗争目的的可能性，并主张在革命中“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6]。其次，崇尚和平是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推崇和平的文化。讲仁爱、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传统和平理念既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深邃的思想理论内容，又涵盖自然、社会、政治、艺术等各领域，体现在统治阶层、知识阶层、平民阶层等各社会阶层的思想认知中，更彰显于中华民族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上。中国历史上的各传统流派将人的内在和平视为根源性因素，注重个人素养的涵育与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正确处理群己关系，进而谋求人际及社会和平的达成与实现。无论儒家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道家提出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都是对这一思想的认同。此外，诸如建立“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构建“大一统”的国家状态、追求“兼爱”“非攻”的理想社会等思想，同样包含着和平发展的基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正确处理天人关系，谋求天地阴阳和谐的互动之境。不难看出，在价值维度上，和平这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贯通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也为推进二者相结合提供了全新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同中华传统和平理念的深度交融贯通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实践自觉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关乎人类发展前途的时代之问，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着全人类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新与科学创见。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整体思维和系统观念思考人类问题，科学把握人类价值追求普遍性与民族历史国情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汲取传统文化中诸如“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自强不息”等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价值元素。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将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的共同追求升华为不同文明价值认同和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实现了对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话语体系的所谓“普世价值”的全面超越。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应然之举，是科学真理同民族文化交融耦合的必然选择，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与国际担当。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世界各国擘画未来蓝图的普遍诉求和行动指向，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从理论渊源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石，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问题上推进“两个结合”的创造性诠释。从现实维度来看，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有着共同的利益与价值追求，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与威胁，因而也渴求共同繁荣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由共同的根本利益而促成的具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共同体。”[27]肩负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8]提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加凸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的实践底蕴与世界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3&ZD200；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东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2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24页。
[2]《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9页。
[4][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376页。
[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6]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红旗文稿》，2009年第1期。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63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0页。
[11]《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0页。
[12]《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0页。
[13]郭齐勇：《礼记（节选）解读》，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78～179、176～177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16]王淑芹：《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源》，《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6期。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
[1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19]《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20]《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22]毛华兵、闫聪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7期。
[23]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页。
[24]李爱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和平意蕴论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页。
[27]汪信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真意涵》，《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A Deep Grasp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from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o Huabi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not only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PC, but also a valuable experience obtained in the practice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n inhere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thinking fit and era requirements of the combination, we must grasp the logical beginning, clarify the value purpose, highlight the core essence, determine the innovative concep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world picture, scientifically buil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urther respond to the epochal demand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promote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