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形成与维系依赖一套独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展导向的政商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进入转型时刻，以新自由主义为要义的经济改革和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动摇了这种政商关系存续的基础，东亚的现代化迈入下半程，金融改革成为重要议题。发展型国家及其转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而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
【关键词】发展型国家 政商关系 东亚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7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3
【作者简介】张振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与制度回应：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的调适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群体与政府角色》等。
研究缘起：东亚现代化的上下半程
在现代化研究中，日本与韩国常被归于一类，它们均是东亚模式[1]的主要成员。这两个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表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前期，它们是增长明星，从战争的废墟中涅槃重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一跃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几个能够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的非西方国家。彼时人们提到东亚时，语调是欢快的。后期，它们的光环褪去，遭遇危机，疲态尽显，经济表现不再亮眼，甚至逊于一般的国家。“判若两国”的经历使人们对东亚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折，人们在提到它们时多了反思和警觉的意味。“失去”这个原本用来描述拉美“后进生”的词汇也开始频繁用在这些曾经的“优等生”身上。经济低迷的社会后果同样令人唏嘘。曾以“企业战士”“工蜂”的形象闻名，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加班文化”，频繁出现过劳现象的日本人，现在居然也“躺平”。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看来，日本已经陷入了“低欲望社会”。[2]与之类似，近年来韩国出现了“三抛世代”的说法——年轻人正在抛弃求偶、结婚和生育。韩国继日本之后从2021年也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
如果要找一个具体事件作为划分东亚现代化上下半程的节点，对于日本来说，这个节点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的破裂；对于韩国而言，则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节点还可以往前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经济思想的主流，第三波民主化兜兜转转了十多年后来到了东亚，政府指导体制的负面后果此时也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来。各种条件的叠加最终促使东亚进入转型时刻。如果说，之前东亚政治经济的核心是存在一个能够发挥指导经济功能的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就是本文所讲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3]，那么转型就是要从国家指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涉及两大内容，一是发展型国家以及围绕国家指导所建立起来的制度（本文将这类制度的集合称作发展型体制、东亚政治经济或发展主义政治经济）如何退出的问题，二是新的政治经济范式如何选择以及建立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颇为复杂，无法用文章的篇幅解答。本文仅限于分析第一块内容的前半部分，即发展型国家的转型。即便如此，我们仍要简化论证过程，也不过多纠缠于日韩之间的具体差别，以便能够兼顾现代化的“点”和“面”。本文使用的理论工具是政治经济分析，它强调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不能分开研究，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不能局限于政治本身，一定要延伸探讨其经济后果；对经济议题的关注也不能止步于经济本身，一定要追问它的政治根源。
发展型国家与东亚政治经济
何为发展型国家。在对东亚奇迹的解读中，发展型国家的概念日益流行。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政治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提出的。[4]约翰逊相信在战后的日本，国家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中的国家，也不同于典型的市场经济体中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体中，国家通过公有产权积累资本，并通过计划管理机构分配资本。国家在资本形成和分配中的绝对作用，使得经济组织成为国家的附属物，它的意图可以通过命令和控制的方式直接达成。这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关系能使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政治目标，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克服内外危机和加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基础。而在所谓的规制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中，国家的作用要视市场情况而定：市场有效时，国家应该“作壁上观”；市场失灵时，国家方有用武之地，克服失灵的主要办法是为经济活动设定规则，制定包括不能限制竞争、禁止雇佣童工、不得污染环境等一系列规则。至于在这套规则下，居民会将多大比例的财富用于消费，多大比例用于积累；生产者是扩大投资还是退出市场，这些均是行为者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国家拥有的另一套政策工具，是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成的宏观调控机制。正如宏观这个概念所要表明的那样，这套机制关注的是总体或整体经济，如社会总需求、总供给、通胀率等。
有了上述两类国家作为参照，我们就能理解发展型国家为何是一种独立的类型。与规制型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发展型国家将经济发展视为国家最重要的使命，这使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能仅限于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国家更为重要的职责是挑选有前景的产业加以重点培养，推动其实现超常发展，并利用产业间的关联带动整体经济增长。要实现这一意图，国家必须拥有结构性的政策工具，即仅适用于某一或某些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工具，或者，同一政策工具在不同经济部门中的实施力度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地方在于，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东亚国家不具备显著的生产性功能，它的发展目标必须得到私人部门的积极配合方能实现，这就是构建发展型国家时面临的关键难题：一方面，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这些国家不能或不甘心将经济发展的全部重担都留给市场，而必须借助国家更为活跃和积极的作用来推动和加速工业化进程，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另一方面，私人而非国家是生产性资本的所有者，利润是其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经济自由则是其谋取利润的必要保障，但这可能成为资本偏离乃至对抗国家指导性的根源。注意到二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约翰逊，将“国家的指导性和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张力，称作内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基本问题。[5]
