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国际体系演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多重三角关系和阵营化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演化逻辑和路径。阵营化造成了集团对抗，或者引发大战，或者陷入冷战；多重三角关系基于议题而形成灵活外交，保持了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互通-互动是推动国际体系演化的动力，交通、通信等功能型互通-互动扩大了国际体系的规模，最终形成了具有全球广度的国际体系。在功能型互通-互动的推动下，国际体系的广度延伸、密度增强，到19世纪中后期，多元区域性国际体系朝着“全球性”的单一国际体系迈进；而以价值型互通-互动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阵营化演变，阵营化国际体系的对抗强化了体系阵营内部的凝聚力和等级性。经济社会的发展冲击着阵营化国际体系，多元权力中心的历史性回归为多重三角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是未来国际体系的前景之一。
【关键词】互通-互动 三角关系 阵营化 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6.006
孙兴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地缘政治、帝国与国家构建、货币政治。主要著作有《“东方问题”与巴尔干化的历史根源》、《印太还是亚太？——空间演化、地缘重组与区域秩序未来》（论文）、《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论文）、《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论文）等。
引言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的致辞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是携手维护和平稳定，还是滑向‘新冷战’的深渊？是在开放包容中走向繁荣，还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萧条？是在交流与互鉴中增进互信，还是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知？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抉择。”[1]世界已然进入一个动荡变革的混沌时期，新冠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乌克兰危机却延宕升级，大国政治重新成为焦点，全球化的乐观情绪已然褪去，世界再一次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
未来的世界会更好吗？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每个人的生活，也拷问着研究者们。从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论”“单极霸权论”到“历史的回归”“零国集团论”“没有主宰的世界”，及至当下，更是响起了“失序的时代”“重归丛林”的悲观声音。当下世界的历史性变革或许并不是大国权力的消长，也不是全球化的潮起潮落，而是一个距离被消灭的空间中多元身份如何共处的问题。人类以交通和通信为基础的互动能力飞速发展，世界已经被捆绑为单一国际体系，但是身份和价值观念的边界并没有随之消弭，相反，距离的消失造成“他者”涌现，昔日小共同体的边界被激活，并且成为身份认同的精神资源。在现代化的洗礼之下，“全球政治大觉醒”，国际体系已经超出了西方的范畴，未来的国际秩序也需要建立在多元现代性和多样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如查尔斯·库普钱所言，“在未来世界，各大国基于对秩序的不同理解而各行其是，这种局面并非第一次出现。但随着全球相互依赖性的加深，各种不同秩序间如此强烈和持续地相互影响确属首次”。[2]19世纪以来“全球大转型”，凭借工业革命、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意识形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向全球扩张，确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国际体系。所谓现代国际关系也产生于19世纪的大转型之中。基于西方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现代国际关系学能否解释历史大变局之下的国际秩序？日本学者羽田正认为，“最近几十年间，曾经支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默会知识——‘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以及基于此产生的研究成果都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这种世界观作为理解人类与世界的知识体系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其普遍性”。[3]当然，未来的世界未必是“他者的世界”或者“后西方世界”，而是由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共同塑造且打破西方与非西方边界的全球性秩序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后帝国时代，主权国家成为普遍的政治组织形态。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全球政治体系与不断“大合流”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了一对矛盾综合体。交通、通信、信息、知识、观念、信仰等不同层面的互动交流的频度、广度既不同步，也不同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边界。“具有空间广度和密度的全球和跨国相互联系把共同体、国家、国际制度、非政府组织以及多国公司之间的关系编织成复合的网络，从而形成全球秩序。这些交织在一起并且互动的网络形成了一个演变着的结构，不仅限制着而且推动着共同体、国家和社会力量。”[4]技术革命不断提升人类的互动能力，从轮船、电报到飞机、互联网，世界因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然形成了单一的全球体系。与此同时，以血缘、地缘、宗教和价值观念为纽带的共同体边界依然牢固，尤其是在历史上扮演文明中心的国家经历了现代转型之后重新寻求历史角色，在单一的全球体系之内出现了多元权力中心，这便构成了当下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结构。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多元权力中心结构的演变具有全球史的大背景，唯有厘清其时空演化进程以及互动机理，才能更好地理解百年变局丰富复杂的内涵。
互通-互动与国际体系变迁
“互联互通是当今时代的元模式。”[5]地缘政治学者帕拉格·康纳如是说。互联互通正在改变世界的版图，能够接入全球互联互通网络的国家或者城市便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在不断扩张的网络中占据关键地位，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地缘影响力。而罗伯特·卡根则认为，世界正在回归正常，民族主义回归、大国的地位之争以及宗教冲突等因素让“历史回归”而不是“历史终结”。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背后是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认知，如同安妮-玛丽·斯劳特在其新著《棋盘与网络》中所概括的，或者将国际关系以棋盘来比喻，或者以网络来审视，不同的视角之下的国际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从分隔、边界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就是棋盘，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描述和推演的一样；从互联互通、跨越边界的交流来看，世界已经成为愈加绵密的网络。棋盘与网络、广场和高塔代表了不同的秩序逻辑，但并非不相容或者非此即彼，相反，两种逻辑贯穿于国际秩序演变进程之中。如尼尔·弗格森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见过现在这样庞大的网络系统，也没有见过如此快速的、像病毒传播一样的信息流动。但是规模和速度不是全部。过去规模较小、速度较慢的网络也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可能还非常强大，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参透无垠而又迅猛的网络，但如果不去研究它们，那么我们就无法预知未来的网络时代会是令人欣喜的解放，还是恐怖的无政府主义。”[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全球性国际体系已然浮现出来。一方面，全球性互动网络越来越绵密；另一方面，大国政治并没有退场，主权国家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导论》中提出：“当代史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因此，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这意味着，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并不仅仅是通过增加论述欧洲以外地区事务的章节来补救我们关于当代史的传统观点，而是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视与修正。”[7]重新书写世界史，其中一个目标是探寻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历史根源，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更加宽广的时空框架。
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系统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8]而互动单元，也就是国家基本被化约为同质性的“类单位”了，因此国际体系主要由结构来界定，所谓的结构就是单元的排列组合，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体系中的大国，也就是“极”的数量。华尔兹的理论被认为是结构现实主义，或者说结构界定体系的论说，至于体系的边界以及演变并不在结构-体系的解释框架之内。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华尔兹的结构没有为那些既不属于单元层次也不属于系统层次的重要变量与安排留有余地。[9]比如说技术、攻守态势、共享的经验和规范以及民族主义，等等。巴里·布赞同样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是出发点，而不是终点。在与里查德·利特尔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中，巴里·布赞并没有对国际体系进行定义，而是采取了多元主义理论和方法，将互动能力、过程和结构作为三个重要的解释源，尤其是互动能力和过程为国际体系的变迁历史打开了通道，国际体系这一作为国际关系学核心概念的历史一下子从几百年延长到了六万年。国际体系的历史就是人类互动网络变迁的历史，由此，互联互通以及互动才是国际体系的主体，甚至可以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本体。
