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出现大面积国际信任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国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战略竞争关系。国际信任本质上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一国主要国际身份的适当确定对于该国国际信任的总体状态有着决定性作用。一国国际身份具有体系性、层次性特点，其确定和调整也可以分步骤、分领域开展。从历史上看，国际危机爆发时期，大国往往会评估调整其主要国际身份，以维持国际信任和秩序。大萧条时期的英国、二战后的法国以及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都在调整身份和信任重建上有着经验教训。化解当前国际信任危机的关键是处理好中美的身份政治冲突。一是要正确认识国际身份与国际信任的关系规律；二是要正确认识美国在国际身份调整上的迟缓性和中国确定主要国际身份的特点难点；三是要从技术上寻找中美国际身份体系中的可调整之处。
【关键词】国际信任 国际身份 国际危机 国际合作 国际政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80/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8.005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国际政治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区域国別研究理论。主要著作有《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大国成长的逻辑——近代以来西方大国成功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中国软实力战略》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逐渐进入了动荡变革期，中美两国进入了战略竞争时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回潮、国际关系阵营化、全球分裂等趋势；中美两国已有的战略共识被侵蚀，合作的政治基础被破坏，大国竞争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出现了深层次的较为普遍的不信任。回望国际关系史，当地缘政治回潮、大国间意识形态斗争加剧时，国际不信任状态甚至战争状态就会出现，国际信任重建就成为迫切的战略问题。国际信任的定义固然有不少，[1]但其大致内涵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所享有的被他者赋予稳定合作预期的声誉。就改善大国间国际信任的方法而言，恰当调整和定位相关大国的国际身份体系，维护有序向善的国际秩序，是国际信任重建的关键之一。
问题的提出与国际信任的研究方法
历史上并不常常出现大面积国际信任缺失的现象，只有世界秩序出现较大的变数，主要大国开始以竞争而非合作的方式对待变局，出现了严重的区域性甚至世界性国际危机时，才会发生大面积国际信任缺失。
问题的提出。21世纪20年代的国际信任危机，与历史上的信任危机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当前主要地缘政治冲突几乎将所有大国席卷其中，大国间信任基础受到极大侵蚀。一是乌克兰危机。这场历时三年的热战，使得北约与俄罗斯之前的“北约不向乌克兰东扩”的战略约定被打破，俄罗斯又一次被北约国家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芬兰、瑞典等国放弃中立制度，西欧与东欧再一次处于分裂之中。二是巴以冲突。这次巴以冲突，不仅破坏了多年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脆弱信任，而且几乎扑灭了沙特、伊朗等中东大国之间的和平曙光。三是台海问题。自2018年以来，美国不顾中国反对，破坏已有战略默契，深度干涉中国内政，连续出台各类所谓“保卫台湾”的议案，派遣或鼓励本国和盟国朝野人士访问台湾，挑战中国政府底线，造成中美和两岸关系的紧张局势。
其二，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持续演化，准确判断国家间意图越来越困难，国际信任的技术保障不足。国际关系既有整体性发展的趋势，也有碎片化发展的趋势，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多。科学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呈几何级数增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政治权威的普遍下降与国际合作所需的权威性、有效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政治经济复合相互依赖性和国际伦理复杂性也在加剧；本已形成合作关系的国家也容易在不确定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出现持续的判断失误，受到偶然事件和不实信息的干扰，更何况处于竞争状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可靠的共享信息系统来避免信息干扰和误判，国际信任缺乏科技方面的保障。
其三，国际秩序失范与大国行为失信混杂交织。首先，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双失”行为的主要责任者，一方面没有适时修改国际秩序中不适宜于国际政治经济新发展的规则，造成了全球治理新领域的规则漏洞和贸易金融规则体系的落后；另一方面，在联合国会费、联合国千年计划、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等问题上，迟迟不能兑现自己曾经作出的承诺。其次，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安全类国际组织，比如北约等，不顾之前达成的战略承诺，不断地向外部世界拓展，造成了现行国际秩序的混乱。最后，国际秩序建设中的有关“关键国家”没有如期履行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及多边“决定”，比如，联合国关于“两国方案”的决议并没有在巴以关系中实现，以色列固守自己的国家利益，通过战争或制造危机的方式来维持恐怖下的安全，以实现背后大国的战略利益。
国际信任的性质、特点及其研究方法。以往的国际信任研究多是从危机管理和大国竞争控制等角度开展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术界用类似方法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60年后的今天，国际形势出现了上述不确定和复杂性等新特点，我们需要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较新成果出发，探索国际信任重建之道。
其一，国际信任的社会建构性。什么是社会建构？它不是纯粹西方学界的概念，而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指国际行为体之间通过话语、贸易、外交甚至战争危机等方式进行国际交往，最后形成与各方利益与愿望有关但又超出各方最初设计的意图外后果，形成恩格斯所说的“力的平行四边形”。[2]国际信任是社会建构而成，是指当我们承认国际社会存在且所有政治行动都受到国际规范约束时，国际信任作为一种观念和认同存在是国家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国际信任实质上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形成的关于他方或多方能够按照预测的积极方向行动的比较稳定的预期。这种预期本身是基于已有的相关观察或国际合作，是多层次社会事实的合理延伸效应。
