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从明末清初到21世纪的今天，从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学术积淀越来越深厚。传统汉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中国，侧重人文学术；二战后汉学中心转移，研究范式发生重大变化，从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变，侧重于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等新领域。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与日俱增，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世界中国学”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折射和代表了人们对于世界、人类、文明理解的不断深化。
【关键词】汉学 世界中国学 历史沿革 学术积淀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在汉语传统中，“汉学”指汉代的学问，区别于注重义理的“宋学”，以强调训诂、考据、版本为主要特点。随着历史的发展，汉宋之学不仅指两个不同朝代的学问，也标示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清代学者标举汉学，如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详细记述了“汉学”在清代兴起的原因、过程和主要学者的成就。19世纪西方学术界开始使用“汉学”（Sinology）来指称对中国语言、历史、文明的研究，为了和汉代之学相区别，有时也在“汉学”前面加上“海外”或“国际”等字样。
1814年，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了汉学教席，这在法国以及西方汉学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此，汉学开始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进入全新发展时期。
汉学的历史沿革：世界对中国理解、研究的不断深化
专业汉学建立之前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可以称之为业余汉学或者前汉学，前汉学可大致分为游记汉学和传教士汉学两个时期。
早在希腊罗马的文献中就有关于中国的记录，但较为简略模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有关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品是《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完成于1298年，共分4卷，比较详细地记叙了元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状况，大大拓展了西方人的世界观念，也直接催生了近代地理大发现。该书使原本笼统的中国形象清晰起来，是西方认识中国历程中的标杆性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之后陆续有《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曼德维尔游记》等著作，其中写于14世纪中叶的《曼德维尔游记》最为风行，至1500年时，该书已被从英文译成了欧洲的主要文字，其影响仅亚于《马可·波罗游记》。
大航海以后，大批西方人来到东方，中国和西方在精神和思想上首次相遇。此时来中国的传教士开始向西方介绍中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成为汉学发展的奠基石。
传教士汉学的代表人物利玛窦（Matteo Ricci），被公认为西方汉学之父，其代表作《中国札记》除了介绍天主教进入中国的历史之外，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的全面介绍。该书第一卷几乎就是一部涵盖中国方方面面的小型百科全书，也是一份让欧洲人全面了解中国的国情报告。利玛窦利用亲身经历和从中国文献中获得的知识来介绍中国，从国名的由来谈到地理位置和疆域（第二章），从富饶的物产谈到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第三、四章），从人文、自然科学谈到科举考试（第五章），从行政机构谈到赋税、军事、法律等制度（第六章），从风俗习惯谈到礼仪和宗教信仰（第七、八、九、十章）。利玛窦在该书开卷首先阐明了其作品的真实性：“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自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意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第一章）在利玛窦看来，这些优势是以往那些描写中国的作家们无法比拟的，因为他们“目击实录的事情有限，多是道听途说而已”。（第一章）利玛窦通晓汉语和中国典籍，这使《中国札记》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部游记汉学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是以一名学者的身份来讲述中国的，所以往往带着自己的观点。他不仅发表评论，还常常把中国和西方进行比较。例如，在介绍完中国的行政机构之后，他驳斥了一些西方人认为强大的中国会不断扩张领土、侵略别国的论点：“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从他们的皇帝到平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第六章）由此不难窥见利玛窦对中国的了解和欣赏。
随着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中国典籍的西译历程也开始了。最早的一位翻译家是罗明坚（Michel Ruggier），他的《大学》拉丁文译本于1593年在罗马出版，由此开启了《四书》和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利玛窦和罗明坚都是意大利人，当时活跃在中国的还有他们的同胞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马国贤（Matteo Ripa）、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卫匡国，他是第一个用科学方法测绘并刊印中国地图的西方人，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是他在中国地理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地理学之父”。
在利玛窦、罗明坚之后，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他们继续从事研究中国文化、翻译典籍的事业。早期领风气之先的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法国人后来居上，逐渐成为传教士汉学的主力。1685年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张诚（Jean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李明（Louis Le Comte）和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前往中国，来华后受到康熙的礼遇。白晋和张诚还担任了康熙的老师，教授他数学、天文，深得器重。1697年白晋回法国后，根据康熙的要求招募了一批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雷孝恩（Jean Regis）、巴多明（Dominique Parremin）、宋君荣（Antoine Gaubil）、钱德明（Jean Amiot）、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韩国英（Pierre Cibot）等后来都成为在汉学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他们传回欧洲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引发了“中国热”。
18世纪法国出版了多部影响深远的汉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杜赫德（Jean Du Halde）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该书实际上是将17世纪以来法国来华传教士的报告、书信加以编辑整理而成，1735年出版后很快成为当时欧洲人认识中国的一部大全式手册，并在几十年之内先后被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文字。