互通-互动源于人性。社会人类学家们认为，连接、共享、利他等是人类的特性，语言、心智、社交天性是人类互动网络不断扩大的关键因素。互通-互动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核心动力。互通意味着不断打破边界，体系的广度不断扩大；互动则提升了体系的密度，重塑了体系内组织形态。从互通-互动的角度来看，主权国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态，主权国家的建构历程以及成败得失有其原因，国家形态与结构的演变与互通-互动紧密相连。社会人类学家认为，“随着社会从一队人马通过部落进化到王国和国家，某些结合方式便超出了血缘关系的网络，扩展为包括其他的联盟和经济协议。因为社会网络随之变大，通信线路变得更长和相互作用变得更为多样化，所以整个社会系统就变得更为复杂。但是这些变化背后的道德准则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平民百姓仍旧在形式化代码的操控之下，与管制狩猎-采集社会成员的情况没有不同”。[10]交通、通信、运输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将人聚拢甚至是挤压在一个即时空间之中，但是这并不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消失了。需要关注的是，在同一空间中，身份意识在觉醒，寻找和创新“传统”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
互通-互动存在不同类型，不同层面和性质的互动的频率、频谱不同，形成不同广度、密度的网络。互通-互动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功能型互通-互动、规则型互通-互动与价值型互通-互动。功能型互通-互动主要指互动手段和工具的变革，车轮、马镫、轮船、电报等极大提升了互通互动能力，扩大了体系的广度，速度革命压缩了空间，最终形成了具有广度的单一国际体系。价值型互通-互动主要包括身份认同，即在一个具有广度的国际体系内如何标记自己的身份。语言是人类进化的“量子跃进”，语言、禁忌、仪式等构成了共同体共享的身份标记，这种价值型互动的变化是缓慢的。当然，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具有想象力和容忍差异的能力，从而形成了身份的多样性。“人类社会中的标记首先应该是作为一种身份密码使用，随后的标志可能涉及用整个身体来表达社会成员的身份，但是这些标记几乎不会在考古记录中留下什么痕迹。几万年前，更复杂的社会出现了，其产生的背景是当时的人口已经膨胀并能够充分互动，从而让人们可以集体记忆、生产和即兴创造更复杂的社会特征，当然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与邻近部落拉开距离。”[11]几十人、上百人基于血缘纽带构成的小型共同体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身份认同的边界塑造了小共同体，共同的身份一方面能够增强凝聚力，另一方面则形成了难以突破的身份边界。时至今日，血缘纽带、部落意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身份认同基础。价值型互通-互动塑造了体系的“深度”（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和亲密度），也是体系内不同单元的边界，身份意识的背后是“我-他”的分离甚至是对立和对抗、冲突和战争，尤其是大战的心理根源。规则型互通-互动处于功能型和价值型之间，是不同主体之间重复互动之后逐渐形成的规则、规范或者默契，代表了体系密度。交换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重要方式，尤其是以市场为代表的交换体系是稳定可预期的互动模式，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单一国际体系的重要基础。
三种不同类型的互通-互动之间不同的组合决定了国际体系的规模、形态与结构。具体来说，功能型互通-互动界定了体系的广度，规则型互通-互动衡量了体系的密度，而价值型互通-互动则代表了体系的深度，广度、密度和深度呈现了体系的不同层面。三种“度”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时，体系处于比较稳定状态，而失衡则会导致体系的瓦解与重构。三种类型的互通-互动所代表的“度”可以形成不同组合，从而塑造了体系的类型。当然，在历史演变进程中这些国际体系类型未必全部出现过，比如兼具广度、密度和深度的国际体系大概与康德的“永久和平”以及中国圣贤所说的“大同社会”相近；而广度、密度和深度都比较低的时候，很难说形成了所谓的体系，更不要说稳定结构了，这种状态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前的相当漫长的时间中存在，在采集狩猎时期缺少驯化驼畜、没有车轮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低下，互动的频率不足以形成规则，不同的人类小共同体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但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建立起来了，可以说，小共同体构成的国际体系，其单元内部是具有牢固认同纽带的，但是并没有形成具有广度和密度的国际体系。具有深度的共同体成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基础单元，其根源与人类的特性有关。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群体规模与大脑新皮层的大小有关，每个人拥有的社交网络规模在150人左右，这个数字也被称为“邓巴数”。[12]小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动基本是扁平化和网络化，或者说是熟人社会，依靠语言、伦理、禁忌，甚至是“闲言碎语”形成的舆论压力就能够规范成员的行为。超过这样的规模就要依靠权威，依靠共同的祖先、神话而形成更大规模的组织，逐渐形成了等级结构，普世宗教为普世帝国提供了信仰纽带，可以说，普世宗教依靠价值型互通-互动，在交通、通信并不发达的时代扩大了国际体系的广度。
从一般意义上说，功能型互通-互动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先导”和基础动力，而规则型互通-互动则受益于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的提高，但相对滞后，规则的变迁往往涉及利益、地位的调整。价值型互通-互动具有自主性，并非另外两种互通-互动的副产品。人的思想观念是大脑的产物，而大脑的进化并不快，人的思维方式往往反映了人类早期对环境的适应，尤其是漫长的小共同体生活的经验。罗宾·邓巴说，“我们是太空时代宇宙中的石器思想者”[13]。在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类生活和生存环境已经迥然有别于一万年前开始定居和从事农业的祖先，更不用说石器时代的祖先了。小共同体时代的身份认同纽带、思维方式以及“我-他”之间的边界并没有随着国际体系广度和密度的提升而消弭，相反，全球化挤压的“地球村”中住着几十亿带有古老的部落意识的人群，国际体系的深度大大滞后于广度和密度，这是当下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也是国际秩序动荡变革的根源。“世界在逐渐一体化的同时，也在被越来越深化的隔阂所割裂，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一条鸿沟已经出现，并且越来越难以逾越，这种隔阂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被世代沿袭下来（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现代与传统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在西方人关于外部世界的论著中得以体现，还彻底吞噬了曾经影响世界历史记载的启蒙主义‘人类观’。”[14]国际体系的百年变局的重要根源在于三种不同互通-互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大卫·哈维认为时间消灭空间和缩短流通时间极大压缩了时空体系，这也得益于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革命性的提高，使已有的“身份标记”受到了极大的冲刷和挤压。作为回应，一方面，一些人寻找历史记忆，修建历史博物馆，将曾经的历史故事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一些人赋予“地方”意义，赋予空间以内容，“对于这些地方的建设以及某些本地化审美意象的流行，会导致在内爆空间性的拼接中确立起某些有限的身份认同”[15]。
互通-互动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尤其是结构性的变化。对于国际体系的分析需要从结构-体系视角转向过程-体系视角，探寻“变局”的动力。从国际体系形态的角度而言，帝国到后帝国的转换是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三四千年来，帝国一直是国际体系的主角，帝国既是政治组织，也是一种国际体系。从互通-互动的角度来看，人类在依靠人力、畜力的农耕和游牧时代，互动能力是有限度的，帝国实际上是为了广度而放弃了深度，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容纳和利用多样性而形成了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构，帝国中心对边缘地带的统治除了依靠军事之外，更依赖于互动的密度，也就是规则、制度的建立。囿于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水平比较低下而难以支撑规则型互通-互动的建设，因此，帝国的兴衰往往就体现在边疆的伸缩，帝国的过度伸张使得其统治体系难以持续，边疆地区从帝国中“逃逸”出来，而帝国的广度回到与规则型互通-互动相匹配的水平。西欧最先进入了后帝国时代，在中世纪晚期逐渐形成了多个政治实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建立了市场体系，贸易商、银行家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动了规则型互通-互动体系的构建，提高了欧洲国际体系的密度。欧洲国际体系的广度、密度和深度的不同步运动同样构成了国际体系变迁的核心主线，而国际关系学者所关注的“均势”并非自动生成，而是在国际体系的广度、密度和深度处于相对均衡时期的产物。与此相关的是，欧洲国际体系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大战”，形成了阵营、联盟之间的对决，价值型互通-互动借助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的提升而形成了清晰的“我-他”，甚至是“敌-友”的边界。二战之后，殖民帝国解体，世界进入了后帝国时代，国际体系依然呈现出阵营化和三角关系两种趋势，功能型互通-互动已经将世界整合为一体，联合国体系、国际法以及多种多样的国际组织进一步完善了规则型互联互动。从广度和密度而言，一个单一国际体系已经形成，与此同时，价值观念，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观念、故事和神话也被挖掘出来，身份的边界更加复杂多元。此外，人口流动的加速，原有的小共同体认同的边界在空间上已经模糊化，身份边界以及身份认同的“断层线”在地理空间上很难辨明清楚，而会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混沌”的状态。回到本节的开头，当下国际秩序是何种状态，未来走向何方？从互通-互动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单一但分层的国际体系之内多元权力中心回归，简而言之，广度上已经完全覆盖，而规则依然是分层的，呈现出等级性的特征，与此同时，具有稳固且悠久价值观念纽带的国家或者文明借助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提升而历史性回归。如何在时空压缩的单一国际体系内实现多元权力中心的共处是未来国际秩序的焦点——是阵营化还是稳定均衡灵活的国际秩序？
