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文明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职业分化演进的过程。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提升生产率与风险应对是职业演进的双维驱动逻辑。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风险与不确定性应对成为新职业重要驱动力，且呈现快速强化趋势。要科学认识数字时代新职业的产生与演化逻辑，对于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应该积极转变观念，主动适应新技术变革对职业的替代与创造效应，理性应对其带来的就业方式与就业机会的转变，优化就业治理策略，努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关键词】数字经济 职业演化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的人类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一方面，因技术创新产生的“创造性破坏”使不少传统制造业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催生了大量的新职业，大规模的职业流动已逐渐成为常态。迄今为止，中国已先后发布五批新职业，涵盖大数据工程技术、全媒体运营、网络配送、在线学习服务、健康照护、呼吸治疗等多个职业新领域。新职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反映着社会的革故鼎新与迭代演进。那么，新职业产生与演化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数字时代职业演化趋势及变迁方向如何？又该如何应对？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追寻职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洞悉职业演进的基本逻辑。人类文明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职业分化演进的过程。除生产率逻辑之外，人类文明也是风险应对的历史。可从生产率与风险应对的双重视角，审视社会分工推动职业演变的历史趋势，进而理解数字时代新职业演进的基本逻辑。
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的职业演化：从自然风险应对到生产率提升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每一次社会分工催生众多新职业，新职业的产生通过深化社会分工进一步加速了社会发展。那么，社会分工与职业演化的内在规律是什么？社会分工有两种理想类型逻辑，一种是效率性分工，一种是社会性或功能性分工。前者是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催生新职业，旨在为社会成员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后者是旨在维护社会稳定运行产生新职业，帮助社会成员应对效率性社会分工带来的各类消费风险与不确定性。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人类社会大致经历过三次分工与新职业涌现：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使畜牧业得到快速发展。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手工业和农业分离，手工业成为新的社会生产部门，与手工业相关的职业应运而生。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中出现了商人，这次社会大分工的特点是首次出现非生产劳动和生产劳动的分离，商业成为众多劳动者从事的新职业。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人类文明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分工模式基本形成。
进入十八世纪以来，人类步入工业经济时代，并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相继从蒸汽机械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航天新材料与信息技术革命，工业领域与规模极速扩展，职业高速分化。在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带动下，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与手工业社会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第四次社会分工全面展开，主要表现为工厂与企业的出现，进而演化为股份有限公司、工业集团等组织形式，工人、技术人员、各类管理人员等新职业相继出现，并呈现快速扩展的趋势。随之而来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可以视为人类的第五次社会大分工。这次社会大分工主要发生在服务业，与服务业相关的诸如当铺业、旅馆业、广告业、修理业、电影、音乐和其他文体娱乐等新职业大量涌现。随着信息技术主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出现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部门，人类社会迎来信息时代，信息生产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分离堪称人类第六次社会大分工，大量新职业不断在计算机、生物工程、合成材料、电子通信等领域涌现。
从职业演变的逻辑来看，第四次到第六次社会分工与前三次社会分工具有明显的差别，前三次社会分工主要表现为功能性分工主导，社会分工的主导逻辑是自然风险应对；而工业时代社会分工的基本特点是技术性分工为主导，工业革命推动市场经济逐步扩展，加速了生产过程的劳动分工，人类逐渐摆脱了自然风险的困扰，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逐步迈向了效率主导，新职业均围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产生并发生演化。
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自身所导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迅速增加。这种不确定性不同于传统社会，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已经由自然风险转变为人造风险或社会风险。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将面临更大的供需匹配不确定与消费风险，各类社会风险快速呈现，诸如金融风险、消费风险、健康风险等等。社会风险应对需求快速上升，再次逐渐成为职业演化发展的重要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演化：社会风险应对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双重逻辑
