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角下，大国力量最本质和持久的因素仍然是经济力量。看待中美经济力量变化时，既要重视短期变化，但更要重视长期趋势。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经济总量的速度有所减缓，但仍存在超越美国的可能。从长期来看，基于PPP测算的经济力量对比，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权力转移理论相结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变化。由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基于上述两种算法会有不同的经济地位，而这种差别是造成近年来俄罗斯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冲突性行动加剧的重要原因。日本因为熟悉政府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倾向于低估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进而导致日本在战略上始终追随美国。不过，俄乌冲突使美国组建包括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大联盟的成效大打折扣。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经济增长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权力转移理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6.005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外交、东亚与美国、一带一路。主要著作有《发展型安全：中国崛起与秩序重构》《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挑战（1985～1993年）》等。
前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大国力量对比和大国博弈加剧密切相关。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2021年8月，中央宣传部、外交部组织编写《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进一步阐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包括力量对比、科技进步、全球治理以及国际思潮等四方面内容。[1]这一概括既吸收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和重点。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构建大国关系格局的框架，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等提法，发展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等提法。加入“和平共处”并将其作为表述大国关系格局中的首要性质，进一步说明大国互动不仅十分复杂，而且未来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考验。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大国关系格局的论述维持了这一论断。[2]
如果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提出的原创概念，那么在美西方与此相对应的概念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西方学界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挑战这一点上存在广泛的共识，但对其成因和发展前景却未形成一致。在讨论其成因时，可以将美国学者的观点分为内外视角。持内部视角的观点，强调美国国内的因素，包括美国经济衰退对社会团结的影响、自由主义理念的扩张性所导致的霸权成本上升和美国统治集团的调整能力等[3]；而外部视角则强调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挑战者增多，特别突出的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持有不同于美国政治价值观的大国。[4]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发展前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地缘政治趋势和技术变革正在增加2040年大国冲突的风险。军事力量、人口结构、经济增长、环境条件和技术，以及治理模式，将加剧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之间的竞争。[5]美国兰德公司在题为《中国大战略：趋势、轨迹与长期竞争》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外交与军事发展在中长期内很难预测，2050年不排除出现平行的合作伙伴和相互冲突的竞争对手这样一种混合体。[6]总而言之，西方也认为未来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是高度不确定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大国的经济力量对比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上是指国际体系中关键行为体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大国力量对比和大国互动的逻辑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均对大国的互动逻辑产生显著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大国互动方式和内涵变化的结果，也是大国互动变化的动力。特别是对崛起中的大国而言，面临着霸权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在保持实力地位提升的同时，也应不断提出新的理念和方案。
国内学术界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聚焦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以经济力量和大国力量对比为主要特征的大变局的推动力；二是中国的角色和影响。中国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动力是大国力量对比，特别是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中国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量。[7]这就不难理解当前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9]图1列出了1980年～2028年间，中国、德国、日本、印度和英国以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发现，基于市场汇率，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在2021年达到76.2%，之后有所下降，其中2023年为65.7%，2024年反弹，2028年将上升至72.2%。在2020年～2023年间，日本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4.0%下降至15.7%，降幅超过8个百分点。对于这种突然的下降，下文的分析将会进一步指出，在全世界通货膨胀大幅上升的情况下，用名义GDP占比衡量两国的经济力量对比具有一定的误导性。目前，中国GDP已是日本的4倍多，全世界不再讨论美日经济力量对比，而是高度关注中国何时能赶超美国。
