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赓续不断的治史、修史传统，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薪火相传的文脉支点。
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以贯通古今、涵纳天下为旨要的通史撰述传统，即贯穿于两千余年历史演进之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历代史家肩负的治史使命，“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成为历代史家不懈追求的修史精神。“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正是透过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发展进程以及思想精华、价值理念得以呈现，得以流传，得以光大，厚植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历史底蕴，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一统、阔步向前的历史自觉。正是在“承敝通变”的特质导引下，众多“通史”经典之作，积淀着中华民族最醇厚的基因谱系，系著于历久弥新的精神塑造，表征于多元一体的基本图景，构成了中华文明生机盎然的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通史类著述，虽然多有史实硬伤，观点失之偏颇，但在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上却有不小影响。编撰《（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就是要继承和弘扬我国治史、修史的优良传统，在一代代史学家理论建树和丰厚学术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按照新时代新要求，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以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展现中国史学新成就，呈现中国史学新思想，传递中国史学新表达，在国际史学思潮的激荡中，清晰、坚定、响亮地发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正声，以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崭新风貌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注入强大能量。
中华文明是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称的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只有厘清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源头，才能真正把握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才能培育出文化自信的宏大气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一是确立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二是追寻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雏形。根据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著名论断，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形成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文明标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现；社会结构上出现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区域性“古国”政体或“早期国家”，形成各地区“相互作用圈”这一“最初的中国”形态。
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相继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古国”——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5300年前后，中国一些地区已经拥有更多“文明”社会的要素，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定论，拥有了充分的考古学实证。
内聚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客观条件。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交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形式与内涵。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儒家学说为骨干的意识形态，为文明成长繁荣创造了条件。独特的史学传统造就了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文明传承意识。同域外文化相互交流交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丰富发展的不竭动力。历经长期发展，中华文明培育出以道为统，以儒为基，以天人合一为根本理念，以民本为政治思想基底，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核心，以通变革新为鲜明品格，以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符合自己特点的道路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独特价值，凝聚多元区域和不同族群，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穷变通久、推陈出新中，展现出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具有从历史演进中探寻不变之常道的理性特质，“通古今之变”具有“究天人之际”的超越性意义。文明史视野在当代中国史学的回归，映照着新时代最深切的关怀。当代中国的每一次创造，都是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自我更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仅带动了现代世界文明版图的大变化，而且向世界昭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昭示了更大格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实现现代化的形态，它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明土壤，以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为导引，发挥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在组织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效能；它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了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了“和而不同”“不齐而齐”的和平发展、和谐共享的世界秩序观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不是与传统断裂的新文明，也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而是从古老文明中走出来、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古今一贯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发展之路提供了全新启示和借鉴。
（本书编写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