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话语权是基于知识、价值观的权力结构。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取决于国家实力、国际道义、国际传播（话语叙述）。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国际话语权=（国家实力+国际道义）×国际传播。国际话语权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价值共振”，即一国之价值观是否在国际社会形成价值共识，一国之知识和理念能否成为国际社会的共享知识和理念。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从实践路径来看，一是加强话语权的原创性研究，增强理论深度；二是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拓展视野广度；三是加强话语权工具箱建设，提升实践力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国际话语权 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8
【作者简介】赵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总体国家安全观、文化软实力与国际传播、“一带一路”建设。主要著作有《国家安全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若干重点领域的思考》、《强者通心：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编著）、《“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中国梦与世界软实力竞争》（编著）。
引言
2023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1]。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而言，无论是开辟新境界、塑造新格局，还是提升新高度，都需要将国际话语权建设作为新使命。
在国际关系学界，国际话语权被看作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指标。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展了有关话语同权力关系的探讨，逐渐形成了以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论、爱德华·萨义德的“语言文化”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论和斯图亚特·霍尔的“舆论话语权”论等四大话语权理论流派。[2]此外，国际传播学、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都对话语权给予了深度关注。
国际话语权（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简而言之，就是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发表有影响力的意见的权力。[3]国际话语权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4]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取决于国家实力、国际道义、国际传播（话语叙述）。若一国的国家实力较强，能够遵循国际道义，并且有较强的国际传播效能，则能够提升该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反之，往往会削弱自身的国际话语权。现实利益能够促进国际合作，而遵循道义以及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够促进国际认同的形成。在全球治理时代，国家物质性力量并非国际话语权的唯一来源。从某种程度而言，国际话语权本身就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标志性的精神力量。
我国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以及国际话语权建设。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文化软实力”一词。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外交工作取得的新成就时指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发展争取了有利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强调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角明确话语权建设的国内意义，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际传播效能维度突出话语权建设的国际意义，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5]
国际话语权是各国竞争的焦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6]极端重要意味着关涉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7]在国际社会，文化看似波澜不惊、和风细雨，实则刀光剑影、疾风骤雨，大国竞争的焦点不仅仅在经济、科技层面，也在宣传思想文化，特别是在国际话语权上。
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隐性的、持久的精神力量，军事、经济、科技等要素能够使一个国家强大，而思想、价值观、话语权等要素则能够使一个国家伟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体系化的知识，是基于知识的稳定秩序，是一种结构性权力。那么，国际话语权则是基于知识、价值观的权力结构。话语权的核心是体系化的价值观，国际话语权的衡量标准是看其能否实现“价值共振”（话语具有穿透力），即一国之价值观能否在国际社会形成价值共识，一国之知识和理念能否成为国际社会的共享知识和理念。
形成国际话语权的条件有以下三点：综合国力是基础；话语质量是核心；国际传播是条件。高质量的话语供给遵循国际道义，能够回答时代之问，顺应时代潮流，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良好的话语叙述是话语权生成的重要条件。在国际社会，“正确传播”同“传播正确”一样重要，增强话语的触达率至关重要。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国际话语权＝（国家实力＋国际道义）×国际传播。
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国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权力，更是其所提出的倡议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反馈的影响力。[8]在国际社会，小国也可以拥有话语权，有的存在于一域，有的贯穿于全域，前者如不丹所创立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后者如荷兰对全球金融以及海洋法的影响，等等。今天，群体性国家拥有更多的全域话语权，如“全球南方”，其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政治话语，是集体身份。再如，“小岛屿国家联盟”成功推动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室气体减排等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总体看，小国基于群体数量优势，通过联盟策略，基于国际道义进行政治动员，能够集聚立场相近或同情其处境的国家，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
另外，一些关键小国具有更为敏锐的嗅觉，往往在创设新议题、形成新机制等方面将其“穿针引线”“八面玲珑”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新加坡积极推动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全球首份关于数字经济合作的开放性国际协定，有利于增强自身竞争优势，积极占领数字经贸规则制高点，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话语权，展现了新加坡的“小国雄心”。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面临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至今，伴随国际关系格局、国内政策的变化调整，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在这一进程中起伏消长，经历了变化演进的过程，有些外交话语的影响力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国力羸弱，但却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等理念，在世界赢得了广泛尊重，逐渐打破了外交孤立的局面。[9]此后，从韬光养晦战略到和平发展道路，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一步步丰富和完善。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使命和新挑战。当前，我国在国际话语权塑造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结构而言，主流话语范式基本是由西方主导建构的，中国在话语塑造上面临结构性压力。在实践中，缺乏自主理论体系常常会“反噬”自主知识体系以及自主价值体系。近代以来，“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及其处理民族事务的原则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化进程扩散到全球，西方国家也因此主导了国际社会有关民族事务的话语权。欧美国家以“一族一国论”作为出发点审视其外的世界，并以此为准绳衡量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对广大非西方国家指手画脚、横加干预，这些无不显示其价值观上的优越感与傲慢。西方的话语权优势一方面对传统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形成了知识生产上的挑战，削弱了其国内民族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西方强国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留下了隐患。对此，我们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切实提升传统多民族国家在民族事务上的国际话语权。