图1告诉我们需重点关注的两项关键事实。第一，即便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有所下降，但其发展趋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轨迹有很大不同。由于日元相对于美元升值，日本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峰值出现在1995年，比重是72.6%。在此之后，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日渐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过短暂的反弹，但其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仍下降至20%以下。图1还显示，在日本冲击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时，德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出现过与日本类似的发展轨迹，不过其波动的幅度和烈度要小得多。按照IMF的预测，2023年德国经济总量略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变化幅度最小的是英国，其原因可能是英国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发动者和支持者，其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对外战略，具有比日、德两国更接近美国的特点。从日、英、德三国的变化轨迹看，与美国体制接近的发达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比重的变化幅度相对平稳。总的来看，与20世纪90年代前期相比，如今美国相对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优势进一步凸显，这或许是美国仍执迷于霸权地位和领导盟友的信心来源。第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相对缓慢且微小上升的还有印度。未来一段时期，除了中国之外，只有印度有望继续缩小和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按照IMF的预测，2026年印度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2027年则再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不过，在看待印度经济的发展潜力时仍要保持谨慎。IMF预测，2027年印度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可能达到17.3%，这大体上是2005年中国占美国经济的比重。
IMF在预测各国经济总量变化时，指的是加上了物价变化后的名义GDP。在2023年10月作出预测时，IMF假定2023年中美的经济增速分别为5.0%和2.1%，2024年中美的经济增速为4.2%和1.5%。2024年初，中美各自公布了2023年的实际经济增速，并对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了初步设定，两者均与IMF的预测存在差距。其中中国政府公布的2023年GDP实际增速是5.2%，设定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5%左右。[10]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23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速为2.5%，多数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官员预测2024年美国经济增速大概是1.4%。[11]如果同时考虑通货膨胀和中美汇率变化，[12]那么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实际上占美国的比重为69.5%，高于IMF所预测的名义GDP占比约4个百分点。同样，2024年中国经济总量实际上占美国的比重可能为71.6%，也要高于IMF的预测值5个百分点。
从上述分析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短期看，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经济总量的速度有所减缓，但仍存在超越美国的可能。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经济力量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印证中国人长期坚持的一项判断，即经济基础始终是国际力量博弈的基础。不过，鉴于中美经济力量的比较涉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宏观变量，在认识有关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力量对比趋势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时，需要平衡短期和长期态势，既不能忽视短期的变化，也不能否认有关预测中对长期前景的认知，而应采取综合性的视角。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国力量对比与国际冲突
在讨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有两类争论较为突出：一是世界经济增速是否已下降到历史低点，开启新的增长周期？二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这种方法测算的国家力量对比对理解动荡的国际形势是否仍然有效？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国际政治的冲突。多数研究世界经济的学者都认识到，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交错进行，存在一个为期40年～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包括经济上升、繁荣、衰退和萧条等四个大的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按照IMF提供的数据，1980年～2019年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3.5%。在此四十年中，最低的五年是1980年～1984年间，平均2.4%，特别是1982年的世界经济增速低于1%。因而，1982年也被视作第五个康德拉季耶夫新周期的开始阶段。[13]IMF提供的数据表明，2020年～2024年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2.6%，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3.1%，这意味着最近和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速，虽低于过去40年的平均水平，但已经高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表明世界经济即将走出低谷，进入一个新周期。[14]
