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重因素加剧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全球信任赤字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重要障碍。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偏好、行为和结构三个核心维度来看，全球信任赤字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国内工具理性思维传导，国际理性思维发展两极化；二是国家间冲突集中表现为压制性竞争和武力对抗；三是国际结构趋于安全阵营化、发展两极化、合作碎片化。三者相互作用影响，致使国际信任呈螺旋式下降。尽管全球信任结构呈现破碎化，但国际结构本身处于动态调整过程后趋向稳定，中国方案有望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信任赤字 国际合作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国际结构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8.006
【作者简介】李志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俄罗斯及中东欧政治、文化与外交。主要著作有《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的宗教神话主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纵览》（编著）、《俄罗斯汉学的基本方向及其问题》（译著）等。
当前，随着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冲击波及全球，国际地缘政治较量空前激烈，全球化进程中逆全球化潮流涌动，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与纷争呈现高频态势。同时，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剧变所带来的压力接踵而至，致使国际经济与政治领域发展面临空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内部的信任纽带出现被显著削弱乃至大规模断裂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将“信任赤字”明确为制约经济增长动力、数字化技术创新以及社会凝聚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一些学者将“信任”比作维系社会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终极货币”。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1]在已有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信任赤字”，深刻揭示了全球性挑战的核心症结所在。人类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积极应对并切实破解全球信任赤字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迫任务。
问题的提出
研究综述。信任的理论与实践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2]尽管当前有关信任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功能作用的理论探究已经有所进展，但是信任赤字如何产生以及其生成机制等具体问题的相关研究尚不成熟。信任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对象，其理论体系涵盖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并且吸引了学界、政界与商界等各界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虽已论及信任赤字产生的多种影响因素，但却未能全面阐明信任危机如何演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信任赤字，亦未能提炼出一套有效的应对策略。
自20世纪50至70年代起，社会科学界对信任问题开展了系统性的理论研究，这一议题最初在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三个领域生发并取得深入进展。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凸显了信任问题作为跨学科焦点的重要性，吸引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广泛兴趣。[3]在国际关系早期理论中，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强调无政府状态下不信任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随着理论发展，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从认识论、建构主义学者从本体论共同转向探究信任在促进国际合作与联盟形成中的积极效应。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强，与此同时，矛盾与摩擦也在增加，全球信任赤字引发了学术界和实践者的共同关切。然而，由于信任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和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学术界至今尚未就信任赤字的定义、实质、产生原因以及解决途径等达成一致意见。其中，针对信任赤字的生成机制，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全球或特定国家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层面或特定国家间信任赤字的原因进行解析，并有一部分研究尝试构建方法论框架来寻求信任赤字产生的一般性解释。
关于信任赤字成因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大国竞争与权力转移。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国际秩序，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极大提高了信任赤字产生的可能性。陶文钊认为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源自美国唯恐所谓中国崛起对其自身地区和全球地位的潜在威胁。[4]王俊生则指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全方位布局加剧了中国对美的信任缺失。[5]陈宗海分析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形成原因，总结了实力差距、经济贸易问题、领土争议和海洋权益等方面的因素。[6]二是认知差异和战略分歧。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差异导致误解与偏见，加之信息交流的不充分和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进一步加大了战略分歧。吴浩通过对越战时期美国“更多旗帜”计划的研究，揭示了美国与其盟友因利益诉求各异和冷战战略差异而形成的信任危机。[7]孙艳姝则剖析了美韩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双边依赖不对称以及国际关系认知方式的不同。[8]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缺陷。当今世界在协调跨国界问题解决与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弱点，影响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和公正性，弱化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基础。