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信任的社会性，还需要注意它的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非物质存在。它是外部世界对某个国家的良好认知或正面观念所积累起来的观念形态。有学者认为，国际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国家把自身利益和命运交付到另一个国家供其“控制”，国际信任意味着社会控制。第二，它是一种社会承认。一个国家再强大，如果它的对外行为失范，得不到其他国家甚或国际规则的认可或认同，它的国际信任度就较低，无法与国力相称。第三，它具有历史实践性。国际信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经由国际交往实践形成的，是一定时期内积累而成的关于国际合作和国际责任的声誉。国家利益确立、决策集团及领导者偏好、国际身份、外交路线、外交制度以及外交人员能力素质等成为制约实践主体的重要方面，其中本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重合度决定了国内合法性与国际合法性的对接性，是关乎一国是否能够赢得国际信任的重要因素。第四，它与国际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国际信任虽然也有一部分来源于战略上的持续合作，这在大国竞争时期尤为常见；但是在更多的情形下，国际信任还是基于日常的外交行为，特别是基于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国际合作。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意识形态背景不一样的国家之间建立国际信任的速度较慢，而意识形态背景相似的国家之间积累国际信任的速度较快。然而，在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国家利益相比，在绝大部分的时期内居于次要的甚至不重要的地位。
其二，社会学方法。这里的社会学是指国际政治社会学（IPS）。由于一个国家的国际信任主要来源于国际社会实践以及他国对本国的认同，因此，现在较以往更有必要用社会学方法进行国际信任研究。在本文中使用这个方法，还有三个特殊考虑。第一，国际信任的本质研究不能离开社会学。社会学方法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政治中没有居于核心地位的国际权威和国际规范，因此，国际信任本身往往来自于主权平等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及体认。第二，国际社会化与国际信任有相关性。国际社会化程度越高，国际信任的水平也越高。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程度越高，在国际复合相互依赖基础之上形成的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权威就越稳定，这样，国际信任就会走向持续化、制度化，就会超越偶然的国际信任、双边的国际信任以及基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信任等这些低级的国际信任，走向基于共同体合作的高级的国际信任。第三，国际身份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基础概念。[3]本文重视国际身份在解析国际信任中的关键作用，其既是国际交往实践的产物，也是开展新一轮外交实践的基本社会角色。国际身份的确定来源于国内政治需要，体现了执政者的方略，具有国家性；但又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与该国的互动，是国内合法性与国际合法性互动的产物，因此，又具有国际性；国际身份的调整并不影响国家基本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具有灵活性。
其三，层次分析。本文将国际身份作为研究国际信誉的主要分析工具，并假定国际身份与国际信任一样，均拥有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层次性特点。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身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它们形成了一个有着复杂构成的国际角色系统。国际身份有主要国际身份与次要国际身份之分。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主要国际身份，却有多种次要国际身份，以及更多的临时性国际身份。主要国际身份是本国在国家身份和外交大战略的基础上与主流国际秩序相对接，与全球主导国家或区域性主导国家互动形成的基本国际角色。而次要国际身份是本国在主要国际身份的指导下，在国际治理过程中针对某个领域问题或区域问题形成的比较稳固的角色。临时性国际身份塑造所需的时间更短，形成的社会互动基础也比较薄弱。大多数临时性国际身份是建立在特定的国际热点上形成的多方共识，这种共识未形成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也有不少临时性国际身份是基于双边合作协定和有关方面的共识而互动形成，这种外交角色具有更大的易变性。比如，当前美国的主要国际身份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次要国际身份很多，分布在多个领域、多个区域。就领域而言，它是最大的核武器拥有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系列主要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等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国，北约领导国、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七国集团成员国等；就区域而言，它是美洲国家组织国家、美加墨国家、CPTPP国家、太平洋国家、美以共同体成员国、印太国家等。“四国机制”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逐渐形成的旨在推动实现所谓“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目标而建立的四边协同机制，美国的成员国身份就是一种临时国际身份，是从属于“印太国家”身份的。
国际身份决定和塑造国际信任
国际信任的产生和调整取决于多种因素，有些是近似因果性的，有些是属于建构性的，它们在特定的时期内共同发挥作用，国际信任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综合体。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身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国际身份在塑造国际信任中的决定作用。国际信任与国际形象、国际合作、国际责任、国际身份等均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较之国际信任与前三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信任与国际身份的关系更有实质性。从操作意义上讲，国际身份才是国际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较之其他因素更能塑造较为稳固的国际信任。首先，国际身份更易把握。国际形象对于建构国际信任是重要的，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好，则很难获得其他国家甚至国际社会对它的普遍国际信任。然而，国际形象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主观性、多变性，往往是国际事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没有国家间的利益联系与身份认同，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另外一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就只是镜花水月。一段时间内若世界舆论对一国的好感度提高了，很难分析出这种国际形象的来源及其定位，也很难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有关国家对该国的信任度。其次，国际合作特别是重复博弈视野下的合作是提升国际信任度的主要依托。问题是，国际合作是日常性活动，如果没有较为固定的外交路线和国际身份，国际合作就会充满偶然性、随机性，成为国家利益和领导者偏好的“奴隶”。有了恰当的国际身份，才能符合国力国情与主流国际秩序的国际合作定向，才能产生和积累不同层次的国际信任。第三，履行国际责任固然能塑造国际信任，但责任划分不均也可能引发大国竞争。大国拥有特殊的国际责任。全球责任或大国责任的核心在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甚至全球公共产品，这样，就会产生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谁来确定大国的国际责任？主要大国与次要大国的国际责任是自我设定的吗？为何一个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得到不少中小国家的积极响应，却换来了大国的猜疑和打击？
