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跨越了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形成了密切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格局，夯实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阶段，应继续传承好弘扬好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文明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学互鉴，开创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的美好明天。
人文交流成果丰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广泛开展文化旅游合作、教育交流、媒体和智库合作、民间交往等，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众多领域开展了文化年、艺术节、博览会、图书展等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独具特色的鲁班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人文交流项目稳步实施，展示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人文底蕴，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
顶层设计不断完善。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更好发挥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作用提供重要遵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国务院专门召开中外人文交流工作座谈会等，为共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提供了实践支撑。
合作机制日渐成熟。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元首外交引领、高访带动、高端机制示范、双边多边结合的方式开展中外人文交流，积极搭建形式多样、覆盖面广泛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近年来，“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法治合作共建委员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一带一路”医学人才培养联盟等各类合作机制不断涌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人文交流协同推进机制正在形成，有力促进了各国民众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
活动领域持续拓展。共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从互办文化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等活动，向中外互译、版权合作、数字出版、作品创投、智库对话等创新合作方式拓展。“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项目相继启动。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断走深走实，不断涌现的精彩活动、优质品牌和标志性工程，增强了各国民众对共建“一带一路”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底蕴的重要平台。
以人文交流点亮下一个“金色十年”
在共建“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的关键节点，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厚植人文力量，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互鉴之路，推动形成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深入挖掘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共同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通过与共建国家逐步明确共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目标定位、重点任务、路径方法和具体措施等，推动共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既要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又要传播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多彩文化，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要善于借助新手段、新模式、新技术打造会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注重发挥国际中文教育作用，加大提供精细化语言文化服务力度，提升中文国际通用性和语言形象，引领全球语言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在遵循对外文化传播规律的基础上，注重观照不同文化、宗教、历史和语言等的差异性，创新共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话语体系，下力气讲好共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故事，实现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国际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针对目前青少年已成为数字社会最活跃用户群这一现实，要主动考虑青少年群体的数字原住民特性及其数智个性化需求，加快构建共建“一带一路”青少年数字传播矩阵，引导更多青少年更好认识中华文明、认同中国主张。
加强人文交流理论建设。发挥区域国别学在支撑“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理论建设方面的作用，加快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全方位综合立体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理论体系，形成一批既有理论支撑又体现不同区域国别特点的研究成果。发挥高校和智库等研究机构作用，鼓励专家学者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不断提升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理论能力和学术水平。
（作者：张耀军 刘爱彬，分别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教授、研究助理；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全球语言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建议”[21BYY08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