张励等通过对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合作进行研究认为，湄公河下游国家对信任信息获取的偏差、对合作机制中信任维护的忽视，以及在合作基础选择上更多基于国家利益而非国际信任的行为，是造成跨界水资源合作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9]吴志成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现有主权国家体系的不足、西方传统思维的固有缺陷、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等是造成全球信任赤字的主要原因。[10]戴薇薇等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规则体系效能衰退推动了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大。[11]张郭男等认为“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造成传统信任关系的撕裂，金融资本时代劳资矛盾的激化造成南北信任的匮乏。[12]此外，社会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和民粹主义等问题削弱了人们对机构、媒体和政府的信任度，导致社会普遍缺乏信任，[13]经政策传导形成国家政策偏好；[14]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流行病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等问题共同削弱国家间互信基础[15]。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维度因素，进而导致在分析全球信任赤字问题时片面追求新因素，故而研究整体呈碎片化和局部性特征。
关于构建研究信任赤字成因的方法论体系，学界已采取多种理论与实证研究策略。一部分研究借助跨学科理论构建框架，融合政治学、社会学及心理学原理，例如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分析折中主义和系统理论，探析信任赤字背后的深层次架构和动机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利益矛盾、权力分配、观念冲突等。王日华结合中国传统国家间信任观念，并参考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既有信任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信用与信任互动因果关系及国家信用核心价值的规范性理论。[16]陈瑶则立足于中国儒家“五常”信任理念，结合软实力理论与国际信任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以善意、责任、秩序、透明度和信誉五个维度构成的“信任力”理论模型。[17]尹继武构建国际信任文化模式，考察同质性、关系基础及交往对身份与交往信任的影响。[18]蒋芳菲运用层次分析法剖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内部“信任赤字”的驱动机制。[19]方晓则聚焦国家安全感，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小国家对大国信任形成过程的分析框架。[20]黄海涛以分析折中主义为基础，整合理性和社会心理两种路径，提出了一种全面分析信任决策的视角，涵盖了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心理动态。[21]现有研究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手段一定程度上探讨了信任赤字的不同成因，并尝试构建具有针对性和普适性的分析模型。
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信任危机和信任赤字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全球信任危机通常指国际社会中发生的具体事件或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信任破裂，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加剧、国际合作受阻甚至破裂，具有突发性和阶段性特点。全球信任赤字则是一个相对更抽象和更长期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国际体系内信任水平的持续低下或持续下降的状态。其次，尽管现有研究已分析出大国竞争、认知差异、全球治理体系缺陷等信任赤字的主要成因，但因概念的模糊和混淆，使得对全球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难以全面统一，对信任赤字生成的一般化解释框架的构建仍显薄弱。最后，现有研究对各个成因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演变过程研究尚不充分，未能充分揭示信任赤字的动态生成和演变规律。
本文基本概念与解释框架。本文将全球信任赤字概念界定为：特定行为体因担忧公平机会减少而高度警觉，倾向于优先实施短视策略以捍卫或提升现有的权力地位，导致其对国际合作机制与现有治理制度信任感显著消退，与集合内的其他行为体的信任关系及合作诉求结构性失衡，最终在全球治理框架内出现信任赤字。其中，倾向、行为与结构失衡是形成全球信任赤字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基础构建解释框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是一个由偏好、行为与结构（或制度）三维交织而成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其内在逻辑为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多层次整合机制。在此理论体系中，个体的偏好被设定为逻辑演绎的起点，是驱动行动体策略选择与互动行为的根本动因；行为则构成了分析过程的基石，基于偏好驱动的理性决策过程在理论上为理解和预测行为体在制度环境中的互动逻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结构维度为偏好表达和行为实施提供了具体的情境与约束条件，从而塑造并决定了行为逻辑的展开轨迹；也是偏好形成与行为结果的动态反映和再生产机制，它通过影响和调节个体及集体行为，反作用于偏好设定和行为模式的选择。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广泛借鉴社会科学中的多元分析方法，从研究方法层面保障由理性选择路径开展制度分析的视野与能力分析模式。[22]尽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内部衍生出了多种理论流派，在对三大核心概念的具体诠释上存在一定理论差异，但在由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解释框架上却是一致的。
全球信任赤字形成因素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三个维度高度适配。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构建研究框架，能够对当前全球信任赤字的原因进行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识别，并可进一步分析偏好、行为、结构间的作用机制、转化逻辑和动态演变过程，为破解全球信任赤字提供新的视角。
全球信任赤字形成原因
在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解析全球信任赤字问题前，需结合国际政治语境，建立三个核心假设。第一，研究主体为“理性行为体”。“理性行为”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无政府状态中，行为体决策受到明确的利益效用驱动，旨在实现安全利益最大化，具有利己倾向；二是行为体在决策时根据经济利益、文化认同等多重因素进行权衡。第二，行为体在采取行动时，基于个体的动机、限制和认同进行逻辑推理，个体的动机并非一定依循财富最大化原则，而是某种程度上由认同、恐惧或复仇驱动。[23]第三，结构性因素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框架内被理解为制度体系的有序运行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为集体层面的共识形态。这种结构体现在各类国际组织（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威规则及规范性约束之中，同时也囊括了构成国际社会秩序基础的集体认同和道德标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结合上述国际政治的核心假设，得以嵌入全球信任赤字问题的具体分析框架内，从而能够系统地揭示并解析信任缺失在国际互动中的复杂动态及其背后的深层机制。
