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泛安全化”现象是国际权力转移过程加速、国家间竞争和对抗加深、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加快、国际规则和话语权斗争烈度加剧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日渐严重的泛安全化趋势导致全球不安全感持续攀升和信任赤字逐步扩大。而信任缺失进一步加速了泛安全化趋势，形成恶性循环。重建国际信任遂成为摆脱信任缺失与泛安全化加剧恶性循环、避免国际秩序坍塌式瓦解和暴力重构的关键。重塑国际信任的要义在于摒弃旧有霸权秩序下的单边主义、意识形态对抗和“新冷战”思维，通过多边主义恢复全球和地区合作气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安全倡议对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新安全价值规范、凝聚信任共识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泛安全化 国际信任 多边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8.008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南亚区域国际关系、印度政治经济。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印关系研究》《理解巴基斯坦》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格局演化趋势作出了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既坚持人类历史演化的大方向不可动摇，又认识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强调“四大赤字”对国际秩序构成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现阶段，在国际格局演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泛安全化”现象造成了国际社会安全意识过度上升、引发行为体之间战略信任水平下降，致使自助行为增加、零和甚至负和博弈策略逐渐占据行为体对外逻辑的主导地位。信任缺失既是受人瞩目的重要表征，也是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负面要素。很大程度上，信任缺失与和平焦虑、发展失衡、安全恐惧和治理失效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如何消弭或至少是缩窄“四大赤字”的幅度，是各国人民作出正确选择，避免人类社会在十字路口迈向错误岔口的关键。在学理上，通过增强国际互信化解或者减弱冲突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突出议题；在策略上，以减弱信任缺失为重要手段的全球倡议则是中国应对国际社会“泛安全化”的关键主张。笔者试图从解构“泛安全化”现象入手，分析泛安全化与国际信任缺失的互动机理，并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以多边主义、“三大全球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缓解信任缺失、消弭“四大赤字”、保障人类社会朝向正确前进方向的建设性主张。
背景与文献回顾
“泛安全化”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现象。这一趋势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并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明显升级。泛安全化体现在各国越来越多地将非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变化、能源供应、网络数字、公共卫生、人文科技等问题纳入国家安全领域特别是战略安全领域进行考虑与应对。泛安全化不仅是国家安全焦虑的防御性体现，同时也是一种达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进攻性手段。个别国家随意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对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济和人文往来进行干涉，将打着“国家安全”旗号的干涉行为作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这种做法不仅改变了国家安全的传统定义，也使得安全概念和安全行动出现泛滥和异化的倾向，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和动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国际秩序崩坏与国际信任流失。
关于非理性的“泛安全化”现象，已有不少学者在安全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补充。首先，学界已经广泛认识到了全球范围和多领域出现的泛安全化趋势。郭锐和陈馨认为，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愈发被关注，在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下，因东亚的南海、朝鲜半岛、台海等各热点问题存在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2]刘作奎从互联互通战略视角切入，指出当前欧盟通过互联互通产品内容扩大化，强化对互联互通产品投资的安全审查，突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等手段，制造互联互通产品泛安全化焦虑，同中国争夺话语权。[3]宋黎磊和戴淑婷深入探讨了科技领域中的非理性“泛安全化”现象，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对科技安全概念的异化、对技术权力优势的无止境追求和对技术安全状态的过分执着，以及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影响力建构。[4]安德鲁·斯蒂芬·坎皮恩（Andrew Stephen Campion）从关键基础设施入手，仔细分析了美国负面安全认知对国家安全内涵的重塑，指出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等工具对中国企业进行渐进的安全化，中海油和华为都被认为存在“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或弹性造成灾难性影响的过度风险”，因此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5]
其次，就泛安全化的概念而言，蔡亮认为，泛安全化意指国家对传统安全概念的边界进行过度扩大的主客体互构进程。[6]在国际关系的语境下，姚露认为，泛安全化意指对传统安全概念边界进行过度延展的一种话语进程，体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价值互构体系。[7]郭锐和陈馨指出，泛安全化倾向是非安全领域的“安全化”过程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过度的传统安全化表现。[8]丁泰夫则解释，泛安全化就是指对众多非安全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或使众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化，使安全的边界、范畴与维护安全的手段极度扩张，进而导致国家安全议程变得无所不包。[9]
