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作为世界现代化的策源地，通过一系列变革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欧洲本质上是工业的欧洲。然而， 欧洲现代化具有多重性：为欧洲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把世界其他地区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态；通过聚集全球的人才和经济资源，建立并维系着自身的现代国家福利制度，而这一制度正反噬着已经过度现代化的欧洲，并使其陷入了自毁性的危机。
【关键词】欧洲现代化 多重性 自毁性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5
【作者简介】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欧洲学会历史分会副会长，江苏省世界史学会荣誉会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周边国家平台平台长。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主要著作有《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合著）、《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等。
现代世界的发展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逐步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也被学界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
工业化：欧洲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欧洲作为世界现代化的策源地，为人类的现代化事业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从各个方面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最基本的内涵仍然是工业化。我们很难想象存在一种没有工业化的现代化（也许一些小国除外），或者说，现代文明能够脱离工业革命的基础得以发展。同样，欧洲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也是工业化。尽管各国工业化进程并不相同，但人们依然不能否认各国工业化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工业化以其惊人的速度深刻变革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工业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与人类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身处当今时代的我们对其都不可能没有基本认识和见解。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关于工业革命的简要定义。[1]就学界的一般理解而言，工业革命是英国社会经济长期演变的结果，是技术发展进步的产物。技术进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最终所有的技术进步汇聚并形成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蒸汽机。可以这样说，只要人们提到蒸汽机，就会想到工业革命，而一提到工业革命的标志，人们便很容易联想到蒸汽机。这个机器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在于它首次使用了化石燃料，超越了人类之前所使用的人力、畜力、风力、水力和其他有机燃料等动力，由此改变了人类获取自然动力的方式。正因如此，蒸汽机才会如此受到关注，而这样一种机器是不是由英国原创，实际上也是存在争议的。毫无疑问，蒸汽机的发明与整个欧洲的科学革命密切相关。整个欧洲的科学技术都为这一发明提供了基础支持，其中主要的科学家分别是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然而最终成功研究和开发出蒸汽机的却是英国人。这一原因发人深思，为何不是其他国家推出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蒸汽机？是因为英国的蒸汽机具有市场应用前景吗？为何它在英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追问下去，另一个问题也就逐步浮现了。
那就是为何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而英国也因此被称为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显然，回答这一问题并不简单。在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论述中，罗伯特·C.艾伦的看法很有价值。他从大航海给西欧和北欧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着手，认为全球化的机遇使英国受益匪浅，世界贸易的增长给英国带来了新的产品，而英国的对外扩张也为其产品开辟了世界市场。同时，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和实力因商业扩张和工资上涨得以改善，其结果是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识字率、计算能力和贸易技能不断提高，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为英国工业应对外国竞争的挑战作出了贡献。而这些细微的差异，最终在工业革命的关键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机器开始在英国纺织业中普遍应用时，欧洲大陆其他各国却缺少动力使用机器代替工人生产。相比于机器设备的成本，低廉便宜的劳动力成本所节省的劳动力价值很小，由此可见，劳动力过于便宜并非好事。
归纳起来，工业化需要资本、市场和原材料三个硬条件。其中，资本是触发英国工业化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Ｗ·A·刘易斯认为，“现在所有较发达的国家都曾经历过资本积累迅速加快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年净投资率从5%或更少一点上升到12%以上”，并把工业革命界定为“资本积累率的突然加快”。[2]在家庭手工业时期，英国的资本构成中生产工具和厂房等固定资本的比例很小，而用于购买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流动资本的比例较大。与前工业化相比，工业化初期的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厂房，设备折旧费、管理费及维修费的开支增大，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因而固定资本所占比例逐渐增加。据统计，1688年英国纯私人储蓄为250万英镑，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其中大约有70%用于国内投资，其余用于对外借贷。[3]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连年的农业丰收和长期的海外商业投机冒险活动，为本国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而当时的对外贸易活动往往与海盗活动联系在一起。16～17世纪，英国海盗的活动十分猖獗。1572年，英国著名海盗德雷克率领两支舰队驶入加勒比海，袭击了巴拿马地峡附近的港口城市。在登陆前，他对部下说：“我们把你们带到世界的宝库。如果你们空手而归，那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们自己。”[4]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英国这种大规模的海盗活动得到了政府支持，英王伊丽莎白一世也半公开直接对海盗活动入股分成，英国政府对劫掠有功的海盗则大加封赏，很多人甚至因此成为皇家海军的高级将领。除了这种形式的掠夺外，英国政府还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从其他一些殖民国家手中掠夺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并从这些殖民地掠夺了大量财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七年战争后的55年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就从印度掠夺了多达50亿英镑的财富，巨大的财富极大加速了英国的原始资本积累。