偏好：国内理性思维由下向上传导，国际理性思维两极化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析方法以解决国内问题，鉴于全球信任赤字问题属国际问题范畴，在分析该问题时从社会、国家、国际层面探讨更为系统。社会层面的信任表现在个体、群体及组织间的交往与合作中，国家层面聚焦于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国际层面则表现为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建立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与国际法规则。以上三层信任关系构建起宏观信任理论单元，三层次形成纵向交互作用（图1）。三层信任单元分别在社会-国家与国家-国际两组关系的相互渗透与整合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了两组关键关系的传导。在传导过程中，社会层面的工具理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国家，影响着国家对外交往的行为模式；当国家间各自秉持的工具理性思维与他国基于长期合作和共享利益形成的交往理性思维发生碰撞和不兼容时，将导致信任链受损或断裂，从而产生全球信任赤字。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理性的两种思辨，是人们对行为赋予的两种主观意愿。前者侧重于通过严格客观的计算方法，基于效率性和实用性原则，达成“物质利益的计算”[24]。后者则依据主观的价值信念指导行为方向，基于个人或集体的价值观、信仰或道德规范，达成“宗教要求的理想手段”[25]，核心在于行动的正当性来源于其所蕴含的价值内涵，而非单纯的结果效用。为了实现更高的效率，人们的行为必然要对目标（价值）和所需手段（工具）进行选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社会学家使用该术语解释了人们的理性行为和社会的理性行为模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社会群体的工具理性思维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家乃至国际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诸多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同时暴露出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结构性矛盾。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危机加剧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局部断裂。经济运行欠佳、民粹主义思潮兴起，部分社会成员出于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进行决策时倾向于忽视道德、情感等因素，采取行动时倾向于挑动群众对立和暴力手段，以及反对国内精英与现行体制[26]。微观层面的工具理性实践经由社会结构的联结与累积效应，逐步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国家治理实践的“工具理性主义”范式。
理性并非是对立的二元论，任何个人行为体乃至国家行为体在进行决策、采取行动时都进行“有限理性”思考，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寻找平衡点。在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层面开展的工具理性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价值和道德因素被不同程度地忽视甚或边缘化。国家行为逻辑在缺乏充分内源性制衡的情况下，更易于滑向利己主义导向的工具理性实践，从而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严峻考验。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国家行为体倾向于推行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政策，对国际合作体系造成强烈冲击。以价值理性为引领的行为体则致力于维护国际合作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此为核心保护国家利益。为此，价值理性行为体愈发重视强化国际主体间性的共识建设，不断强调在国际合作进程中发挥“道德”的作用，通过提升合作的道德基础和规范约束力，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
在“社会-国家”与“国家-国际”两组信任单元中，理性主义通过由下向上传导，“有限”地影响国家行为体行为，工具理性催化民粹主义思潮，弱化社会乃至国际信任基础。工具理性缺乏有效制衡，价值理性难作出“有效”修正，偏好分歧使国际合作共识逐步降低，产生信任脱钩现象。二者发展呈两极分化趋势，这将加深信任鸿沟，从而阻碍全球信任的良性重构。
行为：国家间冲突集中表现为压制性竞争和武力对抗。当前，百年变局与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历史性交汇，科学技术、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也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战场”。国家间冲突集中表现为“信息技术型”压制性竞争和地缘政治武力冲突，全球信任赤字的困境愈发凸显。
部分学者在探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涌现的技术民族主义现象时，将其区分为“自强性”技术民族主义和“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27]。前者是技术后发或追赶型国家为避免受制于人而积极采取策略发展本土先进信息技术，旨在实现自主创新与自主可控。后者是技术先进国家维护本国技术优势甚至垄断地位而采取打压后发国家技术进步、压制后发国家科技创新和发展的行为。[28]这一区分凸显了霸权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在技术领域面临的安全困境本质。技术先进国家在捍卫既有信息技术优势的过程中，不惜以牺牲全球科技进步和合作为代价，割裂全球信任网络，导致全球技术合作的停滞和分裂。
在经济领域，类似的趋势亦十分明显。经济霸权国家运用封锁、限制、抑制及对冲等手段，持续压制新兴市场国家的供应链布局和市场发展，势必导致全球化倒退，并加速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对此，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应对外来经济压制，不得不采取主动，大力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努力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过度依赖。然而，在封锁和限制的大环境下，全球供应链、市场及技术交换的自由流动网络趋于碎片化，进而演变为更具火药味的贸易战和技术封锁等冲突，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信任赤字。