在世界经济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国际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有所不同。100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研究该周期时曾认为，长期的经济上升比长期的经济下降时期，更易出现战争和社会动荡，原因是经济上升期间创造了新的市场，加剧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当前研究也发现，在1790年～1982年的4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经济上升时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要比经济下行时期分别多出17%、16%、36%和26%。[15]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讨论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的霸权稳定论，仍可以用于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国际局势。例如，当提出霸权稳定论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于2018年去世时，他有关霸权衰退导致世界经济动荡的论断，被国际关系学界认为是一份持久的遗产。而在20世纪末，全球化发展顺利时，霸权稳定论一度被美西方学者认为是过时的论断。[16]国际关系学者对霸权稳定论相关看法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前的局势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样，均属于康德拉季耶夫的下行周期。
与世界经济领域的周期性变化相比，国际政治的形势更为多变，更易受到主观研判的影响，本质上其实是霸权国心态和情绪的映射。在第五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下降期即将结束之际，相继发生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巴以冲突等，这似乎与该周期下行阶段不易发生战争与社会动荡频率的长期观察相违背。我们对此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在上升期营造起来的乐观情绪往往支配着对形势的观察，容易淡化对再次发生周期性衰退的担忧。反过来说，当经济增长已经触底，进入下一个周期时，人们的悲观情绪往往也会持续一段时期，以至于未能把握住上升周期中的机会。还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观察国际政治形势时，多数人通过对霸权国的相关政策表态来理解其趋势，多数国家的学术研究也普遍受到霸权国话语体系的影响。但是，当霸权国自身深陷迷雾，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时，霸权国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普遍下降，有关国际局势变动的误解和争论就更突出。因此，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主要依赖于经济变量测定周期不同，在考察国际政治变化时仍需要注意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2024年国情咨文演讲时宣称，“美国正在崛起。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自从我上任以来，我们的GDP一直在增长。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点”，“我们希望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在21世纪的竞争中，我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胜过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17]拜登的演讲透露出关键信息，在此之前，美国官方极少使用“崛起”这个通常用于描述其他国家的关键词来定位美国，如今美国领导人需要用“崛起”以此缓解美国社会的焦虑和不自信。
国家力量评估中的购买力平价法与地缘政治竞争。依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实际上最早于2014年超过美国。但不少美西方学者多次质疑依据PPP方法得出的国家间力量对比。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质疑派的代表，他早在2014年就撰文指出，购买力平价在比较各国的福利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适用于比较各国的实力地位。[18]近十年后，约瑟夫·奈更是进一步强调，购买力平价是经济学家用于比较福利水平而非经济实力的手段。即便未来按照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在军事和软实力指数上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与此同时，约瑟夫·奈也承认，中国经济实力的规模仍然很重要，但美国押注“中国巅峰”还为时过早。[19]
采用PPP要比市场汇率衡量更能提升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要性——包括经济总量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这就造成选择何种衡量方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日渐成为政治问题。IMF经济学家认为，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具体选择哪一种要看需求而定。在衡量经常账户等资金流动时，市场汇率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计算实际GDP增长时，国际组织使用不同的方法，IMF同时公布基于PPP和市场汇率法的各国经济总量及其占世界比重，而世界银行则使用基于市场汇率的办法确定。使用PPP计算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要比市场汇率法高出2至4倍。[20]按照世界银行新发布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国际比较项目”（ICP）研究成果，中国经济总量于2017年超过美国，其中，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6.4%、美国占16.3%。[21]
由于两种方法衡量的经济总量差距甚大，不同立场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方法。近期的趋势是，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一份2020年末发布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作为整体经济相对规模或实力的指标——例如，作为评估地缘政治力量的一个因素”。[22]面对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上升，美西方国家的机构总体上不赞同使用PP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英国的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在2023年底出版的一份报告中也如约瑟夫·奈一样，贬低购买力平价这种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认为该方法在评估地缘政治影响力上并不妥当。按其说法，一个经济体不能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货币额在国际市场购买到相应产品。[23]牛津经济研究院这样做的考虑是，采用市场汇率法后的中美实力差距，更符合国际舆论的直观感受。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的看法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工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远低于高收入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低收入国家的生产率比较低，如采用PPP方法计算GDP，会夸大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生产能力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因而，该机构的主张是采用一种更加折中的办法，将涉及生产力水平的部分加入PPP方法中。按照新方法重新计算各国排位，美国经济总量继续保持第一，欧盟（不包括英国）也略多于中国，印度列第四，日本列第五，俄罗斯居第六。[24]