奴隶贸易是英国积累原始资本的另一种主要形式。英国从16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奴隶贸易，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条约》后，英国取得了向西属拉丁美洲贩卖黑奴的权利，从此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国。奴隶贩子通过船载将本国廉价的纺织品、玻璃器皿和一些其他的工业制品运到非洲，采用欺骗和暴力手段掠夺奴隶并将其运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卖给英国、法国、西班牙的种植园主，再从这些地方运回英国工业所需要的棉花、烟草和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据估计，在1680年至1780年间，运往美洲的黑奴多达230万人，而奴隶贸易的利率高达100%～300%。奴隶贩子、工业家、土地贵族和造船主等都从中赚取了利润，仅仅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在1783年～1793年的10年间所赚取的纯利就高达1500万英镑。[5]与赤裸裸的海盗掠夺一样，英国政府同样也是罪恶的奴隶贸易的积极鼓吹者，如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就封第一个黑奴贩子霍金斯为爵士。英国王室不仅积极鼓吹，还直接参与了黑奴贸易。1660年，英国成立了贩运黑奴的“皇家开发非洲公司”，1672年，英国又成立了“皇家非洲贸易公司”，其董事会成员除国王外，还包括3个公爵、8个伯爵、7个爵士和27个骑士。这类公司不但得到了国家资助，还有十分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正规军队参加活动，致使非洲变成了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英国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民间和政府相结合的黑奴贩卖活动，积累了丰厚的、血淋淋的原始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6]
而启动这一工业资本要素的依托是世界市场，全球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没有市场，也就没有生产的动力和发展的目标。因此，规模化的市场对推动英国的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实际上，相比于周围的一些邻国，英国很早就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因而国家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也相对较强。在漫长的工业化进程中，英国逐步发展为实力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并成为原材料产地、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建立起强大的全球影响力，推动了英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国内投资环境对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也很重要。如果缺乏稳定的市场环境，投资者的信心就很难建立，无法坚持长期投资。而英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限制了国王的权利，禁止任何人在国家大事上“拍脑袋”决策，这极大改善了英国的投资环境。
不过，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将工业革命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其主要代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企业存在竞争关系，各公司必须提高生产率，否则就会被更为进取的企业挤出市场，其结果就是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引发技术变革。因此，解释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秘诀，就是在解释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其中有两个重要渠道，那就是英国乡村社会的重组和劳动力与生产手段分离。尽管不同的技术工人之间存在差别，但工业革命带动了英国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长，其他欧洲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与工业革命之前相比，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跨越了一个重大阶段，走向了崭新的时代。
总体来看，大航海时代新贸易线路的形成、海外市场的扩展、社会经济的转型、科学启蒙的浪潮、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具有法治意味的英国政治都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当然，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最终，以蒸汽机的出现为表征，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浪潮席卷欧洲，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也开始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工业化进程中的所有欧洲大国都积极地控制地盘、抢占资源和空间。1860年，英国拥有殖民地25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4510万人，到1914年两者分别上升为1290万平方公里和39350万人。法国在1914年拥有殖民地1060万平方公里、殖民人口55000万人，比当时德、美、日本三国所拥有的殖民地和殖民人口总和还要多。[7]法国殖民政策的倡导者费理曾指出，欧洲的消费已饱和了，只有实行殖民政策才有可能得到新的发展，否则工业国家就会遭遇经济灾难和社会灾难。于是，向海外扩张、寻找经济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成为当时发达国家的基本国策。
工业革命的本质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发展，是工业启蒙的产物。而英国工业启蒙的深度和广度显然远远超越了欧洲其他国家，人们开始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各种事物，这使得英国生产中诞生的各种创造发明更容易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推广，有助于促进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活动。当然，在市场环境下，专利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技术发明与启蒙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在巨大的社会潮流中，每个人的行为未必都是理性的、可以精确分析的，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获得应有的报酬，就行了。[8]