再次，关于泛安全化产生的逻辑，张超和吴白乙将泛安全化视为安全化进程的一环。安全化过程开启之后，在理念和机制双重因素的推动下，极易导致行为体对“绝对安全”状态的追求和安全议题的无节制扩充，进而导致泛安全化。[10]宗伟和何海洋秉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下，安全化的过程必然会导致泛安全化，即启动阶段的安全化崇拜；发展阶段的问题过度扩张；后安全化阶段的去安全化困难。[11]彭阳突出了权力在泛安全化形成中的作用，在全球经济治理转型背景下，西方国家秉持着权力导向型而非规则导向型的对外交往主张，催生了以规制权扩张、国家主权“回归”以及相对权力强化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泛化。[12]丁泰夫则认为，“相互依赖武器化”改变了国家的思维手段和战略手段，信任的弱化进而导致国家的泛安全化倾向。[13]
最后，从泛安全化的影响来看，国家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安全影响同质化困境，导致国与国关系深陷加剧对抗与冲突的反向因素彼此影响的恶性循环中。[14]杨云霞指出，霸权国家经济安全泛化造成了经济安全壁垒，破坏了国际经济法治格局，导致全球陷入经济安全困境。[15]宗伟和何海洋认为，泛安全化不仅会造成安全资本透支、激进变革偏好、缺乏共同安全认知、国内人权保护受损等问题，还会在国际上造成生产效率下降、诱发安全困境等问题。[16]冯维江指出，全球化已出现了由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的趋势，更多国家因国家安全顾虑而牺牲经济效率，怀疑开放市场，而采取战略竞争加码、供应链安全化、军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非理性实践，未来存在进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缩的迹象。[17]
现有研究探讨了“泛安全化”现象的表现形态、核心概念、形成逻辑和最终影响，揭示了泛安全化的多维特征和复杂性，为理解和应对这一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但在泛安全化的概念、形成逻辑和影响层面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关于泛安全化的驱动因素分析较为分散，缺少系统剖析。对泛安全化影响的考察则限于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角度展开宏观讨论，细节层面也往往仅是侧重于对安全和经济现象进行描述。鲜有研究能够考虑泛安全化对国际社会观念层面的影响，特别是缺乏对泛安全化与国际信任的关系作出回答。
国际社会“泛安全化”现象加剧的主要表现
从既有研究来看，关于“泛安全化”的概念，学界目前还未有明确定义，但是能够总结出系列共识。一是泛安全化是对原有安全认知和实践的过度突破；二是泛安全化是一种动态的主客体互构过程。根据泛安全化的核心要义，可以总结出世界泛安全化三个维度的表现。
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思维绝对化、极端化。泛安全化在传统安全领域的表现是突破传统的认知范围，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已经使得大量一度被管控的传统地缘政治矛盾在零和甚至负和博弈策略的主导下演化为军事冲突。时至今日，乌克兰危机升级为军事冲突已两年多，不仅未见和平之曙光，反而朝着长期战争方向演化，由代理人战争转化为大国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不断增大。乌克兰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北约和俄罗斯在地缘安全方面的绝对主张相互碰撞的结果。从俄罗斯的角度看，这场冲突是对北约在其近邻扩大影响力的直接回应。俄罗斯视乌克兰加入北约或更紧密地与西方联盟合作为对其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因此采取了军事行动。北约则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对欧洲乃至跨大西洋联盟安全的巨大威胁，因而对俄采取集体制裁，并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来支持乌克兰。双方的地缘政治思维均呈现明显的零和甚至负和心态，寻求在空间、心理、影响力上的绝对安全，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核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不仅如此，乌克兰危机之后，受冲突演化进程刺激，世界其他地方的地缘冲突也纷纷呈现更加强烈的对抗色彩，“绝对安全”思维的主导效应愈发明显。典型案例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内塔尼亚胡政府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长期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封锁、没收房屋、拆毁清真寺等极端政策。其旨在消除一切周边威胁的思维，导致了第五次巴以大规模冲突的爆发，并造成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一段时间以来，诸多国际热点问题的升温牵动着全球安全神经，“地缘对抗式的绝对安全思维只会加剧安全隐忧，致使世界面临重新陷入阵营对抗甚至大规模战争的风险”。[18]
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的安全工具化。泛安全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表象主要是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在国家间互动过程中的工具化趋势加强，即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倾向于提升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与对手展开博弈的工具，或引领议程，或作为交换筹码。新冠疫情之前，虽然非传统安全事务也会被国家行为体作为推进对外战略的议题或工具，但一则这种行为模式并不普遍，二则也是更为重要的，国家间处理非传统安全议题时采取的互动模式主要是合作式的，以寻求共同利益至少是避免对抗为结果。行为体很少在非传统安全议题领域选择零和策略。
但是，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呈现过度安全化特征，即它们被置于与国家生存和安全直接相关的高度关注之中。处于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美西方解读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往往忽视了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与共同应对的现实，以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化、政治化、对抗性和零和思维应对非传统安全议题。在过度安全化的思维范式影响下，原本通常被视为可以追求共赢结果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也被视为零和游戏。部分参与者特别是拥有实力优势的霸权方倾向于认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应该和传统安全领域一样，采取一方安全必然以牺牲另一方安全为代价的博弈模式，将非传统安全议题作为打击竞争对手的工具。
