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当代青年的成长背景和代际特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主要底色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高度认同发展道路，自我建构“国家”想象；在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光谱分布拉长，青年亚文化日趋流行；在个体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压力较大，奋斗叙事张力凸显。当代青年价值观蕴含后现代价值观、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三个潜在风险。为此，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加强高质量青年理论产品供给，帮助青年养成正确的思想方法；精准把握青年思想变化，打造“政治型+组织型+思想型”青年工作队伍；聚焦青年成长的核心权益，加大力度解决影响青年发展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青年发展 思想状况 价值观引导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是时代精神变动、国家发展大势和社会矛盾显隐的“感应器”，青年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是时代发展大潮作用于具体人群的精神呈现，是社会整体变迁的具象缩影。
近几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全球治理失衡，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更加突出，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打压和攻击，这些都在当代青年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从对国家宏观改革的政治关怀到对自身微观生存环境的积极关注，再到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参与式行动，青年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如同放大镜一般，为我们透视转型中国提供了独特视角。
当代青年价值观的主要底色
当代青年主体主要为“90后”“00后”，其相似的成长环境、同处的发展阶段、经历的重大事件，奠定了其价值观整体呈积极健康、向上向好的基本态势，是朝气蓬勃、知识丰富、视野宽广、开放自信的一代，是可爱、可信、可为的一代。
❖ 国家层面：高度认同发展道路，自我建构“国家”想象
当代青年在人生“拔节孕穗期”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对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打压，让他们在头脑中对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进一步“祛魅”，更加认识到“西方究竟是如何区别对待、搞双重标准的”。笔者带领的课题组对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年龄阶段青年群体开展的三十余次调查都充分表明，当代青年对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认同度很高，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鲜明底色有更加坚定的认同，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走势表示乐观，对当前社会的分配体制和运行机制持正面评价。
当代青年是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国一代”，他们对理想社会表现出更加务实的追求，认为未来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依然会遵循改革开放的大逻辑，同时更加强调社会的稳定以及文明、法治等特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既是青年人对自我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是青年人对国富民强的信心。这种自信既源自当代青年成长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时代，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个人生活越来越好作为支撑的一种分析预测；同时也源自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掌声和鼓励多、挫折和坎坷少，是在青年阶段特有生活顺境下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
与之前的几代青年人不同，见证中国快速发展的当代青年对国家、民族有着更高的认同，他们倾向于使用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符码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部分青年将追星的方式平移到了对国家的认识之中，他们认为自己生长在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投入情感，也有责任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他们平视世界，平视西方。
因此，当代青年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而且积极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他们不是被动接受自上而下的阐释灌输，而是自下而上地主动进行对于国家意义的建构。这使他们得以建构与想象一个理想的“未来中国”形象——开放、强大、统一、包容、繁荣……，并将对自我的期待投射其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话语中蕴含的青春元素，也给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当代青年坚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而领导这一进程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爱护自己人民、最秉持公平正义、也是最值得被拥护支持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意义上最值得青年去追的“星”。
❖ 社会层面：价值观光谱分布拉长，青年亚文化日趋流行
随着就业方式、劳动关系和生活形态的日益多样化，新兴领域的青年就业群体规模日益庞大。以职业多元化为标志，青年群体在横向类别上不断分化，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加速细化的趋势。群体的分化必然导致利益诉求的多样，这些多样的利益诉求必然产生多元的思想意识。课题组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样本测算显示，原子化群体（数字蓝领、自由职业者等）和边缘性群体（青年农民工、小镇青年等）与党团组织、国家体制的联系相对松散，少数人甚至游离在国家治理体系之外，其思想保守程度高于内生性群体（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青年）和成长性群体（在校学生）。虽然不同青年对国家和制度的抽象认知较为一致（均高度认可），但在具体问题上的多元分化也现实存在。宏大叙事与微观体验的反差，让不同青年群体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分化和偏差。