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压制性竞争是信息时代国家间冲突的新形式，百年变局下的地缘政治冲突也以新的形式回到政治舞台中心。部分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受工具主义理性思想与民粹主义思潮影响，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有可信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支持该国正在推行的相关政策，那么它就是理性的”[29]。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再度强劲复苏，并以其所谓“合理性”逻辑支撑，赋予使用武力手段抢占利益以合法性。当前，乌克兰危机持久胶着，巴以地区持续动荡，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袭击等暴力事件频发不断产生外溢效应，军事冲突解决机制乏力成为制约国际秩序良性发展的重要瓶颈。霸权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压制性竞争与国家行为体持续以武力冲突维护“政治权力”成为全球信任赤字加剧的重要原因。
结构：安全阵营化、发展两极化、合作碎片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强劲崛起，西方国家在全球秩序建构与维护方面的主导能力相对减弱，国际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与再平衡过程。在制度性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传统大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压制性竞争与国家间军事冲突使全球信任的构筑与维系呈碎片化发展，国际结构呈现安全阵营化、发展两极化、合作碎片化趋势，有碍国际信任的恢复和重建。
一是安全阵营化。尽管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作为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集体安全机制，北约并未随着两极格局的消失而消失，反而在应对新安全挑战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集体防御原则机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安全内涵，从传统的领土防御扩展到了反恐、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多个非传统安全领域，成员合作协同作战能力提升、防御规划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及技术和情报共享网络深化，集体安全机制呈现出强化的趋势。同时美国加强构建盟伴体系与复合阵营，利用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以及七国集团等安排应对所谓“中国挑战”。[30]安全阵营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竞争与紧张局势。一方面，北约的扩张与强化，导致非北约国家的安全感知恶化，从而增强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与不信任感。另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挑战者”，通过构建盟伴体系和复合阵营来应对所谓“挑战”，加剧了双方对立紧张态势，进一步侵蚀全球信任基础。
二是发展两极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大国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采取压制性竞争手段，发展中国家遭遇技术封锁、市场准入限制、不公平贸易条件等障碍，这进一步加深南北国家间的信任裂痕。发达国家试图占领或垄断全球资源，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匮乏、发展滞后的问题，不公平的资源配置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决策权和代表性不足，在国际规则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难有一席之地，无法有效表达和实现其利益诉求。发达国家忽视国家间交流的情感、文化等因素，质疑发展中国家试图“搭便车”，使南北合作进程缓慢乃至受阻。发展两极化格局既是全球信任赤字的一种表现，又是加剧信任赤字的重要因素。
三是合作碎片化。全球化进程受阻后，全球合作呈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倾向，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尚未修复，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民主”和“价值”的“小多边主义”逐步盛行。发达国家期望与地缘接近、价值观相同、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进行双边或小范围合作，而避免投入过高交易成本，同时规避传统多边体制的约束，形成针对性强、灵活度高的合作体系，打造出更符合西方利益的新一轮全球化框架。在西方主导的“小多边主义”机制下，现存多边主义机制被边际化处理。有学者认为，该处理方式是美国制度霸权的“隐性方面”[31]。该行为不仅将意识形态推向对立，加剧文化和价值差异，同时加深国际行为体对国际规则和既有规则的怀疑，导致在面对共同威胁时的信任成本升高。
信任赤字的生成机制
全球信任赤字问题实质上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信任供需关系失衡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杂且动态演进的过程所孕育出的全球社会现象。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全球信任赤字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在偏好、行为、制度三个维度循环交互作用下的信任机制脱钩与断裂的复杂动态。
偏好分歧主导冲突行为，构建失信结构。偏好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逻辑起点。在标准的理性选择理论中，个体的偏好决定了他们的目标，政治行动过程也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过程。[32]一方面，理性主义思想推动行为体从经济学角度看待行动者的选择活动，同时关注制度环境及物质因素对演化变迁与策略均衡的限制；[33]另一方面，偏好与行动均受理性思维的有限性局囿，偏好无法直接指导行动，而在决策过程中难以起主导作用。正如消费者喜欢A物品胜过B，而前者价格较之后者更高但在合理范围内，消费者更倾向遵从偏好选择购买A；若A价格远超B，高于心理预期，消费者将遵从成本-收益最优原则选择B。
行为是偏好的主要表现，集体偏好主导集体行为并最终以结构体现。集体偏好同样主导集体行为目标与方向，指明了集体行为的实施路径。集体偏好的形成受到多因素的影响，但行为体的集合依然是理性的，该假设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博弈中尤为关键[34]。集体行为是众多个体偏好的集合体现，这种集合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经过一定的协调、整合和妥协后形成的。在集体偏好主导下，个体成员会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行为规范在集体行为中表现为各种制度，制度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成型并趋于稳定，最终以结构的形式体现（图2）。
国内理性思维传导至国家层面并体现在国家对外决策上。例如，西方民粹主义利用当前民众的不安全感，煽动极端民情，加剧民间与精英之间的龃龉；挑动群众争斗，制造族群对立，等等，可能导致政策极端化，加大发生国际冲突的风险。[35]偏好分歧走向两极化在国际合作上也有体现，例如，美国对多边主义机制信任缺失，为了达成自身战略目的，持续推动建立“小多边主义”机制[36]。随着民粹主义思潮发展，“小多边主义机制”逐步成为常态，失信结构在国际体系中愈发显现。
