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经济现象是当代中国经济实践展现出的新特征，研究人文经济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与前沿问题，形成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探索，要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已有的基本原理，结合经济学发展的理论逻辑，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经济现象研究中的综合使用。在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主线是围绕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展开，重点是围绕微观生产与消费行为的人文效率与人文效用，围绕宏观经济环境的人文公共品。人文经济学强调“人文的自觉”，以中国为方法，以自主为追求，以人类为目标，其理论意义与文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 人文要素 人文效率 人文效用 人文公共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4.005
【作者简介】胡钰，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文化产业。主要著作有《这个世界的人与人文》、《文创理论与中华文化创造力》、《人文精神与文化高质量发展》（论文）、《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传播》（论文）等。
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是当代中国经济实践引发的理论探索。这一崭新的理论命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开阔的世界意义。将“人文”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对于拥有深厚人文精神底蕴的中华文化来说，虽然新鲜但却有着内在的贴切与合理之处，因为人文精神深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的深处；是对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点的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修订和发展，因为仅仅把人作为物化的私利追求者远不能解释人的丰富性。
理解人文经济学，不能把“人文”与经济学简单化、符号化地叠加在一起，也不能仅仅把“人文”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而是要把握经济实践中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从人文视角思考经济活动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关系、基本原理，力争为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加新的变量与新的规律，如此，才能让人文经济学真正建构起来，成为阐释与预测当代经济发展的新的理论工具。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什么是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是人文经济现象，建构的是人文视角下的经济学，关注的是人文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追求的是以人文精神看待经济发展的目标。
18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自此，经济学的发展就沿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条路径前行，前者关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后者关注经济学的工程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后者占据了绝对优势，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从理论抽象到数学模型，实证经济学日益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尽管亚当·斯密本人既是伦理学家又是经济学家，但后世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愈发淡忘了这位学科创始人的双重身份，描述中的亚当·斯密愈发以价值中立、客观冷静的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学家的身份出现，经济学也愈发脱离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演进。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话说：“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1]
现代经济学出现“贫困化现象”，究其原因在于价值理性的缺失，“西方经济学强调的科学主义方法，一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文价值的缺失。”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学是作为‘舶来品’从西方引进的，彼时正值中国人文传统衰落而科学崇拜方兴未艾之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经济学被直接‘拿来’的，完全没有中国的人文元素。”[2]“人文价值”与“人文元素”的缺失导致了经济学理论中的许多困境，特别是在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理论阐释时，更是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人文视角下的经济理论研究亟待加强。
经济学诞生之初曾经是伦理学的一部分，充满了人文关怀，以解决人的生存与幸福问题为根本关切。但脱离了伦理学，脱离了人的复杂性，经济学似乎愈发像物理学了，数理性、实验性的研究方法愈发普遍。然而，在现代经济学中，形式的精巧化与实质的贫困化并存悖论愈发凸显，引发许多困惑与反思。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解释存在许多空白，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与引导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具体来看，在效率优先、市场优先、物质优先的理论下，当代世界的物质财富总量的确不断增加，生产效率的确不断提升，但从人与人类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现象依然严重，拥有物质财富的人群也存在幸福感不足的普遍问题，加之许多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带来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消耗过度等问题，都对人类发展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界也在持续反思，通过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视角进行修正与调整，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而人文经济学则提出了崭新的理论视角。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在于，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经济行为产生的“物”，更要关注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的“人”。一方面，“物”的发展要服务于人，服务于多数人与全体人；另一方面，人的复杂性、变动性是远超自然界运行与机器运行的规律性、稳定性的。对物的经济现象的关注，是以工具理性来牵引的；对人的经济现象的关注，应以价值理性来牵引。经济学不仅要解决经济活动的“实然”问题，也要解决经济活动的“应然”问题。人文经济学兼顾了经济现象研究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表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旨趣。