多重三角关系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共享一个核心假定，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然而，无政府状态之下，人类并非如霍布斯所说的那样处于丛林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依然存在秩序。战争并非常态，从长时段来看，国家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大战是在减少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如何构建秩序，展开合作？“均势”是备受关注的方式，亨利·基辛格甚至认为，均势可以成为未来全球秩序的可行之道。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只有两个强国存在的均势是不稳定的，均势系统的正常运转至少需要四个国家”。[16]国家的数量似乎并不构成均势的前提条件，均势的本质在于国际体系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尤其是国家之间灵活有效的互动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均衡。从互通-互动的角度而言，均势是建立在价值型互通-互动水平比较低，而功能型互通-互动与规则型互通-互动能够相互匹配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说，均势需要建立在没有固化的“敌-友”划分的基础之上，从而为灵活的外交活动奠定基础。
均势的第一个前提是国际体系的形成，或者说，均势是国际体系的一种形态和结构，均势并不是国际体系的必然结果，也非自发形成的结构。均势需要一些条件：第一，几个行为体的权力相对平等。行为体的最小数目是2（虽然也许一个大国为若干更小的国家所制衡）。第二，所有国家都希望生存，它们可能寻求扩张，通常有一些国家这样做。但是必要条件在于，它们并不渴望彼此形成邦联。第三，国家能够在短期利益的基础上相互结盟。意识形态、人际关系的敌对和国家仇恨并不会限制国家在维持必要安全的基础上来结盟和重新结盟。第四，战争是治国术的一种合法手段。[17]国际关系历史与战略专家也有此共识，国际体系或者说稳定有效的国际体系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主要国家就目的和目标持有共识，而这共识反映他们试图通过建立和加入体系来维护和促进的主导价值观念；有一种适合下列因素的结果，它们是互相作用的国家的数目、体系的地理边界或范围、其成员国之间的权势分布与其分层和地位等级排列；共同接受的程序，即旨在实现体系目的和目标的规范、规则、惯例和体制。[18]归结起来，均势国际秩序建立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国际体系之上，多元主体之间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帝国并不承认其他主体的平等地位；均势秩序建立在非敌友划分基础之上，各方之间维持灵活外交关系，外交的目标是保持行动自主性。换言之，国际体系主要围绕功能型互通-互动和规则型互通-互动展开；均势并不意味着各方实力均等，而是各方能够有意识地避免一方独大，以致将国际体系的结构从多元互动变成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均势国际体系的维持不排斥战争、结盟，但是无法与刚性同盟、无限承诺等因素兼容。
多元主体构成的国际体系可以化约为多重三角关系，灵活的三角关系能够维持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实现均势国际体系所追求的秩序。均势是国际体系的结构，也是治国术，更需要动态灵活的外交过程。“三角关系是多边关系中最简单的形式，并且对于三角关系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体而言，由于受到另外两方的态度之间的联系，以及另外两方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影响，管理不确定性是一个比取得任何具体结果都更为现实的目标。”[19]三角关系可以作为国际体系的最基本单位，三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具有系统效应，任何一方都要受到系统的约束。“三个国家组成一个体系时，衍生结果很可能支配行为的即时的和直接的效应。权力通常并不是来自军事或经济力量，而是来自于处身其中或所造就的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国潜在敌国们相互冲突。一国是否需要安抚另一国，常常取决于一个国家需要得到支持以反对其他国家的程度。”[20]三角关系可以说是最小的国际体系，灵活的三角关系能够维持国际体系的均衡，而三角关系裂变则可能导致对立和冲突，形成阵营对立的态势，阵营化的逻辑会让多重三角关系结构趋于僵化，甚至引发大战。
厄洛尔·迪默特对三角关系作出了经典分析，他根据任意两方关系的性质将三角关系分为三角家庭、浪漫三角、婚姻关系和单位否决四种，最稳定的是三方都是朋友的三角家庭关系，最不稳定的是互为敌人的单位否决关系。[21]布兰特利·沃马克从三角关系的“结构”角度进行了分类，即对称三角关系（X=Y=Z）、单极双边非对称三角（X>Y=Z）、两极双边非对称三角（X=Y>Z）、三边非对称三角（X>Y>Z）。“非对称模型导致行为体的实力因素对战略三角关系整体稳定的决定性影响多出来一个附加条件。与强国的关系被认为对于决定任何三角行为体的个体能力都至关重要，强国的个体行为能力对于决定战略三角关系的整体稳定也十分关键。”[22]三角家庭和单位否决两种类型并不构成经典意义上的战略三角关系，三方都是朋友或者敌人意味着基于“敌-友”的价值型互通-互动成为主要形式，三方都是朋友是乌托邦的想象，而彼此敌对则是丛林状态。浪漫三角关系和婚姻关系中，婚姻关系则可能呈现出阵营化的趋势，其中两方是稳定的契约关系，彼此有相互忠诚的承诺，那么任何第三方都可能成为这一稳定“联盟”的对立面。理想或者纯粹的三角关系是浪漫三角关系，也就是其中一方X与另外两方Y、Z的关系要好于Y和Z，这意味着X获得了关键地位，不仅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而且能够依靠自身地位操控与其他两国的关系。关键地位并不取决于实力，而是在三角关系中的位置。因此，在三角关系中，关键地位是任何一方都要努力去争取的，由此会形成三角关系中关键位置的“流动性”，对关键地位的竞争能够使三角关系运转开来。任何两方既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刚性同盟，任何两方基于议题展开合作或者竞争，任何两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第三方。换句话说，理想的三角关系是要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情感好恶隔离开来的。
三角关系如在一个价值型互通-互动处于隐性或者被有意控制的国际体系之中，构建、推动或者运筹三角关系的战略家们希望外交与内政能够隔离开，通过秘密外交来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最典型的莫过于基辛格。基辛格推崇的外交家是梅特涅，他认为，“梅特涅是继承了十八世纪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科学家’，他在一个越来越通过‘事业’来实现政策的时代冷静和不动声色地安排他的各项组合……因为他认为政策是一种科学，他不允许有任何感情上的依恋来干涉他采取的措施。在梅特涅的外交手腕中，不存在他选择目标时特有的僵化的教条主义，也没有亚历山大一世处事时不着边际的多愁善感”[23]。在试图打开中国大门，构建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过程中，基辛格近乎模仿了梅特涅的“科学”做法，经过1969年的一系列试探和传递信息，在基辛格访华之前，他就认为美国与中苏的关系变成了“三角关系”。他说：“我们不认为我们打开通向中国的路就一定是反苏。我们的目的是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我们没有理由把我们同主要的共产党国家的接触局限于苏联。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要赎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24]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在一个因意识形态争斗而分裂的国际体系中，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可能同样具备优势，因为对于那些无法相互联合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国家是一个可接受的联盟伙伴。”[25]对于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态度亦有所变化。1969年，关于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同志交待：“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26]而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彼此妖魔化的情绪也在下降，共处既是现实，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基辛格也认为，“不管有多大的相互不信任，克里姆林宫和尼克松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比以前大部分时期都要认真，而且一般地没有那种一时欢天喜地、一时灰心丧气的那种起伏跌宕的状况”。[27]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为创建三角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角关系并非单数，而是复数的，三角关系是在多边复杂网络中运转起来的，反过来，三角关系也受到系统的支撑和约束。尼克松和基辛格运筹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一个目标是从越南脱身，基辛格认为，“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光是对河内就造成创伤。这些就是压倒一切的‘补偿’”。[28]而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改变了中美苏关系格局，而且对东亚和欧洲国家也造成了连锁反应，这意味着，三角关系在一个系统内运转，并且造成连锁系统效应。“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获得杠杆，用于形成同苏联之间的一种比较满意的关系。美国对华积极关系的威胁将是‘大棒’的一部分，它同苏联展示的各种诱惑结合起来，将把苏联拉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关系，在其中苏联人将自我约束，不使用它们愈益增长的权势去推进阵地，不靠损害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去谋求控制。”[29]从欧洲国际体系的演变来看，三角关系或者均势体系的运转与海权国家的兴起密不可分。欧陆的均势体系往往有赖于英国的介入，英国成长为海权大国，选择性干预欧陆事务，制衡欧陆大国的霸权野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三角关系与海上霸权体系相关，海权大国选择性介入大陆事务，获得了行动的自主性，进而可以在三角关系中占据关键位置。功能型互通-互动扩大了国际体系的广度，尤其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启，突破了人类活动的陆地边界，海洋不再是互通-互动的障碍，而是提供了新的途径。时殷弘认为，“五个世纪的现代世界史始终以全球化政治经济和全球化交往体系为一大特征，因而就获取并维持最大强国地位而言，对跨洋水道的优越的利用和控制一向是一大先决条件”[30]。海上霸权从荷兰到英国，最终到了美国，德约认为，“陆上强国对海军强国的共同敌意，无法克服陆上强国自己中间的更活跃的敌意”[31]。正因陆上强国之间的敌意超过了它们对海权国家的敌意，从而赋予了海权国家操控大陆国际体系的机会，当然，如果大陆强国一枝独秀的话，海上强国主导的三角关系就会形成海陆对抗，跌入阵营化的陷阱。