在国际关系领域，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带来了诸多的紧张关系与冲突。因此，就理论供给而言，话语权需要知识生产，体现理论的主体性。实现有质量的知识生产，不仅要有原创性，而且要体现专业性；同时，知识供给要秉持国际社会的需求导向。没有知识生产能力或知识生产能力不强，就只能沦为世界历史的“他者”。中国的知识生产要超越欧美研究理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应在文明互鉴以及共同体意识上发力。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概括地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实现路径，以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体系化特征，下一步要增进国际社会的了解和理解，凝聚广泛共识，推动这一愿景走向现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围绕这一理念体系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中国学界在持续跟进，缺乏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未来，要处理好理论主体性与世界共建性的关系，在关键议题上推动国际智库间的合作研究，联合发布研究报告，加强精准的学术供给，凸显中国话语的国际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理论优势以及技术优势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同等重要。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场域。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赖三个核心要素：数据、算法、算力。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都是基于语料库训练的，但是目前国际主流大模型的参数数据集以英文为主。有专家指出，全球通用的50亿大模型数据训练集里，中文语料占比仅为1.3%。此外，数据质量低，如“数据污染”和“数据偏差”等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建构人工智能场域话语权的痛点。
从趋势看，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以及赢得国际话语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
第二，就认知而言，学界对国际社会的了解依然是碎片化的，因此难以做到精准发力。要向国际社会呈现一个鲜活的中国，首先要认知一个鲜活的国际社会。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正式纳入教育部公布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然而当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还要正视以下问题：第一，学科分布不平衡，对美、英、法、德等大国、发达国家研究较多，对周边国家研究较多，但对小国等研究较少。第二，对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尚未形成共识，很多研究停留在相关国别的基本情况介绍，描述性研究多，系统性剖析少，缺乏持续且深入的国别调研。第三，各研究主体存在各自为战的问题，未能共享研究成果与信息资源，交叉学科特性体现不充分。
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强国之学”，是全球知识生产能力的体现。在中国，域外问题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正处在国家危亡之际，了解一些外国的情况是情势所逼。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区域国别研究，只有“涉外研究”。而经过多年发展，当前研究依然存在两个“未覆盖”：一是未能覆盖世界多数地区和国家，不仅据称是“不重要”的地区和国家未被覆盖，就连“重要”国家（比如欧美国家）也未被全面覆盖。事实上，所谓“重要”或“不重要”不在于一国是否发达、是否欧美国家，而在于该国对我国而言是不是重要，以及它在国际事务中是否重要；二是未能覆盖全部的知识领域，比如气候、环境、地理、资源、水源、技术、人口、宗教、习俗、文化等。[10]因此，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要真正打通己学和彼学，融会贯通、知己知彼是区域国别学人才的基本素养。同时，要充分重视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
第三，就国际传播能力而言，中国面临“三大差距问题”，即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首先，就传播主体而言，国际传播绝非新闻媒体一家的事情，应有主力军、生力军、国际友军等多元主体参与。其次，要重视国际传播平台建设，特别是要善于利用国际组织等多边平台提升国际话语权。
一段时期以来，美英等国恶意指责我国占据多个国际组织领导职位，在联合国施加“恶性影响”，推动“专制的多边主义”。英国议会外委会发布报告称，中国试图控制国际组织，重新界定普世原则，并将国际组织“武器化”。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大会费国，但事实上，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籍职员数量与中国的财政贡献并不相称。例如，在联合国秘书处，目前中国籍职员仅有548人，占总人数的1.5%，仅为美国的22%，英国的70%。D级以上的中高级职员中，中国籍职员仅有19人，是英国的1／3，美国的1／5。[11]如表1所示，截至2022年底，在联合国系统中，中国籍职员只有1564人，占比为1.2%，远低于美国的4.5%（5642人）以及印度的2.0%（2570人）。
国际传播需要硬件与软件支撑，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整体实力均有待提升。在软件应用方面，美国在操作系统和热门应用领域都占据垄断地位，并以此奠定了其网络霸权与国际传播的基础。据Statcounter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微软的Windows系统控制了全球大约85%的桌面操作系统市场，紧随其后的苹果Mac OS系统，也占据了重要的市场份额；在全球移动设备操作系统中，谷歌的Android系统市场份额占比高达72.12%，位居第二的是苹果公司iOS操作系统。同时，硬件和软件不仅涉及技术问题，也涉及消费生态问题。例如，华为手机虽实现了“鸿蒙＋麒麟”软硬件一体化，但由于美国的技术管制，华为手机无法使用谷歌服务，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消费生态链，在海外市场流失了大量消费者。2022年，华为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了44%。
在社交媒体平台方面，Facebook依然是全球活跃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平台。截至2022年1月，Facebook的月活跃用户已达到29.12亿，相比排名第二的YouTube多出3.48亿，约占全球人口的36.8%。其他平台则各有特点，其中，YouTube是用户平均使用时间最长的平台，Instagram是年轻人最青睐的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是用户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由是观之，国际话语权建设不仅要着眼于社会精英，也要着眼于青年人，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吸引、团结、争取青年群体。青年人集聚在哪里，国际传播的平台就要扎根在哪里，青年人关注什么，国际传播就要回应什么。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无论是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是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都需要聚焦国际话语权建构。对此，需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话语权的原创性研究，增强理论深度。理论深度要基于原创性，体现时代性、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优质的话语具有冲击力，能够引发共振、共鸣。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话语权生成往往是基于绝对实力，导致很多国家“敢怒不敢言”。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将其称为“文化霸权”，认为其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心理、意识和观念上顺从西方国家的意愿，进而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合意”，即一种普遍接受的“本真”或“常识”。