以气候问题为例，美西方国家以气候危机为契机对该议题进行“安全化”话语塑造，强化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政治性与安全性。美国拜登政府任上大打“气候牌”，在气候韧性能力提升基础上强化气候议题的安全化甚至军事化进程，以此打造美国规则制定权的抓手。[19]同时还在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和具体实践上强化气候问题的军事化色彩。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相继发布了《气候适应计划2022年度进展报告》《美国陆军气候战略》《气候行动计划》《2030年气候行动》等文件，并在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增设国防部长高级气候顾问情报界气候安全咨询委员会（CSAC）。与此同时，美国与北约开启《气候变化与安全计划》（CCSA）、通过军方搜集气候风险信息，并与盟友伙伴进行数据共享合作，俨然把气候议题异化为打击对手和建立“小圈子”的工具。与之相应的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口罩、疫苗等卫生用品也被有关国家政治化、安全化，某些国家号召建立所谓“民主国家”疫苗供应链，掀起全球公共卫生供应链与地缘政治的复合斗争。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乌克兰危机引起的全球粮食与能源供应紧张，以及巴以冲突导致的红海航运安全风险，均是地缘政治紧张和区域争端加剧的直接后果。这些问题的危害性不亚于地缘政治冲突本身，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泛安全化”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是非安全领域议题的安全化进程。行为体安全感的缺失，导致诸多原本不被视为具有国家安全属性的低维矛盾上升为涉及国家安全甚至国家秩序可持续性和国际格局走向的高维矛盾，例如，芯片供需、半导体产业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甚至人文交流等议题，被部分行为体定义为国家安全的延伸，以“存在性威胁”纳入国家安全审查，不仅突破了安全的正常内涵，还严重加剧了全球各领域的安全焦虑并助长了非安全议题的工具化、武器化。在计算机技术领域，美国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金融霸权对中国企业展开激烈的“芯片战争”，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通过限制供应链、设置“实体清单”与“中国涉军企业黑名单”、切断半导体企业融资渠道、胁迫盟伴配合其供应链战略等手段，致使中芯国际、小米、中微半导体、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等企业正常商业活动遭受巨大阻碍。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案例就是美国对数字通信领域中美合作的干预，特别是对华为公司的极限施压。自2019年起，美国不仅限制本国企业向华为出口高端芯片，甚至通过“长臂管辖”要求三星、台积电等非美国企业共同切断对华为的芯片供应。[20]美国对TikTok的迫害如出一辙，虽然美国始终没有找到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却未停止对其的长期侵害。2024年3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6个月内剥离旗下短视频平台TikTok，否则美国将禁用TikTok。目前，美国超过20个州、加拿大和不少欧洲国家已经以安全为由禁止国民在政府工作设备上使用TikTok。[21]人工智能领域不外如是，美西方正通过技术标准与规范建立、AI技术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技术价值链与产业链保护等手段维护科技文化霸权。与此同时，“泛安全化”现象已经延伸至人文交流领域。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基于政治目的频繁对中国赴美留学生实施无端滋扰、盘查、遣返，将学术研究政治化、武器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大肆打压迫害中国留学生，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和基本人权，制造“寒蝉效应”，毒化中美人文交流氛围。[22]
“泛安全化”现象加剧与国际格局演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作为泛安全化趋势的主要表征，传统安全议题的极端化、非传统安全的工具化，以及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表现得日渐明显。但是需要认识到，新冠疫情与其后国际社会安全感的日渐缺失并不是“泛安全化”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新冠疫情作为近年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际“黑天鹅”事件，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国际格局演化方向，只是加快了这一演化进程的速度，并放大了其规模而已。新冠疫情与泛安全化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是在国际社会安全感日渐缺失的情况下暴发了新冠疫情，追求绝对安全的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以对抗性思维而非合作性思维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疫情发生后泛安全化倾向更加严重。就此而言，与其说泛安全化是新冠疫情演化的结果，不如说新冠疫情是泛安全化进程的加速器和放大器。
“泛安全化”作为国际格局演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在本质上是国际格局从稳定到不稳定演变过程中的结果。而国际格局从稳定到不稳定，其根本原因则是支撑国际格局呈现稳定状态的大国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原本能够有效维护国际秩序稳定（虽然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必然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霸权体系既无力继续提供旨在维护稳定的公共产品，也无心继续将谋求霸权衍生出的利益视为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霸权国家更加关注的是获取霸权带来的回报，哪怕这种回报会导致霸权稳定性和有效性的下降。而霸权国家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向霸权国家缴纳“霸权税”的行为在导致霸权国与霸权国假想敌之间关系日渐紧张的同时，也使得霸权国的同盟和仆从对霸权有效性以及继续依附霸权的合理性产生动摇，并导致其他行为体的观望心理进一步加强。以上种种，从不同方向削弱了国际社会对霸权体系的认可度，而伴随而来的则是对全球治理有效性和世界秩序稳定性的信心下降。国家行为体，不论是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还是霸权的压制对象，甚至是国际体系当中的相对边缘国家，都认为国际规则的效力明显下降，以制度化方式实现诉求的难度日渐增加，随即，国家间行为的对抗性增强，安全焦虑由之不断扩大。泛安全化的国际格局演进意义由此得到凸显。
国际权力转移过程加速。“泛安全化”现象是行为体在国际权力转移之际“安全最大化追求”的思维结果。按照权力转移理论逻辑，在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之际，国际体系会进入一个权力更迭的不稳定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感受到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威胁，因此会更加迫切地追求安全最大化，即尽可能增强自身的安全和权力，以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利益。[23]泛安全化恰恰反映了这种国际权力变迁加速之际，行为体追求安全最大化的趋势。