欧洲通过一系列变革，满足了自身推进工业革命的内外条件，最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任务。在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推进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欧洲各国的生产力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欧洲各国通过工业化和全球扩张，占据了全球“食物链”的顶端地位。二战后，欧洲各国的生活福利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普通民众的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按照2022年的人均GDP计算，全球前20名的主要国家几乎大多数在欧洲。这一事实表明，欧洲现代化为欧洲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红利，这种巨变也推动着欧洲在其他领域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欧洲现代化对人类文明，尤其是对欧洲区域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毫无疑问，不了解工业革命的意义，就无法真正理解当今世界。
不平等的交易：欧洲现代化的结构性弊病
然而，工业革命和欧洲现代化对欧洲区域的推动作用只是欧洲现代化多重性的一个层面。由于欧洲的现代化建立在全球化的市场基础上，其市场、资本和原材料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状态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的关系，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不可否认，欧洲现代化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民族都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全球国家在这样的潮流中被重新分类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一般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GDP人均往往在3万美元以上，主要靠科技优势和高附加值产品获取利益，而发展中国家指的是经济、技术及社会生活水平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主要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来获取利益。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发达国家逐渐成为拥有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制定权的掌控者，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等优势，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其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和冲击与日俱增，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也不断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相对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工业化进程可以在英国迅速拓展，最终推动整个欧洲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而为何这种拓展的趋势在欧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却戛然而止，甚至还使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显然，欧洲现代化背后还有一些不为人重视或者隐藏的因素在界定着发达与不发达的真实含义。
进一步探索，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有经济建设这一个因素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都是关键因素。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建设的分量甚至已经超越了经济建设，成为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和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为了使政府更负责任、国家发展更见成效，人们已经在努力寻找可靠的方法来评估国家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总效率的问题，即利用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文盲率等社会指标，来分析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为表现，从一个社会的平均收入与社会公益的公共支出的关系来推断“社会效率”。西方一些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2000年前后，非洲国家的社会效率尽管比以前有所进步，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更大。[9]而发达国家，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在这方面的效率最高。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国家现代化程度越高，其社会效率也就越高。
当前，现代国家面临着发展任务与建设要求，社会要求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已远远超出了对传统国家的要求范畴。如现代国家必须具有极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以便应对现代化对国家建设带来的挑战。同时，现代国家还必须关注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争取合理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也意味着，现代国家的政权体系无法再简单地通过继承原有国家机器而得以发展，而是面临着重新建设的问题。从现代经济的角度看，国家已经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主导着市场，尤其是本民族国家市场的运作模式，并实际成为现代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主角。