相近的国际身份更容易形成彼此的稳定预期。两个或多个国家，如果拥有相近的国际身份，彼此之间就容易形成较为稳定的行为预期。首先，国际身份能够建构共同的国际利益进而影响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比如，同为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变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共同目标，因此，其在南南合作、金砖国家合作等方面会有广泛的合作领域。其次，相近的国际身份具有更高的彼此政策稳定性。国际身份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稳定性，能够减少对外政策调整的任意性。印度不结盟运动领导人的国际身份定位，使其在中、美、俄等大国力量之间奉行了相对均衡的外交政策，即使有意跟随美国对华进行战略遏制，比如，欢迎美国倡导的“印太框架”和日本倡导的“四边机制”，但仍然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台海问题等重大战略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中立的战略立场。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与中国不仅都拥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国际身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还逐渐新增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金砖国家合作方、全球南方国家等次要的国际身份，国际身份相似度大大加强了。第三，相近的国际身份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抵消文化冲突或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影响。一个理性的国家领导人会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置于适当的对外政策考量中，综合使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外交原则。然而，绝大部分的外交决策者要么轻视它的作用，要么抬高它的作用。如果在文化相似性和意识形态同质性的基础上建构两国相近的国际身份，这是一件十分容易和幸运的事情。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遮挡了决策者观察核心国家利益的眼睛，这方面英国曾经在18世纪、19世纪有过出色的表现。然而，在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形势下，建构相近的国际身份需要战略理性的思维和高超的外交智慧。20世纪20年代的苏俄，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在外交战略层面都展示了这种外交智慧。
不同层次的国际身份建构不同层次的国际信任。笔者曾经对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三个等级的体系文化冠以中国文化的名称，即以战国体系文化对应霍布斯体系文化，以春秋体系文化对应洛克国际体系文化，以大同体系文化对应康德体系文化。[4]不同的体系文化下的国际信任也有不同的信任水平。战国体系文化下的国际信任是最不牢靠的，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国与国之间是“互为敌人”的身份认同，国家的信任仅仅限于对“和平是战争的间歇”，“对方不敢进攻是害怕他国联合起来报复”，“两国的合作是暂时的，是基于自保的战略需要”等。春秋体系文化下的国际信任有了起码的保障，国与国之间是互为“竞争者”的身份认同，实行的是“你活也让我活”的逻辑，主权国家体制和国际法治得到了基本保障，经济相互依赖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国家间信任是基于主权平等、互不侵犯、互惠互利等国际关系准则基本运行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大部分国家都拥有了对国际法、国际合作和互不侵犯等准则的起码的国际信任；然而，国与国的战争与冲突仍然不时爆发，国际合作的进程常常被地缘政治、霸权政治等打断，国际信任还不牢固，有的还处于波动和较低水平。最高层次的国际信任是存在于大同体系文化之下以及安全共同体等多种国际共同体之中，国与国之间有“大家是自家人”的身份认同，共同体成员彼此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身份，并在此集体身份之下产生了非常稳固的行为预期，达到高度互信的程度。在这里，春秋体系文化常常出现的“欺诈”现象基本绝迹，战争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可以说，集体身份建构了高度互信。没有互信，就没有国际共同体。
动荡与危机时期的身份调整与国际信任：英、苏、法的历史考察
本文所讲的大面积国际信任赤字或国际信任危机主要是指这样的现象：一段时间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出现了普遍性不信任问题，全球治理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字进而严重影响了国际合作进程，使得国际冲突或国际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形态。国际政治中一国与他国之间偶一为之的不信任问题，甚至一个区域内部爆发的战争与冲突及相关不信任问题，都不是本文讲的国际信任危机。
大萧条、英国国际身份调整与国际信任维系。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登上全球舞台。面对美国的迅速且不可遏制地崛起，英国务实地开始了国际身份体系的有序调整。这种调整是一个体系性的、渐进而务实的过程。
英国国际身份体系的有序调整。首先，全球身份调整为全球秩序主导权的分享者。英国将其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身份降格为英美共同体的权力分享者，分享全球治理的领导权，谋求建立“英美特殊关系”，这种做法从一战之前就开始了。其次，在国际区域身份上，基本维持过去的“欧陆均势的协调者、平衡者”身份，增加了反苏反共组织者的身份色彩。这在一战之后的欧洲秩序的设计上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国际关系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三，在共同体身份的内涵与性质上，开始了大幅度、与时俱进地调整，即将英帝国转换为英联邦。英国从帝国主宰者身份向英联邦主导者身份的转化，发生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这三次身份转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英国外交大战略调整的基本维度，丘吉尔曾一度称基于这三种新的国际身份的英国外交为“三环外交”。其实，前两种身份的转换并不是在大萧条前后开始的，只有第三种身份转换与大萧条前后的国际形势与英国外交密切相关。