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最终体现在并决定于大国在经济、军事等物质性力量的比拼。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拉开了国际权力格局变迁的序幕，“西衰东兴”、“北降南升”和“单极变多极”的格局变动趋势愈加清晰。[24]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分量持续增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不断缩小。2008年～2022年，金砖五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比重从17.08%增至25.64%，而美国、欧盟、日本三个主要发达经济体则从53.83%持续降至45.32%。[25]虽然美西方国家仍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但是新冠疫情暴露出美国政治极化和治理能力的疲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则揭示了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虚伪和虚弱。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在维持制度稳定性方面的功效呈明显下降态势，而在为谋求霸权衍生利益不惜破坏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方面，则越来越无所顾忌。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的建设能力不断下降，而破坏能力依然强大，是国际权力转移过程中一个非常不幸的阶段性特征。在国际权力重新加速分配之时，特别是当霸权国家面临衰落，其对于确保绝对的安全和保持权力的渴望变得更加迫切。这导致霸权国家越来越依赖于泛安全化策略来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非霸权国家也会因与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博弈需要而采取泛安全化行为。[26]
国家间竞争和对抗加深。“泛安全化”现象的泛滥和国家间存量利益的竞争紧密相关，是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的分配不均衡产生的结果。[27]全球市场扩张进入缓慢期，当增量博弈转变为存量博弈时，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就会加剧。增量博弈指的是在资源或利益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博弈获取更多或更少的份额，是一种共赢思维，而存量博弈则发生在资源或利益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是一种零和思维。在增量博弈中，尽管存在竞争，但各方都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或利益，因此合作的可能性相对更大。而在存量博弈中，一方的收益往往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从而导致双方竞争和对抗加剧。
很显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叠加打击下，世界经济进入了逆全球化和集团化的时代，增量利益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此背景下，国家间的博弈趋向于围绕存量利益展开，而存量利益分配不均匀进一步加剧了利益的争夺。为了争夺保护这些利益，越来越多国家会将更多领域界定为属于国家安全范畴，通过泛安全化策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泛安全化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日益蔓延。按照“中心-外围”理论，处于世界中心位置的美西方国家在存量利益竞争中也更具优势，常常利用西方主导的话语和舆论体系制造非安全议题威胁以争夺利益。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例，制造业、关键矿物、5G网络、网络数据等都是美国同中国进行利益争夺的议题工具，无所不包的安全概念和行动严重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安全焦虑。
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加快。“泛安全化”现象与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高度相关，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产生的溢出效应的重要表征。供应链、产业链韧性与经济安全绑定，不仅是各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通用借口，也成为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推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与本地化的主要理由。[28]当今世界处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节点，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美西方国家加速推动价值链调整，供应链和产业链战略的安全和政治属性不断被放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泛化国家安全内涵，强化产业链安全在国家安全语境下的重要地位，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经贸保护主义政策纷纷出台。遗憾的是，全球价值链带来的非对称贸易和相互依赖没有加深合作，却成为国家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和武器。[29]
在过去十年内，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速度有所减缓，部分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甚至出现了显著的收缩态势。[30]随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特别是地缘政治博弈与中美大国竞争的影响，长期依赖开放自由国际竞争而高速扩张的全球价值链，开始遭遇自形成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全球对金属、能源和农产品等关键原材料供应的担忧，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对医疗物资和疫苗实施出口限制，加之半导体芯片短缺对汽车等产业的打击，造成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恐慌。面对短暂出现的供应链安全形势，美、日等国家借机强行拔高价值链的安全属性，降低了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把更多的生产活动和供应链环节配置到更易掌控的本土周边或者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实则意图联合盟友和伙伴通过重塑全球贸易方式，构建一套由美国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更具韧性、可持续的排他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31]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加快的过程中，国家在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上，从过去强调成本、效率、科技导向，转变为更加重视安全、稳定和政治因素，“泛安全化”现象必然连带出现。
