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广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倡议，但受近年大国竞争回潮影响，其安全发展面临一定挑战。经济问题政治化、科技问题意识形态化、人文交流问题武器化、疫情问题污名化等是影响“一带一路”安全发展的主要风险。 作为应对，共建“一带一路”要坚持全球共同发展理念与实践，大力推动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积极创设共建“一带一路”相关的新型国际话语框架，妥善应对大国竞争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同时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对中美关系牵动作用的日益显现，需要以适当形式促动美国实质性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共同利益空间。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安全发展 大国竞争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7.010
【作者简介】张耀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语言安全。主要著作有《“一带一路”语言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及治理路径》（论文）、《“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论文）、《数字“一带一路”的挑战与应对》（论文）等。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泛起，全球治理失序。面对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深刻调整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革，美国“霸权危机”和焦虑感加重。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对华认知较为负面，认为中国崛起是美国面临的最为错综复杂的国际挑战，美中之间的根本矛盾是结构性的权力之争，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正在改写大国关系均势，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重绘地缘政治版图。[1]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2050年之前，美中关系大概率是相互碰撞的竞争性对手关系。[2]针对中国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美国重拾大国竞争战略工具，显著提升对华博弈烈度。中美关系基于“结构性矛盾”而来的“系统性风险”短期难以化解，美国偏好以零和思维应对中国发展的路径依赖短期难以改变。“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3]被部分美国官员视为撼动美国全球霸权地位、重塑未来国际秩序的工具。美国联合盟友，以政府-智库-媒体多主体协同联动的方式，从多个领域、以多种手法遏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安全发展面临大国竞争带来的风险挑战。
“一带一路”安全发展面临的大国竞争风险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世界多个热点地区，受国际发展失衡、全球治理失序及部分共建国家内部运行失当等因素影响，部分国家或地区和平赤字问题突出，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存在安全短板。主要安全风险既涉及民族宗教、地缘博弈等传统安全，也涉及数据跨境流动、有组织犯罪、网络冲突等非传统安全。当前大国竞争回潮，中美博弈加剧，其风险外溢所导致的辐射传导和层累叠加效应加剧了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安全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问题政治化。共建“一带一路”旨在推动共建国家共同发展以及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实现现代化，而美国及其盟友却将中国对外经贸投资议题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劳工、环境、国家安全等问题挂钩，不遗余力制造“安全与发展二元对立”的国际话语叙事，意图促成质疑、反对中国经贸投资活动的国际舆论和政策压力，以此左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策议程和决策选择，削弱中国与共建国家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基础。
美国联合盟友抹黑共建“一带一路”的言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一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论”，妄言“一带一路”是中国地缘扩张工具，旨在谋求势力范围，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是“锐实力”支撑的“权力游戏”。二是现代版“朝贡体系论”，声称“一带一路”是中国为解决国内问题而推行的经济外交，意在转移落后产能，对外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是中国为保障自身能源安全而转嫁危机的“新殖民主义”。三是“国家资本主义论”，指责“一带一路”规则机制不透明，降低环保、劳工等国际标准，扩大军事存在，造成恶性竞争。四是渲染“一带一路”面临融资、安全等风险，声称“一带一路”投资不透明，加剧所在国财政负担，制造“债务陷阱”，形成“经济胁迫”，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目的不是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是借机推行人民币国际化。[4]五是散布“中国崛起顶峰论”，渲染“脱钩断链”“去风险”，构筑“小院高墙”，加大对华投资审查，阻挠外资赴华，阻碍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上述不实言论有意挑拨中国与共建国家关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正常经贸投资往来造成了消极影响，如中缅合资建设的密松水电站项目被搁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单方面撕毁州政府与中方签订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等。[5]
科技问题意识形态化。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大国数字博弈成为国际竞争新焦点，数字丝绸之路成为美国遏华战略的重心和前沿。美国从“数字地缘政治”思维出发，将数字丝绸之路视为“规则颠覆者”和服务所谓“‘一带一路’地缘政治联盟”的“技术地缘政治战略”；宣称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左右全球技术标准制定，推广所谓中国的“数字威权主义”治理模式，意图将共建国家纳入中国主导的“数字秩序”，改变目前全球技术治理秩序；声称这种新型“数字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层面对美西方构成严峻挑战。[6]
为应对所谓中国“数字扩张”，遏制中国“数字影响”，[7]美国相继牵头召开“布拉格5G安全大会”，抛出“5G清洁网络”，成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发起“网络规范倡议”，与日本、荷兰等国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管制协议，强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组成“芯片四方联盟”等。美国还以其所谓民主价值观为旗号，试图将价值理念与科技发展挂钩，构筑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韧性供应链”和“友岸外包”，要求盟国弃用华为等中企的通信设备。在美国的施压利诱之下，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波兰、斯洛文尼亚、瑞典等美国盟友宣布立即或分阶段禁用华为等中国企业生产的5G通信设备，印度政府则“暗示”国内电信供应商避免使用中国的电信设备。2024年2月，继美国、加拿大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之后，欧盟正式启动对TikTok的调查，主要内容是审查其是否违反保护未成年用户、研究人员数据访问等欧盟《数字服务法》有关规定。美西方在数字空间组建类似北约的“数字联盟”，限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制造“技术势力范围”，意图迫使中国掉入“中等技术陷阱”。