数字经济的到来标志着人类迎来第七次社会大分工，这次分工是以数字经济转型为基础展开的。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转型主要呈现三大主要趋势：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消费商业平台化。产业数字化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生产率提升逻辑主导职业演化。消费商业平台化主要发生在服务业与消费领域，社会风险应对主导职业演化。数字产业化则兼而有之，包括服务生产领域的数字产业，如软件业、信息咨询业等，也有服务消费的数字产业，如动漫创意、数字艺术等。在人社部公布的74种新职业中，可以分为生产性新职业与社会生活性新职业，前者与生产率提升相对应，后者则与风险应对相呼应。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性分工与功能性分工并存，社会风险应对与劳动生产率提升成为新职业产生与演化的双重逻辑。
首先，数字经济转型深化技术性分工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在替代部分低技术职业的同时催生新的高技术职业，推动职业演化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广泛运行使得商业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各类企业的市场竞争半径快速加大，甚至扩展到全球范围，加上消费领域逐渐步入数量过剩时代，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企业只有提高效率使得产品质高价廉，方能获取利润以图发展。数字技术不但能够提高生产力效率还能提高管理效率，进而全方位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通过深化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是数字时代职业演化重要驱动机制。
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是把数据通过算法逻辑改变为制造工艺与生产流程，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过程，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进而深化生产领域的技术性分工。生产领域的产业数字化主要发生在第一、第二产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对这两类产业影响强度有所差异。第一产业农业的生产率主要取决于生物的生长过程，产业数字化难以通过算法或数据大幅改变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影响强度相对有限，但可以加速优良品种培育，监测农作物生长条件，为农作物创造最优生长环境，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分工深化，催生高技术职业并替代低技术职业，如人社部公布的农业数字化管理员、农业经理人等新职业。产业数字化对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或制造业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数字技术能够通过数据算法不断快速更新产品，实现持续性的深度技术创新，加速技术性分工，替代原有的技术职业岗位，衍生高技术职业及其相应的辅助性职业岗位。人社部公布的生产性新职业就是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驱动的结果，主要包括高技术职业及其辅助性新职业两类，前者是新型工程技术人员如集成电路工程、机器人工程、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后者是与之相关的辅助性岗位，如智能硬件装配员、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智能系统运维员等职业岗位。
数字时代的技术性分工的就业替代效应可能会高于创造效应，并对劳动力市场就业产生压力。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增加了高技术从业者的职业岗位变化的可能性，通过创造效应产生高收入职业岗位，而通过替代效应加快职业流动与收入波动，强化了人们的就业风险感知。
其次，数字经济转型深化社会功能性分工，演化出很多新职业以提高人们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这种社会性分工主要发生在数字产业化与服务商业平台化过程中，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是消费领域数字产业化与消费平台化的集合体。这种商业模式已经重塑了现代社会的消费模式，通过深化社会分工，能够快速实现供需匹配，极大降低了人们的生产与消费风险和不确定性，成为数字时代新职业产生的重要来源。这种商业模式下新职业的劳动关系难以界定，劳动者社会保障不健全，甚至受到平台算法的控制与剥夺。但是为什么这种商业模式会在劳动关系模糊、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快速发展？多数从业者愿意从事这一行业？
一方面，从社会风险应对角度可以较好理解新职业的快速发展。虽然这些新职业面临较高的个人职业风险或不确定性。但这些新职业却从整体上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从生产领域来看，数字新技术快速迭代，生产过程自动化与系统性增强，新产品的多样性快速递增；从消费领域来看，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已得到满足，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新的消费理念与模式均呈现高度异质性，供需双方的高度差异性分化使得市场供需匹配不确定性大幅攀升，使得数字商业平台应运而生，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实现供需的快速匹配，降低市场风险。在此背景下，衍生出大量的互联网相关服务性职业，产生了诸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电商、外卖骑手、代驾、网络直播等一系列互联网相关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降低了整体市场的消费风险与不确定性，将市场的外在风险内在化，使得这类职业成为 “非雇佣工人”的典型性形态。虽然职业缺乏稳定的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支持，但新职业数量就业岗位数量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产生的职业替代效应，降低社会的整体失业率。
另一方面，互联网功能性新职业也有诸多优势，使得人们愿意从事这些新职业。互联网新职业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收入水平不低，甚至有些新职业有较高的收入。新职业在高收入与中低收入方面更有优势，高收入水平出现在数字高技术行业或岗位，数字体力劳动者得到中低收入，高于传统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第二，新职业进入门槛较低。互联网功能性新职业主要分布在互联网商业平台所催生的服务业，多数为非雇佣性一般体力劳动者，基本不需要学历门槛，从业者主要是高中、大专学历者。第三，从业灵活度高，部分新职业既可专职也可兼职。其中网约车司机、网红主播、创客指导师等新职业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与自主性，这些职业是数字时代零工经济职业形态的典型代表，这些从业者往往身兼数职，既可以提升自身的收入水平，同时也抑制了自身收入波动的风险。