政商关系与发展型国家的内生性问题。在最终方案形成前，东亚国家尝试过其他解法。日本先是授权某一产业中的所有企业组建卡特尔，通过影响卡特尔来实现国家意图。卡特尔由该产业中的最大企业负责管理，但大企业很快滥用权力，不断吞噬其他同类企业，使得日本经济迅速“财阀化”。之后国家又尝试过“国有化管理”，即在产权私有的情况下，由国家来接管企业的管理。这种办法有助于确保国家目标在私人经济部门中得到充分体现，但却因国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而导致效率低下。在韩国，朴正熙曾动过用公营组织替代私人企业的念头，还曾组建国有性质的工业开发公司作为计划的承接者，但这样的做法因美国干涉而遭遇失败后，不得不将私人部门的配合作为实现其经济战略的前提。
在经历了前期的失败尝试后，东亚国家最终通过构建更为密切的政商关系来解决“既要……又要”的问题。在政体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功能不同：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将国家与社会关联起来是政治的责任，服务于这一点的制度设计包括选举、作为代议机构存在的议会、利益集团、政党等。有别于这一“正统”设计，在东亚，国家与社会更多是通过行政官僚所建立的各种协商网络连接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机构承担了原本属于政治的职责，因而常被称作“行政吸纳政治”。在这种样式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官僚机构依据其管辖领域，与政策群体直接关联。官僚机构的代表性增强了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分量，使其获得相对于政治机构更强的自主性，这使创造性的行政成为可能。在这种场景中，行政官僚所发挥的作用，与“官僚主义”所刻画的经典形象截然相反：他们要识别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挑选能够承担这一重任的潜在合作伙伴，动员并投入必要资源来推动产业发展，评估企业绩效以防范中选企业可能的道德风险，促进形成最有助于获得规模经济的产业结构，调节外国投资的影响以便实现技术转移和升级，当其处于困境中时识别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找出适宜的救助方法，承担决策失误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代表不同政策群体的官僚机构在政策过程中竞争，就如同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在政治过程中竞争。仿照政治多元主义的概念，这种形式的代表机制被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称作“官僚多元主义”[6]。“官僚多元主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国家不以阶级或其他共同体为单元与社会力量进行整体性关联，它可以选择性地回应社会中的某些利益，或者赋予某一利益中的某些组成部分特权性地进入国家的通道。这种样式的政治-行政设置，在政商关系上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企业家的诉求可以不依赖政治作为中介，而是直接在与官僚的互动中得以表达，据此形成了紧密或者说更为直接的关系。二是政商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在与绝大多数经济部门中的企业保持距离的同时（这是规制型国家中政商关系的基本特点），政府与处在战略产业内的企业和规模更大的企业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三是相比于政治过程中的政商关系，通过行政网络实现的政商关系是弹性、非正式和隐蔽的。如下文所述，这种政治-行政设置原本是日本现代国家建构的产物，但却被意外发现有助于建立更为密切的政商关系，继而解决发展型国家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也能较好地匹配东亚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方法，即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 guidance）。
在现代化过程中，日韩始终面临着自由化经济的压力，这部分源自于它们在不同时期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成员。为了履行这些组织对于成员国的要求，它们不得不用更为隐蔽的行政指导替代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失去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工具，如外汇控制、进口限制等。行政指导在表面上是由劝告、指导、建议、协商等非强制性语言组成的，并不具有限制国民权利，或对国民课以义务的法律强制力，但实质上“它是行政机构以法律或相关规范为依据，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操纵特定对象行为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活动”[7]。由于行政指导是一种低度制度化的实现国家意图的手段，且受到指导的产业活动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政策发布前的协商、政策发布后的反馈、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调整就变得必要，需要相关行为者在更早的节点、以更高频率介入和参与到政策过程中，而这只有通过建立紧密的政商关系才能做到。在这种关系中，大量问题得以在幕后化解，避免出现公开对抗，这反过来使得政治家没有接管甚至过问公共政策的借口，实际上他们也缺乏足够的关于产业部门实际状况的信息。
内忧外患：东亚政治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压力
如上文所述，发展型国家和东亚政治经济的部分核心要件包括：国家的发展意愿、精英官僚、紧密的政商关系、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行政指导、有能力响应国家号召的财阀企业。这样一套体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尤其是在那些曾经与东亚相提并论的发展模式日益显示出颓势之时，东亚俨然成为了发展课堂上唯一的优等生。那些渴望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民族主义领袖，纷纷将发展的参照由西方转向东亚。出口导向、产业政策、开发银行、工业园区、企业集团、主办银行制度、新村建设、公积金等做法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广开来。1993年，世界银行以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为题来解读东亚经验，[8]这将人们对东亚模式的关注推向极致。但在东亚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时，它事实上已经处于悄然迫近的转型压力中，这种压力来自于内外两方面。