三角关系未必会形成战略互信，但能够逐渐增信释疑，稳定预期。三角关系的构建需要最基本的信任，尤其是彼此隔绝或者对立的双方需要释放善意，在观念对立或者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善意的信号并不容易传递。社会学家提出的“弱连带”概念在形成三角关系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弱连带相当于认识但并不太了解的“朋友”，并不一定需要共同的志趣、爱好或者价值观念，但是这种“一面之缘”的朋友往往能够将不同的朋友圈连接在一起。“弱连带却被视为个人取得机会以及社区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强连带则增强了地方的凝聚力，但却又导致了社会整体的破碎化。”[32]基辛格认为，在1969年，中美苏三角关系开始运转，而中国学者牛军的研究表明，1965年是中美地缘安全争斗从降温走向结束的转折年代。“从逻辑上推论，与苏联关系的紧张和中国决策层对苏联威胁的日益关注，也可能是导致他们更愿意控制中美危机和避免中美冲突的日益重要原因。一种被称为‘战略三角’的均势政策的逻辑这时已经存在了。”[33]无论1965年还是1969年，距离人们所认为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形成都有一段时间，中美之间通过各种渠道释放信号，比如邀请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通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传递信息，等等，这些都算是一种“弱连接”，恰恰是弱连接扮演了中美之间的桥梁，包括乒乓外交也是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传递了彼此善意。增信释疑是一种战略，必须克服战略的、政治的和心理的障碍。[34]基辛格认为，中美“两个大国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协调各自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协调它们与此有关的利益来寻求合作。这样的关系不仅是法律上的需要，而且也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35]。三角关系的运转也是一个心理过程，各方保持节制，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在各方相对安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各方在基本的常识、默契的轨道上互动，也进入了规则型互通-互动范畴。
三角关系并非稳态结构，而是通过灵活外交活动实现国际体系的大致均衡。如同自行车一样，转动起来才可以稳定，当然，这并不能保证自行车不会停摆或者翻车。国际体系的广度、密度和深度随着互通-互动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由此会造成结构的调整。从广度的角度来说，19世纪中后期欧洲国际体系向外扩张，以殖民帝国的形式扩大了国际体系的广度，从而形成了欧洲国际体系和海外殖民体系的嵌套，海外殖民体系为欧洲国际体系转嫁危机和矛盾提供了空间。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构建的大陆联盟体系并非联盟体系，而是通过秘密外交组织起来的复杂的多重三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德国不介入海外殖民地，而是利用英法俄等国在海外殖民的矛盾而获得“关键地位”。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扩大了国际体系广度的同时，也为价值型互通-互动提供了新的媒介，大众传媒一方面为重塑国家认同和团结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则将“我-他”甚至“敌-友”的划分纳入外交关系中，从而使得职业外交家或者政治家构建和维持复杂三角关系的空间更为逼仄。
此外，三角关系是相互制衡的结构，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保守、克制、妥协是三角关系所需要的要素。在浪漫三角和三边非对称三角所组合起来的三角关系中，占据关键地位且实力较强的一方X也面临着困扰，尤其是在受到另外两方Y和Z挤压时要付出比较大的成本；而最弱的Z则可能比较焦虑，甚至以弱势地位绑架强者，原因在于，如果Z受到削弱或者毁灭，那三角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而Y则备受挫折，近乎被锁定在三角关系中，虽然实力强于Z，但是却没有行动自由。因此，三角关系的维系需要各方将三角关系作为治国方略的意识，满足于现状。如基辛格所言，“稳定秩序的基础是其成员相对安全——因此也是相对的不安全，稳定反映的不是存在尚未得到满足的诉求，而是怨恨没有大到足以企图颠覆协议而非寻求在框架内进行调整。其结构被所有主要国家接受的秩序是‘合法的’，而有某个国家认为受到其结构压制的秩序是‘革命性的’”。[36]任何一方不愿受到三角关系的约束，系统的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如德国1890年拒绝续签德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维系的多重三角关系开始解体，欧洲国际体系陷入了阵营化的逻辑。
阵营化，冷战抑或大战
阵营化，意味着单一国际体系内的裂变，形成了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换言之，阵营化最大的特征是单一国际体系内部的再边界化。俾斯麦构建和运筹的复杂的大陆联盟体系最终变成了20世纪初的两个军事同盟，萨拉热窝的枪声竟然引发了欧洲的一场大战，终结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维也纳百年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没有像维也纳会议的前辈一样重建一个百年和平，从雅尔塔会议到马歇尔计划，二战后的秩序被“冷战”所取代，两大阵营对峙了近半个世纪。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19世纪三部曲”中将短暂的20世纪命名为“极端的年代”，从1914年到1991年，世界大战和漫长的冷战成为20世纪的主要线索，也有人将冷战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所谓的“大战”，不仅是烈度超出从前，更是阵营的对垒和厮杀，持续的时间也超出一般的战争，而带有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绝对战争”的性质。幸运的是，冷战并不是世界大战，而是“长和平”，而冷战期间也出现了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阵营对抗也随之降级。阵营化，是比“两极体系”更加普遍的现象，两极意味着作为“极”的大国的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而并非所有阵营化现象中都有明确的两极。冷战时期，美苏所具有的超群实力地位更是一种特例，而非普遍现象。希腊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形成了阵营，但很难将其称为两极对立。
单一国际体系并不意味着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所谓的单一性主要由功能型互通-互动所界定，在不同的交通通信条件下，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广度。比如希腊世界、地中海世界、基督教世界，等等，在特定的互动水平下会形成国际体系的边界。从历史的演进看，阵营化的国际体系在大战之后或者重建国际秩序，或者被其他的大国所吞并，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希腊国际体系被并入帝国之中。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建立了基于灵活三角关系的均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很快陷入了新的阵营化，冷战是全球性单一国际体系时代的阵营化，全球冷战也助推了第三世界的形成；除非人类移民外太空，否则全球性单一国际体系将成为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一大前提。
国际体系的广度与密度、深度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从而使得单一国际体系出现了裂变，这是阵营化的根源所在。功能型互通-互动扩大了国际体系的规模，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获取能源的能力，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将地球变成了一个整体，“内燃机引擎导致的军事革命似乎扫清了通向远大征服的征途”[37]。霍布斯鲍姆认为，相比于欧洲失去世界中心地位，世界变成单一的运作单位的意义更为重大，“这个时代对人类唯一可夸耀的贡献，可说完全建立在以科技为基础的重大物质成就进步之上”[38]。科学技术的加速推进实现了功能型互通-互动的突破，相比之下，规则型互通-互动滞后，而价值型互通-互动也没有同步升级。由于不同类型互通-互动的巨大差异，国际体系的广度与密度和深度之间的不匹配、不协调加剧，使得单一国际体系出现裂变，从而引起阵营化。三十年战争是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战争之所以持续三十年之久，其持续的动力在于教派分裂，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德意志地区成为一片废墟。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也与天主教的法国加入新教阵营有关，这意味着新的价值观念——“国家理由”成为主导的观念，宗教分歧不再成为界定国家身份和地位的主要因素。对于欧洲国际体系来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不意味着普遍建立起来了主权国家以及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但意味着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地位成为主要的政治观念，在绝对主义国家时代，君主以及贵族对荣誉的追逐使得国家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战争，18世纪的欧洲战争与君主的性格息息相关，如路易十四追求“太阳王”的荣耀，彼得一世自称“沙皇”。拿破仑战争以及数次反法同盟形成的大战，与民族主义的勃兴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强化了国内的认同，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但也让外交和战争受制于民众的情绪。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重新确立了保守主义、传统主义的原则，复辟的波旁王朝重新加入到维也纳体系之中。直到1848年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打破了梅特涅主导的保守主义国际体系。雷蒙·阿隆区分了两种体系，一种是同质性国际体系，一种是异质性国际体系，而异质性会造成国际体系的裂变，在单一国际体系内形成界线，甚至是鸿沟。“体系若是一个不稳定的妥协，它就没完没了地倾向逾越自己的界限，要么重返丛林，要么迈向‘普世帝国’或者‘法律秩序’。共同文明和永恒对抗的双重意识，实质上自相矛盾。如果对抗意识占上风，战争就无法平息，文明的外交就会黯然失色；如果文化共同体的感觉占上风，国家统一的诱惑或者有组织的和平就无法抗拒。”[39]罗伯特·杰维斯认为阵营化的逻辑其实隐含于社会结构之中，“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因素，往往会形成一致的（consistent）或平衡的（balanced）（把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使用）结构。按纯粹的状态，其中的系统划分为两个阵营，是以具备三个条件为特征：任何行为体都与其阵营中的其他每个行为体有友好关系，任何行为体都与另一个阵营中的每个行为体有敌对关系，没有任何行为体置身于这两个阵营之外——即没有中立者”[40]。