人文交往问题武器化。美国将文化视作“一种相对便捷而有效的权力资源，是国家间开展权力斗争的利器”。从权力政治的视角出发，美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人文交流演化为控制人心的“工程”和争夺头脑的“斗争”，利用文化手段“不战而胜”成为其实现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政策工具。[8]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逐渐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中国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国际人文交往的中国范式日益凸显。美国重拾对华意识形态外交做法，宣称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斗争”，[9]通过操纵“锐实力”“影响力行动”“中国威胁论”等话语来渲染炒作中国对外人文交往造成所谓“安全冲击”，竭力将“一带一路”抹黑成为一种“安全威胁”，[10]并以意识形态渗透为由打压、关闭孔子学院，阻遏“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发展。
同时，美国加大与盟友协调力度，对我国进行多方面施压。早在2019年3月欧盟便将中国列为“制度性对手”，宣称双方在价值观上分歧最大。2021年6月，匈牙利个别政客反对中国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建立分校。2022年11月，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其就职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称中国是“英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制度性挑战”，强调中英两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11]2023年7月，据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发言人向该报确认，该大学未来将不再接收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2]此外，近年越南政府以南海问题为借口在文化宣传领域采取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13]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可能会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投射更多消极影响。
疫情问题污名化。从国际关系视角看，污名化是权力政治在国际话语领域的延伸，指国家间权力博弈时所使用的带有侮辱、贬损性质的指称。[14]污名化按照“贴标签—固化刻板印象—聚合负面情绪—引发排斥、歧视、偏见”的作用机理，使污名客体身份信誉受损。[15]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不断制造“疾病歧视”，给新冠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强化病毒的“国别”属性，借疫情污名化中国的做法层出不穷。其中大量不实言论和情绪传播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受众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判断。[16]
当前，美国的污名化行径仍在持续，并出现值得关注的新动向。2021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拜登的指示下杜撰溯源报告，给出模棱两可的所谓“结论”。2023年3月，拜登签署《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再次动用情报部门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公布“可疑”的中国研究人员名单，公开病毒溯源信息，关注中国研究机构与新冠病毒起源的“潜在联系”。[17]疫情污名化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治理体系较量和意识形态之争，以舆论交锋、信息对抗和国际话语权争夺为主要形式的中美“全球叙事斗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合作的民意基础，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舆情形势的严峻复杂性。
全球治理模式差异化。现行国际秩序主要由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式全球治理理念与做法仍然沉湎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干涉主义、保护主义等陈旧范式，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合作排他化等问题突出，代表性、包容性和公正性不足。“一带一路”把握全球治理体系演进逻辑，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回答了霸权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失灵之后国际体系如何运作的时代之问。[18]
美国联合盟友加紧寻求“替代方案”，意在抗衡共建“一带一路”日益提升的影响力。2017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宣布恢复“四方安全对话”并于2021年将其提升至领导人级别。2019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联合发布“蓝点网络”计划，宣布将联合制定全球基础设施领域援助标准，协助“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避免其陷入债务陷阱。2021年，欧盟通过“全球联通欧洲”战略和“全球门户”计划；2022年，美国继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之后宣布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欧美均宣称将以新型融资方式构建全球基础设施网络，制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意图明显。2023年9月，美国和印度宣布联合欧盟、沙特、阿联酋、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共同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可以看到，美国联合盟友罗织的小多边框架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这使得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稳定因素增多，增加了共建“一带一路”外部安全风险。其根本目的在于以“去中国化”消解“一带一路”国际影响，唱衰中国发展道路和全球治理模式，折射出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主导权争夺的激烈复杂程度。