在工业革命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扩张着自身的国家规模和权力范围，杰弗里·k·佛赖伊以现代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国为例证明了这一点。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即让市场自由运行，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但英国政府的客观发展却似乎完全与这一主张背道而驰。在1790年至1910年间，英国政府的公共开支一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3%左右，从未超过23%，但是从1920年开始，这一开支从未低于24%，而1946年以后则从未低于36%。[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达国家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无形中作出了许多干预。越是所谓的自由经济体，政府为维持其有效运转和建设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越大，强大的国家机器使欧洲国家可以长期保持固有优势。政府若自身贫穷便成为无效的政府，而无效的政府无法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由此可见，经济的富裕发达可以为国家强大提供坚实基础。
这一事实也证明，尽管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同样重视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但基本上难以在短时间内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步伐，因为经济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均等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资金的流动、贸易的开展或人才的交流，在地域上都集中于北美、西欧、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果则多附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金融领域为例，金融全球化推动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例如，24小时电子化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为市场交易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也为金融界的不少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世界范围内强大的市场力量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等，更是冲击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产业，对其市场安全产生威胁，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权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社会并非是想象中的全球一体、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所带来的现实经济竞争压力，绝不比以往的生存竞争轻松多少。种种现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只是部分意义上的全球化。例如，经济资源、文化交流、资本流动、信息、环保的全球化等，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看到的事实。然而，其全球化的流向却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向任何可以牟利的地方流动，而资源则是十分固定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尚未全球化，尽管劳动力市场趋于国际化，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因为各民族大规模的自由迁徙尚未发生，文化、语言和法律的障碍仍然存在。因此，现有的民族国家依然极具重要性，这也是当前热门研究中学者们依然强调国家政权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量的主要根据，因为它对经济体制会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力量对其作出适时调整。[11]
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试图通过进口替代来减少发达国家的商品倾销，逐步发展自己的工业能力，也依然很难跨越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鸿沟。20世纪60年代初，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当进口替代战略进入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生产阶段时，外贸赤字往往变得更加明显，而不是减少。[12]发展中国家由于具备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外资愿意进入其中并从中获取更廉价的商品，通过这一方式发展经济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但即使如此，其发展的天花板依然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可以实现身份地位的跃升，却很难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显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并掌控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并拥有强大的国际商贸话语权。
因此，在全球层面上，欧洲现代化多重性展现出的结构性弊病日益突出。那就是，欧洲现代化的成本与收益并非完全具有合理性，其带来的收益远远超出了其支付的成本。欧洲通过聚集全球的人才和经济资源，建立并维系着自身的高福利制度生活，却把“垃圾”扔给了第三世界。不仅如此，欧洲还利用其在科技、产业及国际政治经济各类组织中的先发优势，试图永远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平等状态，这显然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自毁性危机：过度福利的反噬
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到此为止。如果说欧洲现代化多重性的第二个层面是固化了原来欧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劣势位置，分享了大部分“蛋糕”，尚未对欧洲文明的基石产生巨大冲击；那么，欧洲本身的福利国家制度则是一个巨大的阴影，正无声无息地反噬着已经过度现代化的欧洲。
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是西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普通民众奋力争取的结果。尽管欧洲各国的制度设计和福利设置存在较大差别，但基本保障了个体从教育到医疗再到养老等全部的福利安排。二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体系开支一度占据了GDP的40%以上。在撒切尔政府时期，保守党试图降低这一比例，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工党政府上台后，这一趋势也并未改变。至今，英国的福利公共开支依然占据GDP的近半壁江山。[13]欧洲其他各国的福利制度也大多如此，其基本趋势是福利只增不减。