阵营化逻辑形成之后，一方面敌意会螺旋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同盟体系不断扩张，单一体系内的阵营之外的国家也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价值型互通-互动一方面会增强相同价值观念的团体之间的凝聚力，而另一方面则会扩大与异己的差异，通过政治动员形成的对抗的叙事体系，将对抗的观念体系的边界与隔阂固定下来，单一国际体系内部形成“楚河汉界”。与此同时，阵营化意味着阵营内部形成联盟体系。阵营之间的敌意螺旋上升与阵营内的忠诚强化是同步进行的，“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几乎不可避免成为敌人（只要它们不是密切地团结在一起），个中原委仅仅在于，只有在双方属于互为对立的阵营的前提下，才存在均衡。当斗争本身造成了对抗，思想和激情随后就找到无数的方法来证明这种对抗的合理性”[41]。具体而言，阵营化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第一，阵营化的起点在于地位的失衡，而国家在国际体系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实力，也来自于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一旦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的等级秩序明显不同，那么荣誉和地位便可能相互偏离。这些等级秩序之间的相对地位以及秩序内部的地位差异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冲突源。”[42]功能型互通-互动和规则型互通-互动造成了不均衡增长，尤其是技术革命造成了国家物质实力的非同步、不均衡增长，后发国家对自身地位和荣誉的认知与他者特别是先发者的认知存在反差，而这一反差会给先发者造成恐惧，会给后发者带来羞辱。“统一后的德国用了不到40年就成为欧洲大陆实力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与当时的世界霸权国——英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德国人，包括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在内对‘德意志’这个民族概念都已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对自己国家的崛起则有一种自豪感。”[43]德国强势崛起对于德国人而言是值得骄傲的，德国人也渴望与自己实力相匹配的地位，但是对于英国、法国来说，德国的崛起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如同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实力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情绪（恐惧或者受辱）而非利益使得国家之间的矛盾被放大，甚至固化，为了荣誉而不惜一战。勒博认为，“如果人们把那些发动战争和那些被迫参战的国家加以区分，那么荣誉和威望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安全和财富。对于前者，国家间的战争通常是地位之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目标的实现，时常是以国家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44]
第二，外交政策走向战略清晰，同盟趋于刚性，是三角关系转向阵营化的转折点。外交，尤其是大国外交的目标是获得行动自由，但要获得行动自由就需要在复杂的国际体系中纵横捭阖，这与确立国家地位和形象的诉求是矛盾的。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是复杂的，但不能说必然瓦解。徐弃郁对俾斯麦的三项评论是中肯的：一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变国内决策体制和权力结构，尤其是军政关系不协调；二是忽视决策队伍的培养，继任者并不理解俾斯麦的战略精髓；三是没有对民众进行教育，滥用公众情绪，后来的统治者挑起但不能控制公众情绪，政府变成了社会舆论的俘虏。[45]俾斯麦在任的时候尚且能够控制德国军队，但在他卸任之后，军事战略尤其是海军战略取代了德国的大战略。对于俾斯麦的秘密外交以及相互冲突的同盟条约，继任者并不理解，更不要说驾驭了。继任的荷尔斯泰因主张要使德国外交政策清晰起来，要加强德奥同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反俄体系。[46]1890年德国不再续签德俄再保险条约，其中的原因有两条，德国从中获益较少；与德国其他的同盟义务相矛盾。退出再保险条约之后，德国实现了“战略清晰”，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俄国被孤立，从俾斯麦复杂的三角关系网络中“自我放逐”。此外，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承诺不断升级，德奥关系升级也意味着俾斯麦通过《地中海协定》将英国拉入大陆联盟体系的政策遇到了挑战，更重要的是，德国对奥匈帝国的责任越来越多，处于弱势的奥匈帝国反而获得了撬动德国的杠杆，甚至是绑架德国的绳索。俾斯麦通过一系列同盟条约建立了一个排除法国的国际体系，虽然同盟条约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德国在其中占据了关键地位，成为大陆联盟体系的操盘手，维持了欧洲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每个国家在其中都只能部分实现自己的目标。冷战的发生也存在类似的情形。1947年，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在商讨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闭幕式上，指责英法的方案是要“把欧洲分裂成两大阵营，并在他们的关系中制造新的障碍”，苏联要求东欧国家不得参与马歇尔计划，作为应对，苏联组建共产党情报局，组织协调东欧国家的行动，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实施意味着美国以经济手段建立起经济集团，而苏联也确立了“内线进攻，外线防御”的战略，至此，阵营化在欧洲成为现实，欧洲冷战开始。[47]阵营化使得美苏以及各自对欧洲国家的外交战略“清晰化”，阵营内的同盟体系渐趋刚性。依靠共产党情报局，苏联恢复了对东欧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
第三，螺旋上升的敌意使阵营化规模不断扩大。基于情感或者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国家与人一样会形成不同的圈子，就如所谓的“人以群分”，“人们会无根据地扩大他们本身与第三方的共性范围，并使这种关系充满感情色彩。这种倾向在政治活动中也同样存在，尤其是当结盟具有重要性的时候”[48]。美苏之间的分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掩盖下来，二战结束后，彼此的差异就浮现出来。“美国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是过去法西斯主义都不曾做到的。战争时期，自信的美国通过出口武器和粮食，把世界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拯救了出来。现在它要通过输出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民主思想来维护和平。”[49]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和诺维科夫在1946年撰写的名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系统总结了美苏之间的差异和敌意，如同1907年的《克劳备忘录》一样将敌意和对抗理论化了，并且成为外交政策的依据。而敌意和对抗是在同一国际体系内部，它如同地震的震源一样，沿着断裂线不断延伸。19世纪中后期，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瓜分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转嫁了矛盾，但是到20世纪初，全球性国际体系已经形成，“1898年至1905年期间，远东所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一个转折点。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威胁，以及对中国大陆将为欧洲列强所控制的担忧，促使了欧洲以外的强国采取行动。结果导致了全球政治体系的产生，而它最终取代了欧洲体系”。[50]英法俄调整了在海外殖民地的分歧而形成了与德奥相对立的协约国集团，在一战期间，欧洲列强的大战的战线延伸到全世界，殖民地被卷入其中。当铁幕在欧洲落下之后，阵营化的逻辑也延伸到中东、中亚和东亚地区，“冷战造成的两极化以及大国冲突的规模为第三世界的造反者利用国际上的大国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打开了大门”[51]。阵营化逻辑使冷战全球化了，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也促进了第三世界的形成，美苏对立为新独立国家提供了左右逢源的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
第四，阵营内部的结构塑造了阵营对抗的形态。冷战时期，美苏成为各自阵营中的“极”，至少在冷战初期，美苏在各自阵营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阵营内部呈现出等级性的结构，或者说是结构失衡，在阵营内部是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盟友需要得到美苏的保护，同时也受到美苏的约束，美苏在各自阵营内派驻了大量军队。在这种等级性结构之下，以美苏为两极的阵营对抗并没有引发大战，而是形成“长和平”。约翰·加迪斯总结了冷战时期阵营化的规则：尊重势力范围，其实也是尊重阵营之间的边界，不干涉对方阵营内部事务；避免直接均势对抗；核武器只能用作最后手段，美苏之间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可预期的核威慑规则；宁要可预测的疯狂也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不谋求破坏对方的领导。[52]除此之外，冷战时期，主权国家大量涌现，一个基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社会浮现而出，在两大阵营之外出现了“不结盟”群体。当然，在阵营化的逻辑之下，第三世界难以隔离于冷战之外，相反，第三世界国家的建构过程受到阵营化的影响，持久而激烈的内战其实就是在美苏“长和平”之下的激烈对抗的“角斗场”。在阵营内部，大国需要维持自己的威望地位，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荣誉而不断扩张，干预距离遥远的国家的事务，而其理论依据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它们唯恐在体系内的信誉受损而进行代理人战争或者陷入无关本国安全的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就是例证。
与冷战时期不同，一战之前的阵营化没有走向“长和平”，而是一场大战。细究两个时期阵营化的显著区别在于，一战前的两大阵营内部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极化，大国的地位并不突出，甚至出现了比较“反常”的现象，那就是大国被小国（弱国）牵着鼻子走。阵营内的成员无论实力如何，任何一方的背叛或者中立都会影响阵营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阵营内部的稳定和凝聚力，彼此责任趋于无限，承诺不断升级，最终从防御性同盟演变成为进攻性同盟，尤其是大国对小国的无限承诺和空白支票，让小国获得了进行冒险的杠杆。如同“狐假虎威”的游戏一样，如果两个阵营都玩“狐假虎威”的游戏，那么两只老虎就可能“梦游般”陷入一场不曾预料的大战。一战之前的两大阵营中的弱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在巴尔干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巴尔干之于两个帝国，与其说是利益之争，不如说是荣誉和地位之争。1908年奥匈帝国违背1878年《柏林条约》吞并了波黑，德国给予了奥匈帝国外交和军事上的无限支持，德奥同盟从防御性同盟变成了攻击性同盟，德国为奥匈帝国开出了空白支票，从而大大纵容了奥匈帝国的冒险行为。反过来，俄国在波黑危机期间受到德奥的羞辱，而英法没有给予俄国足够的支持，这场危机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下一场危机中，德奥试图复制获得“成功”的经验，而俄国则绝不愿重蹈覆辙，英法担心若不给予俄国支持，俄国将倒戈。等到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德奥两国将各自的盟国拖入了一场大战。在阵营内，强国为了获得弱国的支持而不得不开出空白支票，无限责任和无限承诺使大国丧失了对小国的约束，反而被小国“绑架”。