法国的“中国热”影响面大，持续时间长，在18世纪中期达到高潮：从对一般中国工艺品的感性认识，到对中国书简报告的阅读，再到对中国文化的评判，借助异国文化因素来进行自我反思，由此推动“中国热”进入到一个深刻的思想对话阶段。18世纪诸多文人学者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管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样的学术大家，还是贝尔坦（Henri Bertin）这样的朝廷高官，当时法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中国均抱有浓厚的兴趣。在贯穿18世纪的这种追逐中国文化的风尚中，汉学也开始享受到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现代意义上的汉学在法国诞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1814年12月，年仅27岁的雷慕沙（Abel Rémusa）成为历史上首位汉学教授。他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宗教、医学，特别是在汉语语言文学方面成就卓著。1822年，雷慕沙出版了代表作《汉文启蒙》，被认为是对汉语进行逻辑综合和构建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按照中国语言的智慧来编写的第一部语法书，具有长久不衰的学术价值。雷慕沙于1826年翻译出版了清代小说《玉娇梨》，1827年很快被转译为英文，在欧洲广为流传，对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
紧随法国之后将汉学提升到专业层次的是俄国和英国。1837年，喀山大学在俄国率先设立了汉语教研室，西维洛夫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汉学教授。英国也在同一年设立了首个汉学教席，地点在伦敦的大学学院，首任教授是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吉德（Samuel Kidd），伦敦的第二个汉学教席于1845年在国王学院设立。1877年，耶鲁大学聘请曾在中国生活工作四十多年的卫三畏（Samuel Williams）出任该校首任中文教授，汉学从此进入美国高等学府。此后欧美大学纷纷设立中文教席，汉学逐渐向专业方向转换。
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法国一直引领着汉学的发展，雷慕沙之后汉学人才辈出，如儒莲（Stanislas Julien）、巴赞（Antoine Bazin）、毕欧（Edouard Biot）、德理文（De Saint-Denys）、哥士耆（Alexandre Kleczhowski）、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等。其中儒莲成就最为突出，仅在翻译方面就先后推出了《孟子》《大唐西域记》《西厢记》等质量上乘的典范之作，被视为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界无可争辩的大师，汉学界的最高奖项“儒莲奖”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达到鼎盛，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和他的几位得意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叱咤风云，而伯希和（Paul Pelliot）更是独领风骚，有人将这段时期的西方汉学概括为“沙畹—伯希和时代”。
二战后，随着伯希和等一代大师的谢世，汉学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随之而来的是研究范式的重大变化，即从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变。首先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建立起到了扭转风气的作用，在个人方面，费正清（John Fairbank）发挥了重要影响。
太平洋关系学会于1925年建立。该学会最初是由夏威夷关心太平洋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发起成立的区域性团体。后经扩充，吸收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并且得到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的支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总部迁至纽约，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均设有分会。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错综复杂的远东局势的关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研究重心始终放在远东问题上，对中国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例如人口分布、农业技术、工业化、民族运动、国际关系、商业和投资等。太平洋关系学会还积极联系基金会，资助学者深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这是和传统汉学非常不同的取向。法国的不少汉学大师，如雷慕沙、儒莲等，终生都没有来过中国，他们更关心作为古老文明的中国，对文物典籍感兴趣。由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开始走出厚古薄今的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等新领域，从而揭开了“中国学”的序幕。费正清逐渐成为这一研究模式的代言人。
费正清192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他把中国海关问题定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从而确立了从外交史和制度史入手、以近代中国为课题的研究方向。这一取向异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的传统汉学，是一种新的尝试。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执教。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以哈佛为基地，将新的中国学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中国学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其中第二点最为关键，费正清曾将之简单归纳为“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结合之后的中国学不再单纯局限于中文系（东亚系），而是进入各个学科。到1964年时，哈佛大学开设中国课程的有东亚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类学系、法律系、美术系、音乐系，其他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与之相似。
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后改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建立可以作为中国学新模式正式建立的标志。但中国学的确立并不代表传统汉学的退场，哈佛燕京学社的存在及其广泛学术影响就是一个明证。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建立后，曾计划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这非常好地说明了20世纪前半期欧洲汉学对于美国的影响。所以就20世纪来说，美国的中国学和汉学是并存的，只是前者占据主导地位。