英国国际身份的调整重点。英国当时对于第三个身份调整，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一是主动地适应经济危机挑战，及早调整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关系的新原则。英国较严重地受到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次危机是大萧条的前奏。英国于1926年10月开始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帝国会议，专题研究英国与自治领关系及国际身份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帝国内部关系的报告》承认自治领的独立，用“英联邦”替代“帝国”，明确了英国与自治领互不隶属的关系。二是面对大萧条形势把平等关系新原则从立法上加以制度化。英国于1929年10月起召开了2个月的专家会议，以帝国立法问题为切入点，研究自治领的自主权、独立权的法制保障。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案》从法律上赋予了自治领在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中的若干政治自主权，废除了1865年通过的英国议会有权废除殖民地自治领颁布的任何法律的法案。三是从国际经济制度上加以配套以实现身份转变。英国不但在法律上废除了自治领不经英国同意不能制定商船航运政策的制度，促进了自治领海商自由，还联合经济上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建立英镑集团，并于1932年建立了关税同盟性质的帝国特惠制，建立起以帝国特惠制为基础、以英镑集团为主体的经济集团。这样，“以英国和自治领为成员，政治平等、经济互惠、共尊英王为元首的英联邦便最终形成了”[5]。
英国从国际身份调整中收获了国际信任和国际影响力。从英帝国到英联邦的身份转变，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世界贸易地位得到保障，英国货币的世界性影响得以维持，英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信誉未有明显下降。总的看来，英国比较成功地进行了有序的身份调整，并随之进行了与身份调整相适应的对外政策调整，基本上维持了国际地位和国际信誉，使其在大萧条之后的十多年里，依然享有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并实现了向美国的权力转移。稳固的英美特殊关系一直是英国发挥世界性影响力的王牌，英联邦成员已扩大到56个国家，英镑仍然是世界上最有信用的货币，英国保持着对欧洲事务强有力的影响力，成为平衡欧洲大陆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角色，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至今难以撼动。
苏联大国身份追求、危机政治和美苏失信。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在进行改革之后军事和经济实力明显提升，产生了强烈的改变国际地位、调整国际身份的意愿，希望与美国共同主导世界事务，在国际事务上平起平坐。在受到美国的冷遇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发难，以图引发美国对其实力的重视并进行“讨价还价”。1958年第二次柏林危机、1961年第三次柏林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持续造成了美苏关系的紧张，推动国际关系走向了冷战的高潮，形成了美苏国际信任危机以及国际社会对于苏联的信任危机，严重干扰了国际合作进程和世界和平。赫鲁晓夫追求世界大国地位，采取了积极的冷战政策，调整苏联的国际身份体系，即从确保五大国地位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身份，调整到美苏共治世界事务的全球大国身份。虽然美国与苏联举行了多次首脑峰会，也在某些领域进行了大国合作，然而，美国在上述几次危机中毫不退让，成功地反击了苏联的危机政治，大大提升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相反，苏联在联合国事务、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科技发展等方面远远不及美国的影响力，最终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不得不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缓和战略，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二战结束时的国际身份定位，承认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
然而，苏联为了追求大国地位和全球大国身份，不惜搞危机政治和战争边缘政策，几度把世界拉到核战争的边缘，同时不断变换自己的政治立场，采取极端主义的决策模式，这不但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于苏联政府国际行为的深深忧虑，而且国际社会对苏联政府判断国际形势、处理国际争端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甚至对其在苏东、全球治理和社会主义阵营等方面的领导力产生质疑，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多数国家与苏联之间国际合作的深度，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国内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赫鲁晓夫及其执政集团不仅国际信誉大失，致使大国形象受损，[6]而且因为外交失利也引发了国内对其的普遍不满，导致其最终下台。后来上台的历届领导人也未能扭转这一困局，最终使得苏联丧失了宝贵的国际合作和国内发展的战略机遇。
法美矛盾、法国大国身份定位与国际信任重建。二战期间，法国政府（除戴高乐领导的流亡政府仍然坚持抵抗之外）向法西斯德国投降从而成为德国的附庸，这与顽强抵抗德军的英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信誉丧失殆尽。虽然在战时和战后美国等大国从战略等角度有意保住了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法国在国际上的实际影响力迅速下降。面对这种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困境，在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政府把重建国际信任和大国国际地位作为外交上的重中之重。为此，法国从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以及法美关系、法苏关系、法英关系、法中关系等的分析中，调整和确定新的国际身份，并以之作为参照来实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利用法美矛盾是法国确定其大国身份的主要考虑。法国与美国在二战期间合作、核武器发展、欧洲自主、第三世界等话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首先，法美战时积怨很深。在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长期拒绝承认戴高乐“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合法代表性，美国在筹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蓝图时，基本上把法国排除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三大会议之外，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只是形式上给予法国一个脸面，但并未真正想让法国“重新成为一个大国”。其次，法美之间发生了关于核武器是自主研发还是由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激烈争论，法国坚持自主研发。第三，法国在欧洲联合的方向上与美国发生了冲突。法国主张建立各主权国家联合起来摆脱美苏控制的欧洲，不接受美国作为“保护国”的身份[7]，而美国则希望联合起来的欧洲与美国是一种伙伴关系，把西欧纳入其全球霸权战略的轨道。第四，法国主张与苏联、中国和第三世界搞好关系，这与美国的既定方针产生了冲突。由于法美矛盾日深，法国在两国关系走向上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将自己定义为美国的小伙伴，跟随美国进行冷战和实施全球霸权；要么将自己定义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和世界大国候选人，在独立自主和纵横捭阖中实现大国复兴。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选择了后者。