人文经济学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针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经济现实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始终高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大旗，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反抗异化劳动与资本压迫。人文经济学也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在马棚失火后不问马而问人，体现了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事实上，中华人文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贯穿在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进程中。
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选择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既是“经济人”，要以自己的物质利益最大化来选择，又是“社会人”，要以自己的社会关系来选择，还是“文化人”，要以自己的精神需求持续满足来选择。仅仅把人作为物质性存在而忽视了其现实中的关系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许多微观经济行为，如许多企业在困难时期低报酬条件下的高工作效率问题。同样，也无法解释许多宏观经济现象，如当代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文化兴盛与经济领先并存的现象。为此，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推动经济学向人的回归，更加关注人的多样性需求与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推动中国经济学向中国的回归，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实践的探索与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以中国为方法，以自主为追求，以人类为目标，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与文明意义如何强调都是不为过的。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要点
经济学是解释经济现象的学问，旨在将日常的、多样的经济活动背后的规律揭示出来，并基于这些解释进行预测。经济学的重要性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上。“经济学是一种因果分析工具，也是一个受过检验的知识体系，以及出自这一知识体系的原则。”[4]如果不能有效解释因果，这一知识体系就是无法得到检验的。从当代经济活动中来看，引入人文要素正是为了补充现有经济学理论中对非物质要素的忽视，使得经济理论更具解释性。
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全面的，既影响基本的稀缺性问题，又影响具体的生产效率、使用效用、市场价格等指标，而且这种影响的显著度越来越高。对这种影响进行具体的、深入地分析，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人文效率。在经济学中，稀缺性是一个基础性概念，也是整个经济学科要思考的理论基点。在中文语义中，“经济”不仅是学科名，还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耗费较少而获益较大”之意，[5]例如，经济实惠。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在有限资源投入下获得最大收益的学问，对于个人或国家都是如此。同样，在英文语义中，economy不仅指经济情况或经济体制，也指节约、节俭、精打细算之意。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资源的稀缺性是最根本的约束条件，正因为有了这种约束条件，才有了各种经济工具来探求如何最大化有限资源的产出。“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节约（economize），也就没有经济学（economics）。”对“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定义是“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6]
值得关注的是，在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研究中，往往只关注物质资源的稀缺性，研究重点只是土地、能源、矿产等的稀缺，对人力资源的研究也只是将其作为物质资源来看待，而忽视了精神资源的稀缺性。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对于这一主体来说，受教育水平、能力培养等构成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内涵，但这些只是人的作用发挥的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具体来看，积极的精神状态可以让人的经济潜力最大化，消极的精神状态会抑制人的经济能力发挥。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典型的人文要素，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从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来看，就是要通过良好的政策设计来激发国民的精神状态，调动社会活力，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
从经济管理实践看，人文要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一个企业来看，具有认同度较高的企业发展目标、企业治理透明公平、人际关系友善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反之，如果企业发展目标不明确、治理体系混乱模糊、人际关系紧张，其生产效率就是较低的。从一个国家来看，具有共同理想信念、坚定文化自信、社会关系和谐、社会心态舒畅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反之，如果人民信仰模糊、缺乏文化自信、社会关系冷漠、社会心态紧张，其生产效率就是较低的。
在经济活动中，人文要素重要性的表现是愈发鲜明的，如果说在工业时代以流水线生产为代表的经济管理模式还能忽略人的个性化特征，那么，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随着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经济、创意经济、个体劳动、流动工作的特点愈发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愈发不可忽视。一方面，劳动者受到外部强制力量约束、实时监督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自我管理、自我激励成为普遍的经济活动现象；另一方面，能否最大限度产生创造性成为决定经济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不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在文化创意中，实现人的创造性的激发是对经济制度、经济环境的最大要求。这些重要而普遍的特点，让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人文要素成为不可忽视的、愈发显著的经济变量。