在具体的价值选择中，当代青年一方面继续以普遍认可的提升物质生活水平为共同基础，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不同价值观念优先次序的排列组合。在课题组之前的调查中，不同青年群体表现出来的社会态度差别，体现出青年价值选择的多样和差异。青年群体收入分配光谱上的分布在拉长，有的已经实现所谓“财富自由”，有的还在为基本生存而打拼。与之相适应，青年在价值观光谱上的分布也在拉长，有的偏好“效率”，有的强调“公平”；有的为“自由”选择不婚不育，有的为“安稳”坚持“从一而终”。在一些社会话题的讨论中，青年众说纷纭、态度分化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青年亚文化逐渐流行，各种亚文化越来越成为青年展示身份认同差异的一种传播手段。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以及利益诉求表达自我、建构自身意义的文化实践。当前，我国青年亚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娱乐化、圈层化的趋向。总体而言，亚文化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青年可以在亚文化中找到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伙伴，在兴趣集合点发表看法、交流情感；亚文化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参与文化共享和共创的机会，青年在参与亚文化新内容的创造、更迭过程中，能够在合作与讨论中深化认知，不断丰富自我、完善自身；亚文化为青年社会化提供了缓冲带和过渡期，通过亚文化“个性的表达”，使得部分青年不甚成熟的思想和旺盛的精力得以宣泄。
在亚文化中，年轻人一方面与认同相近者结成“无组织的组织”，另一方面则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找寻不一致的“他者”，并形成强大的话语力量和传播动员。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移动传播同日常生活深度融合，社交媒体构筑了一种多重场景并置、多重角色共在、多重关系同时展开的“中介化场域”。在“节点—网络”的传播模式中，碎片而多元的个体认同被更加突出强调，阐释社会现象的话语权力不再集中在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手中，个别群体也开始拥有了自己对于现实问题的解读框架和表达权。通过对共同关注的人物、事件和话题的讨论，青年亚文化将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交网络进一步拓展，重构了现实的人际关系，延展了社交圈层，密切了社会互动，更通过特殊话语体系、共同需求和规则的确立，集结成“超越传统社会阶层划分”的共同体，创造了新的社会分层标准①。
❖ 个体层面：社会竞争压力较大，奋斗叙事张力凸显
一方面，当代青年身处的社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社会，竞争机制被引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智能技术催生的算法考核机制的驱动下，个体在激烈竞争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部分青年产生失落感、不安全感、恐惧感、孤独感和不确定感。加之就业、住房、婚恋、教育、养老、抚幼等“急难愁盼”问题较为突出，部分青年面临的现实压力越来越大，呈现出一种过分焦虑状态。作为一种现代性症候，这种焦虑不仅会使整个社会陷入紧张的氛围，而且不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近年来“考公热”不断升温，部分青年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更倾向于选择稳定性较强的岗位。课题组之前的调查表明，部分大学生刚进入社会时，现实困境使他们顿失归属感和方向感，此时如果常态化的思想教育渠道无法覆盖，他们很容易成为政策关照的“夹心层”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空档”，当社会的“实然”世界与书籍中的“应然”世界不一致时，他们极有可能在利益诉求和现实压力的影响下产生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互联网普及化等时代进程以及奋斗叙事，形成了个人生活机遇改善与主流话语的同频共振。这种共振也预示着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线性外推的奋斗叙事——今天比昨天好，是因为奋斗；那么只要继续奋斗，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这种奋斗叙事形成了青年对个人发展的高期望值。只要对奋斗的信仰还在，青年就相信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那么即便当下感知到就业艰难和生活不如意，仍然有信心承受暂时的下行体验，保持奋斗精神直至境遇改善，国家层面的复兴叙事与个人层面的奋斗叙事可以在不断自我确证的过程中相互强化。随着经济运行常态化，行业辈出率和圈层辈出率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走低，身边的经验事实将对部分青年的思想观念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国家层面的复兴叙事与个人层面的奋斗叙事出现断层，上述循环可能演变成为相互证伪、负向反馈的观念闭环，导致以自豪感驱动的国家认同感在部分青年中出现下降。
而今部分青年在围绕身边话题展开讨论时，往往会映射出对社会发展的困惑和质疑。一些青年一方面对国家的发展进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又对个人的发展前景存在忧虑；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乐观，另一方面又对个人的前途命运感到悲观。纵观这几年的网络热词：2016年“丧”、2018年“佛系”、2020年“内卷”、2021年“躺平”、2022年“摆烂”、2023年“幻灭”……一些青年存在负面心理。与老一辈不同，新一代青年成长于物质丰裕的时代，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带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是其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但是如果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对个人的前途充满迷茫之间出现认知背离，可能会侵蚀部分青年国家认同的基础。如果缺乏奋斗叙事的信仰，将使得以国家认同为重要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挑战，并对民族复兴的信心产生长期影响。
当代青年价值观内蕴的潜在风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②。我国内陆广阔的腹地为当代青年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以横向流动疏解了纵向流动速度下降带来的社会风险，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潜在矛盾不减、横向疏解的空间日益缩小，这意味着中国青年运动可能进入动能储备期。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辨析重点社会思潮在青年中的潜在风险。