戴高乐把法国的国际身份体系确定为复兴的世界大国，其主要由以下几个层面组成。一是在全球事务上，法国把自己定位为“世界大国”。为此，它不接受美国给它的国际身份安排，而是提出了美英法三国组织、北约美英法三强安排等国际倡议，并积极发展核武器，使法国承担世界大国的使命。[8]后来法国于1960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大国。二是在欧洲事务上，法国将扮演自主联合的欧洲的领导角色，居于主导地位。法国与德国要结成“法德轴心”，使团结起来的欧洲成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9]和平衡力量。为此，法国不惜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来的事实也表明，正是法国与德国（先是西德后是统一后的德国）的持续合作，推动了欧共体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使得欧洲成为独立于美苏（俄）大国之外的一支战略力量。三是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态度上，法国扮演了合作者和扶助者的角色。法国对苏（俄）推行“缓和、谅解、合作”政策，给予了不发达国家以较大比重的经济援助，而且在政治上支持非殖民化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的斗争。
我们今天评估法国在80年前国际身份调整的效果时，无疑会认可它对于打击美国霸权、促进西欧联合、推动东西方缓和、提高国际信任和国际形象及其对国际关系多极化、民主化发展的正面作用。[10]从总体上肯定戴高乐关于法国大国身份界定的战略预见性和正确性，也会为当时法国采取多项举措挑战美国霸权战略的勇气和胆识而服膺。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国际身份界定适应了国际动荡时期世界分化组合的新形势新机遇，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法国国际地位沉浮及其世界贡献息息相关，并不纯粹是戴高乐的观念建构和法美两国复杂博弈的结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追求大国身份、挑战美国霸权有两个前提。第一，法国不是全面地挑战西方整体霸权和美国对于世界秩序的主导权，而是挑战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霸权而在世界秩序角色安排中“厚英薄法”“扶英抑法”而形成的不公。[11]在西方统治世界秩序的根本利益上，法国仍然与美国保持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其侧重点和处理东西方关系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上。这在戴高乐离开法国决策核心之后就十分明显了。国际利益中的重合部分和“斗而不破”的策略，一直是法国确定国际身份的底线。第二，法国挑战美国霸权不是基于法国一国利益，而是代表了西欧自主联合的共同意愿，即反对美国对北约和欧洲事务的全面控制，有时也掺杂着反对美英联合控制欧洲、打压法德的阵营内斗争成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国国际身份体系的界定过程，也是美国战后国际身份体系自我调整的过程。美国企图通过北约和马歇尔计划等机制同时实现两种身份——“北大西洋区域领导者”与“欧洲复兴与发展领导者”[12]，最终其保留了前者，逐渐放弃了后者交由德法分担。这是美欧协调的结果，反映了法国斗争的成果也不限于法国斗争的逻辑。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确保了法国国际身份确定的有效性和可控性，提高了法国国际信任的水平，且没有动摇欧洲秩序和世界秩序。
中美战略竞争下国际身份调整的思考与建议
新一轮的国际信任危机与历史上的信任危机一样，其实质都是主要大国的国际身份危机，即一个或几个大国在国际格局大变迁的形势下在重新界定其国际身份过程中发生了认知误判或错误定位。就国际关系而言，出现大面积国际信任赤字，产生普遍的国际身份危机，根本上讲是国际互动的主体间性即国际社会及其规范体系出了问题，要对改变国际话语权、国际文化和国际价值体系等进行综合考量；然而，就一国外交而言，产生与他国的信任危机，特别是与其他大国的信任危机，则要重新研究本国的国际身份定位及其国际表述，对国际身份作适当的与时俱进的调整。
正确认识国际身份与国际信任的关系规律。从大国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出发，不难得出国际身份与国际信任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其一，国际身份要与国情、世情相适应，若名不符实或相差太远则会影响该国的政治信誉和国际形象。国际身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规范面前处理与其他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关系时选取的舞台方位、利益立场和国际社会规定性，这些方位立场和规定性需经历多次社会互动后成为被国际社会认可且逐渐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据此，国际身份的确定就是一个“自我确定”与“他者承认”双向互动的过程。“自我确定”要体现自主性、务实性，即一方面可以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主权，不必受外部因素控制，因此，新成立的国家在外交方针的确立上十分注重国际身份的确定性和自主性，并较为恪守其国际承诺；另一方面，要与本国国力、国情和国家使命相一致，从而更好地符合国家利益，过高地定位其国际身份，会导致国内合法性严重不足，可能会落个“失败国家”的骂名。“他者承认”实质上代表了外部的规定性，是国际规范对“我”的要求。由于国际信任的来源是他国和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因此，“他者承认”在国际身份确定时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国际身份体系塑造得好，较为契合大国社会性成长的逻辑，[13]则会获得良好的国际信任。在国家成立或进行重大改革之后，获取“他者承认”成为一项外交任务。国际身份定位不当，则会导致外部世界的疏怠、冷遇甚至敌视。因此，确定国际身份必须把本国与世界的关系、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国际秩序的主要方面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其二，不以国家身份来替代或干扰国际身份，前者替代后者会造成意识形态冲突，引发国际恐惧和信任赤字。国家身份主要是以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或自然禀赋等因素来决定的，它的形塑过程主要是本国天然确定或自我决定的过程。而国际身份是一国对外政策与国际互动的结果，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一个国家有多种国家身份，比如内陆国身份、农业国身份、阿拉伯国家身份、法语国家身份、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等。这些身份不是在国际社会互动中确定下来的，而是从祖先继承、由历史传承或者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所决定的，虽然可以改变，但是其改变的主要力量还是本国，而且需假以时日。这些国家身份可以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合作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能是背景性的，并不能决定对外方略。如果以上述国家身份来充当国际身份特别是充当基本或主要的国际身份，显然不符合国际政治理论常识，更不符合基本的国家利益。从历史上看，只要以国家身份为由来决定外交方针的，无不经受了外交磨难，阻碍了正常的对外交往活动。美国如此，其他大国亦如此。