推进“一带一路”安全发展的主要举措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以安全为目标导向，但一定程度上被“安全化”，[19]面临大国竞争外溢风险。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面向所有国家开放共建，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价值基础，强调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针对美国贬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需保持战略定力，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同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始终将安全发展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携手共建国家树立底线思维，强化危机预防和风险管控。在具体实践中，联手搭建“一带一路”安全风险识别、防控和应急体系架构，完善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工作方案，防范和化解影响共建“一带一路”的各类风险和挑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坚持全球共同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要始终聚焦共同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努力汇集人类共同发展最大公约数，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中宣布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导向，通过实实在在共赢的国际合作获得共建国家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以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为目标，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务实合作，积极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共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20]注重多边协同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国发展战略深度对接、优势互补、有机融合，提高全球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有效改善全球发展事业供给。企业始终是共建“一带一路”谋发展的主体，要聚焦项目成本、运营、所在国的经济社会预警等方面风险，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适出海项目的对外交往功能，将维护国家利益寓于企业日常合法合规经营行为之中。从中国企业在部分共建国家所遇到的经营问题来看，国外普通民众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尚不甚了解，也因此易被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带偏，对共建“一带一路”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根据对象国的实际情况设立国际公关部门，利用当地资源，以润物无声的精细形式面向所在国民众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基本情况，突出宣介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慈善救助活动等为当地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努力获得对象国民众的好感与认同，为“一带一路”安全发展扫除认知障碍。为有效减少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可加强“小而美”项目合作，在快速增加就业、税收和改善民生的同时，也能对大型基建项目发挥辅助作用。
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坚持破立并举应对科技问题意识形态化。一方面，要向美国阐明，美国构建“数字联盟”破坏全球技术信任体系，将割裂原本紧密的全球技术和生产供应链，不利于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合作的数字世界的构建。中国的发展是以创新驱动的，打压中国科技就是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21]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数字化潮流，也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合作领域和商业模式。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破解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全球技术对立的做法，抢抓全球数字化发展主导权、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空间创设权。充分发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合作倡议的作用，引导各方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合作、有序的数字空间，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呼吁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共建主体共担责任、合作应对安全风险，加强全球数字治理、促进数字丝绸之路和全球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22]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一带一路”风险防控和应急体系，绘制“一带一路”全域风险地图和全样本风险数据库，精准评估共建国家和地区安全状况，以可视化方式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大数据支撑，加强风险应急能力建设。针对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和挑战，要推动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加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和新型国际话语创设。针对人文交流问题武器化风险，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加大“一带一路”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力度，多做民心相通工作，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理解和支持。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与共建国家协商逐步明确“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目标定位、重点任务、路径方法和具体措施等，探寻各方价值观念交叠和共识地带，推动中外人文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汇聚更多人文共识力量。注重对接共建国家的社会文化心理，在遵循对外文化传播规律和分享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红利的同时，推动共建国家增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认同。以平和理性的心态对待美西方非理性、情绪化指责，有理、有利、有节、有效回击“文明冲突论”“文化扩张论”等的消极影响。从长远看，在部分美西方国家污名化中国的语境下，有必要创设新型应对话语框架，争夺“国际认知空间”，破解“中国威胁论”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为此，可重点推动“话语转型”，创新“一带一路”人文交流话语体系，突破对于单一话语体系的路径依赖，改变静态和刻板的跨文化沟通方式，创新多渠道、多媒介、多主体的传播方式，下大力气讲好共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故事，努力做到全球化、区域化、国别化和在地化相结合的中国表达。下大力气培养一支深谙西方媒介话语体系并能以英语等国际通行语言进行有效交流的媒介团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庞大用户群体优势，[23]对中国和平发展成就进行积极阐释和解读。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共同构建国际叙事网络，维护共同国际话语利益。