其一，后现代价值观风险。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社会价值观开始出现多元立体发展的趋势。当代青年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强调自由、平等、包容和自我表达的后现代价值观渐渐取代了强调生存、安全、物质的现代价值观。然而，现代价值观并没有真正消逝。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劳动者仍然秉承物质主义，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依然是相当长时间内他们的人生目标，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一过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后现代价值观也并非一成不变。当经济收入下降、生活福利无法保障时，个体很可能重新回归现代价值观，这也是一部分青年穷游、穷玩的原因。
因此，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呈现出不同时代的杂糅性和交织性③。尤其是，后现代价值观与前现代、现代价值观差异较大，它从注重物质转向注重精神，主要表现为追求个性化的体验。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城市家庭经济实力较好的青年，由于基本物质生活已经得到充分满足，因而期待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价值观往往呈现出后现代的特点。
近年来，一批既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有较强参与能力、推崇后现代价值观的活跃青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他们积极推动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变革，呼吁社会各界“看见”个人命运和特殊群体的权利诉求。他们期望社会在一些前沿社会议题上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强调在性别平等、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性少数群体、劳动救济、人权尊严等问题上保障相应的公民权利，并认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责任与意识，对别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号召每个人都应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他们以所谓“青年人特有的思想自觉”的方式，在高学历和高收入人群中赢得了一定的情感支持，推动了社会议程设置乃至政策更新。
应当认识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反映的是包括青年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的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后现代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抗关系。无论后现代价值观的表现形态多么丰富，其都应在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之内活动，始终与主流价值观保持着方向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应以一种差异的视角而非对抗的视角去分析后现代价值观的功能价值及其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价值观的出现，使得物质财富的重要性降低，人们对物质的占有欲减少，精神生活逐渐上升为满足需求的重要手段。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后现代价值观有助于人类跳出“物质陷阱”，鼓励人们多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自然环境，有其积极的一面。新媒体技术的普及给后现代价值观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多元文化融合的环境赋予了后现代价值观更大的拓展空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群体对于后现代价值观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也将会逐渐上升。
同时也要注意到，虽然后现代价值观属于社会发展正常阶段出现的现象，但其中有些观点试图否定“宏大叙事”，提倡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多元化，片面强调“碎片化”和“差异性”，进而否定核心价值，导致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滋生。对于这些论调，必须加以重视并关注其走向。近年来，在一些热点话题中，一些青年期望社会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当然，这些议题并非都具有政治属性，发起这些社会议题的青年也未必对国家发展道路持有异见，但这些议题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成为攻击我国人权问题的借口。此外，还要警惕某些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观念以某种被“包装”为后现代价值观的新形式“改头换面”，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渐进式地侵蚀党的青年群众基础。
其二，网络民粹主义风险。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民粹主义往往被定义为“薄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之所以“薄”，是因为不同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些“厚意识形态”，民粹主义不能圆满地回答有关社会秩序方面的问题，但作为“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可以与不同的“厚意识形态”相结合，表现出不同的样貌。比如，当民粹主义所宣扬的“人民”对抗“精英”，在某些场景下转换为“我们”对抗“他者”时，则更像是极端民族主义。