让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以武力方式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俄罗斯。如前文所述，按照PPP方法衡量，2021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不足2.3%。改用汇率法衡量，同期俄罗斯经济总量占比只有1.9%。质疑PPP方法的学者认为该方法夸大一国的影响力，但是，我们通过比较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国在两种方法测算后的经济占比发现，三国的情况并不相同，且随时间而变化。对中国而言，2015年以来两种方法所衡量的经济占比差别并不大，PPP只是比市场汇率算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两种方法所测算的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甚至超过当前使用两种不同方法测算印度和俄罗斯经济的差别。在当前阶段，两种方法衡量得出的经济占比，差别最大的是印度，不少年份甚至相差一半。而俄罗斯居于中间位置，采用PPP方法可以使其经济占比在汇率算法基础上提高60%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和印度要比中国更关注两种方法的差异性。同时也说明，国际社会在研判俄、印两国的实力地位时分歧较大，而对当前中国实力地位的看法事实上不太受汇率选择的影响。由于国内外都能比较准确了解中国的实力地位，因而中国的对外行为看上去更为审慎。
俄、印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冲突性行为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对实力地位的认知分歧加以解释。有研究认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长期与势力范围概念交织在一起，俄罗斯决策者也一直认为乌克兰必须俄罗斯化。在美国不愿意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时，俄罗斯选择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以表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利益会付出代价，但俄乌冲突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削弱。[25]显然，俄罗斯对此的看法会有所不同。如果普京总统认为俄乌冲突削弱了俄罗斯的地位，那么俄罗斯可能会更谨慎。俄罗斯学者给出的另一种解释是，1999年～2016年间，由于俄罗斯治理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俄罗斯的地位一直在上升。正是因为西方竞争对手实力的下降和俄罗斯的崛起，才使得俄罗斯有信心维护其重要的国家利益。[26]
权力转移、经济增长前景与大国长期博弈
借助于PPP方法得出的经济总量发展趋势，人们在分析大国关系和国际博弈时能更好地发挥前瞻性作用。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角看，百年来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极其巨大的。基于PPP计算，从1913年至2012年这一百年间，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上升幅度在5倍以上的国家是韩国，3倍以上的是巴西，2倍以上的是土耳其、埃及和中国，接近2倍的是墨西哥。下降幅度在50%以上的则有英国、俄罗斯、德国和法国。以上升的绝对额衡量，列第一位的就是中国，增量占比接近10%，而增长倍数列第一位的韩国，其净增量不过1.4%。100多年来，中国占世界比重的增量，超过增量为正的国家的总和。[27]
如果将范围缩小到几个主要的经济大国，那么人们常说的“形势比人强”效应就会更加明显。如图2所示，凭借已故经济学家麦迪森整理的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数据，[28]我们得以从经济角度看清几个大国两百年来的兴衰历程。整个19世纪，是中国和印度显著衰落、美国和英国快速崛起的一个世纪，甚至包括沙皇俄国的经济力量都是兴起的。整个20世纪，是英国衰落、苏联先继续崛起后衰落的世纪，同时也是中国和印度先衰落后崛起的世纪。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在此前的120年中，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的下降是惊人的。目前理论界对中印国际地位下降与世界秩序转变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不多。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很少有衰落的国家的相关学说引起重视。
在国际政治领域，整个20世纪上半叶是热战的年代，20世纪后半叶是冷战时代。两个阶段分属于第三和第四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世界冷热不同，似乎印证了权力转移论者的一项判断，即第四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时，苏联从未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29]而在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时，多数国家的权力地位相当接近。就此而言，权力转移理论对国际政治现象的解读，要好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相关启示。但也有学者在研究苏联的行为时发现，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期，由于西方经济崛起和物质上的相对优势，苏联领导人倾向于加深与西方的接触，因而双方关系表现得比较和平。[30]二战结束后，苏联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从1987年开始，世界经济的前两大经济体分别是美国和日本，但日本的第二大经济地位比较短暂，在这一阶段中国、日本、苏联占世界比重的差异基本在1个百分点左右，199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正是基于PPP方法衡量的中国实力发展前景，促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下定决心要制衡中国的发展，1995年美、日修改两国同盟是美国对华实施参与战略的有力证据。21世纪初，在论证中国实力早就位居世界第二时，中国学者采用了一种很简单的办法，将基于汇率和PPP计算的GDP占世界比重做算术平均，以此体现中国经济的分量。按此方法计算，200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36%。[31]美国学者在论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实力减弱时，同样很重视PPP意义上的中美经济力量对比，并预测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产生地缘政治影响力，地区内国家早晚都会被拉入中国的地缘政治轨道。[32]