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人文要素稀缺性的研究还较为欠缺。究其原因，既与对人文要素之于经济活动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有关，也与人文要素不可量化、数学化研究有关。但即便如此，对于人文要素在经济效率中的重要性问题，已经有学者给予了重视。厉以宁在其著作《文化经济学》和《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中，讨论了产生高效率与低效率的机制，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技术基础和道德基础。对于在经济生产中出现的稀缺的超常规效率，主要依靠效率的道德基础。尽管所有的经济效率增长离不开物质技术条件，但是，“假定没有道德力量、信念、信仰等在这些场合发生巨大的作用，依靠物质技术条件，人们仍然只能产生常规的效率，而不能产生超常规的效率。”[7]事实上，这些道德基础就是人文要素的最集中表现。
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很少关注效率中的道德基础等人文要素，但经济学研究中人文要素的稀缺性不等于经济活动中人文要素的稀缺性，更不等于经济效率中人文要素的稀缺性。从实际来看，不论是初创企业的超高经济效率，还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效率，不论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还是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作用，都源于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都是深刻而普遍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此，人文经济学需要对经济活动中的人文要素与人文效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结合起来，推动效率研究的改进与发展。
人文效用。经济学中对经济资源稀缺性的研究在生产方面表现为经济效率问题，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经济效用问题。效用指的是消费行为对人的满足。人们在每天的消费行为中都面临选择，即怎样以有限的花费换来最大的满足，同时，还面临着选择的机会成本问题，即选择一种商品而放弃另一些商品，那么这种选择一定要带来最大的效用。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主要研究物质产品的消费，由此带来的一个基本定律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即随着消费某种物品的数量增加，人们从消费中得到的新增的效用或满足感是下降的。这一定律作为经济学中的基本定律，具有很强的解释性。例如，当一个人喝咖啡或吃鸡蛋时，第一杯、第一个带来的满足感无疑是最大的，之后的满足感是下降的，而当达到一定量时，其效用还会变成负值。
当人们消费的产品是精神产品时，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会出现解释困境。例如，一个喜欢看戏剧的票友或听交响乐的发烧友，会不断地重复看戏或听曲，不厌其烦，随着看与听的次数增加，获得的满足感不但不会衰减，还可能由于体察出了作品中更多的内容引发共鸣而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这种精神产品消费行为中的现象就是典型的人文效用。事实上，在文化产品消费中，越是行家越是沉迷，越是拥有越是希望拥有，这是文化消费行为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可以从“文化人假设”中得到充分解释。“文化人”基于兴趣进行消费，例如，有的人喜欢收藏书画作品，在阅读、欣赏中获得独特的精神享受，而且每次阅读、欣赏会有不同的体验与收获，这类消费品积累自然是多多益善。有趣的是，这类经济行为的消费对象还有更加特殊的“零一效用”规律，即文化产品消费只对有兴趣者有效用，对于无兴趣者，没有任何效用，即便商品再便宜也不会去消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提出一个经典的价值悖论，即水对人更有使用价值，钻石对人几乎没有使用价值，但水的交换价值很小，而钻石的交换价值很大。对于这一悖论，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水资源几乎无限，而钻石资源很有限，因而水很便宜而钻石很贵。这种解释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基于人文效用，就会得出更充分的解释。购买钻石并将其作为珠宝佩戴，给消费者带来社会地位的标识，是一种典型的炫耀性消费。这种消费行为可以用“社会人假设”来给予很好的解释，“社会人”以自己的社会关系来选择消费，那么购买奢侈品就是一种确立自身在社会关系中位置的有效方式。
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在其《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对高价物品的消费产生荣誉性效用，“要投合有教养的、高雅的‘效用感’，物品总得含有一些这种间接效用。”“凡是仅仅具有在物质上满足的力量的物品，是不会被认为合格的。物品还须把它的荣誉因素显示出来，才能使消费者满意，被消费者接受。”[8]可以说，在社会关系中产生“荣誉因素”是典型的“社会人”消费效用。
当然，仅仅把购买超过使用功能价值的产品的行为都解释为炫耀性消费也是不全面的，从现实来看，当代消费中对人文感的追求愈发凸显，成为一种清晰的人文效用。当代社会正处于高度工业化、机器化的时代，但也正因为这种精致与高速，许多人在消费中更追求古朴感、传统感，如在仪式性聚会中愿意点蜡烛而不是电灯，又如喜欢手工制品而不是机器制品。从工业化时代以来消费行为的变迁来看，人们消费蜡烛到电灯再到蜡烛，消费手工制品到机器制品再到手工制品，鲜活地体现了消费文化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充分体现了人文效用在经济活动中的规律。尽管电灯更节省资源、机器制品更精致，但传统制品、手工制品带来的人文享受是独特的，而这种人文享受成为消费决策的标准。
人文效用体现的是广义利益的理念。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单纯的物质满足带来的是狭义利益，只有兼顾了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的经济活动才能实现广义利益。对人文效用的研究，是人文经济学研究中的理论要点，这对于人文要素与价格、人文要素与需求等都具有广泛的解释性。
人文公共品。在经济学中存在外部性的概念，指的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向其他人或社会强加的成本或效益。负外部性的典型是环境污染，正外部性的典型是企业研发共性技术带来产业技术水平提升。正外部性的集中体现是公共品，如国防。在经济学原理中，“公共品的两个关键性特征一是增加一个人消费服务所追加的成本为零（非相克性）；二是不排除他人享有（非相斥性）。”[9]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看，人文产品、人文环境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品，会产生正向的经济效益。例如，一个充满高水平博物馆、历史文化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等文化设施的城市，就具有高人文感，公众消费不用追加成本也不会与他人互斥。
在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中，杭州、苏州、成都、佛山等地发展较快，呈现出深人文底蕴与高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的“一深两高”发展模式。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善于深挖城市文脉，对历史文化底蕴进行现代转化，使其成为区域文化景观、文化生活、文化气质，并通过具有人文感的区域吸引高层次人才。近些年来，杭州、苏州、成都、佛山几个城市的净流入人口数均居全国前列，而高层次人才的到来自然会提升所在区域高科技创新能力并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文化发达与经济领先并存的发展优势。这些区域发展表现了明显的人文经济发展态势，其基本逻辑是：找到古文脉，打造新文脉，形成新人脉，增强新动能。
人文公共品具体体现在：一是对历史文化的梳理与展示，如杭州对宋文化历史的挖掘与展示，佛山对黄飞鸿、叶问、康有为文化的挖掘与展示；二是对人文生活的鼓励与引导，如成都对城市烟火气的打造，苏州对高品位日常生活的建设；三是对青年需求的尊重与满足，如这些城市对动漫、电竞、时尚、创意等产业的支持。人文公共品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展现了城市灵动气与亲和力，让城市更有活力与温度，也让城市的经济发展更有持续动力。