行为固化偏好，诱致结构调整。行为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逻辑递进。基于以上分析，行为并不完全基于理性，而是存在一些耦合性因素，例如临时起意、顽固偏好及认知失调等。[37]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个人或集体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对该行为的熟稔程度与心理舒适感逐步加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个体频繁参与集体行为时，经社会不断强化，普通行为变成常规行为；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基于经验和效用最大化原则，行为体可能逐渐偏向于某一特定选项，即使在最初该选项并非首选。随时间推移，重复、一致且长期保持的行为趋向于固化个体或集体的偏好，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更强的反向影响，即固化偏好且反作用于行为并产生更大的约束和导向作用。
结构的调整与稳定是行为的动态变迁的过程与结果，经历不均衡到有序、离散到聚合的转变，在宏观层面表现为集体行为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增长。集体行为本身并不直接塑造国际结构，而是通过由社会共识转化为具备规范性和约束力的制度体系而得以间接实现。集体行为在演化过程中逐渐趋同，并在此过程中衍生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共识，逐步凝聚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非正式制度。道德规范作为其中的一种约束机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集体趋同和共识的形成，但其传播效力往往局限于较小的单元。一旦非正式制度在单元间趋同，转变为正式制度，便具备权威性和普适性，可确保行为体遵循制度采取一致行动。制度的形成并非完全“自助”，而是要求为大多数行为体所接受并遵守。因此，其形成是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其中行为体需要不断进行反思和改进，以确保其能够适应变化的国际环境（图3）。
二战结束后，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行为体冲突的手段逐渐淡出主流国际关系实践的舞台，然而，在近年的全球政治格局演变中，大国通过直接或间接武力介入解决纷争的现象再度凸显，并由此引发了显著的外溢效应。由于大国对抗和冲突、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巴以冲突持续外溢，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出现危机态势。[38]虽然和平解决争端的理念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提倡，但大国在实际战略决策中依然保留了运用武力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手段，并且可能诱导其他行为体在决策中固化此偏好，导致局势不断升级，合作空间被不断压缩，使得全球信任结构转变为全球失信结构的可能性增加。
失信结构塑造偏好，加剧博弈态势。结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逻辑展开。结构对偏好和行为产生作用，但结构（或制度）不能完全决定和重塑个体或集体的偏好与价值取向，这正如在两极格局中部分国家依然选择“不结盟主义”。不过激励和惩罚机制将塑造偏好走向或固化原有偏好。制度对行为产生导向作用，既可为游说和奖励等正面导向，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也可为边缘化甚至惩罚等负面导向，形成零和博弈的局面。制度引导行为体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协调与规范作用，使行为体在该过程中实现高度一致性，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进而实现资源分配与行动效率的最大化（图4）。
全球信任结构逐步滑向失信结构，国际合作制度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行为体间交易成本增加，因此行为体倾向选择与工具理性或交往理性主观价值一致的对象进行合作，而对主观价值不一致的国家采取压制性竞争或武力冲突进行惩罚。国家更倾向于加强自身偏好和身份认同，与具有相似观念的国家结盟，从而形成阵营对立，同时建立对自己有利的规则体系，而非共同遵守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标准，这进一步加剧了零和博弈态势。
基于乌克兰危机演变的分析检验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偏好、行为和结构三重维度对当前全球信任赤字的形成原因进行较全面的识别，并且进一步分析多重原因之间的作用机制和转化逻辑后，本文选取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研究样本，尝试检验前文论述的信任赤字生成机制。信任一直是两国战略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在乌克兰政治动荡、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安全格局调整的背景下，维持两国互信关系的内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双方的互信基础受到严重冲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略完成了由拉拢、威慑转为军事对抗的演进，两国的矛盾演变成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的全方位冲突。
冲突参与方偏好对冲突行为和地区信任结构的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社会-国家与国家-国际两组关系相互渗透与整合的动态过程形成信任赤字。俄罗斯和乌克兰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工具理性偏好对两国间信任赤字的形成及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起着关键作用，双方以目标实现为核心的决策过程，强调效率和效果，并通过社会和国家行为将偏好具体化。
在俄乌关系的具体情境下，这种工具理性倾向表现为国家对地缘政治利益的追求和对资源优化配置的考量，最终导致以包含军事在内的全方位冲突行为为表现形式的信任赤字。两国在历史遗留问题、地缘政治利益争夺以及安全关切等方面体现出了社会和国家受工具理性的驱动效果。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现实利益需求来调整对外政策，而这种目标导向的决策方式往往忽视了建立互信和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加剧了信任赤字的问题。首先，长期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塑造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深层次认知和情感态度。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经历，以及201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冲突，加深了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意图的怀疑和不信任。其次，随着乌克兰独立后国家身份认同的逐步巩固和欧洲化倾向的加强，乌克兰民众对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期望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产生了显著冲突。[39]这种基于身份认同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价值观、政治制度以及国际定位等方面的分歧，增加了信任的难度。[40]最后，乌克兰社会民众对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期待也对信任赤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乌克兰民众普遍期望国家能够保障其安全不受外部威胁，并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干预被广泛视为对这些期望的直接威胁。