国际关系学者在考察中美之间的上述变化时，通常借助于权力转移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转移理论有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当崛起国的实力地位达到主导国的80%时，开始进入权力转移阶段，到两国的实力对比转变为120%时停止，其中最危险的阶段是双方平起平坐到120%这个时期。近二十年前，权力转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罗纳德·塔曼（Ronald L. Tammen）在论述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时有过一个判断，2025年～2035年间将是中美之间平起平坐的区间。罗纳德·塔曼还认为如果届时中国是一个现状满意国，那么这种转移会是和平的。[33]罗纳德·塔曼对2025年～2035年这一区间的判断，源于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绘制全球未来》。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在预测未来世界经济格局时，却又采用了高盛公司2003年那份分析“金砖国家”的著名报告的相关数据。[34]因而，权力转移理论的相关分析和论述，均是建立在基于PPP法衡量的经济总量变化的基础上的。
从未来发展前景看，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均将超过美国。上文已指出，世界银行按照PPP方法衡量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于2017年超过美国。也正是从2017年底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图2也表明，尽管IMF以PPP方法衡量的中国经济占比相较麦迪森给出的数据有所下降，但其超越美国的趋势并未改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3年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按PPP衡量，2030年中国人均GDP为2.6万美元，到2060年将翻一番。在此期间，印度经济总量将于2050年前超过美国。[35]对美国来说，这一前景是19世纪后期以来前所未有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在衰落之后重新崛起的国家屈指可数，目前只有中国和印度。权力转移论者曾认为，崛起国的实力达到霸权国的120%时，权力转移将停止，但这一点却与中美两国的GDP变化趋势不完全吻合，因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超过美国的20%。
权力转移论者采用“满意度”这个概念研判崛起国和霸权国权力地位接近时的状态，实际上也反映出衡量权力概念的难度。按照罗纳德·塔曼等人最近的解释，满意度是安全、政治协调和经济绩效的混合体。权力转移论者之所以重视满意度，是因为仅用GDP指标无法准确识别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地位及其意图，因为后者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经济地位。当崛起国认识到两种方法评估经济地位的差距很大时，实际上其行为较难预测，因为个别时候其行为与较大规模经济体类似，而不完全是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的行为。持权力转移论观点的学者为了解释这一差异，引入了政治绩效这个变量，用于描述一国政府从其人口中获取财政资源并分配这些资源推进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36]显然，政治绩效是一个政治性相当强的概念。但权力转移论者对相关理论进行这样的扩展之后，不仅将权力转移理论泛化了，而且也难以避免政治绩效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因为政府（国家）能力已经被视作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就政府能力而言，显然中国要比印度赢得更多的赞誉，但也因此被美西方视作是对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满意度较低的国家。
从笔者关心的问题，即各国力量的对比变化趋势看，凭借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可以较早地看到发展趋势的不同，这个趋势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形势很有帮助。各国并不完全是基于过去采取行动，很多时候也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开展外交和部署战略。特别是在动荡变革期，对未来的预期在各国决策中的权重显著加强了。[37]日本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持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日本疏远中国转而接近美国的根本性原因。2014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曾预测，到2050年，美国将继续享有经济霸权。因此，对日本来说，与美国的关系将更加重要。[38]2019年6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至2060年的长期经济预测。该预测认为，2030年代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到了2060年中美经济仍将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39]日本的评估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评估之所以有较大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作为东亚国家，对政府能力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劣有更突出的认知。显然，对未来的预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只要日本战略界不承认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不接受中国未来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前景，那么日本的对外政策仍将以美国为中心，根据与美国关系发展的需求来决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包括对俄罗斯的政策。
近二十年前，权力转移理论者罗纳德·塔曼在分析美国大战略时建议，美国不应当将精力花费在中东，而应当更多关注亚洲局势。因为就未来对经济主导地位的长期竞争而言，只有美国、中国和印度三个选手。在罗纳德·塔曼看来，美国的战略选择是“两步走”，第一步是尽可能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让中国成为一个对国际秩序满意度高的国家；第二步是如果失败，那么美国应在日本、印度和欧盟之间建立强大的联盟，以此吸引俄罗斯，从而达到在相当长时期来阻止中国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标。[40]对照自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迄今为止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其实采取了“同步走”的策略。但随着拜登政府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公开承认“美国数十年来为塑造或改变中国所做的公开和私下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41]美国将更加聚焦于第二步，即组建更强大的联盟，尽可能延缓中国实力的增长，甚至让中国像苏联那样“自废武功”。不过，出乎预料的是，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西方不可能再让俄罗斯进入西方。美西方学者甚至预测，不管俄乌冲突以何种方式结束，未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将进行持久的政治对抗和军备竞赛，并进一步导致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处于一种新型的冷战状态。[42]因此，在未来的联盟中，欧盟的角色和地位将大不如前。而且，即便是组建联盟的前景，也将随着特朗普主义长期影响美国政坛，而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