从深层次来看，人文公共品体现在人文精神的建设上。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髓，既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可与世界对话的。具有人文精神的区域，更加关注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品质、生态环境在内的人的综合需求，更加关注无形的区域氛围与情感营造，更加关注社会信任与文化归属的提升。这类区域人文精神的形成，会带来强大的人才吸引力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且对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才都具有吸引力。
对人文公共品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公益视角上，还要从竞争视角来看，换言之，人文公共品往往可以形成区域的人文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人才吸引力上，还体现在拥有人文公共品的区域所拥有的强的社会信任、低的交易成本、好的营商环境，这些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撑作用是巨大的。人文竞争优势虽然不可量化，但却是不可替代的。从笔者对杭州、苏州、成都、佛山等地的调研来看，可以发现许多非本地的高层次青年人才在这些城市扎根，将其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许多大企业、大项目落地在这些城市，将其作为自己总部之外的“第二总部”。在询问具体原因时，答案并不是税收减免等经济因素，恰恰是城市人文氛围带来的吸引力，这成为经济决策、个人选择的重要依据。
在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主线是围绕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展开。以上提出的人文效率、人文效用针对的是微观生产与消费行为，人文公共品针对的是宏观经济环境。应该说，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是多样的，影响是全面的，如对价格、就业等的影响就较为显著。事实上，人文要素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确认的经济发展四大要素，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因而对这些影响的深入分析可以引发许多新的思考，产生许多新的经济理论。归结起来，要充分认识人文要素的经济作用，把人文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基本要素之一。
人文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人文经济学为当代发展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发展的目标来看，人文经济学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一“两全”发展目标来自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追求，也来自于马克思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0]的学说。
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现在，社会节奏很快，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11]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发展的人文理念，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以人文视角看待发展，每个人的家事就是国事，国事就是为了每个人的家事。
在当代中国，人文经济学发展理论的最鲜活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进程中，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实现物质富足，又要实现精神富有，在发展进程中，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又要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发展的手段上来看，人文经济学注重的是人的作用的最大发挥。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提出，“当代经济分析中，重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从主要以实物形态看待资本积累，转移到把它看成是结合了人的生产性素质于其中的一个过程。”在他看来，仅仅把人力资本聚焦在扩大生产可能性方面是不够的，而要扩展人类的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人力资本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是重要的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打破人与‘衣橱’的等同性）。在承认‘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和有效范围之后，我们必须超越‘人力资本’概念。”[12]以人作为发展的主要手段是当代发展理论普遍的共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要警惕的是，仅仅把人作为狭义的工具乃至机器来看待，以最大限度挤压人的劳动时间、生产能力为提升发展水平的手段，这不但会带来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劳动异化”问题，也不会产生最大的生产效率和高的发展水平。
在看待人力资本时，的确需要更广阔的视角，需要超越“人力资本”概念。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关注人的生产性能力提升，要求提升人力资本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而从人文经济学来看，更关键的视角是人文视角。也就是说，人文经济学更关注人的创造性能力提升。这就要求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多样需求，为劳动者发挥最大程度的生产力、创造力提供良好的制度与文化保障。从人文经济学看待“人力资本”概念，可将其扩展为“人文资本”概念。“人文资本”概念不是去否定“人力资本”概念，而是去扩展狭义的“人力资本”概念。换言之，也可以把“人文资本”概念视为广义的“人力资本”概念。
以人文视角看待发展，可以回到发展最本原的追求，回到人类最真实的需求。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积累和技术水平提升，都是服务于人的，而且是服务最大多数的人，如果只是让人受制于物质和技术，让多数人受制于少数人，这种发展就是失败的发展。与此同时，要看到服务于人的发展必须考量人的精神需求，把人作为有血有肉、有喜有忧的人来看待，实现“乐经济”与“暖发展”。