着眼应对未来风险。共建“一带一路”目前尚处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脆弱性依赖”阶段。[24]中美大国竞争的发展走向日益成为关乎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大国实力为基础，以制度建设见长，通过打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在向全球推行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的和平发展建立在国内治理效能的基础之上，主张“和而不同”的国际发展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美两国的发展模式都是各自历史进程和文明积淀的产物，代表不同的制度形态、发展路径、价值取向和国际愿景，其理念共识、动力机制和运行机理存在深刻差异。美国高度重视相对安全收益，偏爱竞争对抗、零和博弈的国家安全思维方式，[25]导致两国结构性矛盾和系统性竞争的基本面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大国竞争将始终贯穿两国关系。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不可避免会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牵制，这是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世纪工程和世界工程，其安全发展需要着力应对的未来风险点。作为因应之道，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更加关注各国国内发展与大国竞争的密切关联，将全球发展的普遍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相结合，包容多元异质行为主体，构建立足于共同利益和凝聚共识互信基础之上、超越泛安全化意识形态对抗的全球治理之路。
促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考虑到中美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不仅存在竞争的一面，也有利益共享的一面，不少美国企业如通用公司、花旗银行、霍尼韦尔国际等事实上已参与并从共建“一带一路”中获益，[26]进一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中美双方特别是美国企业和普通民众的利益。由此，可进一步深化中美“一带一路”沟通交流，引导美国以适当方式参与建设“一带一路”，通过为美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预留一定合作空间促美发挥作用。从中美全球竞争态势、大国博弈格局和地缘利益纠葛等因素综合来看，可参照如下思路推动中美“一带一路”合作：发挥市场作用，推动美国企业率先行动，以“市场引导政府”；发挥地方作用，推动中美地方合作先行；发挥政党作用，从旁多做深入沟通，以政党外交促进政府外交；发挥人文交流作用，以人文沟通为中美经贸投资合作架起韧性连接纽带，特别要着眼长远，加强青少年民间交流；调动智库和研究机构为中美“一带一路”合作出谋划策，营造平和理性氛围，淡化官方对冲色彩，特别要积极培育新生代知华友华智库力量，避免断档；推动三方合作，有效对接美国先进技术、中国优势产能和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调动美方积极性，打造共同利益空间。
结语
大国竞争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常态，并不必然导致“结构性无序”。主动塑造和引领大国博弈，关键在于避免使大国竞争滑向冲突甚至战争。当前，中美两国无法切断深度依存关系，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核不扩散等跨国威胁与挑战上仍需合作引领全球性协调行动，相互之间必要的战略稳定仍有条件得以维系。随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意图与“掌控世界”的能力之间的落差加大，美国的绝对优势将逐步缩小，中美战略博弈态势将渐趋均衡。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长时段过程，需要双方增强战略共情，探索构建“竞争性伙伴”关系，避免迈向“敌对式共存”和“破坏性冲突”。中美双方即使在短期内难以开展深度合作，至少也应进行必要协调，在大国权力分配和责任分担、国际秩序维护和全球安全保障供给等方面寻求平衡路径，引导双方竞争向正和博弈方向演进，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这其中，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双方构建良性竞合关系的重要试验场域，如何规避大国竞争外溢风险，进而成为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的新领域，仍需未来持续予以深入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全球语言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建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BYY080；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代建琛、孙安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Joseph S. Nye, Jr., “America's New Great-Power Strateg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new-great-power-strategy-by-joseph-s-nye-2021-08; 孙吉胜、薛丽：《叙事竞争与中国“一带一路”叙事体系建设》，《外交评论》，2023年第6期。
[2]A. Scobell et al.,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Calif.: Santa Monica, 2020, pp. 6-9.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1日，第12版。
[4]金鑫：《天容海色本澄清——驳斥西方抹黑“一带一路”的几大论调》，《红旗文稿》，2019年第8期；张耀军：《“一带一路”：实实在在共赢的国际合作》，《北京日报》，2018年10月22日，第14版。
[5]范若兰、龙泰格：《中国海外投资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问题研究——以马来西亚“东铁”项目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6]M. J. Slaughter, D. H. McCormick, "Data Is Power: Washington Needs to Craft New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16/data-power-new-rules-digital-age; J. Hemmings, "Exploring China's Orwellian Digital Silk Road,"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exploring-china's-orwellian-digital-silk-road-111731; 赵明昊：《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7]E. Ratner et al.,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9; D. Kliman, A. Grace,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Power Pla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8.
