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克服了人民群众的低组织化状态，建立了现代国家，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条件。经过艰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时代典范，摒弃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陈旧思维模式，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魔咒，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发展模式 世界和平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6
【作者简介】冯仲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欧洲战略问题、欧洲一体化和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The British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1945-1950》、《欧洲思想库及其对华研究》（主编）、《北约的命运》等。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标志。自现代化在中国发轫以来，经过大批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反复比较，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日益迈向新高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拓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新征程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全面回顾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深刻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世界意义，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个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艰难发轫。现代国家建构是后发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中国的现代化是在面临严重内外危机的条件下起步的，缺乏建立现代国家的组织资源、社会的低组织化状态是中国现代化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发展需要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重新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和支撑力量的政党。[2]经过反复比较，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担当建立现代国家和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方面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从而重建现代国家以为现代化创造条件的革命运动。在世界资本主义全面扩张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共产主义革命方式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应对现代化危机的道路。党利用自己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社会、组织民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3]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艰辛探索。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迈向了新的历史阶段。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开始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由工业化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事业全面发展，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现了严重曲折，但从总体上看，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4]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在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准确判断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作为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改革释放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对外开放赶上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浪潮，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由此得以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循环，引进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经济由此取得了长期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5]进入新世纪，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建设的发展内涵、发展本质、发展方式和发展难题重新加以审视，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生历史性转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取得了“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政治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加坚强的政治领导和更加全面的制度保障。二是优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多方面改革纵深推进、取得突破，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三是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模式进一步完善，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四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取得的重大成就、积累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现代化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总结，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意志和行动。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了重大原则，确定了目标任务，规划了战略安排。六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超越
人类现代化首先在西方国家发轫并取得了成功，但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西方国家大多以对广大落后地区的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完成了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给广大落后地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形成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格局”，阻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但如此，西方国家利用其先发现代化优势，建构“现代化成功是由于其制度优越”的战略叙事，试图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其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然而，这些制度和发展模式输出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西方国家现代化存在不可克服的先天缺陷，而且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其固有的制度矛盾日益凸显，西方社会危机频发。一是维持西方经济优势的各种红利，如技术红利、位于世界体系中心红利和制度红利正日益减少，削弱了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二是西方制度陷入“民主困境”，西方民主及其统治精英受到民众广泛质疑，极端民粹主义高涨，民众对精英缺乏信任和民意对立导致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缺少共识，进而导致西方政客为推行政策而走向“非自由民主”和“劣质民主”两个极端，造成社会分裂。三是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失效导致西方政坛动荡，民粹主义趁机崛起。四是西方社会安全感下降。[6]西方国家现代化弊端的根源在于西方国家以资本逻辑作为组织社会的原则，这就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进而导致政治极化现象的出现。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否决政治盛行并相互交织，社会严重撕裂，反智主义兴起，达成政治和社会共识的难度增大，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受到冲击。西方国家的固有矛盾和制度弊端使其现代化成功是由于其制度优越的战略叙事黯然失色。
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弊端促使非西方国家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其中以中国的探索最为成功。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人类文明新道路，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图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现代化史、国际关系史上实现了多重超越，成为一国在现代化实践中将自身指导思想之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走向成功的光辉典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看，成功的现代化都是独立自主的选择性现代化，盲目崇外、照搬外国模式的现代化都不断遭受挫折。[7]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借鉴是必要的，但这种借鉴不是机械模仿、照抄照搬，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开辟了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我国创造性地施行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在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避免了“流血革命”，[8]不但避免了因生产关系的变革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我们党又开始反思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在初步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论述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主张今后应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这样可以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开辟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是苏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科学考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些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不断得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9]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单一公有制经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也都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经济基础。单一公有制经济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客观状况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不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发展不平衡且存在多层次性，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高，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实行了所有制结构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使社会主义的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二者泾渭分明，不可逾越，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党不断对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探索。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结束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打破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思想束缚，指出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不但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问题上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关于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前一直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认识一直处于探索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明确了市场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科学定位，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0]坚持社会主义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原则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和完善，超越了西方市场经济中政府只是充当资本“守夜人”的理论和实践局限。