内部转型压力。随着发展型体制的长期推行，东亚积累了大量需要应对的问题，尽管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在韩国，为了能够在国家举办的竞赛中胜出，大企业不断蚕食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进入多个不相干的领域。美国学者斯蒂尔斯（Richard M. Steers）在对财阀企业现代集团的研究中写到：现代集团公司拥有数不尽的生产线和服务业，包括建筑、汽车、造船、电子、石化、石油冶炼、海上钻油、银行和投资、木质品、铝业、工业机器人、商务海运业、工程服务、超高层公寓混合楼、百货公司、旅馆以及广告。1991年，现代集团的总销售额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6％，出口额占韩国对外贸易额的12％。[9]大企业的超常发展得益于政策性贷款，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大企业过度举债，极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又由于这些企业在经济中举足轻重，当它们出现困难时，政府不得不出手相助，而相助的基本办法是授意银行向其发放贷款。由于始终相信政府不会在财阀出现困难时坐视不理，银行通常在没有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即发放贷款。得到贷款的财阀也没有动力通过内部调整来渡过难关，而是继续实施冒险和激进的扩张策略来迎合国家的战略需要。它的后果正如1987年三星集团第二任会长李健熙所言，“三星重病缠身”。[10]发展型体制将政府-银行-财阀绑定在一起，危险在三者间“击鼓传花”，只是不知道哪个环节会最先暴雷。
对于东亚政治经济，更加具有批评性的定位是权贵资本主义（corny capitalism）或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这类概念用以描述这样的现象：企业盈利的关键并非生产性和创造性活动，而是国家为企业提供的各种好处。当然，得到帮助的企业需要“投桃报李”。在朴正熙时期，财阀通常要将贷款额的10%～20%作为政治资金“捐赠”给执政党。通过这种方式筹集的资金，只会落入那些有能力影响经济资源分配的政治家手中，他们用之来组建政党、操纵选举、维持其政治地位。如果政治家认为自己对企业的“帮助”没有得到“等价”回报，财阀甚至会遭到报复。正因如此，政经勾结、黑金政治成为韩国政坛屡见不鲜的现象。在日本，精英官僚的形象曾因城山三郎的小说《官僚们的夏天》而深入人心。这本小说讲的是，以风越信吾为代表的通产省官员为将毫无国际竞争力的日本工业引向先进水平而不懈奋斗的故事，然而这种“人设”却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塌方”。有着“省厅中的省厅”美誉的大藏省官僚被曝曾接受巨额贿赂、向关联企业借款、接受利益相关方的不正当招待。1996年，媒体又曝光了厚生省事务次官冈光序治的腐败行为。一方面是泡沫破裂后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却是官员的贪污与浪费，日本社会由此逐渐形成了“万恶之源是官僚”“敲打官僚”的舆论。[11]
外部转型压力。东亚国家实现追赶式发展的主要工具是产业政策。被挑选出来的产业首先要在进口替代阶段确立产品竞争力，然后在出口导向的推动下进入国际市场。被遴选出来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企业在一个受到保护的寡头垄断结构中运行，它们享有补贴贷款、税收减免、受到管控的国外竞争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都将显著地改变经营者的财务状况，使得利润指标无法客观度量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参与国际竞争至关重要，国际市场是开放和竞争性的，要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企业必须不断升级技术，降低成本，出口成为度量企业竞争力的更好变量。此外，出口数据也是政府最能准确掌握的数据，因它的获取较少依赖企业配合，这使政府因信息不对称而错配资源的情况大大减少。出口数据也相对透明，能够为竞争者获得，并用之来检验政府的承诺是否可信，即政府是否真的依据出口指标来判定企业竞争力，而没有掺杂其他因素。出口表现也可以用来判定政府所选定的战略部门是否恰当，从而为产业政策提供宝贵的反馈机制。事实上，出口市场的激烈竞争经常迫使发展领袖周期性地调整他们的优先发展清单，重新设计政策重点。
出口对于大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日韩企业都铆足了劲拼命参与国际竞争。1960年，日本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仅为3.7%，之后一路飙升，1970年达到7.8%，1985年为11.9%。韩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65年的7%猛增到1987年的39%。它们也因此收获了与出口导向工业化相关的一系列好处：经济结构快速升级，由最初的以轻工业为主，转变为重化工业占主导地位，最后发展为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因为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日韩的工业生产能力可以不以国内市场为限，这有助于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由于出口远大于进口，东亚国家的国际贸易盈余直线上升，但这也意味着主要贸易伙伴在与日韩的贸易中出现赤字。当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不高时，贸易不平衡所引发的问题尚不严重。当时的日韩两国处在冷战最前沿，地缘政治格局也使得西方国家对它们的容忍度较高。而这两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有所改变，结果是，日韩与出口对象国的贸易摩擦骤然升级。
从1976年开始的十余年间，美国根据1974年出台的《美国贸易法》对日本发起15次“301调查”，范围涵盖汽车、钢铁、半导体、制药等。为了化解危机，日本不得已做出很多让步，先是自动限制汽车和半导体对美国的出口，后来又对来自美国的牛肉等农产品开放本国市场，但这些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最终形成的方案是1985年缔结的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日元急剧升值，在短短三年时间内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升值了一倍。在出口导向工业化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日本沿着两条路走下去：一是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加速对外投资；二是扩大内需，实现从依赖出口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转变，经济泡沫在扩内需过程中形成。尽管日韩在现代化的前半程均形成了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但仍很难实现内需主导型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相较于它们的生产能力，其国内市场规模过小。扩大对外投资加剧了这一问题，由于本土的雇佣规模，尤其是正式用工规模的减少，叠加其他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工薪阶层的收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21年10月，日本共同社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报道，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日本2020年的平均工资，与1990年相比只增长了4%。[12]另一方面，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扩内需的限制作用明显。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22年至2072年人口形势展望》披露，韩国老龄家庭月均支出仅为非老龄家庭的48.6%。此外，老龄家庭维持生计所必需的食品和非酒饮料、医疗卫生、居住和水电气支出比重高达60.5%。这些多属于生存型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此外，这些约束经济发展的条件均是结构性的，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措施对其作用不大。
推行西式民主的后果与东亚发展型国家转型