面对北约东扩的压力以及对克里米亚半岛等地缘战略要地的诉求，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务实且目标明确的举措，旨在最大化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扩大影响力。[41]2021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其核心目标是加强国家安全，维护传统盟友的关系，确保在独联体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这被西方视为扩张主义的表现，由此加深了乌克兰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不信任感。与此同时，乌克兰为了保障自身的主权完整、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寻求西方国家的支持，努力脱离俄罗斯的影响，捍卫领土完整和谋求经济发展等多元目标。但是，俄罗斯将乌克兰视为其安全屏障的一部分，控制乌克兰对保持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至关重要，而乌克兰向西方靠拢，特别是谋求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地位，被俄罗斯视为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42]
俄罗斯社会基于工具理性的认知支持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维护地缘政治利益。双方国家层面的不同偏好不仅反映在政策和官方立场上，也深深植根于民众的偏好和期待中，这导致乌克兰和俄罗斯社会与国家层面在价值观、政治选择和未来方向上的分歧加大。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标选择的行为模式导致双方的信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最终由于目标冲突及对对方策略的误判造成当前冲突局势。
冲突行为固化冲突参与方偏好，诱致全球秩序结构调整。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制定战略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各自对冲突的应对措施及其背后的逻辑。俄罗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地缘政治考量以及对北约扩张的忧虑，制定了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综合战略。俄罗斯试图通过实施特别军事行动实现多重目标，包括保护“亲俄”地区民众的利益、重塑区域影响力以及在全球秩序中维护其大国地位。然而，这一行动也招致空前的经济制裁和国际孤立。乌克兰在面对冲突挑战时，评估了抵抗俄罗斯的压力、寻求国际支持以及内部国家建设的可能性。乌克兰通过强化军队建设，调整外交政策以契合西方伙伴的诉求，并努力适应制裁环境下的经济改革。此外，冲突促使乌克兰进一步坚定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决心，并将此作为抵御外部威胁和确保长期安全的最优路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的主要盟国的反应也体现了工具理性偏好。西方国家通过对俄罗斯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强化北约防御机制，旨在削弱俄罗斯的武装能力和应对地缘政治冲突风险。通过集体行动保障“西方秩序”，同时平衡国内政治成本和国际合作带来的潜在收益。[43]
然而，冲突行为除了固化参与方的工具理性偏好，也诱致了全球秩序结构的调整。乌克兰危机通过宏观经济渠道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冲突导致的广泛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显著冲击，并波及全球能源、金融、粮食市场。制裁措施迫使部分国家重新审视对单一市场或资源供应的依赖程度，进而催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调整和地域性重构。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经济区块的自我循环和分离，使得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出东西方发展速度和模式差异性的增大，从而助推了发展两极化的态势。另一方面，冲突所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了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资本外逃、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国际贸易条件恶化而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从而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此外，为了回应俄罗斯的行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格的制裁，包括技术和贸易限制。这种趋势潜在地促进了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的分化，导致全球市场进一步分裂，致使技术和贸易隔离。[44]在安全领域，乌克兰危机强烈刺激了原有安全秩序的重组。冲突导致北约等传统安全组织凝聚力上升并寻求扩张，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被迫在美欧主导的安全框架与俄罗斯及其潜在盟友之间作出选择，由此逐步形成了一种安全领域的“阵营化”。[45]这种阵营化的安全架构不仅限于传统的军事领域，还包括信息战、网络安全等新领域，反映了安全观念和战略选择的日益对立。此外，乌克兰危机削弱了国际合作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导致国际合作碎片化。其一，冲突引发的国际法律和道德争议导致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在调停和解决问题上的无力感增强，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适用性遭受质疑，降低了全球治理效能。这导致国家更多地依赖双边或小范围多边机制，从而增加了国际合作的碎片化。其二，各国在是否支持制裁、提供军援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国际合作的共识基础受损，合作关系出现破裂甚至搁浅，国际关系呈现局部合作和对抗共存的碎片化状态。
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结构调整重塑冲突参与方偏好选择和行为模式。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全球发展两极化、安全阵营化、合作碎片化强化了国家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偏好选择和行为模式，进而加剧冲突。在重塑偏好方面，一是在全球发展两极化的背景下，国家趋向于基于工具理性偏好重新评估其安全与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可能在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及其盟友之间权衡，选择对其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合作伙伴。这种选择不仅基于短期利益，也考虑到长期的战略安全和经济稳定。二是安全阵营化促使国家根据安全威胁认知和地缘政治因素，选择依附特定的安全阵营。这种选择体现了工具理性，即通过加入某一阵营以获取安全保障或经济利益。三是合作碎片化重构国际关系。面对合作碎片化，国家根据工具理性的逻辑寻求新的多边或双边合作框架，旨在维持或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使得传统的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被新的、更灵活的合作形式所取代，同时也增加了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在加剧冲突方面，一是在安全阵营化的背景下，代理人冲突和非对称战争成为国家间冲突的新形态。