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基本都是从阵营对垒的边缘开始，且并非阵营内的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而大国为了荣誉和尊严而卷入了旷日持久的大战之中。冷战没有演变为大战，除了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之外，与阵营内部的同盟结构息息相关。美苏所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足以使其摆脱盟国的绑架，同时可以惩罚盟国可能的背叛行为。等级性的同盟结构约束了小国的冒险行为，模糊或者对等的同盟权责阻断了冲突升级的螺旋。当然，美苏也未能抵挡诱惑，先后陷入了局部战争的泥潭，消耗了元气，从而改变了阵营化的态势，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阿富汗战争则是拖垮苏联的重要原因。
第五，阵营化的国际秩序是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即便是美苏两极体系也并非如理论家所言那样是稳定的国际体系。大战是阵营化国际体系的终点，大战之后，战胜方建立的国际体系是去阵营化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图景是大国合作，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任“警察”角色等。冷战所代表的阵营化国际体系是新的形态，持续了近50年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战是静态的阵营对垒的格局，相反其是动态演化的复杂过程。冷战期间，功能型互通-互动持续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极大提升了交通、通信水平，美苏之间的竞赛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人类进入太空时代，国际体系的广度进一步延伸。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经济贸易体系和规则并没有在全球实施，“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和实践意味着在各自市场体系内有不同的规则，但为了应对核威胁，美苏还是将核竞赛设定了规则，因此，规则型互通-互动也有了新的变化，核威慑的规则全球化了，而经济则更多地体现为半球化，美苏之间的竞争也是两种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在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广度、密度和深度依然处于不均衡变化之中，阵营化对抗升级能够保持各自阵营的“阵脚”，增强各自阵营的凝聚力，但是阵营内部结构也因为不均衡变化而出现结构性调整。
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缓和期本质是去阵营化，也就是阵营内部成员的“跨界”，不仅美苏关系开始缓和，而且美国试图通过联系战略，将战略武器谈判与经济合作进行绑定，企图推动苏联制度转型。与此同时，阵营内的同盟结构松动，中苏关系恶化，美欧之间货币贸易竞争升级，欧洲推出共同货币计划。阵营化的国际体系的变动受到阵营间以及阵营内“双层”互动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再度缓和，去阵营化成为双方共同的目标，而根本的动力在于功能型互通-互动和规则型互通-互动所支撑的国际体系，与价值型互通-互动的二元对立结构形成了矛盾。除了核军备竞赛造成的沉重负担之外，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主义观念的扩张都冲击着阵营化的边界，除此之外还有戈尔巴乔夫自身观念的变化以及对冷战的认知。美苏关系缓和并且合作，共同退出阵营对垒。但是，最终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结束了阵营对抗，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阵营化国际体系并非线性演化，或者终结于大战，或者因一方瓦解而终结对抗，是否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至少在戈尔巴乔夫的设想中是存在的。1989年，在马耳他峰会上，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公开宣布冷战的终结。从这个角度而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既是去阵营化的结果，也是去阵营化的表现。关于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宣布，《雅尔塔协定》将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辛纳屈”主义，也就是走自己的路。[53]
单一国际体系与秩序重建
冷战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终结了，世界一夜之间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后冷战的世界构建起了何种战后秩序？佩里·安德森认为，“苏联的覆灭意味着西方世界最终成为冷战的赢家，与当年反法同盟击败拿破仑一样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再次上演”。[54]西方不断强化赢得冷战的说法，在胜利主义的情绪之下，美国及其盟国并没有试图重建如同维也纳体系一样的均势秩序，而是不断扩张，无论“单极霸权”还是“历史终结”都是西方胜利话语的重复。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垮塌了，但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并没有解体，后冷战时代与冷战时代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冷战是两个阵营的全方位对抗，尤其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相互威慑。苏联解体之后，阵营对抗的结构一度消失，但是世界并没有回到无核世界。“美国和俄罗斯，毫无疑问，都保留着能够随时毁灭对方核心城市、引发全球核浩劫的弹道导弹。”[55]换言之，维持冷战结构的一根支柱并没有发生变化。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核大国的地位被屡屡提及，而北约和俄罗斯作为两大核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和威慑依然在继续。事实上，美俄在东欧反导系统的“斗法”让冷战的场景再度浮现。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警示，克里米亚危机引发的对抗让人们回想到了“冷战”。[56]俄罗斯重建在原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强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推进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一体化，等等。有学者认为，普京总统“一直试图以总统身份为他的国家重建已经支离破碎的自信心，并且是依据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经验，从沙俄帝国到曾经的苏联再到东正教会的经验——无论西方喜欢不喜欢”[57]。与俄罗斯重建自己的国家地位并行的是，北约和欧盟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一个类似冷战的结构：俄罗斯重新稳固自己的阵脚，尤其是在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一线；而北约则将东欧国家纳入其中。由此形成的态势是，一个大为缩小的俄罗斯主导的松散同盟与一个大为扩大的美国主导的阵营重新出现在欧洲；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这次对垒的边界从德国柏林东移到了乌克兰东部。而2022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北约不但从“脑死亡”和“过时”中复活，而且实现了扩大，芬兰和瑞典两个长期坚持中立的国家申请加入北约，而欧盟也制定了吸纳西巴尔干国家的计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后冷战”结束了。乌克兰危机不仅终结了欧洲自二战之后的“长和平”，也让“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这并不是“新冷战”，而是冷战的回潮。如果将乌克兰危机置于冷战的长时段的视角下，或许也可以认为乌克兰危机可能使冷战以一场热战的方式正式结束了，乌克兰危机之后的战后秩序的构建或是真正的后冷战秩序，即非阵营化的国际秩序。
从互通-互动的角度而言，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阵营网络持续扩张，美国在冷战后发动了多场局部战争，甚至有人认为已经出现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从功能型互通-互动而言，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次“大解绑”，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中完成，从而形成了基于产业链的分工体系，知识、信息和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重组。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等新的互动手段进一步扩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技术的发展依然呈现加速的态势，信息技术领域的“摩尔定律”持续推动技术创新，通过互联网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已经成为现实，距离进一步被压缩，甚至被消灭了。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认为，下一轮全球化的焦点将是解决面对面交流的成本，通过远程显影、远程机器人技术等可以实现“虚拟移民”，从而劳动技能和服务可以在全球市场进行分配。[58]
苏联解体之后，市场经济体系全球化了，其中包括俄罗斯进行了“转型”，有些国家采取了“休克疗法”。对于一些东欧国家来说，此前“冷战的开启与加速前进的结盟，曾突然中断了1945年后的发展愿望”[59]。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区域性的多边贸易组织建立起来，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成为新现象。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等规则成为世界普遍接受和运行的规则，各种类型和层次的规则叠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复合的世界。“复合的世界将是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世界，是一个新旧大国并存、地区治理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去中心化的秩序管理结构。”[60]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性冲击，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遭受重创，戈尔巴乔夫警示说，2008年的危机具有文明性质，“如果全球化继续带领我们朝着追求过度利润和过度消费的经济方向发展，而国际政治找不到建立更加公正和安全的国际新秩序的途径，那么人类必将面临全球性的混乱和不安”[61]。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试图扩展市场和民主政治，也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即美国找寻到普遍适用的正确的体制。但是事实上，克林顿在冷战后主要是“创造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时代”[62]。而到小布什政府时期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打破了中东地区脆弱的平衡，引发了地区动荡。主权、领土等规则依然是维持国际秩序的基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几场战争没有提升美国的规则权，反而使其陷入了困境。冷战以及苏联解体重新定义了强国或者大国，战争能力不是大国的主要标准。“苏联解体时，它的军事力量，甚至它的核实力都完好无损。科技的进步，以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一种谨慎的文化，使得强国的本质在1945年至1991年间发生了改变：到冷战结束时，在国际体系中，战争的能力不再能够确保国家的影响力，甚至不能确保它们能够继续存在。”[63]