东亚的政体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韩基本都在形式上建立起民主体制，有了国会、政党、内阁、普选等元素，但它们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与西方关于民主的想象相差甚远。从民主的角度看，当时日本政治体制最大的不足在于，国会没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实际权力仍掌握在精英官僚手中。这种制度设计可能要追溯到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明治时期的元老们意识到，随着在维新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政党势力的崛起不可避免，但元老们希望尽可能限制它们的作用。这一意图在伊藤博文以德国为蓝本，为日本设计的宪法原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主权归于君主，统治权最好授予由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它由天皇任命，只对天皇负责，完全独立于议会，对包括民选下议院在内的两院制议会应该只委以不完全权力。[13]为了防止政治家染指官僚，日本制度设计中留给政治任命的行政职位极其有限，且蓄意限制首相挑战这一制度设置的能力。学者们将这套体制称作“非常见民主”、软性威权、温和的威权主义、官僚威权、官僚王国（kingdom of bureaucrats）、行政上位的行政与政治一体化、行政至上（executive supremacy）、政治家当政（reign）官僚统治（rule）、政治家弃用（forlorn of politicians）等。[14]
在韩国，朴正熙认为，处在选举压力下的政党容易迎合选民的即时需求，加之需要兼顾多方面选民的利益，它们很少能够作出一致性和有长远打算的决策，而这对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指导经济的重担被交给了精英官僚。为了使其能担此大任，他将韩国的官僚机构设计成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隔绝式”官僚机构，以此守护经济官僚的自主性。建设部、农业部和内政部的职位主要由政治任命者出任，但管理经济的核心部委，如商工部、经济企划院和财政部，则依据更为严格的标准遴选，通常由技术官僚充任，在决定这些关键部门的人选时，较少考虑任职者的政治背景。相比于其他部门的任职者，经济官僚有着更长的任期。[15]青瓦台秘书处的职责和人员规模被有意识地限制，始终处在总统助手和参谋的位置上，而不是独立的权力中心，使其不能侵犯官僚的自主性。[16]同时，朴正熙想方设法限制国会的作用。在1972年开始的维新体制中，总统改由议会间接选举，但总统拥有任命三分之一国会议员的权力，国会沦为“行政的女仆”[17]。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韩国通过选举实现政权更替的正常渠道基本失效，军事政变、暗杀等现象变得屡见不鲜。
日韩政治改革的重点及其后果。东亚的政治体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内容不同。对于日本来说，政治改革的重点在于政官关系，将决策权由官僚主导变为政治家主导，其主要做法有三条。一是削弱省厅的权限。1997年的行政改革法提出，将中央行政机构的1府22个省厅改组为1府12个省厅。肩负金融管理职责的大藏省，因被认为应该对日本长期面临的金融问题负责，而成为改革重点。改革后，大部分的财政政策权转移到内阁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金融行政权全部转移到新设置的金融厅，大藏省对中央银行的监督权受到极大限制，连名称也改为财务省。二是强化首相和内阁独立制定政策的能力，进而减少其对官僚机构的依赖。改革后，首相和内阁发起立法的权力有所提升，而官僚、自民党与国会的权力下降。三是增强政治对行政省厅的控制力。除各省厅的大臣或长官外，每个省厅还有一到两名次官也来自执政党的国会议员。过去用来密切政商关系的一些做法，此时被认为是行政体制的弊端遭到废弃，其中包括彻底改变“护送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禁止国家公务员退职后到特定企业任职的制度（所谓的“下凡”）。官僚的精英色彩逐渐褪去。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合格者中，东京大学毕业生占比仅为14%。而自1894年到1947年，通过行政管理高级公务员考试成为官僚的9565人中，东大的毕业生人数占到了60%以上。[18]
韩国政治改革的重点在于限制和防范一个过于强势的总统的出现，因此，它的制度设计极其特殊，不允许总统连任。改革使政府在政商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财阀能够越来越多地将其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财阀共和国”的说法在韩国民主化头十年颇为流行。原先受到压制的劳工和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活跃，再分配成为重要议题，这意味着国家将经济发展设定为最优目标的能力受到限制。正是在此背景下，韩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82～1986年）被命名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增加福利和推动收入平等分配成为该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为了将不透明、封闭和非正式的政商关系改造为保持一定距离的、以规则为基础、透明的政商关系，韩国不断收紧对公职人员的伦理要求。《禁止不正当请托与收受财物法》（简称“金英兰法”）被称为韩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反腐败法，它禁止公职人员接受私人或者准政府行为者的招待和宴请，而在此之前，这些被认为是人情社会中正常的礼尚往来。
要成为发展型国家，需要拥有的不仅是遵循规则而非沉迷于个人利益的理性官僚，还需要建立起解决不同官僚机构间冲突的机制，从而确保其成为具有内聚力而非碎片化的官僚体制。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国家要替代市场向经济行为者发出信号：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种经济活动要重点发展。政策的不一致必然导致信号混乱，进而干扰资源配置。在多数政体中，官僚机构间的裂痕要通过政治机制来弥合，东亚的做法却是在行政序列内建立起权威的“导航组织”（日本的通产省和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和其他行政协调机制来解决不同经济政策机构间的冲突和对立，而其超越一般政策部门的权威确保了其协调能力和效果。以韩国为例，1961年～1980年，经济企划院61.5%的一级官僚到其他部委担任副部长。在商工部和其他战略性经济部委（能源和资源部、农业渔业和林业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中，有60%是从经济企划院和财政部转任的。超过四分之一的经济企划院的二级官僚调入其他经济部委，负责这些部委中最为核心的计划和管理办公室。[19]在日本，单个官僚机构的高度内聚性，限制了它们在更高层级上的团结，每个机构都警惕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并相互争夺资源、资金和权力。事务次官会议几乎是唯一像样的协调机制，它通常在内阁会议前一天召开，主要就法案、政令及人事等方面的内阁议案进行协调。由于内阁会议大多原封不动地通过事务次官会议的决定，结果造成内阁会议逐渐形式化。[20]民主化使这些协调机制遭到破坏。在日本，具有123年历史的事务次官会议被认为是阻碍政治主导决策的罪魁祸首，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被取消。2001年，通产省改名为经济产业省，发挥导航功能所需要的众多职能转由其他机构行使。在韩国，1994年，经济企划院与财政部合并，不再由副总理兼任部长职位，原本由经济企划院负责的五年计划也随之取消。结果是，之前作为推动发展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经济官僚机构，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日益变得软弱与不合格，它的后果在金融危机的应对中体现了出来。
转型风险：金融改革与东亚发展型国家转型