因此，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很多原有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尽管人们一时尚未完全领会这种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政府角色与责任发生了转变。西方自由市场制度的鼓吹者不希望政府过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然而，随着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尽管这些争论还在继续，但政策层面上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绝大多数民众相信，政府必须保障人们最基本的文明生存条件，也就是让民众能够丰衣足食。其次，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没有解决温饱之前，人们首先要考虑如何生存的问题。现在，既然吃喝不愁，简单的生存已经不需要努力去争取，那么人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这种变化很快反映在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上，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与他们的上一辈对待福利的态度并不相同。其原因十分简单，老一辈人对这种富裕的生活已经十分满足，其主要态度就是珍惜并享受这种生活。而青年一代在免除衣食的困扰后，还希望自己有更多的人生选择，而不是简单重复老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种向往“诗和远方”的生活方式，却在不知不觉地侵蚀着欧洲文明的基石。在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构建过程中，S·朗特里提出了“贫困周期”的概念。他通过调查指出，任何工人阶级家庭的成员都要在其一生中经历贫困，这是由他们特定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朗特里将工人的一生经历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孩提时代，除非其父母的收入足以供养所有的子女，否则他便处于贫困状态；第二阶段，当他或其哥哥姐姐能帮助父母挣钱时，家庭总收入增加，可暂时摆脱贫困；第三阶段，当他结婚并有2或3个孩子时，又重新陷入贫困状态；第四阶段，当他的孩子长大能做工帮助家庭时，又脱离贫困状态；第五阶段，当他的孩子结婚组成自己的小家庭，而自己又步入老年时则再度进入贫困状态。[14]
S·朗特里由此证明，贫困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概念，大部分劳动阶级的成员，不论其是否有稳定的工作，也不论其是否勤奋工作，在一生中都要经历贫困，这无疑加深了人们对贫困这一社会问题的认识。然而，过去的研究忽视了朗特里研究中更深层次的东西，我将其称之为“朗特里困境”。这一困境本质上展示出传统社会中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即任何一个人在其人生的三个阶段中，有两个阶段是需要他人供养的：孩童阶段和老年阶段。换言之，每个人的一生中，只有当自己身强力壮能够工作时的时间是用来赚钱的，其余的两个阶段都需要依靠他人供养，传统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本质上便体现出了这一生存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可以工作赚钱的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其收入分配一部分提供给老人，一部分则提供给子女，这并非负担，而是替自己的孩童时期还债和老年时期积蓄。因此，个体只能享受其收入的约三分之一，这本质体现出传统社会在个人生活保障方面的自然安排，即只有当个体尽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时，个体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保障。也就是说，当个体作为社会生活链的组成部分，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并延续了种族的生存，个体也就保障了自己的生存。
欧洲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提供了可靠保障，但也无形中使传统的家庭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趋于解体，打破了个体责任与权利的平衡。于是，战后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十分罕见的和平时期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在西方社会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潮下，青年一代向往“诗和远方”的生活方式，崇尚个人主义。由于本土人口的出生率下降，欧洲各国不得不通过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缺口，尽管移民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也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欧洲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然而，新冠疫情的到来悄然打破了这一局面。据路透社报道，实际上，欧盟死亡人口数量超过新生人口的现象已持续了大约10年，但移民的涌入抵消了这一差距，不过新冠疫情终止了它。欧盟统计局表示，在2020年和2021年，先前起积极作用的净移民数量不再能抵消消极的自然变化，导致欧盟总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也影响了欧盟的人口数量。预计今后数年欧盟死亡人数仍将超过新生人口。[15]人口的持续下降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影响该人口所在文明是否能够存续发展。
欧洲现代化起源于对个人的解放，无论是思想启蒙运动还是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各类司法制度对个体权益的保障等，这些都是学界公认的因素，这些因素也的确触发了欧洲的现代化机制。欧洲经济的迅猛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都在一步一步推进并为人们所感知，似乎并未有任何重大的失误。我们不禁要追问，欧洲现代化的进程中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了如此自毁性的后果？为什么在高歌猛进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后，却反而导致了自身的危机？显然，这一问题比前文提到的欧洲现代化的多重性更为复杂，并不能简单地回答，而是需要从多领域多方面进行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现代化在冲破旧有的各种束缚，完成自己的现代化任务之时，传统社会中那些微妙地维持着社会运转的因素似乎被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传统社会固然有种种缺陷，但却能长久地维持社会的运转和存续，并为欧洲提供了作为文明基础、可以启动现代化的平台。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欧洲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身存续传统社会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其中，关键节点在于个体在社会存续过程中的责任。随着现代国家公民个体的生育意愿和权利被划入私人领域，个体（如不婚不育者）的选择不再受到社会、道德及法律干预和约束，最直接的证明是在个人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欧洲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愈发难以逆转。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现代化的欧洲恰好在最重要的生命延续问题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的确令人匪夷所思。这超出了大自然的基本法则，那就是所有的生物种群参与大自然竞争的动机，都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生存资源，以便延续自身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究竟应该从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传承何种内容，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