与“历史终结论”不同的是，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冷战结束之后，文明重新成为价值型互通-互动的纽带。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边界将重构全球政治，基于文化身份而形成新的阵营，“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文化和文明明确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64]“9·11”事件以及后续的反恐战争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判断，但是，随着功能型互通-互动的发展，原有的文明的边界已经复杂化了；尤其是移民、难民的流动，使得文明的边界已经细碎化了，文明不再以地缘集团划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间的冲突并不典型，文明的冲突已经出现在欧洲大城市的社区之间，这与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也在重构，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且与曾经的辉煌历史和文明传统对接。在单一全球性国际体系之中存在多元文化或者文明，人类早期的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会被重新发掘并传承，并且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和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虽然这些体系被外界所认知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其相互之间没有优劣之分。这些体系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重叠，这种多层次的存在方式正是现代世界中知识的真实面貌。”[65]功能型互通-互动能力扩大了人们所知的世界，但世界并非是均质单一的，相反是多样和复杂的。互通、互动和交流在增进了解的同时，也必然会发现甚至强化差异，如社交媒体这样具有全球广度的互动渠道不会消除差异。历史没有终结，而文明冲突也并非宿命；在单一国际体系中，多元权力中心在强化自身认同的同时，也要接纳和包容其他文明。
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如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那样通过国际会议形成国际秩序的框架，因此，后冷战秩序是一个持续演化的过程。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安全、经济和价值观念体系并没有消解而是不断扩大，尤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扩展奠定了单一国际体系的基础。美国通过对国际金融、贸易规则的控制以及繁杂的单边制裁强化了美国的规则权力，或者说是一种制度霸权。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退群”并不是回到孤立主义，而是重塑有利于美国的规则体系。市场体系的扩展、价值链的重构、贸易规则的变迁远远快于价值观的整合，并且，这些发展推动了全球政治大觉醒。换言之，单一国际体系的广度、密度和深度处于不同步、不均衡的状态。基辛格认为，“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66]。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全球的实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国家。此外，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华盛顿共识等受到了质疑，可以说，单极世界已经结束，权力结构处于流散状态。从广度而言，国际体系依然是单一性的，个别国家遭到严厉制裁，并没有导致国际体系的裂变；从深度而言，多元文明与现代化成果结合使得一些地区强国“复兴”；从密度而言，既有的规则滞后于新形势，同时，新技术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对社会制度、道德伦理都形成了新的挑战。国际体系呈现出单一但分层的结构，同时多元权力中心已经兴起，这意味着国际体系不同于以往的三角关系，也不同于阵营化秩序，而是二者兼有。
美国是阵营化秩序的获益者，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阵营扩张到全世界，与之相关的是阵营内的等级性结构保留了下来，这是单一但分层的全球国际体系的重要来源。如佩里·安德森所言，“冷战以最终胜利告终。但为了取胜而建立的帝国却并未消解为那一自由化栖息地——前者正是诞生于后者的意识形态见解。如今，与共产主义的斗争所留下的机构与战利品、意识形态与心态，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历史复合体，它不再需要受到苏联威胁的驱动，自身就具备动力”。[67]美国的冷战复合体需要敌人，通过阵营化，美国可以保持国内和阵营内的团结和凝聚力，反恐战争、乌克兰危机为美国进行阵营内的整合与动员提供了机会。拜登政府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制造“民主与威权”的对立，其本质是重建阵营化国际体系，一方面重振北约，控制欧盟；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建立多个多边机制，以“投资、结盟、竞争”作为对华政策主轴，“美方所谓的‘竞争’，已成为对华全方位围堵和无底线遏制打压的代名词”[68]。
一个扩大的美国阵营必然面临着离心力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盟国关系松弛，盟友寻求战略自主，拜登上台之后修复同盟体系，但主要是借助乌克兰危机，激活了欧洲冷战的记忆。随着乌克兰危机成为漫长、痛苦的消耗战，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心理冲击逐渐回落，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和动员也面临边际收益递减，仅仅依靠民主与威权博弈这样的叙事并不足以形成新的阵营，更多的国家选择不选边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南方”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新现象，冷战时期的边缘地带成为重要的中心，这也印证了多元权力中心的回归。之所以说是“回归”，是由于在19世纪之前是存在多个权力中心的，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国际体系，在二战后的主权国家创建和全球化之后，多元权力中心意外回归。多元权力中心回归带来两个比较鲜明的影响：第一，每个权力中心都自带文明系统，因此，很难用“极”来形容当下世界的大国，包括地区大国的身份。每个大国不仅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权力中心，也在找寻自己的历史传统。依靠某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意识形态难以将不同的权力中心凝聚在一起，国际体系中的价值型互通-互动是多元的，也是稀薄的。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必然会遇到多元价值观念的反冲。第二，多元权力中心事实上形成了三角关系运转的格局，与维也纳体系不同的是，当下的三角关系格局是在一个全球性单一国际体系内，而维也纳体系则与欧洲海外殖民体系嵌套在一起，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转移到海外殖民体系。
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可以说是历史上不同国际体系“遗存”的叠加，冷战的遗产并没有消化，美国的冷战战略机器依然保持完好，但已经扩展到全球的单一国际体系对阵营化逻辑形成了双重约束：多元权力中心带来了多样文明观和价值观。多元价值观的竞争与共存形成了对阵营内部整合和阵营间裂变的限制；多元价值观降低了文明冲突或者意识形态竞争的风险。可以说，阵营化与三角关系构成了当下以及未来国际体系演进的两种逻辑。
结语
国际体系处于急剧变迁之中，“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69]。国际体系是历史的产物，从相互隔绝的多元权力中心并存，到单一国际体系之内的多元权力中心并存。功能型互通-互动将全球变成了单一国际体系，每个国家、每个群体都是单一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如同任何人不能跳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规则型互通-互动将“社会分工”体系规范化、制度化，以供应链、价值链为主轴的分工体系形成了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脱离分工体系的风险是巨大的，同时，也增强了相互依赖网络的“粘性”。价值型互通-互动既包括不同的小共同体身份的觉醒，也形成了新的身份纽带，世界未必回到部落时代，但是需要接受多元价值观共存的现实。“在一个意识形态越来越多样化的世界上，在一个我们因交往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解决日益加剧的冲突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同时促进交流，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多边行动对灾难性事件加以预防。”[70]多元权力中心不仅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动态均衡，也意味着国际秩序观念的竞争格局，在其中任何一方都难以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当然，在国际大格局之下，多元权力中心亦需要找寻和确立自己的地位与角色。灵活的三角外交不能完全满足任何一方的需求，但却为多方参与和合作提供了机会，在互动过程中逐步积累共识，形成规则，将功能型互通-互动与价值型互通-互动汇聚于规则型互通-互动的框架之下。不断涌现的全球性议题开拓了国际体系的“新边疆”，是多元权力中心面临的共同“威胁”，当然也为全球合作提供了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VLS015）
注释
[1]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2]查尔斯·库普钱：《没有主宰者的世界——即将到来的全球大转折》，洪漫、王栋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3][65]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孙若圣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21、117页。
[4]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5]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6页。