如果说在现代化的上半程，东亚国家的政策重点是产业和贸易议题，那么进入下半程，政策重点则转向了金融和财政议题。这一转变的国际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加速金融化，在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助推下，经济收益的重心从生产制造转向资本增值。为了便利资本的跨国界流动，西方国家要求拆除东亚政治经济中阻碍外国资本进入的制度要件，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财阀企业内部、企业与主办银行之间复杂的交叉持股机制。国内背景则是，人们希望通过金融自由化来解决东亚政治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政治家-财阀-银行之间的不当关联所潜藏的政治和经济风险。然而，改革不但未能达成预想目标，反而使金融部门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推动发展型国家加速退出。在这一议题上，日韩的“故事”不能继续在同一个框架内讲述。和上文的各个议题一样，我们不试图全面分析金融改革的历程，而仅限于揭示改革的政治逻辑。
从发展主义到自由主义：韩国的金融改革及其政治逻辑。东亚国家挑选出来进行重点培养的产业，都是在当时条件下具有较强不确定性因而存在很大风险的产业。为了让产业号召具有吸引力，国家提供了大量政策性贷款。20世纪70年代初，当朴正熙宣布将重化工业作为战略目标时，世界银行、美日政府对它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这些产业违背了当时韩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认为条件不成熟的财阀对此也反应冷淡。然而，当政府宣布为之提供丰厚补贴时，大财阀纷纷响应。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十家最大的财阀中已有九家在重化工业领域进行了实质性投资。[21]统计数据表明，在韩国实施重化工业促进战略期间，1979年的政策性贷款占了银行贷款总额的63%。1977年到1979年间，制造业总投资的80%是以政策性贷款的形式投向了重工业。[22]
正是由于金融是将国家与工业家联系起来的纽带，韩国国内的改革者希望通过推动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来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抓手，进而消除国家指导经济的负面后果。改革有如下几个重要举措：一是放松财阀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在韩国，大的企业集团常被称作财阀（chaebol），但它们实际上是纯粹意义上的制造业组织，并没有实质上的金融业务。这一做法源于1961年韩国的商业银行被收归国有，这使国家能够“用资本来驯服资本家”。然而，自由化改革使政府失去了资本控制这一“杀手锏”，其规训财阀的能力大大减弱。二是允许韩国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融资，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规制体制，这导致韩国公司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外债，尤其是短期债务快速增长。三是减少直至取消政策性贷款，使金融机构能够按照商业规则从事信贷业务。但正如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改革远不是一个忠实依据新自由经济要义而展开的有条理的完备过程，而是一个根据国内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持续调试的过程。改革的领域、步骤和方式都体现出理论对于现实的妥协。让政治上有强大影响力的行为者受益的改革被首先推动，而那些不利于或者有害于这些行为者的改革被延后，结果是一场旨在矫正发展型体制所存在问题的改革，在实际过程中却被用来迎合权势者的利益，从而加重而不是减轻了韩国所面临的问题”，[23]这成为诱发韩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应对过程中，韩国经历了彻底改革，发展型国家据此完成了转型。
韩国的转型历程透露出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信息。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差，因为它毕竟使韩国陷入金融危机之中，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它整体表现还不错，尤其是在与日本相比较的时候。韩国通过改革很快消除了危机，使经济恢复了增长势头。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韩国的人均GDP从1997年危机发生时的15074美元左右，增加到了2022年的33719美元。对于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表现，我们从政治经济角度给出两点解释，一是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是两套不同的经济意识形态，它们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不同。发展主义将金融作为促进产业发展的工具，即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本身的发展被置于次要位置。因此，在发展主义政治经济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常常得不到保障，通常要与财政部门分享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并与后者一道被嵌入导航型经济官僚机构主导的政策网络中。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金融部门有独立的价值和使命，即通过确保币值稳定来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央行的独立性是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在韩国由发展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情景下，负有金融监管职责的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处在低谷期，因为央行要求获得更多自主性，并与财政部争夺对金融部门的规制权。官僚机构间的这种龃龉极其常见，韩国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在行政协调机制失效的情况下，政治协调机制未能补位。这一方面是因为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民主化的头十年，总统所在的政党在多数时期未能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这种分散的政治结构不利于它发挥协调功能。二是相较于日本，韩国表现出更强的改革乃至结束发展型体制的意愿和能力，这与韩国在民主化过程中发生的实质性社会政治变化相关。韩国在民主化的更早阶段就出现了党派更迭，且几乎每一次选举都带来政治上的新气象，这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以及更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动力。在韩国，新自由主义改革还有着强烈的政治意涵，成为文人政府与旧有军人政权进行切割的标志，也是文人政府塑造新的国际国内形象的重要举措。
从发展型到规制型：日本的金融改革及其政治逻辑。在日本的金融管理中，行政指导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叫窗口指导（window guidance）。和产业部门中的政商关系一样，金融机构与管理当局也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网络紧密连接在一起，如校友关系、官僚退休后到其任职时负责管理的部门重新就职、私人部门普遍设有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当局进行日常的面对面沟通……在这种体制中，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给当局信息，在引起公众恐慌和政治家的关注前得到处置。当金融机构间发生冲突时，管理者也常能在公然的政治化出现前对其“抢先平衡”（preemptive equilibration）。这既节省了金融机构潜在的高昂政治游说成本，也避免了政治家的介入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官僚自主性的可能威胁。[24]但另一方面，政策网络的不透明、非正式和排他性往往意味着网络外的行为者（政治家和公众）缺乏足够的关于经济部门实际状况的信息，这限制了其对于金融部门所存在问题及其严重性的感知，削弱了他们提出可行应对方案的能力。