近年来，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解决内部经济社会冲突的主张。与过去的民粹主义不同，当代民粹主义一方面具有反建制、反权威、反精英的极“左”色彩，在中下层民众中有广泛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又带有排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色彩，得到保守主义的呼应，形成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超出了既有理论的解释框架。从西方各国近年发生的青年运动来看，民粹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一定的社会骚乱乃至政治动荡。借助网络等传播渠道，国外民粹主义言论也对中国青年产生了影响，助推了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全球范围来看，青年一代容易接受社会上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对个别社会问题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认识。因此，他们的思想往往具有改革制度、批判现实的特性，尤其在社会矛盾激化和利益错综复杂的时代，部分青年容易信奉以彻底革新现存制度为目标的革命理论，或将类似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和思想依据。从民粹主义的特点来看，其鲜明的草根性、非理性和批判性，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群体来说具有很强的冲击力、鼓动性和裹挟作用。
相比于传统的民粹主义，多了“网络”二字的网络民粹主义实际上反映着民粹主义思潮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化。“互联网并非是对现实民粹主义的简单映射和复制，也从根本上重构了民粹主义的产生机制。”④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传播、蔓延及扩散，因而拥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海量的信息源头。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话语表达生态往往体现出强烈的批判、解构、对抗的特征，具有更加平民化、情绪化、非理性、极端化的趋向，移动互联网已然重构了民粹主义的传播途径和动员能力。
从近年来的一些网络热点事件来看，网络民粹主义虽然注意到了资本的危害，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物与社会现象背后实际隐藏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忽视了行动主体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原因，这种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不仅增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而且增加了网上网下的愤懑与戾气，人与人之间的包容、理解、信任变得困难，社会共识发生动摇，向心力与凝聚力逐渐消解。特别是有关权力、财富、声望不平等的争议超越了具体的舆论事件并扩散到特定社会群体，进而演变为以阴谋论推测优势地位群体的原始积累过程。这种片面追求平等主义原则的归因思维，将具体的、经验性的、纷繁复杂的社会议题简化为抽象的、概念化的、非黑即白的概念，可能导致公共舆论极化、群体内偏见等一系列社会治理挑战。
从表现形式上看，网络民粹主义隐藏得更深，因为它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断章取义，在许多方面严重背离和歪曲了我们党的政策主张，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部分议题上，网络民粹主义的思想观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提法在言辞上有相似之处，青年群体辨析和理解起来难度很大。放眼未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全球最大规模的就业人口对超多层次产业结构的需求、发展尖端产业对资本市场和私有产权的需求以及全球最大供给能力对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的需求，而这三者都会导致网络民粹主义抬头，对此我们尤其要加以警惕。
其三，极端民族主义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精神内核、目标朝向和心理基础上具有共通性⑤。离开民族性，民族国家就没有意义，民族精神的培养、民族性的塑造对于当代青年的培养至关重要。当代青年民族主义思潮升温的趋势有其必然原因，既源于青年对于国内建设成就的朴素自豪感，也来自于青年对于外部压力的应激性反应。因此，青年群体中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有其合理性。2016年“帝吧出征”事件成为社会各界观察新一代青年民族主义动向和政治动员机制的个案，当代青年在其中表现出的在网络舆论战中强大的自我动员与组织能力让世界刮目相看。他们通过拼贴视频、漫画图文，以及在B站、Facebook、Instagram等平台制作表情包、发布网文等形式完成意见表达和信息获取，通过公告、聊天、评论、转发、点赞等形式达成共识与动员，完成了一场高度组织化与仪式化的民族主义集体行动。其后，“帝吧出征”模式一再重复，青年民族主义群体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有学者称之为“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⑥。
青年基于爱国热情的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需要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以及利用民粹主义引导青年产生盲目的国家优越感与破坏性的排外情绪的极端民族主义。从本质上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并不先天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二者的不同在于，民族主义强调全球范围的差异，民粹主义则更强调独立政体中对资源、机会和尊重的分配。二者动员方式也不尽相同，民粹主义通常是纵向地召唤“弱势群体的人民”，而民族主义则是横向地动员“边界社群的人民”。⑦然而，这两种差异甚大的意识形态在今天却空前接近并日益汇合。这种合流趋势的外部动力来自于民族国家与经济全球化的紧张关系，民粹主义凭借“下/上”的纵向结构建立起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而民族主义则凭借“内/外”的横向结构形成民族成员与非民族成员的区分。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之后，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情感与表达较为强烈，而网络语言为民族意识的塑造和增强创造了新的基础，给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通用载体和交流平台。极端民族主义的主体平均年龄不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缺乏理性或缺乏思考。相反，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低，视野也不狭隘，对于政治、商业消费文化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与一般性的民族主义不同，极端民族主义强调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具有极端的国家、民族理念，盲目排外倾向明显，强调以刚性对抗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基于敌视和对抗的思维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任何务实冷静的态度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都被解读为“对外软弱”。