国际规则和话语权斗争烈度加剧。安全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环是主体对客体的“存在性威胁”的塑造，而议题塑造能力主要凸显在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上。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实体能够将特定问题定义为安全威胁，并推动这一定义在国际层面上被接受和认可，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就能够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国际规则与话语的争夺，是国际软权力结构演进的体现。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和话语优势，就能够实现对权力和资源的分配。美西方国家掌握规则话语权的优势地位不再稳固，在贸易、金融等领域滥用安全概念，泛安全化、安全工具化甚至武器化现象是国际规则和话语权斗争加剧的重要表现。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全球秩序深刻变革的时代，全球治理结构经历着持续演变。面对西方主导、充斥不公平的旧秩序，新兴经济体正力图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规则体系，努力扩大在国际决策机制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在全球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方面，从全球化到保护主义的转向，再到最近供应链的重新配置，这一系列变化显示出各经济体在塑造经济规则和贸易协议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技术领域尤其是在5G、人工智能、互联网治理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成为新的竞争焦点。此外，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也成为国际话语斗争的核心领域。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历史经验和政治体制，对民主、自由等概念有着不同的诠释和实践方式，这些差异性在国际舞台上都转化为对话语权的争夺。通过在这些关键领域塑造议题、制定规则，并影响全球话语体系，各国和国际组织正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些努力不仅体现了各国维护自身利益、价值观及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泛安全化与国际信任缺失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风险
在泛安全化的影响下，国际秩序遭受削弱，表现为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区域与集团内部张力扩大、国家主权“回归”和自助行为呈增加趋势。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全球不安全感的攀升和信任赤字的扩大。作为因应，信任减少削弱了各国的合作意愿和动力，从而加剧了国际秩序失能、全球治理失效。不安全感的增加进一步促使各国更加追求绝对安全至少是排他性利益，从而加剧了泛安全化的进程，形成了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见下图）。
在讨论泛安全化与信任缺失这组关系前，需要理清信任的概念和生成机制，否则无法贯通泛安全化对国际信任缺失的影响机制。理性选择路径将信任定义为一种理性预期。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借鉴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把信任看作一种在风险条件下的理性行为，目的是使收益最大化。[32]以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为代表的社会心理路径，强调信任是社会简化机制并强调认知情感对信任生成的作用。[33]从单一角度已无法认识信任这一复杂概念，霍夫曼（Aaron M. Hoffman）指出，信任既是出于利己主义的行为，否则行为体没有理由将重要之物委托给他人；但也是情感驱动下形成的心理状态，并非仅仅是出于理性计算的产物。[34]因此，信任集合了理性和社会心理动机，是指“国家在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和自身能力存在局限性的条件下，为了趋利而对其他国家能力和／或意图形成的一种积极心理预期；而不信任则是同等条件下，国家为了避害而对其他国家能力和／或意图形成的一种消极心理预期”。[35]
信任作为一种积极心理预期，亦是行为体对其他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安全感。无论从认知还是情感取向定义信任，国际信任都与安全感密不可分。[36]美西方国家频繁利用安全化策略来维护和扩展其利益，使得现有国际秩序遭受削弱、秩序逐步瓦解，进而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全感。随着不安全感的上升，行为体对其他国家能力、意图更多持消极的心理预期，不信任会在各行为体之间传播，全球信任赤字也会不断扩大。
首先，泛安全化使全球安全治理赖以存在的规则制度遭到破坏。在传统安全领域思维的“绝对安全化”下地缘矛盾升级，以及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的缺位，致使行为体对风险和威胁感知增强，主要国家的信任赤字也随之骤升。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通过将现有的安全机制私有化来服务自身目标，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现有安全公共产品的公信力。加之，缺乏新的安全公共产品补充，各国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导致国际互信日益减少，进而加深了全球信任的缺口。[37]例如，美国在阿富汗等冲突地带的随意退出，客观上造成权力真空地带和后续的治理困境，冲突风险不升反降。此外，相对于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普遍化的信任障碍，国际信任的生成也取决于行为体对在单元和次单元层次上具体风险的判断。[38]当下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如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不仅对全球安全治理构成挑战，其影响也已扩散到其他治理领域，加剧了全球和平与信任赤字。
其次，泛安全化对国际制度的破坏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多边合作的一般信任。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拉斯本（Brain C. Rathbun）认为，战略信任／理性信任本质上是情境性的，是特定时间、特定利益集合的产物，而一般信任与国际合作和多边国际组织等制度的建立是相互作用的。[39]制度是信任产生的桥梁。建立能够改善信息不畅、增加透明度的国际制度会有效地促进信任产生。[40]然而，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在经贸议题上大搞“小院高墙”，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限制经济要素自然流动，炒作中国威胁论。排他性的“小圈子”和单边行动削弱了国家间的一般信任。即便是暂时的贸易限制也会削弱信任，并使各国有借口以恢复国内制造能力的名义实施本土化产业政策。当下以安全为由的贸易限制政策和“精细化脱钩”或成大国政治的常态，信任赤字也将持续破坏全球治理行动的向心力。[41]