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主要研究古代中国，侧重人文学术；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学更关注近现代中国，侧重社会科学。两者分别对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传统”和“现代的转型”。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与日俱增。如何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如何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世界中国学论坛应运而生，这一论坛旨在为海内外研究中国的专家提供交流平台，为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创造条件。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世界中国学”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往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中国的文化、文献典籍等是主要研究对象；而现在，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世界的最前沿和未来。世界对中国研究的不断深化，也折射和代表了人们对于世界、人类、文明理解的不断深化。
从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学术积淀日益深厚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围绕中国的研究也是如此。以美国为例，1963年，全美国仅有33人获得中国学博士学位，而至20世纪末，服务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19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在美国东方学会（1842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1884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十多个与中国学有关的机构。从明末清初到21世纪的今天，从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学术积淀越来越深厚。
其一，中文藏书。中国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汉语文献的收藏。1869年美国政府经由其驻华使节将相当数量的西文书籍和植物种子送给清政府，作为答谢，清政府回赠了约1000册的中文经籍和科学书籍。这批中文书籍运抵美国后被国会图书馆收藏，成为这个美国最大的图书馆最早的一批中文藏书。在德国，柏林图书馆和慕尼黑图书馆19世纪初期即开始收藏中文书籍，但数量很少。1829年汉学家内曼（Karl Neumann）到达广州，几年内收集了约12000册中文书籍和手抄本，之后他将6000多册运回德国，其中3500册送给了慕尼黑图书馆，其余的由柏林图书馆收藏。由于内曼是受过严格汉学训练的学者，他所挑选的书籍大都是对中国历史、哲学、宗教、语言研究非常有用的典籍类、辞典类的基础性著作，为德国汉学后来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国一直是汉学的引领者，法国国家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汉学典籍馆藏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据官方统计，目前汉学典籍数量约计15万册。最早的收藏可以追溯到1697年，这一年法国传教士白晋返回巴黎时，向法王路易十四呈递了康熙赠送的49册共312卷中文书籍，包括《礼记》《本草纲目》《大清律》等。此后法国传教士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汉籍，并源源不断地寄回或带回法国，到1720年时法国国家图书馆已有中文藏书1000多册，到1742年时超过4000册。19世纪，随着法国专业汉学的兴起和发展，汉籍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国家图书馆，三类文献构成了这一时期馆藏的主要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著作的译本；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进行全面介绍的综合性著作；以游记、航海日记和商团报告为主的纪实性作品。19世纪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三次较为大规模的图书购买和收藏记录，其中最重要的是1840年从中国一次性购买了115种3669册书籍。20世纪是法国汉学文献收藏的黄金时期，主要是通过在华的汉学家将大批典籍、手稿，特别是敦煌写本、壁画运送回法国，大大丰富了法国的汉学资源，也为法国之后的汉学研究，尤其是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进入20世纪以后，法国国家图书馆针对汉学典籍逐渐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购买和收藏制度，走在了西方各国的前列。
其二，学术期刊。1832年，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这是西方第一份完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英文期刊，每月一期，20年间刊登了共计1378篇文章，涉及范围包括中国地理、历史、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面，成为19世纪上半叶中国研究最重要的载体。1851年《中国丛报》停刊后，英美在华人士又陆续创办了《教务杂志》《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中国评论》《新中国评论》《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等。这些刊物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陆续停刊，但都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学术资源。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创办了比以往更多的中国研究刊物。英语学界以现当代中国为对象的刊物就有50多种，目前仍在运行的有41种，其中美国25种，英国10种，澳大利亚、新加坡各2种，荷兰、印度各1种。这些刊物涵盖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卫生等多个领域。政治方面如美国的《中国政治学刊》，创办于1995年并发行至今，一年四期。该刊在整个政治科学领域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的理论、政策和实证研究文章，并从比较的角度着眼于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经济方面如英国的《中国经济》，是1967年创办的英文双月刊，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社出版发行。1967年到1996年，它曾名为《中国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更名为《中国经济》并沿用至今。该刊发表世界各地学者就中国经济的最新变化撰写的原创性成果，聚焦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与贸易、银行和金融相关的问题，也时常翻译中国官方的经济政策文件。
除了专业性期刊外，还有多种综合性期刊，其中2种影响广泛。一份是英国的《中国季刊》，1960年创办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至今。另外一份是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1979年创刊，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为半年刊。该刊1979至1995年曾名为《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95年更名为《中国研究》。这两份刊物面向现当代中国，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医疗、体育、土木工程等方面。
从41种期刊主题的数量统计来看，各个国家的中国学虽然有地域特色，但总体上都呈现出从人文学科向社会学科转移、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倾向，同时也体现出为所在国政治、经济服务的特点。
其三，典籍翻译。前文提到，罗明坚是最早将中国典籍翻译成西文的人，但影响不大。真正开始发生影响始于1687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译文。由于拉丁文在当时是欧洲知识界的学术语言，因此这部书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和比利时。德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理主义者莱布尼茨在同年年底便读到了这本拉丁文译著，并据此认为中国已接近了“理性化国家”这一理念。在柏应理之后，一代代汉学家不断努力将中国典籍向海外传播。