以人文视角看待发展，可以更全面地看待资源调配的多种手段，综合发挥各种手段的优势。自古典经济学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市场这只配置资源的“看不见的手”都给予了高度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到了市场崇拜的状态；而对于政府这只配置资源的“看得见的手”，或是视若不见，或是点到为止，对产业政策等政府手段更是“边缘化”乃至“污名化”；更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文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完全忽视，没有看到这是当代配置资源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看，在当代发展中，市场力量、政府力量、社会力量都是不可替代的力量，形成紧密的合力是发展架构与政策设计的最大追求，为此，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爱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让市场更高效、让政策更精准、让社会更温暖，才能让发展获得内生的、持续的动力。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费孝通撰写了一篇题为《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的文章，对他本人从1979年起受中共中央委托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人类学的经过进行了学术回顾，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对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看法。文中谈到，“中国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悠久，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它应当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现。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在50个以上的世纪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没有停止过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去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为21世纪和下个千年做出贡献。”文章中强调了文化自觉意识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提出，“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看来21世纪我们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宏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作用。”[13]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今天来看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命题，恰有“人类文化的自觉”之感，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文的自觉”。从文艺复兴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以来，西方学术界基于“人的自觉”为人类作出了引领性的贡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中国学术界也应该以“人文的自觉”为人类作出自己的新的贡献。
人文经济学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命题，既有着丰富的当代经济实践支撑，也有着厚重的中华人文传统支撑，更重要的是，这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产生的中国理论，围绕这一理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既可以让中国道路更加坚实，也可以为世界发展提供理论公共品，这对于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以及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的落实，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作为一个崭新的理论命题，人文经济学存在许多理论空白，从概念到原理到方法，都需要去探索。这一理论命题是值得去探索的，基于中国传统与中国实践，创建中国学派，如此，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起一个带头作用。
注释
[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3页。
[2]高德全：《中国经济学的一次全新探索——人文经济学刍议》，《人文天下》，2023年第10期。
[3][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
[4][6]托马斯·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吴建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2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85页。
[7]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79页。
[8]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20～121页。
[9]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9版），萧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4页。
[11]《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4年1月1日，第1版。
[1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92～294页。
[13]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Theoretical Basis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Hu Yu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represents a new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 The study of basic concepts, laws, and leading-edge issues has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n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ory should be based on existing basic principles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logic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phenomena.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center around the role of humanistic element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with a focus on humanistic efficiency and utility in microscopi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humanistic public goods in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Humanistic economics places emphasis on "humanistic consciousness", using China as a method, independence as a pursuit, and human beings as its objective, making it both theoretically and civically significant.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humanistic elements, humanistic efficiency, humanistic utility, humanistic public goods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