作为发展型国家的发明人，日本人对于这样一套政治经济范式有着更大程度上的认同，更不情愿放弃这一曾让他们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经济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时。在此背景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不被看作是一种挑战或破坏力量，而被当作是在既有发展型体制内进行的改良。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革一方面暂时性地缓解了旧有金融体制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潜在的风险。在金融机构能够运用新获得的市场自由与空间来尝试更为复杂、也因而更具风险的商业运作时，当局却依然要借助老一套的工具和方法进行管理。二者间的张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裂后已经显露无遗，但与使出浑身解数应对危机的韩国相比，日本危机应对的速度之缓慢、手段之单一让人瞠目结舌。当日本终于准备采取更为激进的应对策略，推动金融管理模式由发展型转变为规制型时，危机已经持续了长达八年之久。1998年，“金融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金融改革的方案，日本据此实现了“从以非正式、不透明和官僚自主为特征的关系型规制转向了以更加透明、规制者和金融机构间的正式互动为特征的规制体制”。[25]然而，即便是在这一时期，改革重点依然局限在金融本身，而其他领域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这对日本这样一个有着高度制度互补性的发展型体制而言，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事实上，日本从2001年开始就一直处于通缩或低通胀状态，长期的经济低迷使日本在2011年失去了保持42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
日本的发展型国家是在一个有缺陷的民主或软性威权体制内孕育出来的。相比于各种“硬”的威权体制，日本政体允许商业利益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但它缺乏成熟民主体制所应具备的充分制衡和监督功能。非比寻常的政商关系在发展型体制全盛时期，促进了双方的信息共享，成为政府更具进取性的干预取得成功的关键，但也是其在不再有效或遇到麻烦时，抵制变革的基础。此外，有研究指出，改革迟缓的政治背景是，自民党在连续执政将近40年之后首次出现了短暂的中断，这预示着大藏省与政治领域的长期合作关系遭到破坏，促使其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政治斗争中。日本也没有发生类似于韩国民主化那样的、能够让政治体制拥有较强改革能力与意愿的政治重组。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的危机应对没有引入重要的外部力量，没有像韩国那样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平衡国内反对改革的势力。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在面对一个日益失效的发展型体制时，政权既没有彻底拆除它的能力，也不具备对它进行实质性改造的能力。
东亚发展型国家转型的镜鉴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原因。发展型国家是一种可以长期坚持的政治经济范式，还是一种注定要转变的过渡形态的范式？多数研究者选择后者，尽管他们对于引起发展型国家转型的原因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强调国际格局对发展型国家的重要性。由于处在冷战格局中美国的一方，东亚一方面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入美国和欧洲等重要市场，另一方面又可以不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既然国际环境对发展型国家如此重要，一个几乎必然的推论是，国际环境的改变会对发展型国家造成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要求日韩开放国内市场，这破坏了政府引导经济的权威和能力。冷战的结束“削弱了发展型政权内部团结对外的动机，使其在政治、军事对立时形成的共同意愿开始瓦解，并为政府官员与商业利益集团的寻租和创租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26]在另一些研究者看来，转型源自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下降。在经济起飞阶段，后发国家有模仿对象，政府介入行之有效；到了成熟时期，因为没有模仿对象，政府无法制定清晰的追赶方案，政府介入随之失效。[27]还有的观点将发展型国家的退出，归咎于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中国家能力和自主性的变化。
上述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者的理论关怀不同，也源于大家对发展型国家的定义存在差异。本文对发展型国家转型研究有两个基本主张：一是发展型国家的转型与发展型国家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能仅从推动发展型国家形成的因素中去找寻发展型国家转型的原因。推动发展型国家转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任何尝试从单一角度解读转型议题的做法都存在着过于简化的风险。我们之所以从政治经济视角来研究发展型国家转型，部分是因为它是一个兼容性较强的理论框架，不仅讨论国家本身发生的变化，也能够通过捕捉国家对国际局势、经济社会变化的认知和应对而将其他研究的洞见纳入其中。二是研究不能止步于探讨转型动力，起码同等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阐释转型的路径及其根源。本文的一个研究发现是，在韩国，发展型国家通过激进和系统的改革实现了转型，与之相比，日本发生的则是保守和就事论事的改革。本文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它们的政治体制：总统制使韩国能够集中更大权力，利用关键节点推动转型；而派系林立的自民党主导下的议会制，政治权力不够集中，日本只能进行渐进，乃至拖沓的改革。
发展型国家的模型与经验。与转型论点相对，始终有人批评认为，人们对发展型国家的前景可能过于悲观。国际环境对发展型国家的形成的确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相关制度一旦就位，就可能超越促进它产生的条件，而具备独立维系乃至强化的动力，这是历史制度主义者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截至面临变革时，多数发展型国家已经持续了25年左右的时间，这足以让支撑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和关系变得根深蒂固。[28]相关批评指出，我们不应当将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本身作为发展型国家衰落的证据。东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有能力通过战略政策的转变来适应不同时期的环境变化，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政策转变反映的可能是发展型国家的持续而不是中断。据此有学者断言，在全球化时代更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指导，国家也有能力在民主政体中完成这一任务，发展型国家虽然也会转化，但不会消亡，甚至会变得更加具有发展导向。[29]民主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呼之欲出。
