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大历史的全球比较视野来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的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形成了多重超越。一是从被动到主动，实现了对近代旧式现代化的超越；二是从计划到市场，实现了对苏联经验和模式的超越；三是从资本到人民，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四是从唯一到多样，实现了对“现代化=西方化”路径的超越。
【关键词】比较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逻辑 多重超越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2
【作者简介】张占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改革红利再释放》《大国经济的治理》《中国改革新起点》《强国新征程：“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探求中国道路密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研究》《中国经济新棋局》等。
从大历史的全球比较视野来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程。简言之，现代化表现为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乃至智能社会的过程。现代化最早发轫于近代的欧洲社会，后逐渐拓展形成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潮流，进而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影响下，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起初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顽强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多重超越。
从被动到主动：中国式现代化对近代旧式现代化的超越
中国是具有辉煌灿烂文明历史的古国。但是，由于明朝后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来又错失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机遇，中国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李约瑟之谜”提出了一个需要我们长久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辉煌璀璨，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方？与之相关的一个命题是“韦伯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了严峻挑战和全面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西方国家在资本推动下率先展开了现代化进程，使其在整个世界范围扩张开来，促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构建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中华民族被无情地载入“三个从属于”的支配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重大时代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就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式现代化和外部环境的强烈冲击下，由西方从外向内逐渐灌输、中国被迫接纳和学习的发展过程。透过历史的烟幕，我们看到的是慌乱的、依附的、片面的场景，我们称其为“被动的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各种救国方案，但都没有能够彻底唤起民众，没有形成真正变革社会的力量，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近代中国就像一条漂泊在波涛汹涌、惊涛骇浪汪洋大海中的百孔千疮的漏船，危机四伏，时时刻刻都有倾覆沉没、葬身大海的危险。究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谋求现代化有了主心骨，中国的现代化由过去“被动的现代化”开始转为“主动的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100多年的奋斗，我们走出了一条积极争取、主动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以林则徐、魏源、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把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称为“体”与“用”的关系，提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以此发起了“师夷长技”以达到“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如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念，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萌芽。王韬主张“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提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1895年4月，范寿康在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表文章，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运用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发展若干民用企业，探索实现工业现代化，进而提升我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达到维护清政府统治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工业的探索，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缓慢进程。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事实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逐渐开启探索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时期，“中体西用”的社会思潮逐渐被“中西互补”“中西调和”思想取代，政治制度的改革与革新是这一阶段重点讨论与实践的问题。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既要学习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政治制度和理论学说，主张实现君主立宪制度，通过戊戌变法探索政治现代化。戊戌变法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遗憾的是，由于自身局限和思想不成熟，维新运动未能撼动旧制度，戊戌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维新派依靠清政府变法改变中国现状的幻想破灭。实践证明，依靠落后腐朽的封建政权，以政治制度改革的形式逐渐实现现代化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
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中国人民探索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因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清除通往现代化道路的主要障碍，提出了三民主义等现代化发展方案。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发展不足，无法建立资产阶级社会，也无法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得出新的认识：要从思想上铲除封建专制的根源，就必须在文化领域发动新文化，探索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近代中国提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有胡适、陈序经、吴稚晖、钱玄同等。其中，胡适是最为著名的全盘西化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主张，认为中国应该全面学习西方，以实现现代化。然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全盘西化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撼动了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统治地位，加快了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领导，具有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特征的文化运动。它的性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并不能给中国人民指明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新文化进入成熟发展时期，恰逢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觉醒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完成了他的思想转变，由过去全盘西化的拥护者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总的来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制度到思想层面的探索可以归结为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但由于其没有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探索现代化，也没有尊重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尽管这些探索是被动的，但仍然有其历史价值。它们为中国共产党主动推进现代化，作了前期的历史铺垫，其中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中国现代化道路真正的转折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十月革命的开创性功能实际表现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矛盾运动中，虽然十月革命的主观动机是引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但其客观结果却是为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范例。”[4]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预示着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的现代化也由过去的被动开始转为主动。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在理论上，中国人民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在实践上，俄国开辟现代化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可能。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逐渐确定了一种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发展新模式，把发展社会主义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联系起来，确立了现代化的崭新发展方向，不仅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对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的方向产生根本性影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终于进入主动的历史进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道路最终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从学习模仿转变为借鉴创新，从而不再纯粹是一种简单的后发型或追赶型现代化，而是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深厚文明底蕴、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有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有着独立自主特性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内生的、创新的和新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5]我们认为，这些评价，是恰当的，是深刻的。
从计划到市场：中国式现代化对苏联经验和模式的超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新中国将是一个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将由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由一个人民拥护的强有力的人民政府来推动。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中国的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新民主主义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中国初期，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们逐步实施了计划经济体制。从历史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而言，起到的迅速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中国为什么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一是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不足，把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二是由于缺乏更多更好可以借鉴的经验，因而较大程度照搬了苏联模式；三是由于国际环境特别是西方封锁的影响，在客观上促使我们不断强化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缺少经济激励，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无法满足个人和社会千差万别的实际需求，经济核算缺乏科学性。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党中央依照苏联工业化模式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在实践中党和国家也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了新的艰辛探索。毛泽东同志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6]“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7]。