其三，调整国际身份要以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为限，超过了这个限度，国际信任就会由盛转衰。当前存在着两种国际秩序观：一是以联合国权威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体系为支撑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体系；二是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定义，由于美国是第一个秩序的倡导者和缔造者，又对第二个秩序具有操控性和主导性，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定的统一的形式。然而，这种统一性是表面的，内在矛盾则是深刻的，两种秩序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当美国政治经济实力较强、奉行多边主义外交，较为自觉、较为积极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其统一性就具有实在性；当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美国强化阵营政治或者奉行单边主义时，两种秩序之间就会产生分裂。
清醒把握中美两国国际身份调整的特点难点。解决当前大面积国际信任赤字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中美关系。从国际身份调整上看，中美双方都有调整上的特点和难点。从美国的表现来看，其不愿意调整；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国际身份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其一，美国国际身份调整上的迟缓与霸权者刚性。正如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一样，21世纪初期的美国也面临着新的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基本形势。是像英国那样采取渐进的方式调整自身的国际身份，尽可能地维持国际地位和全球利益？还是以重建联盟体系的方式坚守霸权身份？目前美国选择了后者。从表面上看，美国也像英国一样开始将自由贸易政策变为贸易保护主义，支持逆全球化的经济外交政策，收缩自己的多边主义舞台，以所谓的“退群”“脱钩”行动支持并组建小圈子的贸易集团，这与英国有相似性。然而，美国进一步将贸易问题安全化，使小圈子贸易组织以安全机制的面貌呈现，并着力打击新兴大国中国。与此同时，美国看起来并没有意愿调整其国际身份体系。首先，美国仍然将自身定位为全球领袖国家，并将太平洋国家进一步扩展为印太国家。其次，美国并没有真心实意地与后发国家分享全球治理领导权。美国曾经抛出过G2机制的不成熟想法，后又通过G20机制准备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权协调，但是，这个机制后来受到美国“新冷战”战略的干扰而逐渐被搁置。第三，美国并非像英国那样进行深度的自我身份调整，即改变其国际身份中的“帝国主义”成分。英国通过英联邦等制度形式确立了其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而美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美国也在重建其联盟体系，但在其复杂的联盟体系建设过程中，始终没有处理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这个问题，也没有成功地把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西方和东方盟国扎实地纳入其新秩序的轨道。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世界治理的智慧上，还是要逊于英国。
其二，中国主要国际身份确定上的过渡性难题。中国主要国际身份具有确定性，笔者认为中国是肩负全球治理使命的发展中大国。[14]同时，它本身具有过渡性的特点，这既是调整的有利因素，也是调整的不利因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国力变动期和复兴关键期，主要国际身份处于变动之中，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和过渡性。中国主要国际身份的过渡性源于多方面因素。首先，它是由迅速增长的中国国家实力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决定的。中国既具有全球性大国的某些特征，又具有区域性大国的某些特征；既具有发达国家的某些条件，又保留着较多的发展中国家特点；既有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吻合的利益诉求，又在不少方面希望变革这一国际治理体系。这种国际地位给中国外交表述其主要国际身份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其次，它是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将自身定位为有全球治理使命的大国，并愿意为之履行国际责任，为优化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然而，中国又希望这种大国身份不是国际社会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模式，而是带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受到其基本国家身份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身份的影响。这个考虑是合理的，因为我国自始至终把内政和外交统筹起来考虑，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崛起的道路，既是出于自身合法性的考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最后，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舆论及观念影响。正如上文已述，国际身份的形成是国际复杂互动形成的，中国主要国际身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互动形成的。美国拥有较强的国际社会动员能力和舆论操纵能力，美国企图赋予中国国际身份的色彩，往往会干扰中国的国际身份建构，使之偏离正常轨道。
其三，中国主要国际身份确定上的困难。美国当前有意赋予中国以“超级大国”身份、世界秩序“挑战者”身份等，而破解这种国际身份的恶意建构，面临着较大的困难。首先，这是因美国执意而为的“新冷战”战略所致。由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又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国际话语权，因此，只要美国不停止恶意建构，不停止对华“新冷战”，我国就可能长期处于相对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其次，我国的外交方略不可能作较大的调整。推动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一脉相承。奋发有为、更有作为的外向型外交是基于不断增长的国际责任份额和新型全球治理对中国的期待。第三，中美国际身份建构之争，还涉及国内政治因素。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现实主义政策，不把意识形态作为发展中美关系的优先因素。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做法开始改变，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加大对华意识形态斗争的力度，这样，中国主要国际身份确定便被强行赋予了不少意识形态色彩，比如美国把中国视为“非民主政体”或“共产主义中国”。另外，美国长期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以台湾问题为切入点搅动东亚和国际秩序，这是中国坚决反对的。