从人类社会现代化史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陈旧思维。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看，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因此在西方语境中，现代化就成为“西方化”和“美国化”的代名词，西方国家也把自己作为现代化的典范和标杆，认为其现代化模式是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的西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课题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条件，其理论命题、模式、观念等均根植于西方现代社会，从西方现代化经验中抽象出发展模式，[11]实质上是西化理论的翻版。20世纪60年代，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取得民族独立的大批后发国家开始追求自身的工业化、现代化，纷纷走上了追赶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由于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文化、知识和话语霸权，并将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形成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推销给发展中国家。战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试图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模式进行政治改造以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但是，试图按照西方国家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些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社会衰败、政府失能甚至战乱频仍的困境，来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受到批判与挑战。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而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各不相同，[12]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是唯一模式。历史经验表明，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现代化模式，机械移植别国现代化模式就会出现“橘枳之变”的不良后果，最后招致失败。只有以本国经济条件、自然禀赋为基础，并与自身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指出了通过共产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近代以来，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中，中国人民认识到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摆脱国家危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现代化。“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13]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范围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西方国家认为中国迟早要步苏东国家的后尘转向资本主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错误判断的理论反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证明，苏东剧变所摧毁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身，而是科学社会主义错误实践所形成的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表明，只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进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依然拥有巨大的生命力，可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有效、更全面的现代化。[14]虽然“中国崩溃论”一直此起彼伏，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一再证明了现代化即西方化这一陈旧思维的错误。
从国际关系史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魔咒。纵观整个国际关系历史，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争夺世界霸权是一种普遍现象，国强必霸似乎是一条无法打破的历史魔咒，英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概莫能外。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国家依据自身现代化经验建构“中国威胁论”的战略叙事，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强大后怎样运用自己的力量充满疑虑。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国强必霸并不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和平发展已经成为符合人类进步潮流的现代化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国家强大后是否走向国强必霸的道路，不是取决于国力是否强大，而是取决于国家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取决于国家的现代化领导力量及其对历史潮流的把握。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反对霸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从全世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问题，永远不称霸、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治主张。其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来源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当今时代，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利益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日益成为国际共识，霸权政策违背世界潮流。最后，和合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不称霸的文明底蕴。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合是中华文化的强大基因，协和万邦、天下一家、讲信修睦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和谐、内敛、平和是中华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各守本分、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思想，这种文化思想投射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就是追求国际关系的和谐，不追求对外扩张、殖民掠夺、战争崛起和霸权地位。中国历史没有对外扩展的传统，对外战争大都具有防御性质。[15]古代的朝贡体制虽然是一种等级制体制，但仅是一种薄来厚往的辐辏体系，而非霸权体系。中国和平和谐的文化传统内嵌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中，而长期和平的对外关系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和平和谐的文化传承，二者良性互动完全阻绝了民族文化中霸权因子的萌芽。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内涵，为更多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迄今为止，存在两条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路径，一条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一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虽然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化，导致生产方式全面物化，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异化为工具性，人的社会生活出现价值和意义的合法性危机，共同体与个体出现巨大张力，人的主体性被瓦解，资本的物性增强。[16]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资本逻辑并创造了指向人类未来的开创性文明。[17]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文明体系。在物质文明建设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在有效驾驭、规制资本的同时善于利用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既克服了资本的弊端，又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文明建设上，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充分发挥协商民主优势，扩大政治参与，丰富民主形式，完善民主制度，使之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创造了先进的政治文明，与西方国家的民粹政治、否决政治、极化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党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守正创新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养分，坚持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建设文化强国，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社会文明建设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了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资本主义文明存在诸多局限性和野蛮性，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其发展模式也不应成为人类现代化的普遍模式。[18]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丰富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9]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经过百年探索和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经济力、科技力和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为维护国际和平、推动世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在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演化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虽面临复杂挑战，但在全球经济体中仍然表现突出，增长特色和优势仍然存在，展现出光明发展前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打赢全国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20]本身就是对人类现代化的巨大贡献。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使基于遏制对抗的地缘政治理论演变为和平发展的地理学，为全球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引领新方向。中国力图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不搞远近亲疏，不拉帮结派，超越了冷战思维，开辟了维护国际安全新道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人类发展前景描绘了美好蓝图。中国倡导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引领。中国积极运筹大国外交，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着力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发展美好愿景注入了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
注释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2021年7月1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15/content_5625254.htm。
[2][14]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108、98页。
[3]应星：《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4][1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页。
[5]《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2008年11月12日，https://www.gov.cn/test/2008-11/12/content_1146712.htm。
[6]冯仲平：《关于西方困境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0期。
[7]何显明：《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及其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意志聚合与实现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8]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6页。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485～486页。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3-11/15/content_5407874.htm。
[1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12][16]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13]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023年5月31日，https://www.ccps.gov.cn/xtt/202305/t20230531_158162.shtml。
[15]尚会鹏：《人、国家与国际关系：心理文化学路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42页。
[17]黄建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18]李滨、陈子烨：《文明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共性与本质区别》，《欧洲研究》，2023年第3期。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2021年4月）》，2021年4月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21n_2242/202207/t20220704_130673.html。
The Historical Process, Era Characteristic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eng Zhongping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overcome the low-level organization of the people, established a modern country, and created conditions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fter arduous explor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nd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new era has endow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new connotations.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era that combines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y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discards the outdated mindset that modernization is equivalent to westernization, breaks the historical curse of "a strong country must be a bully",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The suc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made China an important force for 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and promoting world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world peace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