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承泽园内，海棠正值花期。在庭院正中的一间办公室里，头发银灰的黄益平已伏案工作良久，为晚上与“日本物价研究第一人”渡边努的交流而忙碌着。
今年年初，黄益平出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不久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继2015年之后再度入选。接连担任两个备受瞩目的职务，让他迎来高光时刻。负责他日程安排的秘书胡晓雯说，黄益平现在比过去更加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尤其是关于自己的“个人叙事”，他思考更多的是经济的“时代议题”。
几十年来，从本土走向海外，从学界转向业界，最后又回到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回归一个学者的身份，黄益平奔走、扎根在经济研究第一线，用脚力、脑力和心力来观察、理解中国经济，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改革的热忱和担当。
现实关照
黄益平在浙江余姚的农村长大。年轻时，当别人把人生理想确立为科学家、教师或者企业主时，他只想成为一名生产队会计。改革开放后，生产队解散，他调侃自己“职业生涯还没有开始，理想就已经破灭”，于是就去考大学。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业领域改革是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在大学，黄益平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学。19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因为一心只想做农村政策分析，他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主要工作是研究、试点粮食体制改革。
直到今天，黄益平依然认为，尽管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却是他“一生中收获最大的阶段”。“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黄益平说，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工厂、农村工作生活过很多年，了解基层的情况，也对改造世界踌躇满志。在那里，他向林毅夫、周其仁、卢迈等同事学习调查研究、政策分析，在河南新乡参与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的工作，在安徽调查“包产到户”之后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问题，“感觉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黄益平此后的学术风格——研究扎根中国的现实问题，关注理论研究的现实价值。“他总是会问，‘你发现了这个结论，对中国的政策和改革有什么启示和意义呢’？”回忆起跟随黄益平读博士和一起研究的经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苟琴说，黄益平与其他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来不会为了发表论文做研究，而是从经济领域新的现象、新的趋势出发，试图去理解一个研究对推动中国现实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最近几年，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数字金融领域。“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金融领域碰到很多现实困难解决不了，很多年一直想解决都解决不了。但后来发现，数字金融兴起以后，有一些问题解决了。”黄益平说，学者的心里必须要有一个现实关照，想清楚为什么、怎么办。“如果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全世界都会很感兴趣！”黄益平兴奋地说。
知易行难
黄益平的办公室里，挂着学生朱钦琦送给他的一幅字——“知易行难”，内容是他指定的。他很喜欢这幅字，还特意拍了照片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并注明“办公室内景，亮点是墙上的字”。知易行难，正是他做人治学的态度。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当时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黄益平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使他意识到“金融和传统的经济活动都不太一样”。黄益平说，农业政策的现实影响很简单，政策好了，粮食产量自然就上去了；政策不好，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粮食产量就会下降。但是金融危机对一个经济体的冲击是巨大的。这让他对金融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将关注点从农业经济转向金融领域，认为这将是中国未来重要的改革议题。
那时，花旗集团向黄益平抛来橄榄枝，这也意味着黄益平要走出“舒适区”，从研究者变成实践者，一切从头开始。但是，能够亲身体验金融机构是如何运作的，更多地接近市场，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于是，他接受了邀请，并一直在那里工作了9年，担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短、平、快”，是黄益平在花旗集团工作的最大感受。尽管都是从事经济分析，但研究目标有很大差异。在他看来，投行要为投资者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这要求他和同事们不断去探索理论分析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差异，而且市场是瞬息万变的，非常考验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和反应能力。因为投行的工作节奏很快，所以许多研究报告都不够精细。
因为这种“较真”，黄益平被同事们评价“很像学者”。他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内心更倾向于做一名学者。“本来只想体验一下，没想到一直工作了9年。但我到投行工作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最终是要回归学术的。”黄益平说。
他坦承，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给了他立足经济学界的机会，业界的工作经历让他更好地了解金融的运作、市场的结构，也为他未来的金融研究积累了厚实的实践基础。
后来，黄益平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总结为“拥抱不确定性”。他鼓励学生，努力做好手头的事情和不放弃寻找热爱的事情，两者并不矛盾。“不确定性是一个挑战，但也会带来许多机会，既然删不掉、躲不开，那就勇敢地迎上去。”黄益平说。
家国情怀
今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迎来创院30周年。过去30年，这里的学者几乎参与了国内每一场重要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作为院长，黄益平坦言自己“压力很大”。
他的压力，不仅来自于从如何管理自己向管理一个“一流经济学家扎堆”的学院转变，更来自于如何在林毅夫、周其仁、姚洋等历任院长的基础上，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学、科研、智库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是少有的能同时被学术界、政策研究界、监管部门和企业界接受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说，这与黄益平曾经在政府研究部门工作过，拥有长期在学术界的研究经验，后来又在投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如今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历有关。正是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独一无二的黄益平”。
至今，黄卓仍然对2016年发生在朗润园的那场产业政策大辩论记忆犹新。那一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问题发生争论。黄益平想，既然都是一个学院的同事，与其“隔空交锋”，不如坐下来面对面讨论一次。他作为学术协调人提出这一想法，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欣然接受，并决定全程直播，于是有了人们看到的那场影响深远的产业政策大辩论。
很多人经常问他，作为院长，如何协调不同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和争论？黄益平说，有时候他自己的研究也会受到其他同事的质疑，但“和而不同才是健康学术环境的表现”。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同样的改革议题，不同经济学家之间相互辩论已经司空见惯，但可贵的是不伤和气，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文化，他有责任将这种文化传承下去。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有许多资深学者，我刚来工作时他们是我的偶像，我快退休了他们还是我的偶像，而年轻学者们也将一代代成长起来。”黄益平说，如果一定要为这里的学者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不同年代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就是希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一番事业。
2021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由朗润园迁入承泽园时，邀请林毅夫、海闻、易纲和张维迎四位创始人一起同台交流，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广为流传。
谈起那天的细节，黄益平说：“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试着提炼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两条核心文化，一是家国情怀，二是和而不同。易纲老师又在中间加了一条，高度自信；林毅夫老师也加了一条，求同存异。”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30年来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精神。
进入人生的第60个年头，黄益平“唯一的目标”是还能继续有很多时间去研究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产生一些国际前沿成果，形成一些对国家有用的政策，为改革再尽一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