斯宾格勒的“大文明周期理论”认为，每一个文明都有其生长和衰亡的过程，这种变化并不奇怪。那么，其标志性的转折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当一个富有教养的民族在其日常思考中开始把“生育子女”看作是一个该赞成或该反对的问题时，重大的转折点就来了。关于赞成与反对，自然是一无所知的。因为只要哪里的生活是现实的，哪里就流行一种内在的有机逻辑。原始民族丰富的生育力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现在的城市生活中出现了易卜生式的妇女，所以萧伯纳可以说：“除非妇女抛弃他的妇女性，她对丈夫的义务，对儿女的义务……对于除了她自己以外的每个人的义务，她便不能解放她自己。”[16]而这些追求彻底解放的易卜生式的妇女，无论在什么地方，她们都属于她们自己。斯宾格勒看到了过度文明对西方的反噬，虽然一再高呼“狼来了”，但更多的还是一种警示。尽管战争导致了人口的锐减，但这似乎没有改变欧洲的人口趋势。二战后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自由主义思潮的极致泛滥，使得以往各种极端自我的思潮终于有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个体得以在福利国家制度体系下活出自我。于是，欧洲人口开始呈现整体性下降趋势，斯宾格勒担心的“这只狼”终于来了。
我们在探寻欧洲现代化的多重性时，很难想到最后一重竟然是其自身的毁灭性，那就是欧洲可能会整体性地消亡于其现代化成就之中。那么，为什么会如此？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这种趋势？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庞杂、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真理只是在和某一特定人类的关系中才成为真理。”[17]而这种从兴盛到毁灭的轮回之道，只能由沉湎于欧洲辉煌文明之中的欧洲人自己去解答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2VLS015）
注释
[1]一些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勤勉革命”，也是对走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集约型路径的表述。美国学者德·弗雷斯也提出要用“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来替代“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94(54), pp. 249-270。尽管如此，学界多数人还是认为工业革命与蒸汽机和其提供的动力有关。
[2]L. A.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1955, p. 208, 235.
[3]P.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1967, p. 303.
[4]陈紫华：《一个岛国的崛起》，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5]朱庭光：《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9页。
[7]S. Constantin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1914-1940, Taylor and Francis, 1984, p. 10.
[8]其论述详见R. C. Alle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9]马丁·芮维力盎“衡量社会总效率”，转引自《经济学文献译丛》，2006年第2期，第23～26页。
[10]参见G. K. Fry,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Ideals About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Machinery and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n Britain Since 1780,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79, p. 2.
[11][12]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13、117页。
[13]参见UK Welfare Spending 1692-2011, http://www.ukpublicspending.co.uk/uk_welfare_spending_40.
[14]S. Rowntree,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don, 1901, pp. 136-137.
[15]《新冠疫情下欧盟人口连续两年减少》，2022年7月1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8121833483413086&wfr=spider&for=pc。
[16][17]奥斯瓦尔斯·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0～221、76页。
The Multiplicity of European Modernization and Its Direction
Chen Xiaolv
Abstract: Europe, as the origin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its own moderniz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 of this modernization is industrialization, making Europe essentially an industrialized continent. However, European modernization exhibits multiple facets: while it brings about developmental benefits for Europe itself, it also draws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to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reinforces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By attracting global talent and economic resources, Europe has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its own comprehensive welfare system, nevertheless, this very system now poses challenges to an excessively overmodernized Europe by driving it towards self-destructive crises.
Keywords: European modernization, multiplicity, self-destructiveness, globalization
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