[6]尼尔·弗格森：《广场与高塔》，周逵、颜冰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7][5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8][16]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6、220页。
[9][20][25][40][48]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3、215、218、251、267页。
[10]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原理与联系》，毛盛贤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第643页。
[11]马克·W.莫菲特：《从部落到国家：人类社会的崛起、繁荣与衰落》，陈友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93页。
[12][13]罗宾·邓巴：《社群的进化》，李慧中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107页。
[14]迈克尔·盖耶、查尔斯·布莱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刘旭译，载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
[15]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49页。
[17]罗伯特·杰维斯：《从均势到协调：国际安全合作研究》，载肯尼思·奥耶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田野、辛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0～61页。
[18][29]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170页。
[19][22]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李晓燕、薛晓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0、112～113页。
[21]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4).
[23][36]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冯洁音、唐良铁、毛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385、178页。
[24][27]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1），陈瑶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49～250、167页。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
[28]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2），吴继淦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42页。
[30]时殷弘：《优越的制海权：兴起为现代世界头号强国的必需条件（1500—1945年）》，《南大亚太评论》，2022年第1期。
[31]路德维希·德约：《脆弱的平衡：欧洲四个世纪的权势斗争》，时殷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32]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7页。
[33]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416页。
[34]理查德·勒博：《避免战争，缔造和平》，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13页。
[35]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4），范益世、殷汶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0页。
[37][39][41]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朱孔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30、94～95、94～95页。
[3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42][44]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71、227页。
[43][45][46]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118、115、118页。
[47]沈志华：《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七）》，《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4期。
[49]维克托·塞巴斯蒂安：《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马天娇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21年，第14页。
[51]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52]约翰·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0～314页。
[53]德米特里·特列宁：《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韩凝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5页。
[54]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章永乐、魏磊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55]罗伯特·瑟维斯：《冷战的终结（1985–1991）》，周方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55页。
[56][61]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石国雄、杨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412、394页。
[57]胡贝特·塞佩尔：《普京：权力的逻辑》，王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9页。
[58]参见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李志远、刘晓捷、罗长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年。
[59]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南宁：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427页。
[60]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62]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牛可、翟韬、张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309页。
[63]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交易·谍影·谎言·真相》，翟强、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3页。
[6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66]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79页。
[67]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年，第124页。
[68]钟声：《以竞争定义全部中美关系是严重误判》，《人民日报》，2023年9月14日，第17版。
[6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7页。
[70]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419页。
Multiple Triangles or Camping: 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Prospects
Sun Xingjie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e can find that multiple triangles and camping constitute two different evolutionary logics and paths. Camping has resulted in bloc confrontation, which either triggered a big war or plunged into the Cold War, while multiple triangles have formed flexible diplomacy based on issues, which has maintained the dynamic bal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ac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unctional interaction, such as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pands the scal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ultimately forming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ith global breadth. By the mid-to-late 19th century, the multiregional international system was moving towards a "global" singl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dominated by value-based interactions evolved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camps, and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camps strengthened the cohesion and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impacted on the camped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historical return of multiple power centers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triangular relations, which is one of the prospect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intercommunication-interaction, triangular relations, camp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责 编∕桂 琰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