从技术上寻找中美国际身份体系可调整之处。中美虽然在主要国际身份调整上都面临较大困难，却应当为世界性的和平与发展知难而进。一方面，通过运筹大国关系和双边互动等方式，为主要国际身份调整和确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次要的国际身份、临时性国际身份的调整上多下功夫，以次要的、临时的国际身份之相似性和可协调性来抵消主要国际身份上的冲突刚性，使得两国对彼此的斗而不破形成稳固的战略认知与基础信任，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推动必要的国际信任逐步恢复，为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提供信用基础和有利条件。
其一，适时调整次要国际身份。一个国家的国际身份是一个有层次的国际角色系统。国际身份是国内政治与国际主流秩序互动的成果，可以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加以调整。国际身份的调整、优化的对象，既可以针对主要国际身份，也可以针对次要国际身份，还可以针对临时性国际身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确定其主要国际身份，就像确定这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样，具有全局性、长久性和核心性特征，将经历较长时间的探索，但并非不可调整。相较之下，调整次要国际身份更加容易。调整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或对外关系中的某个领域或区域的次要国际身份，可以在不改变主要国际身份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与主导国家或主导性国际组织进行有效的协调并取得认可，次要国际身份的调整不仅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对其主要国际身份的认知，也不会因此大幅度降低其源于主要国际身份的国际信任。比如，中国加入RCEP并申请加入CPTPP等国际经济贸易协定，旨在调整自己的次要国际身份，与国际社会共同的国际身份取得一致性。中国持续强化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上的负责任大国身份，并与美国等国家在此问题上不断加强顶层沟通协商，建构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国际身份。这些次要身份的调整，为中国与美国等多数国家取得了更多的身份一致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与信任。
其二，灵活运用临时性国际身份。与主要国际身份、次要国际身份调整相比，临时性国际身份的调整容易得多。临时的国际角色本来就是根据特定的国际形势在紧迫的国际形势下形成的共识和互动结果，也可以根据事态的变化加以调整优化。一种方向是使之与主要国际身份、次要国际身份更加协调，这显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可以在主要次要国际身份赢得的国际信任的基础上锦上添花；另一种方向是使之与主要国际身份、次要国际身份相交错，从技术方面来消除主要国际身份或次要国际身份对于国际信任造成的不利因素。比如，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中东治理政策，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历史性和解，展现了大国责任和担当，赢得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的好评，国际信任大幅提升。
其三，作好国际身份确定的预案准备。由于国家主要国际身份调整事关大战略，而非普通战略，因此要作认真的、长期的思想建设、理论创新、国力分析和大战略模式等方面的论证。对于一个使命型政党长期科学执政的东方发展中大国而言，执政党会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通过较多的程序来转换主要国际身份；而对于一个多党轮流执政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任何一个政党都难以在四年之内确定这个国家的主要国际身份，必须经由历任政府形成共识、持续努力才能逐渐地塑造出新的主要国际身份。从历史上看，出现国际大变局之后，特别是一国自身国际地位有根本性变化或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应当抓住历史机遇调整主要国际身份，以促成最大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综合实现。但是，需要做好以下规划与论证：一是对本国战略方位作深入论证。即对本国发展的历史定位与国际定位作出论证，这应当包括国内政治高层决策、国内战略界讨论等环节，主要研究对象是本国在国际秩序中居于何种角色最有利于根本国家利益，这种身份转换要取得国内高层的战略共识。1969年，毛泽东同志准备调整中美关系时，与陈毅等四位同志开了几个月的国际形势座谈会，这起到了统一战略界内部思想的动员作用。中美两国先从反苏共同战略利益走到一起，后开始了经济合作，可以说，从1969年国际形势座谈会到党中央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到改革开放上来，中国调整主要国际身份用了近10年之久。二是作好刺激-反应的国际互动战略评估。可以通过国际战略界资深专家论证、智库讨论、外交试探等方式，以及提出若干国际倡议和国际社会动员，营造主要国际身份调整和确定的国际社会氛围。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三大倡议”，是显示和优化主要国际身份的重要步骤，取得了较好的国际反响。三是维持与国际秩序主导国的多层次沟通。美苏之间虽有沟通，但是缺乏富有诚意的、机制化的高层沟通和民间沟通，因此导致了多次国际危机；中美之间不仅有安全战略等方面的沟通，还有贸易和经济方面的沟通，有理由获得更好的沟通效果。四是作好身份调整中的危机预案。这对目前的中美关系是尤其重要的。正如上文指出的，国际身份调整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形成的，不是一个国家自我意愿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刻意调整其国际身份时，有可能收到相反的结果或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提及的“意图外后果”，即出现了另外的一种与自己所设想的不一样的结果，比如苏联与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企图向德国等国家确立自己的中立国身份，最终反而在国际社会中强化了其“绥靖国家”“强权政治国家”的国际形象，为冷战埋下了意识形态对立的祸根。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势下，两国应当加强沟通，对已经形成的主要国际身份、次要国际身份和临时国际身份作出符合常规的解释，避免身份误读。就我国而言，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对我国正在形成的主要国际身份作出必要的内涵优化、外延调整，以期达到更切合初衷的国际互动结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VRC136）
注释