因此，数字化与智能化催生的新职业既是效率提升的技术分工的产物，又为社会风险应对的功能性需要所驱动，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后者可能超越效率逻辑，成为新职业产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人工智能及职业的未来
2022年11月，人工智能对话聊天机器人ChatGPT横空出世，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已经预示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对人类可见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人工智能将会通过全面模拟人类的智能，极大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将对人类未来职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人工智能为前沿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可能同时替代人类的体力与脑力劳动，其重点是替代脑力劳动职业，甚至是较为复杂的脑力劳动。对于人工智能要审慎对待，正确认知其职业替代与创造效应。从职业可否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本质属性上来看，生产领域的职业可以分为任务可程序化职业与任务不可程序化职业；消费领域内的职业可以分为情感性劳动主导职业与非情感性劳动主导职业。任务可程序化职业与非情感性劳动在理论上最终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而任务不可程序化职业与情感性劳动难以完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这是因为，数据、算力、算法为人工智能三要素，缺一不可，其中算法基于工作任务的程序化程度，即使复杂的脑力劳动，只要具有程序化特征，就能设计出相应的算法最终为人工智能所替代或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这也是人工智能中“人工”的基本含义。
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创造效应不但源于对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追求，将更源于人类社会对于各类社会风险的应对。首先，在生产领域，人工智能技术通过重塑生产流程，创造新的职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将进一步推动数字产业智能化，通过数据收集智能化、信息处理智能化、风险控制智能化，间接推动生产领域提升劳动生产率。可以预计，人工智能技术将深度嵌入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分离出生产领域中的任务可程序化职业并加以替代，同时衍生新的任务非程序化的新职业，进而重塑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构。人工智能技术属于数字技术的高级阶段，不但创造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业化推广等高端技术性职业，也会创造人工智能相关辅助性质职业，如人工智能技术运营、维护等任务非相对程序化的新职业，应对生产智能化过程带来的生产领域的社会风险。其次，在消费领域，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催生新业态与新职业演化发展，应对消费领域的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在未来的时代，人们的身心健康需求、文化艺术需求、高质量的教育需求、旅游需求将会快速攀升，这些需求具有更大的异质性，其生产与供需匹配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新职业去帮助消费应对这些风险与不确定性。
人工智能技术在提升生产率并替代一些职业的同时，将会基于社会风险应对进而创造更多的新职业，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不应过于担心。其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是“人工”的，归根到底是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理性设计的核心是算法，算法是其底层逻辑。算法是基于工作任务的可程序化与非情感性特征，人类的情感性与创意性劳动可能很难完全通过算法实现程序化，从而难以完全被人工智能替代。具体而言，生产领域的创意性高技术职业、消费领域的以情感性与创意性主导的新职业，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主动适应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要正确认识失业与再就业现象，人工智能的快速技术迭代可能导致劳动力失业与再就业成为常态；或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或者主动提高自己的数字素养，积极参与相关职业培训，投身人工智能衍生的新职业；或者提升自己的创意性、情感性劳动技能，积极投入未来社会养老、健康、艺术创意等行业。
对于政府与社会而言，不但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要通过社会制度创新，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失业的冲击。积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最大限度保护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降低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风险，确保新业态健康稳定发展。同时，也要加大职业培训深度与广度，引导失业者在职业生涯周期内顺利实现再就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持续稳定发展。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主要就业风险及多维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1&ZD181）成果】
【参考文献】
①陈志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
②丁述磊、张抗私：《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与经济循环》，《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5期。
③邓忠奇、程翔、张宇：《中国新职业发展现状及从业者工作满意度研究——基于双维度微观调查数据》，《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2期。
责编/于洪清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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