长期以来，“话语权”概念本身就表征了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权力属性。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指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不论是什么，但权力总是其最直接的目标。争取权力的斗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普遍存在的，是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12]。摩根索“权力政治”立论之基在于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其中特别强调“不能把一般的道德原则以抽象的、普遍的形式应用于国家行动”。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西方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塑造了一个蒙昧、落后、劣等、需要被拯救的话语客体，“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研究学术领域创始人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所谓“东方”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被西方建构的东方，只是西方眼中的东方，一个为了满足西方建构“他者”愿望和凸显西方优越性的东方。[13]西方掌握着描述“他者”的权威话语，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从而导致大多数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关系。
与基于权力护持并以此为特征的依附关系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以文明互鉴为特征的“共生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在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国家看来，比权力更重要的是民心，是人心向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强的国际政治。
理论自信是话语自信的基础，是各项事业成败与否的“最初一公里”。举一个例子，中国是文明古国，但由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文明界定权，国际社会只承认中国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将“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将其视为“文明三要素”。20世纪80年代，“文明三要素”随着风行一时的英国考古经典著作《最早的文明》进入中国学界。但是，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以殷墟为首都的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300年的历史。2002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之名亮相世界舞台。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丰富的考古材料，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14]这一判断标准不仅对中国夯实文化自信之基有益，对世界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同样有益。
从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到2023年举办良渚论坛等，中国向世界展现了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博大胸怀和责任担当，也充分印证了，中国不仅是文明古国，更是肩负责任的现代文明型国家。
第二，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拓展视野广度。区域国别研究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功。具备“世界叙事”能力，需要真正了解世界。截至2022年下半年，教育部下属的各类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总数达到411个，基本实现了覆盖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战略目标。[15]未来，专家学者要跳出研究的舒适区，到“前线”“火线”去感知真实的世界；持续推进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引进工作，同时推动中国学术名著走出去，形成充分的知识流动。
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强调应用性，也要强调基础性。专家学者的学术半径如果不足够长，往往发现不了问题，更无法解决问题，也无法产出享誉世界的学术精品。一方面，要鼓励专家学者在国内外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有乡土气息的学者才能做扎根中国的学问；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以可靠、系统、一手的研究资料作为支撑；最后，要鼓励专家学者到目标国去，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往往具有敏锐的嗅觉，能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总体来看，目前专家学者对美欧大国、周边国家相对熟悉，对一些小国，特别是战略支点国家不够熟悉。
审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其建立和拓展主要由以下三种动力驱动：“战略驱动”“学术驱动”“资本驱动”，以此确保美国对全球进行几乎“全方位、无死角”的知识图谱扫描。目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是“战略驱动”，即基于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决策需要而开展研究。未来，要广泛调动学术力量、企业力量、社会力量等积极参与区域国别研究，从而真正实现“战略＋学术＋企业＋社会”的共同驱动。
第三，加强话语权工具箱建设，提升实践力度。话语权提升需要的不单单是几种工具，而是系统完备的工具箱。首先，要努力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的“两化”，即“社会科学化”以及“产品产业化”。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次工业革命，依次由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引领，相关国家不仅获得了经济、科技、军事领先地位，也实现了话语权的全球覆盖。直到今天，各国大学教科书里的公式、定理基本都来自上述国家，由此，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得以“社会科学化”。此外，就“产品产业化”而言，迪士尼、环球影城等西方主题文化乐园近年来相继进入中国，而中国没有一个主题文化乐园“出海”。这些年，网络文化“出海”成为一大亮点。中国网络文学海外营收从10年前的不足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超30亿元，网站订阅和阅读APP用户超过1亿。目前，中国作协大力推动“网文出海”，打造“Z世代”国际传播工程，推动网络文学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亮丽名片。
其次，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应成为话语权工具箱的“利器”。通过国际组织，将理念以国际制度的方式加以固化，便能够形成国际制度话语权。国际组织是开展国际合作以及形成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平台。2012年以来，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先后有4位中国人担任负责人，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总干事李勇（2013年当选）、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赵厚麟（2014年当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秘书长柳芳（2015年当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总干事屈冬玉（2019年当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现在联合国各机构、各岗位上，中国的专业人才将更多地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为国际制度话语权的构建注入多边主义智慧。