国家可能不直接介入冲突，而是支持第三方代理人，以达成其战略目标，减少自身的损失。二是随着合作碎片化，经济制裁、贸易限制、技术封锁等经济手段成为国家间冲突的重要工具。此外，信息战和网络攻击也成为国家利用工具理性选择进行对抗的新手段，旨在影响对方国家的公众舆论和政治决策过程。三是全球发展两极化和安全阵营化导致国际体系趋向多极化，这种多极化反过来又使得国家间的冲突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综上所述，乌克兰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变化促使国家基于工具理性重新评估自身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偏好的形成越来越受到安全和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同时，国家间的冲突也展现出新的形态和特点，国家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不仅涉及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领域，也深入到经济、技术、信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结语
当前信任重建问题成为国际焦点，是因为信任结构已逐步滑向失信结构并形成全球信任赤字问题。这一转变促使学术界将研究视野从国内政治领域扩展至国际政治层面，凸显出信任赤字对国际治理架构与发展模式构成的重大挑战。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全球信任赤字的形成原因加以分析，根据偏好-行为-结构的三重维度阐释其生成机制，并选取乌克兰危机演变作为实证分析，可为理解和化解该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图5）。
全球信任赤字源于个体的偏好，偏好趋同主导行为，行为趋同共建结构，并在逻辑分析的各环节间相互传导，最终信任缺失逐步发展为全球信任赤字。本文将偏好置于全球信任赤字的逻辑起点，而偏好经行为传导，最终影响国际结构变迁。但本文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对诸如道德观念、信誉积累以及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展开说明。通过分析三重维度间的相互作用与反馈效应，全球信任呈现螺旋下降的趋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结构。
基于研究伊始作出的三个假设，全球信任赤字问题的成因呈现出表层及深层次的关联性。在个体偏好层面，自下而上的传导机制使得民间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家对外政策取向，同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分歧加剧导致共识的裂变，而非简单的对抗。国家间的斗争表现为军事冲突与压制性竞争，国家间的合作表现为“小多边主义”盛行，合作机制碎片化发展。发展两极化、安全阵营化、合作碎片化促使全球信任结构破裂，亦或说全球失信结构已具雏形。
从全球失信结构的结果反向推导乌克兰危机演变中的信任赤字因素时，可能存在证实偏误，并且可能忽略了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但对探究全球信任赤字问题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为弥补以上推导，未来研究中更为重要的是弥补潜在变量作用的空白。
在全球信任赤字的背景下，中国是百年变局中的革命性变量，也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46]。重建信任的方法亦可从偏好、行为与结构三个维度进行探索。面对不断深化的偏好分歧，如何强化共识议题的建构、提升共识水平以及促进共识交流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面对压制性竞争与军事冲突，还需不断倡导重回和平方式管控冲突，降低竞争成本，提升合作效率。在发展两极化、安全阵营化、合作碎片化背景下，回归并修复全球性合作机制，弥补既有国际合作机制的短板或将是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尽管全球信任结构呈现破碎化趋势，但国际结构本身处于动态调整过程后趋向稳定，而中国方案有望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唐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全文）》，2019年3月2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326/c1024-30996960.html。
[2]尹继武：《国际信任的起源：一项类型学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
[3][19]蒋芳菲：《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当代亚太》，2022年第6期。
[4]陶文钊：《对中美“信任赤字”的一些看法》，《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期。
[5]王俊生：《中美“信任赤字”问题再探：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为视角》，《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7期。
[6]陈宗海：《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
[7]吴浩：《越战时期美国与盟国的信任危机——以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为例》，《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
[8]孙艳姝：《美韩同盟信任危机的历史根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0期。
[9]张励、卢光盛、伊恩· 乔治· 贝尔德：《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合作中的信任危机与互信建设》，《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年第2期。
[10]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11]戴薇薇、蒋晓东：《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现实挑战与中国路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12]张郭男、曾祥云：《构建新型信任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之维》，《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13]F. Terry, "The Global Trust Deficit Disorder: A Communications Perspective on Trust in the Time of Global Pandemic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1, 71(2).
[14]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eity (Vol. 1),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15]T. Flew and P. Iosifidis, "Populism, Globalisation and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20, 82(1); H. Allcott and M. Gentzkow,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2); S. Coleman, "Believing the News: From Sinking Trust to Atrophied Efficac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27(1).