结论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其实质是指国际体系中关键行为体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大国力量对比和大国互动的逻辑发生显著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角下，大国力量最本质和持久的因素仍然是经济力量。在看待中美经济力量变化时，既要重视短期变化，但更要重视长期趋势。
从短期来看，2023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世界经济增长趋势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因其所侧重的名义GDP增长严重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实际经济增长看，2023年中美经济力量对比要比IMF所预测的高出4个百分点，2024年的占比也要高出5个百分点。即便是基于市场汇率测算，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趋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轨迹有很大不同，中国并不会步日本后尘。近几年被视作经济增长强劲的印度，目前其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也仅相当于2005年中国占美国经济的比重。
从长期来看，更加重要的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大国经济力量对比。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测算，目前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第六个周期。但是，与以往康德拉季耶夫上行周期会出现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不同，源于霸权国对崛起国担忧造成的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冲突已经提前，并将进一步强化。更进一步来看，基于PPP测算的经济力量对比，也能较好地预测地缘政治冲突，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PPP算法只能用于评估经济福利水平。权力转移理论对相关现象的预测，也是在PPP基础上对经济力量对比评估后进行的。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并且存在赶超美国的趋势。这进一步表明，战略人士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不完全是基于历史，而是非常看重未来的趋势，并试图通过现有力量改变趋势。因而，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也需进一步改进。特别是在理解目前国际政治现象时，权力转移理论的解释存在泛化的趋势，不断加入新的因素来测度国家权力。因而，笔者认为，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权力转移理论相结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变化。
笔者发现，由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基于上述两种算法会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因而，国际社会及本国战略人士在认知这类国家的实力地位时有很大的分歧。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为例，实际上无论是采用PPP方法还是用汇率法，2015年以来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差别不大，但印度和俄罗斯却差别甚大，这种差别是造成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冲突性行动加剧的重要原因。为了证明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要比外部世界所承认的高，俄罗斯和印度均采取了激烈的对抗行动。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占美国经济比重看，如今的印度仅相当于2005年的中国。并且，就像权力转移理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政府能力在研判国家实力地位时相当关键，因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印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因为熟悉政府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倾向于低估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进而导致日本在战略上始终追随美国。不过，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欲组建包括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大联盟的成效大打折扣，未来甚至不排除在印度经济赶超日本之后，该联盟进一步萎缩的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与中国周边安全新态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3&ZD331）
注释
[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3～14页。
[2]《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3]Cameron Ballard-Rosa, Amalie Jensen and Kenneth Scheve, "Economic Decline, Social Identity, and Authoritarian Val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2, 66(1)；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刘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Inderjeet Parmar, "Global Power Shifts, Diversi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33(2)；G. 约翰·伊肯伯里：《一个民主的安全世界：自由国际主义与全球秩序的危机》，陈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4]Markus Kornprobst and T. V. Paul,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97(5).
[5]"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40: A More Contested World," March 2021, https://www.waitang.com/report/31015.html.