[8]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编译参考》，1991年第7期。
[9]"Because China isn't 'Caucasian,' the U.S. is planning for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5/04/because-china-isnt-caucasian-us-is-planning-clash-civilizations-that-could-be-dangerous.
[10]毛维准、王钦林：《大变局下的中美人文交流安全化逻辑》，《国际展望》，2021年第6期。
[11]赵俊杰：《价值观外交将让英国保守党付出代价》，《环球时报》，2023年11月14日，第14版。
[12]Maximilian Gerl, Erlangen, "Bayerische Universität schließt chinesische Studenten aus," https://www.sueddeutsche.de/bayern/bayern-fau-promotion-china-studenten-ausschluss-1.6070796.
[13]"Phim nước ngoài cài 'đường lưỡi bò': Cần chặn đứng âm mưu xâm lăng văn hóa," https://tienphong.vn/phim-nuoc-ngoai-cai-duong-luoi-bo-can-chan-dung-am-muu-xam-lang-van-hoa-post1550273.tpo.
[14]伍斌：《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的仇视亚裔问题及其根源》，《美国研究》，2021年第6期；周嘉希：《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中的“污名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6期。
[15]舒绍福：《病毒污名化：隐喻、意识操纵与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2期。
[16]张耀军、焦思盈：《风险社会视域下“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风险特征识别与管控路径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17]S.619-COVID-19 Origin Act of 202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bill/619?s=7&r=1&q=%7B%22search%22%3A%5B%22COVID%5Cu201319+Origin+Act+of+2023%22%5D%7D.
[18]张耀军：《“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0日，第12版。
[19]赵明昊：《“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问题刍议》，《国际论坛》，2016年第2期；赵明昊：《“一带一路”与中美竞合关系的塑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20]张耀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支撑》，《人民论坛》，2023年第22期。
[21]《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7日，第1版。
[22]张耀军、宋佳芸：《数字“一带一路”的挑战与应对》，《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3]吴远征、冯德正：《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多模态话语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中抖音短视频新闻为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24]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王义桅：《中美就“一带一路”开展合作是否可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8期。
[25]邬超：《美国国家安全思想：理念源流与核心要义》，《国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
[26]A. Browne, “China‘s World: Beijing Tightens the Belt on Its Silk Road Trade Plan,“ 10 May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tightened-belt-china-skimps-on-its-grand-trade-plan-1494322587; K. Bradsher, "US Firms Want in on China's Global 'One Belt, One Road' Spending," 14 May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5/14/business/china-one-belt-one-road-us-companies.html.
责 编∕包 钰 美 编∕梁丽琛
Develop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isks and Responses
Zhang Yaojun
Abstract: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has been welcomed across the world. Yet it faces increasing security challenges imposed by the resurgenc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The politicization of economic issues, ideolog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issues, weaponiza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issues and stigmatization of pandemic-related issues are the primary risks jeopard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 To address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it is essential to stay committed to the global vision and practice of common development, build the 21st Century Digital Silk Road, deepen cultural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within the BRI framework, create a new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for the BRI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ajor-country competition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has notable implications for China-US relations, it is imperative to facilitate substantive US participation in the BRI through appropriate means to foster space for common interest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major-country competition, China-US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