在东亚转型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人们却还要主张发展型国家的存续或韧性，这可能令很多人费解。要理解上述观点，首先需要找出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当今还有很多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不同于当年的东亚。如果东亚的发展型国家可以超越促使它形成的条件而存续下来，那么起码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新情景中复制东亚经验，通过发展型国家的引领来实现经济追赶。在这些研究者看来，东亚转型不等同于发展型国家转型。发展型国家的理论生成路径是从不同的经验案例出发，概括出各个案例间的共性，探讨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继而将之作为一种规律。按照归纳法生成的理论，在逻辑上应该区分案例和模型，模型“来源于案例但高于案例”。那些坚持发展型国家可以在新情景下延续的主张，本身是一种脱离案例的学术构想，是一种寄托了学者情怀的主张，而不是现实中已经出现的例子。学术理念不能没有经验基础，否则就成为了“乌托邦”。
本文将发展导向的政商关系作为构建发展型国家的关键，这种关系的达成在多数情况下建立在私人经济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发展滞后、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因而需要并服从于国家的保护和指导。一旦成功地启动并维持跨越式的工业化，则私人经济部门的财富就急剧增长，它们的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得到明显提高，这为改写政商合作关系的规则打下基础。发展型国家必须找到新的政商合作的机制，那些不能在既有政治框架内实现这一点的体制，将导向一个更为软弱的政商关系，继而只能得到“打折”的发展效果。而一旦必须在民主框架内来实现政商合作，发展领袖在经济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之间打下的“隔断”就会受到冲击，而这恰是确保国家指导性的重要保障。“政治市场”的出现将发展领袖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如果想在民主框架内维持其执政地位，他必须更加留意私人经济部门有差异乃至矛盾和冲突的诉求，以便在同对立政治力量的竞争中胜出。不管何种情况，国家的指导性都不再能够无条件地居于私人经济部门利益之前，政商关系的发展型将更加难以实现。因此，尽管不能排除发展型国家在新情景中孕育出来的可能性，但发展型国家注定要进行转型，因为它处在了这样的两难情景中：如果发展型体制没有带来好的经济表现，那么它存在的合法性就存疑；而如果发展型体制成功地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变化，尤其是政府指导体制所内含的各种政治经济风险将促使它转型。
东亚还是学习榜样吗？下半程的东亚，尤其是日本的经济表现似乎意味着东亚不再是一个学习榜样，进言之，如果政府指导体制最终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才能实现转型，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去建立这样的体制。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前，需要留意如下三点。一是本文将东亚现代化的上下半程与发展型国家及其转型对应起来，这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导致下半程经济表现不佳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我们未能明确二者间的关系究竟是“尽管”（in spite of）还是“由于”（because of）。将关联的方向倒过来——因为下半程经济表现不佳，才推动发展型国家转型——似乎也说得通。事实上，将金融危机仅仅归咎于政策失误的观点在经济学科仍占据主导。追赶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必将由高速转向中速直至低速，这也作为一条规律被经济学人所认可。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在无视政治经济的情况下来讨论一国的经济表现。相较于更为自由的政治经济体制，政府指导体制使得经济表现更加依赖于政治。
二是简单地认为日本经济“失去了三十年”，这样的观点有误导性。我们通常用美元计价的人均GDP来度量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了日本大量的海外资产。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日本自1991年以来已经连续32年位居全球最大债权国，海外投资规模与GDP的比值基本稳定在2倍多的水平。[30]汇率的影响也要注意，尤其是汇价波动较大时。
三是人们对东亚现代化下半程的评价是基于将其上半程作为参照系，但如果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相比较，则东亚的转型表现还不错，甚至可以说优异。比如，除了智利之外的其他拉美国家，政治转型常导致左翼力量凭借人数优势上台，经济政策日趋民粹化，最终的结果是严重的通胀，频繁出现主权债务违约，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中国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均陷入了长期的负增长中。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89年俄罗斯人均GDP为8100多美元，只比韩国低了500多美元。而到2022年韩国的人均GDP水平已经是俄罗斯的3.4倍。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这是196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成立后，首次有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变更为发达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特征是，它同样希望借助国家力量来推动工业化加速发展。在主导经济发展和应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的过程中，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由于中国奇迹，从时间段上看，紧随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之后，中国与这些经济体又同属于东亚区域，在历史上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且“中国的结构变化过程与其他东亚奇迹经济体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31]，很多人相信中国是东亚模式的新成员。但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政府主导体制，除了具有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即国家具备显著的生产性功能，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有特征，也是我们没有用“指导”而是用“主导”来称呼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原因。2022年，我国人均GDP约为1.27万美元，大体相当于1993年的韩国和1967年的日本，呈现出某些与转型时期的东亚类似的结构特征。2016年以来，我国逐步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美国无端指责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上处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特有现象。1974～1991年间的日本、2001～2010年间的韩国，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东亚转型的启示是，在面对退出选项时，需要警惕以下问题，一是用政策应对替代制度改革，会使发展型国家错过最佳退出机会，使其陷入这样的境况：经济好的时候无需改，经济差的时候不能改。二是将市场改革理解为政府单方面或无条件退出。在热衷于拆除旧有政府主导发展的政策框架和工具时，却没有建立起与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管理体系。[32]此外，作为一个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对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而言，发展型体制仍有重要价值，不应过早退出。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一般课题“比较政治经济视角下的东亚发展型国家转型及中国启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BZZ003）