[1]近年来这方面的国内外代表性论文著作包括但不限于：尹继武：《国际信任的起源：一项类型学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陈丽颖、蔡佳禾：《国家间互信形成与维持的理论探索》，《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杨扬：《社会学视角下的国际关系信任理论——兼析东亚区域中的合作》，《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7期。R. L. Swin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s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67, 11(3); A. M. Hoffman,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2, 8(3); M. Ku and J. Mitzen, "The Dark Matter of World Politics: System Trust, Summits, and State Personhoo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2, 76(4).
[2]关于建构主义以及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含义，参见郭树勇：《国际政治社会学简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3]国际身份，有时也称国际认同或国际身份认同，它本质上属于一定社会范围内的集体认同或共同认同，而不是个人对某一事项或行为体的体认，它是一种由国际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实在，规定行为体的对外交往路线、立场和策略。
[4]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1～174页。
[5]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08、309～311、312页。
[6][7]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6、356页。
[8]《戴高乐言论集（1958.5-1964.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56、251页。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9][10]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97、210～211页。
[11]戴高乐提出要改革北约，由美英法三国组成三国理事会负责对所有影响世界安全的政治问题作出共同决定，包括核战略计划、地区军事防务领导等。这实际上是法国与美英分享领导权的公开要求。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54页。
[12]美国筹划“马歇尔计划”，就是以促进欧洲复兴和推进欧洲联盟等为主要目标，其甚至指出要在战后欧洲复兴中“亲自动手”、加强“指导”，并且在此前提下，坚持让英、法、意等主要国家平分受援资源和参与权。参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13]笔者在10多年前曾专门论述过大国成长过程中要面对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相统一的规律。参见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60页。
[14]郭树勇：《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的基本国际身份》，《文汇报》，2021年10月25日。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ptim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ust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Guo Shuyong
Abstract: One pivotal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extensive deficit in international trust at present is the entrenchment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trust is predicated on social constructivism, wherein the precise articulation of a nation's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identity exerts a critical influence on its overarching trust dynamics. The configur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inherently systematic and stratified, permitting incremental and sector-specific modifications. Historically, during epochs of global crises, major powers have frequently recalibrated their foremost international identities to preserve the fabric of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order. Instances include the United Kingdom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France during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each demonstrating instructive precedents in identity realignment and trust restorati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urrent crisis in international trust hinges on adeptly managing the identity politics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entails, firstly, an accurate comprehension of the dynamics gover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and trust; secondly, an awareness of the inertia within the U.S. regarding identity adjustments, alongside the complexities and particularities of China's determination of its primary international identity; and thirdly, the identification of feasible adjustments within the China-America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framework through a technical approach.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ust, internation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cris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