最后，信任在具体领域的缺失导致国际社会总体信任度的下降。不信任的波动源于被抛弃的恐惧以及对内外环境变化的响应。如果信任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受到侵犯，对受托人的可信度的担忧会扩散到其他方面，导致信任在多个方面受到侵蚀，其结果可能是降低总体信任度。[42]以美国与欧洲信任变化为例，由于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的力量极不对称，欧洲民众对美国对欧洲安全和延伸威慑的最终承诺怀有不同程度的不信任，而美国则怀疑欧洲对分担联盟负担的承诺及其对美国领导的忠诚度。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后，美欧间无论在安全和防务负担分担问题上，还是在贸易、气候和多边主义等问题上，都处于对立状态，双方不信任出现历史性激增。
信任是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前提，是影响国家间合作、竞争或冲突状态的重要主观因素或条件。[43]不信任不仅会导致国家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44]还会影响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45]进一步放大和纵容部分国家的泛安全化行动。缺乏信任反过来加速泛安全化进程的同时，两者还会相互作用，对全球治理形成严峻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常运作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架构，规则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规则就没有治理。[46]无所不包的泛安全化进程，尤其是把非安全议题纳入国家的威胁考量并视其为争夺利益和打击对手的武器，破坏了正常的全球发展、安全和价值规范。规则的恶意破坏和制度供给的短缺，将导致国家权力的回归和全球治理体系断裂同时发生。[47]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世界还未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恢复，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需要开放且稳定的规则体系，然而，全球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基于性价比最优配置原则被美西方国家借以“国家安全”而破坏。与此同时，全球治理运转所需要的相应资源和国际公共产品投入也会遭到削弱。泛安全化进程下，安全持续侵蚀其他领域资源，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不仅无法实现治理目标，还会致使原有议题进一步恶化。[48]换言之，随着非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被赋予更多的传统安全色彩，可能会导致公共产品资源从专业领域转移到更加传统的安全领域，从而可能削弱对原本领域问题的有效应对，引发严重的消极后果。
其一，全球经济复苏难度加大，资源争夺加剧。除新冠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影响外，供应链问题得不到解决，加上通胀压力增加，致使全球经济复苏正面临巨大的阻力。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三年放缓，从2023年的2.6%降至2024年的2.4%”，“发达经济体增速将从2023年的1.5%放缓至2024年的1.2%，而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预计仅增长3.9%，比上一个十年的平均水平低一个多百分点”。报告还指出，“到2024年底，大约25%的发展中国家和约40%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仍将比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更加贫困”。[49]与此同时，供应链重组和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资源供给焦虑，导致主要国家围绕关键资源的争夺正在加剧。以电动车所需的锂、石墨、镍等关键矿物为例，以美国为首的十个矿业大国共同组建“关键矿产同盟”；欧盟正式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并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和英国等加入了美国牵头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美日菲推动镍供应链合作；印尼正在考虑成立镍“小欧佩克”。围绕关键矿产资源获取的争夺日益激烈，且集体化和排他性特征明显。
其二，世界安全赤字加剧，对抗取代对话。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随着战略竞争加剧，大国之间的信任逐渐消褪，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再次浮现。霸权逻辑下的恃强凌弱和恶性竞争致使国际关系紧张，同时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网络攻击、跨国犯罪以及生物安全问题日益严峻。霸权主义、集团对立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明显，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激化。一些国家牺牲他国安全来构建自身的安全，忽视他国合理合法安全诉求，趋向于构建排他的“小圈子”和“联盟”。这些动态，连同在贸易战、经济制裁、军事紧张、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争夺、信息战以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等多个领域对抗性加剧，致使全球安全局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
其三，大国陷入恶性竞争，战争风险增加。当前主要大国间的信任不断流失，美国以泛安全化手段把对中国的遏制扩展到所有领域，俄罗斯与北约已因地缘矛盾陷入战争泥潭，大国陷入恶性竞争的趋势不断强化。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全方位挑战，对中国的竞争和打击不再限于传统的安全领域，也扩展到了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欧洲大陆战火重燃，北约北扩叠加出兵争议，乌克兰危机演变为欧洲全面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芬兰与瑞典于2023年和2024年相继加入北约，除俄罗斯外的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全部被纳入北约。法国总统马克龙宣称，未来“不排除”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世界可能将再次笼罩在军备竞赛的阴影之下和核战阴霾之中，重新陷入战争的风险成倍增加。
如何重建国际信任
国际信任研究的核心挑战在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如全球和平、安全、发展和全球治理“四大赤字”，这些问题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解决范畴，亟需国际合作。国家间的信任或不信任直接影响合作的成败，是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关键要素。未来，重塑全球信任体系关键在于摒弃旧有霸权秩序下的单边主义、意识形态对抗和“新冷战”思维，通过多边主义恢复全球和地区合作气氛，推进“三大全球倡议”重构新发展安全价值规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国际社会信任基础。