19世纪的汉学史上出现了三位翻译大家，分别是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和法国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理雅各第一个系统地翻译介绍了中国儒家、道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等。这些作品不仅包括严谨简洁的译文，还包括长篇的序言和详实的注释。这一系列译著开创了近代汉学的新纪元，为国际汉学界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理雅各因此于1875年获得汉学最高荣誉“儒莲奖”。顾赛芬则在法语世界独领风骚，他的译作包括《诗经》《书经》《左传》《仪礼》《礼记》《四书》等。通常他在翻译中无意加入个人解释和评论，而是努力忠实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程朱理学派观点。他准确优雅、无可挑剔的法文使译文可靠无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机会再版。
和理雅各、顾赛芬一样，卫礼贤用德语翻译了大量经典，其中用力最勤的是《易经》，出版后迅速使中国的“群经之首”进入了德国主流思想界，影响到黑塞、荣格这样的大作家和心理学家。1950年卫礼贤德译文在英国和美国推出了英文转译本，荣格专门为此书写了前言。之后它又被转译为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成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易经》译本。
20世纪以来，随着甲骨、竹简、帛书等文献的出土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中国典籍的理解不断深化，同时新一代读者也需要新的语言的译本，因此汉籍的翻译量有增无减，且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所有汉籍中，《道德经》是被翻译最多的，目前已经拥有28种西方语言的译文，版本达1100余种，其中英文达到182种，主要是在20世纪以后完成的。1868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译本在伦敦出版，成为《道德经》英译之滥觞。此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出现过3次大的翻译高潮：第一次为1868至1905年，在这短短30多年里，有14个英译本面世；此后是从1943至1963年，20年里每隔一年就有一种新译本出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道德经》后，海外随之掀起老子研究热，第三次翻译高潮因此产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其中2003年出版的艾文贺（Philip Ivanhoe）英译本最引人注目。该译本准确性与可读性兼备，被海外高校普遍用作教材，受到英语读者的广泛好评，成为刘殿爵（D. C. Lau）1963年《道德经》英译本（收入企鹅经典丛书）之后的又一经典。
与19世纪一样，20世纪同样产生了多位中国典籍翻译大家，其中尤以华兹生（Burton Watson）成就最为突出。他于1956年凭借有关司马迁的研究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其后将主要精力投入翻译，在哲学方面他翻译了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作品，在历史方面他翻译了《史记》《左传》等著作，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杜甫、苏轼、陆游等人的诗歌，其翻译内容广泛、质量上乘。
其四，学术著作。相比于翻译，著作成果就更多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中国研究图书最多的图书馆，最新数据显示，该馆收藏海外汉学、中国学著作语种近百个，数量达15万种。1849年，卫三畏编写了英语世界第一份汉学书目——《关于中国的著述》，共403种，其中翻译作品50种，编著作品353种。从那时的300多种发展到今天的15万种，近两百年间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由此不难看出。
这里只以中国文学为例予以说明。早在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就收入了元杂剧《赵氏孤儿》以及部分《诗经》和《今古奇观》的译文，开启了西方的中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出版了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一年后德国汉学家格罗贝（Wilhelm Grube）推出了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著作都先于1904年中国人林传甲、黄人最早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翟理斯吸收了欧洲文化传统与19世纪以法国为代表的文学史研究学风，尝试以史学意识来梳理中国文学的脉络，为中国文学构建了一个通史的概观。他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分为以下八个时期：春秋战国、汉朝、三国至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并对每个时期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例如在唐朝部分，他以诗歌为重点，先对声律做了一些介绍，然后逐一论及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司空图等著名诗人，并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诗作。他也关注到了散文，围绕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做了一番介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翟理斯对一向不入中国文学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他在清朝部分重点评述了《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对于《红楼梦》的介绍比较完整地复述了120回本的主要内容。尽管有些粗糙且有不少疏漏，这本《中国文学史》也第一次向西方读者全面展示了中国文学的概貌，近年来两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
翟理斯之后，英语世界又出版了多种中国文学史。例如2010年问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不仅在西方学界受到了广泛关注，被翻译成中文（三联书店2013年版）后对国内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其中有关“抒情传统”“文化唐朝”“文本流动”的分析和论述，打开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如果说以往的汉学和中国学都是以海外学者为主体，那么今天的世界中国学更应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中外学者积极对话与交流，在文明互鉴的大格局中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的繁荣发展。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欧美汉学家中国美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23&ZD300）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①[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②[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
③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④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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