但是，照搬照抄苏联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一切都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8]，“不应当是长久之计”[9]。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苏共教训的会议上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0]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我国“二五”计划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制定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宏伟纲领。此外，在这个时期的现代化探索中，我们党还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等重大现代化理论问题提出了重要思想观点。比如，“四个现代化”由过去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调整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全新的课题。遗憾的是，在这段可贵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失误。经过“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对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实施步骤安排也进行了调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1]“两步走”战略设想提出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践。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同志抱病参会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也说明，虽然我们犯过错误，经历过曲折，但是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探索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提出了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2]的目标，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篇章。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3]；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4]。以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遇到严重挫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出现了问题。通过反思，邓小平同志认为，不应再将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传统经济结构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换言之，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与价值。基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描绘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即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抽象化地运用到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实践中而形成的现代性方案，其典型代表就是苏联模式。应当说苏联模式主要是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时代以及斯大林影响下所形成的。计划经济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国家权力配置资源，过分突出国家权力的作用。二是彻底否认资本、市场经济等，构建了“三个边界”：不能搞私有产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原则决定的）、不能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原则决定的）、不能搞雇工剥削（按劳分配原则决定的）。[16]
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理论工作者讨论最多、争论最激烈、成果最集中的经济理论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一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传统计划经济理论问题，到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期间的探索绵延了几十年，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比如，在50年代，当时在我国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经济理论观点，中国学术界的讨论开始逐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框框。一是经济学家孙冶方1956年提出了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观点，二是经济学家顾准在1957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经济核算调节生产的，三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用市场调节的思想。70～80年代，中国学界围绕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旧体制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苏联东欧模式）、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等，并进行了反复地讨论和利弊分析。这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对于我们探索突破计划经济体制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和僵化的传统的苏联模式划清界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直接超越的对象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个超越，意义重大。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越走越宽广，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尊严，而苏联和东欧却出现了共产党丢掉政权，倒向西方体制的历史悲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一个核心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通过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传统计划经济的“三个边界”，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注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组合，废弃了反资本的现代性，建构了引领、驾驭资本的现代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马克思当年没有预见到，列宁也没有碰到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创造性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新路。
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把过去误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请到中国来，这真是石破天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上新台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证明社会主义不是和计划经济划等号的，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可以搞得更好。市场经济可以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而且并非只有西方那一种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7]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来看，我们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发展，使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开始富起来并向强起来迈进。这条路，我们选对了。在这条路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风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从资本到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比较多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后来人们根据他们的思想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概括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在这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更替中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近现代以来，西方现代化造就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成了当今影响世界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现代文明知识体系。应当说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深受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和影响，然而在这么大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或者说靠什么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超越呢？我们认为，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超越也再一次印证，资本在创造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现代性危机：一是自然的异化，二是社会的分化，三是全球冲突，四是人的物化。[18]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的现代化，资本为王的现代化，资本核心的现代化。中国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致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超越的本质所在，也是这两种社会制度巨大的分野所在。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或者是世界现代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化的推动下，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都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现代化是一个持续性的运动，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运动，那么世界现代化也必然对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和推动。一方面，中国应该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近代以来，中国就卷入了这么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中，因此存在着世界现代化“化”中国的问题。起初中国的现代化确实是被动的，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任凭惊涛骇浪拍打冲击飘荡，在海洋上随波逐流。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历史舞台，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因此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在“化”世界，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也对世界现代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双方是一个不断推动“互化”的过程，也就是在双方不断推动“互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着历史航船的行驶方向，迎接人类文明的八面来风。中国式现代化志存高远，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
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逻辑是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其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条件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说特色，那么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特色、最突出的特色、最根本的特色。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饱受巨大屈辱的中国人民开始了苦苦寻求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不懈奋斗的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构想是结合民族复兴愿望与社会革命展开的，集中体现在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索和实践中国现代化道路，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0]。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建设现代化的基本方案：一是政治现代化，二是经济现代化，三是文化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从而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前进通道，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富有活力的体制保障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全球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就20多个，总人口10亿左右。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2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采取的是两手抓的政策，“即承认和利用资本、防控和驾驭资本并举。社会主义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区别不在于存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经济，而在于以什么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标准，以资本为最高标准的是资本现代性，以人的发展为最高标准原则的是社会主义现代性”[22]。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引领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对资本逻辑的超越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二是构建了资本-国家-劳动（人民）三元主体协调的动力机制，超越了单一的资本动力模型；三是建立了社会和谐模式，超越了社会对抗模式；四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五是探索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摆脱了依附性发展模式。[23]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逻辑的，构建了以资本为核心、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构建了以人为核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巨大的历史分野。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以崭新形象展现于世，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逐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走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创造，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独特性贡献。