以多边主义恢复全球和地区合作气氛。当前，国际社会在美西方国家的刻意带动下，本质上基于集团政治和小圈子政治的“小多边主义”、单边主义思维的“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和带有双重标准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气氛日益浓厚，打着所谓“国家安全”旗号破坏国际秩序的行径频发，真正的多边主义空间受到挤压。破解全球愈发扩大的“信任赤字”，要坚定地维护多边主义，继续唱响多边主义主旋律，以恢复全球和地区合作气氛。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50]
多边主义体现平等、互利、开放原则，是对西方零和思维和单边主义的超越，是营造国家间各个层面交往合作气氛的重要途径。首先，国家事务应由全球共同商议而非少数国家主导。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要弘扬多边主义，其核心要义是，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不能由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51]其次，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反对唯我独尊的行为，主张维护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和多边机构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地区热点和国际争端应该通过协商对话而非冲突对抗，应在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框架内而非唯我独尊单边主义影响下解决。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不可能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格局。最后，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开放和包容，反对封闭和排他的行为，强化文明交流与互鉴。缺少信任就是缺少交往，没有交往也就没有信任。多边主义的合作能够增进各领域各层次的广泛交流和对话，最大程度地消除误解和猜忌，为世界信任的生成提供了重要舞台。[52]
以三大全球倡议重构新发展安全价值规范。重建信任是重建规范的过程，亦是让全球发展、安全和价值体系回到正确轨道的过程。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彼此呼应、相辅相成，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智慧。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四是坚持创新驱动。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坚持行动导向。”[53]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内涵是对当下“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竞争性排他性经济组织、供应链联盟等西方零和博弈和“各自为战”思维的超越，是以人为本、开放包容、绿色发展的倡议，是以创新驱动支持世界经济增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把蛋糕做大，让所有人公平分享世界发展的红利，能一定程度弥合因资源短缺而引发的矛盾。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指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54]全球安全倡议摒弃了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小圈子”的陈旧观念，是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的系统观念和共赢理念，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新理念才能实现世界永久和平。[55]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6]在《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中，“中亚国家高度评价并愿积极践行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折射出中国理念的吸引力。[57]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国际社会信任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摒弃前嫌、求同存异、携手并肩、共谋发展，为构筑世界普遍信任凝聚社会共识。文化因素在信任的形成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文化上的相似性能够促进信任的形成，而尊重文化多样性同样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5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从求同存异文化价值观，着眼全人类的福祉，致力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共赢，践行平等尊重，其所涵盖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内涵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也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文明交流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59]这一重要理念，“汇聚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盼稳定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最大同心圆。”[6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为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当前的无政府文化有着从基于对手逻辑的“洛克体系”滑向敌人逻辑的“霍布斯文化”的风险，力量对比，恃强凌弱、巧取豪夺、封闭排他、结盟对抗、零和博弈等风气大行其道；战争风险加大、发展鸿沟加深、安全赤字加大、治理失灵等全球性问题日趋严峻。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人类利益交汇、命运交织、休戚与共，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既符合西方基于朋友逻辑的“康德文化”，也契合中国的“天下大同文化”理念。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推动世界信任重建的一副“良药”，也是中国关于“人类向何处去”的真诚回答。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一版。
[2][8][27]郭锐、陈馨：《“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
[3]刘作奎：《欧盟互联互通政策的“泛安全化”及中欧合作》，《理论学刊》，2022年第1期。
[4]宋黎磊、戴淑婷：《科技安全化与泛安全化》，《德国研究》，2022年第4期。
[5]S. C. Andrew, "From CNOOC to Huawei: Securitization, the China Threat,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0, 28(1).