[6]"RAND Corporation,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2020,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798.html.
[7]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胡鞍钢：《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本走向与未来趋势》，《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本走向与未来趋势》，2021年第5期；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新发展格局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8]"The Age of Superpower Parity," The Economist, 447(9346); Adam S. Posen, "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How Beijing's Struggles Could Be an Opportunity for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 2023, 102(5).
[9]数据来源：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Octobe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进行解释说明时指出，10月份发布的数据库中的估计和预测，是基于截至2023年9月25日的统计信息。其中，实际有效汇率则是基于2023年7月25日至2023年8月22日期间的平均水平所定。
[10]2024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经初步核算的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参见国家统计局：《2023年国民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2024年1月17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7_1946624.html。2024年3月5日，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是5%。参见《李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24年3月6日，第3版。
[11]2024年2月28日，美国商务部指出，2023年美国名义GDP为27.36万亿美元，2022年和2023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分别为1.9%和2.5%，但加上通胀后，2022年和2023年的名义GDP增速分别为9.1%和6.3%。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urth Quarter and Year 2023 (Second Estimate)," 28 February 2024, https://www.bea.gov/news/2024/gross-domestic-product-fourth-quarter-and-year-2023-second-estimate.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个别官方人士发布的美国经济增速与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有所不同，本文以美商务部公布数据为准。如3月6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就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发表证词时表示，2023年美国GDP增长率为3.1%。Jerome H. Powell, "Semiannual Monetary Policy Report to the Congress," 6 March 2024,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testimony/powell20240306a.htm. 据美国媒体报道，鲍威尔在回答美国德克萨斯州众议员阿尔·格林（Al Green）的问题时提及，美国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官员的普遍预期2024年美国GDP增速为1.4%。Bryan Mena, "Key takeaways from Fed Chair Powell's testimony on Capitol Hill," 6 March 2024, https://edition.cnn.com/2024/03/06/economy/fed-chair-powell-testimony-capitol-hill/index.html.
[12]IMF在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时，用于计算汇率的时间是7月25日至8月22日，这一阶段，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是7.16。数据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https://www.chinamoney.com.cn/chinese/bkccpr/。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7.05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4.5%。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4年3月1日，第10版。
[13]Lefteris Tsoulfidis and Aris Papageorgiou, "The Recurrence of Long Cycles: Theories, Stylized Facts and Figures,"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 10(4). 该文将1790年至当前的世界经济分为五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分别是：（1）1790年至1815年的上升期、1815年至1845年的下降期；（2）1845年至1873年的上升期、1873年至1896年的下降期；（3）1896年至1920年的上升期、1920年至1940年的下降期；（4）1940年至1966年的上升期、1966年至1982年的下降期；（5）1982年至2007年的上升期，2007年至未来的下降期。按此划分，较远时期的两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持续时间超过50年，而最近的两个周期的时间不足50年，第四个周期的持续时间甚至在40年左右。
[14]2024年1月底，IMF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在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时，将2024年和2025年的世界经济增速调高至3.1%和3.2%，并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软着陆的最后阶段。Paul Wiseman, "IMF Chief Economist Says World Economy Is 'Now in the Final Descent Toward a Soft Landing'," 2024, https://fortune.com/2024/01/30/imf-world-economy-outlook-forecast-america-boom-soft-landing/.
[15]Lefteris Tsoulfidis and Aris Papageorgiou, "The Recurrence of Long Cycles: Theories, Stylized Facts and Figures,"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 10(4).
[16]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海伦·米尔纳在纪念吉尔平去世时提出的观点，按学术传承算，米尔纳是吉尔平学生辈的学者，米尔纳对霸权稳定论的看法也经历了变化。Helen V. Milner, "The Enduring Legacy of Robert Gilpin,"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08-15/enduring-legacy-robert-gilpin.
[17]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03/08/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state-of-the-union-address-3/.
[18]Joseph S. Nye, Jr, "When Will China Overtake the US?" 2014,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4/11/will-china-overtake-us/.