[16]王日华：《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
[17]陈瑶：《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
[18]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
[20]方晓：《大国引导、信任生成与东盟国家对华安全感》，《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
[21]黄海涛：《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
[22]马雪松、吴健青：《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种可能的创新视域》，《比较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2期。
[23]M. I. Lichbach and A. S. Zuckerma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25]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26][35]周穗明：《21世纪民粹主义的崛起与威胁》，《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
[27][28]卢阳旭，张娟娟：《科学应对“打压性”技术民族主义》，《国家治理》，2023年7月16日。
[29]王雯雯、徐嘉彤：《俄乌冲突会冻结，但无法真正走向和平》，《环球时报》，2024年2月22日。
[30]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
[31]王明国：《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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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吴健青：《偏好、行为与结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三重维度》，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36]沈伟、胡耀辉：《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
[37]参见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字、陈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38]朱锋：《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与态势》，《人民论坛》，2023年第24期。
[39]左岫仙：《乌克兰国家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评析》，《世界民族》，2022年第6期。
[40]杨猛：《风险寻求、机会窗口与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决策》，《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41]崔守军、杨宇：《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地缘政治渊源与地缘战略逻辑》，《地理研究》，2022年第8期。
[42]李勇慧：《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及基本走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1期。
[43]焦一强、朱艳：《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和北约在黑海的战略对抗》，《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6期。
[44]马喜立：《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经济制裁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长期影响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5期。
[45]贺之杲：《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观调整及对欧亚秩序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2期。
[46]《坚定做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和音）》，《人民日报》，2024年3月11日，第18版。
责 编∕桂 琰 美 编∕梁丽琛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Trust Deficit
Li Zhiqiang
Abstract: Multiple factors aggravate the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in the world, and global trust defic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bstacle restric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sed on rational choice of institutionalis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preference, behavior and structure,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trust deficit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First, the extension of domestic instrumental r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ational thinking; second, inter-state conflicts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repressive competition and armed confrontation; third,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security blocs, polarized development, and fragmented cooperation.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has led to a downward spiral in international trust. Despit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trust structure,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tself is stabilizing after a dynamic adjustment process, and China's proposals are expected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
Keywords: trust defici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ational choice of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