为加快培养一批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治理人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设立并实施了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和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2019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CYVA）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UNV）共同组织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服务联合国机构”项目，选派中国青年志愿者赴世界各地的联合国机构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关机构开展国际志愿服务。截至2022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的中国籍职员占比分别为2.56%、4.16%，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见表2）。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16]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将我国缔结、参加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协定通过一定方式在国内落地实施，而且需要在新兴国际法领域及时推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2023年2月16日，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国际调解院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是践行《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重要实践，也是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全球法治类公共产品，将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输我赢”的局限性，为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新的选择。可见，中国以“和解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不仅日益理念化，也在日益向国际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需要调动跨国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国际话语权建构。美国的工具箱里不仅有“盾”，还有很多锐利的“长矛”，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长期以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商业行为有效地传播了美国价值。在俄乌冲突之后，大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公司缩减甚至完全退出俄罗斯市场，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国际舆论压力。目前，美国有150万家非政府组织活跃在全球，积极传播其普世价值。中国有90万家社会组织，但却基本没有“出门”。未来，要创造条件推动中国公益慈善类、科技类、环保类社会组织走出国门，通过有效的多领域互动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总之，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形成合力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国家而言，知识生产容易，建构国际话语权难。要秉持战略目标与战略能力的统一，秉持中国特性与国际共性的统一，秉持理论通透性与实践有效性的统一，久久为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充沛的知识动能。
注释
[1]《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2]D. Walton, Doing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2, p. 154.
[3]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
[4]徐进：《政治操作、理念贡献能力与国际话语权》，《绿叶》，2009年第5期。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
[6]《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第1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9页。
[8]郑华：《国际话语权研究的学科谱系探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1期。
[9]黄忠、张芯瑜：《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
[10]钱乘旦：《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海》，2023年第1期。
[11]《美英称“中国试图控制国际组织” 中方用数字回应污蔑之词》，2021年7月5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7-05/9513406.shtml。
[1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13]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9页。
[14]《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河南日报》，2022年9月4日，第2版。
[15]杨波：《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路径与国际视野》，《国际观察》，2023年第1期。
[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17页。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o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Zhao Lei
Abstract: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is a structural power based on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depends on national strength, international mora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ursive narration). To be expressed by a formula,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 (national strength + international morality)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key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includes "value resonance", that is, whether a value consensus could be form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whether a country's knowledge and idea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shared knowledge and idea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aths, the first is to strengthen the original research of the discursive power and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depth;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and expand the breadth of vision;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olbox of discursive power and improve the intensity of practice.
Keyword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improvement path
责 编∕张 贝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