注释
[1]本文主要在模式意义上使用“东亚”的概念。如果地处东亚，但没有形成发展型国家的经济体，则不在研究范围。为了表述便利，本文将“东亚”和“日韩”混用。
[2]参见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郭超敏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3]用中文写作的学者，也将其译作发展型政府或者发展型政权。
[4][5]C.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8–20, 309–310.
[6]Masahiko Aoki,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61.
[7]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8]中文版参见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
[9]理查德·M·斯蒂尔斯：《韩国制造：郑周永与现代集团的崛起》，范其驹、邱洪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0]张振华：《三星丑闻的土壤》，《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9期。
[11][20]王新生主编：《日本通史》第六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4、525页。
[12]《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通缩，日本工资水平30年来原地踏步》，2021年10月2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75143。
[13]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王翔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14]张振华：《现代国家建构与日本发展型国家的制度起源》，《中国政治学》，2023年第1期。
[15]Jang, Soon Chan, Driving Engine or Rent–Seeking Super Cartel? The Business–State Nexu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1960–1999, Ph. D.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00, pp. 75–81.
[16]Byung–Kook Kim,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Park and the Exercise of Presidential Power," in Byung–Kook Kim & Ezra F. Vogel (eds.),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4.
[17]Soong Hoom Kil and Chung–in Moon (eds.), Understanding Korean Poli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 52.
[18]《录取比例4：1，日本年轻人为何不爱考公务员？》，《南方周末》，2022年11月23日。
[19]Byung–Kook Kim, "The Leviathan: Economic Bureaucracy Under Park," in Byung–Kook Kim & Ezra F. Vogel (eds.),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07.
[21]Byung–Kook Kim, "Introduction: The Case for Political History," in Byung–Kook Kim & Ezra F. Vogel (eds.),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
[22]Chung–in Moon, "The Demise of a Developmentalist State? Neoconservative Reform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No. 4, 1988, p. 69.
[23]张振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韩国发展型国家的转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24]F. M. Rosenbluth, Financi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Japa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
[25]J. A. Amyx, Japan's Financial Crisis: Institutional Rigidity and Reluctant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97–198.
[26]朱天飚：《发展型国家的衰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5期。
[27]陈玮、耿曙：《政府介入与发展阶段：发展策略的新制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8]R. Stubbs,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Unfolding Debat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2, No. 1, 2009, pp. 5–6.
[29]L. Weiss,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30]《日本缘何连续32年成全球最大债权国？这些因素在助推》，2023年6月1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1772178.html。
[31]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32]张振华：《发展型国家研究四十年：理论贡献、不足与展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4期。
The Political-Economic Logic of Transition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Zhang Zhenhu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s rely on a set of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mong which, the most critical is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ment-businesses relationship. Since the 1980s, East Asia has entered a moment of transition, which shak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is relationship, and then destroy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s. Such change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latecomers including China.
Keywords: developmental state, government-business, East Asia, modernization
责 编∕包 钰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