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相互叠加和影响，在社会中形成了有利于极端民族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极端民族主义一方面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激烈动荡，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青年的爱国情感，恶意挑起国家对立和意识形态之争，不利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极端民族主义的升温还极易唤起其他国家民众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国家之间民众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不利于创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推动部署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巩固深化，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开创新、全局性、根本性的变化。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基础与群众基础、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组织基础与物质基础都有了显著提高。
第一，加强高质量青年理论产品供给，帮助青年养成正确的思想方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⑧要敢于解答青年提出的各种理论困惑，做到研究彻底、阐释清楚、映照现实，才能说服人、打动人、引领人。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生动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将抽象的理论形态转化为贴近青年、贴近实际的生活逻辑，以简单质朴的语言讲透彻，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阐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其他主义“人民观”的本质区别。让广大青年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是具有高度现代文明意识和实践能动性的历史主体。要通过辨法析理，揭示西方社会思潮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本质。
第二，精准把握青年思想变化，打造“政治型+组织型+思想型”青年工作队伍。在对青年现象的调研中，要避免用单个科学理论解释复杂现象，摒弃仅靠资料剪辑、数据堆砌得出结论。不能简单迷信定量研究，要认识到客观分析不能完全取代直观判断，大力提倡到基层一线去、到新兴青年群体中去，通过在前方建立观测点等方式增加感性认识，多采用参与式调查、“解剖麻雀”等办法深入洞察青年思想变化。同时，要对青年思想扩散的重点平台加强研究与跟踪，如“B站”“知乎”“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是多种思想观念的重要“扩音器”，在传播渠道上有不同于其他平台的影响力，对其平台上的各类新词汇、新情绪、新变化要长期系统性跟踪。
不能一般性地看待青年工作，应重视其高度专业性和实践性，加强在不同群体中做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的规律研究。要注重发现、培养和吸纳善于把握运用青年成长规律的“政治型+组织型+思想型”人才，让善于团结青年、引导青年的人才成为联系党和青年的桥梁纽带。要有针对性地在重点领域配置人才，“固基”和“稳尖”并重。比如，产业工人思想性较弱、组织性较强，团结引领这一群体要体现组织为先、思想跟进的特点，注重配置组织能力较强的人才；而新媒体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群体思想性较强、组织性较弱，团结引领这些群体要体现思想为先、组织跟进的特点，即“做有思想人的思想工作”，更好地发挥思想型人才的价值。
第三，聚焦青年成长的核心权益，加大力度解决影响青年发展的关键问题。只有关注重视青年成长的核心权益，切实解决青年发展的现实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断绝青年思想动荡产生的土壤。课题组在长期调研青年群体的过程中发现，影响青年政治态度和社会感知的核心要素主要有三个关键变量，即住房（租房）状况、职业发展路径和婚恋家庭支持，这是青年初涉社会立足起步的重要基础。这三个关键因素解决得好，青年对未来就充满希望，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困难时也能自我疏解并进行调适。如若这几个因素靠自身努力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青年就有可能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进而丧失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在未来一个时期，我们要发挥好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杠杆效应和集成作用，对青年发展的关键变量加大调整力度，让广大青年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可考虑在适当时机出台《青年发展促进法》，加强青年发展法治保障。当前，青年工作领域仍处于综合性基本法律立法空白状态，应当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实施以来推出的青年发展政策实践集成上升为法律，为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塑造新时代好青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作者为中央团校党委常委、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导，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委会副主任）
【注释】
①吕鹏：《“饭圈”的拓扑结构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9期。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8页。
③廉思：《当前青年社会心态的新特点和引导策略》，《人民论坛》，2023年第3期。
④邓理：《技术变革与政治变迁：互联网对西方民粹主义的多重赋能》，《理论月刊》，2020年第8期。
⑤在日常话语中，往往会用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来加以区别，本文使用“民族主义”时，将其视为中性学术概念，而用极端民族主义来指称坏的民族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式。
⑥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
⑦Rogers Brubaker,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i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Vol.26, Iss.1, 2020, pp.52-53.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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