[19]Joseph S. Nye, Jr, "The China Fears Are Exaggerate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2023, 31(1).
[20]Tim Calle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Weights Matter,"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Series/Back-to-Basics/Purchasing-Power-Parity-PPP. 该文有多个版本，最早发布在IMF2007年出版的《金融与发展》（Finance & Development）上，2017年又进行了更新，相关说明可参考：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basics/index-0629.htm。笔者引用该文时，至少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从其改动的内容来看，新版本在承认两种方法的优劣时，也认识到选择不同方法牵涉到评估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大小。
[21]World Bank,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for Policy Making: A Visual Guide to Using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1, p. 8. 在中美之后，体量较大的经济体分别是印度（6.7%）、日本（4.3%）、德国（3.7%）、俄罗斯（3.2%）、英国（2.5%）、巴西（2.5%）、法国（2.5%）、印度尼西亚（2.4%）、意大利（2.1%）和墨西哥（2.1%），其余占比在1%以上的经济体包括土耳其、韩国、西班牙、沙特、澳大利亚、伊朗、埃及、泰国和波兰。
[22][24]Patrick Honohan,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to Compare Countries: Strengths and Shortcomings," 2020, 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b20-16.pdf.
[23]Oxford Economics, "Chinese Catch–up Prospects Recede as the US Outperforms," 2023, https://www.oxfordeconomics.com/wp-content/uploads/2023/12/20231518-RB-ChinaUS.pdf.
[25]Janko Šćepanovi, "Still a Great Power? Russia's Status Dilemmas Post–Ukraine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24, 32(1).
[26]Simon Saradzhyan and Nabi Abdullaev,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s Putin's Russia in Decline?" Europe–Asia Studies, 2021, 73(2).
[27]钟飞腾：《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外交新布局》，《外交评论》，2023年第4期。
[28]数据来源：Maddison Database 2010，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database-2010。
[29]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6, 1(1).
[30]Salvatore Babones, Philipp Babcicky and Oleg Gubin, "Global Kondratiev Waves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Russia Since 1800: A Relative Deprivatio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3, 60(5).
[31]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Power Stat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6, 1(1).
[32]Christopher Layne, "The US–Chinese Power Shift and the End of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94(1).
[33]Ronald. L. Tammen, "The Impact of Asia on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India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6, 8(4).
[3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p. 31–32.
[35]OECD, "Long–Term Baseline Projections," 2023, https://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EO114_LTB&lang=en.
[36]对权力理论发展脉络的相关介绍可参考牛津研究百科提供的词条：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Foundation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2017,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296。
[37]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7, 41(1)；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06年第1期。
[38]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Vision 2050: Maintain Position as a Frist–Tier Nations," 2014, https://www.jcer.or.jp/eng/research/pdf/140408update.pdf.
[39]《2060年の世界、米中が経済規模で拮抗》，2019，https://www.jcer.or.jp/economic-forecast/20190617-2.html。
[40]Ronald. L. Tammen, "The Impact of Asia on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India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6, 8(4).
[41]Jake Sullivan, "Remarks and Q&A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2024, https://www.state.gov/translations/chinese/remarks-and-qa-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the-future-of-u-s-china-relations-zh/.
[42]Anthony H. Cordesman, The Lasting Strategic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5 July 2023.
Centennial Changes and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Evolution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Zhong Feiteng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the most essential and enduring factor of a major power is still its economic strength. When looking at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both short-term changes and long-term trends. In the short term, the pace at which China's total economic output surpass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slowed down, but there is still the possibility of surpass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ong term, comparing economic strength based on PPP calculations, combining Kondratieff cycles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can help better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s. Due to the different economic positions of countries with lower income levels based on the two algorithms mentioned above, this differenc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ual actions by Russia and India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recent years. Japan, due to its familiarity with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ends to underestimate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leading to Japan consistently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ally. Howev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S. in forming a grand coalition that includes the EU, Japan and India.
Keywords: global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economic growth, Kondratieff cycle, power shift theory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