从唯一到多样，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西方化”路径的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24]现代化最早确实是起源于西方的，对推动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西方现代化伴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在全球化过程中，影响和推动了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最早起源于西方，也是由西方学者最早作出的研究和归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现代化虽然起源于西方国家，但并不是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利。世界现代化并不是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个标准，而是具有多样性特征。即使是西方现代化也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点的，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走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各有风格，形成了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东亚模式等。以实现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扩展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很多摆脱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重建就是奔着现代化这个共同取向和主题的。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只不过由于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地理环境、人口规模、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各国现代化所走过的路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特殊的基本国情所决定，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相同。
近代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后，很多仁人志士在巨大的历史震动面前，开始了痛苦的思考。其中一部分并没有对西方的现代化敬而远之或熟视无睹，而是想让中国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富国强兵。但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这种奋斗和牺牲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向西方学习现代化，似乎更多地呈现了邯郸学步的景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开了中国先进分子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新思路。从现代化的实践看，“俄国人的路”意味着彻底抛弃旧有的发展模式，寻求迈向现代化的新途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出了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25]的问题。但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壮举，就必须推倒三座大山。由此，能够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艰辛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和实践者，1954年党中央就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决定。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大命题，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性使用“小康社会”这个重大概念，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现代化的道路、战略和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有两条不同的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是如果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搞现代化，实际上就应该把现代化的目标限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靠移植西方、跟随依附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就会被锁定在世界经济体的底端，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中，也就很难真正地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实际上也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尊重人类的共同特征，尊重人类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即通过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来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26]但同时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走不通。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强调了“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中国的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由此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种种认识误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奋斗的历史宏愿。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和阐述，这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二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三是坚持理论创新，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路径；四是坚持独立自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之魂；五是坚持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六是坚持胸怀天下，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关怀；七是坚持开拓创新，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八是坚持敢于斗争，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九是坚持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十是坚持自我革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支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所取得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宝贵财富，同时也彰显了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世界意义和历史贡献。一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极大地焕发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二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的发展奇迹。三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强大生命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四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历史性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选择。五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式现代化有了强大的领导力量和主心骨。这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本文系2023年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级重点委托项目“大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WT002］
注释
[1]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56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3][6][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117、117页。
[4]武克全：《现代化拓展中的世界和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91～292页。
[5]戴木材：《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7]《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91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
[11][12]《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271页。
[13][1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16][18][22][23]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45、141、142、142～143页。
[17][21]《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24]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6月1日，第2版。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3页。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8日，第1版。
参考文献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2023，北京：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2023，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3，《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2021，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2022，北京：人民出版社。
罗荣渠、牛大勇编，1992，《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The Multiple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ver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Zhang Zhanbin
Abstract: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big history, modernization is the continued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Over a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ioneering the pathway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gradually accomplished quadruple transcendence. Firstly, from passivity to activity,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old-fashioned modern Chinese modernization. Secondly,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xperience and model of the Soviet Union. Thirdly, from focusing capital to the people,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capitalism. Finally, from singular to diversity,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pathway "modernization equals westernization".
Keywor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logic, multiple transcendence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