[6]蔡亮：《“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研究”》，《日本学刊》，2022年第6期。
[7]姚璐：《论国际关系中的“共生安全”》，《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
[9][13]丁泰夫：《“相互依存武器化”背景下的 泛安全化解析——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为例》，《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1期。
[10][14][48]张超、吴白乙：《“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国际展望》，2022年第2期。
[11][16]Z. Wei and H. Haiyang, "The Manifestations, Causes, Impacts and Across Paths of Pan–Securitization," Journal of Asia Social Science, 2023, 10(2).
[12]彭阳：《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国家安全泛化：法理剖析与中国应对》，《国际法研究》，2022年第5期。
[15]杨云霞：《当代霸权国家经济安全泛化及中国的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17]冯维江：《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以全球安全困境为例》，《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18]于江：《三大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2期。
[19]李昕蕾：《美国气候治理的话语陷阱》，《人民论坛》，2024年第4期。
[20]李巍、李玙译：《解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霸权：产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外交评论》，2022年第1期。
[21]《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TikTok在美面临被迫出售或彻底被禁》，2024年3月1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68563657。
[22]《外交部：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打压限制中国赴美留学人员》，2024年1月31日，http://www.news.cn/world/20240131/e41366f439e1464a96b442f73e6f18fa/c.html。
[23]宋泓：《全球权力转移与中西方关系的调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0期。
[24]陈凤英：《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
[25]高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前景研判》，《人民论坛》，2024年第2期。
[26]卢凌宇、崔磊：《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3期。
[28]刘洪钟：《华盛顿共识转向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4期。
[29]余南平、栾心蔚：《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范式的转变：从全球价值链到战略价值链》，《欧洲研究》，2023年第4期。
[30]杨丹辉、渠慎宁：《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深层动因》，2021年5月31日，http://paper.ce.cn/pc/attachment/202105/31/335a2378-af59-4b5e-86b1-1086a4afc0ef.pdf。
[31]刘洪钟：《华盛顿共识转向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4期。
[32]H. Michael, "Reviewed Work: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Public Choice, 73(2).
[33]参见尼古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翟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34]A. M. Hoffman,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Trusting Relationships: Why Rivals Do Not Overcome Suspicion Step by Step?",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7, 122(2).
[35]蒋芳菲：《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当代亚太》，2022年第6期。
[36]L. C. Becker, "Trust as Noncognitive Security About Motives," Ethics, 1996, 107(1).
[37]蔡翠红、于大皓：《中国“三大倡议”的全球治理逻辑及实践路径——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5期。
[38]黄海涛：《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
[39]J. Ruzicka and V. C. Keating, "Going Global Trust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Trust Research, 2015, 5(1).
[40]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41]任琳：《全球治理赤字与治理体系新态势》，《人民论坛》，2023年第12期。
[42]M. Pesu and V. Sinkkonen, "Trans–atlantic (mis) Trust in Perspective: Asymmetry, Abandonment and Alliance Cohes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37(2).
[43]蒋芳菲：《跨学科视角下的国际信任理论研究：脉络、方法与前景》，《克拉玛依学刊》，2024年第2期。
[44]C. R. Bria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12, 34(1).
[45]L. Ioannis and O. Okeoghene, eds., Regulating Trade in Services in the EU and the WTO: Trust, Distrust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6]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47]吴白乙、张一飞：《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49]《世界银行预测：2020–2024年将成为全球经济30年来最疲弱的五年》，2024年1月9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1/1125597。
[50]《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2012年1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1/26/c_139699076.htm。
[51]《习近平：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2019年11月1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115/c1024-31456338.html。
[52]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53]《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9月22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232697。
[54][55]《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2022年4月2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405040。
[56]《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2023年3月16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645364。
[57]《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凝聚全球合作共识——写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2024年3月15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9500.htm。
[58]陈丽颖：《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文化动因与影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6期。
[59]《习近平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2年2月1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217/c1001-32354228.html。
[60]《白皮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解答时代之问，描绘未来愿景》，2023年9月26日，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49519_32677/49525/202309/t20230926_771267.html。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周群英
Loss and Re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Trust
in the Context of Pan-Security
Ye Hailin
Abstract: The "pan-security" phenomenon is the result of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transfer process, the deepening of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countrie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and the intensifying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the right of discourse. The growing "pan-security" trend has led to a rise in global insecurity and a widening trust deficit. Consequently, the lack of trust further accelerates the "pan-security" trend, forming a vicious circle. Rebuilding international trust has become the key to breaking away from the vicious circle of the lack of trust and intensified "pan-security", and avoiding the collapse and viol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key to rebuilding international trust lies in abandoning unilateralism,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and the "new Cold War" mentality of the old hegemonic order, and restoring the atmosphere of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multilateralism. In this process, the "three global initiatives" proposed by China, especially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have important inspirational value for building a new security value norm and building a consensus of trust in a world tha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Keywords: pan-security, international trust, multilateralis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