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传统农作物生产并非孤立封闭的体系，古代中国作物的引入主要集中在秦汉、唐宋与明清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引种路径与引种需求各不相同。秦汉时期经陆上丝绸之路引入果蔬作物，唐宋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引入高产粮食作物，明清时期经全球贸易网络引入美洲经济作物。域外作物的持续引入对缓解人地矛盾、抵御自然灾害、维护粮食安全、提升经济价值具有积极作用。随着引进作物的逐渐本土化与在地化，我国传统农业生产体系也不断更新发展，对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古代 作物引入 农业文明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自原始农业诞生之际，我国的农作物体系就展示出“多元交汇、多元一体”的特点。远古时期，我国已经开始与不同地区、不同文明进行各种形式的物质文化交流。在华夏先民完成对稻、黍、菽、稷等野生作物驯化的同时，里海与中东的居民也实现了对麦类作物的驯化。殷商时期，大麦与小麦自西亚引入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一带。在长期域外引种的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北宋与明清时期“三次引种高潮”，且随着引入路径和引种时期的变化，不同阶段的作物引种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引入的作物
西汉张骞曾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布乌孙、于阗、鄯善、莎车、大月氏、安息、疏勒、大宛、康居、奄蔡等西域国家。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亚、西亚以及印度、地中海和非洲地区的果蔬作物开始通过朝贡、贸易等方式进入我国，比如葡萄、苜蓿、核桃（胡桃）、大蒜（胡蒜）、香菜（胡荽）、黄瓜（胡瓜）、芝麻（胡麻）、豌豆（胡豆）、胡椒、石榴（安石榴）、茄子等。这些作物因产自西北胡地，同时又与我国某些作物形似而常取“胡”字冠名。
葡萄和苜蓿是西汉时期作物引种的典型品种。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事实上，早在《神农本草》中就已经出现本土葡萄的记载，张骞自西域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引入了更适于酿酒的品种，带回长安一带推广种植。苜蓿原产于伊朗高原，属于牧草的良种，最初为适应军事生产需要，引入并试种于皇宫内苑，成功后逐步被移植到宁夏、甘肃地区的农牧交错带进行培育，成为汉唐马政的强大保障。伴随着苜蓿的推广种植，我国的畜牧业也逐渐兴盛。此外，苜蓿也可以作为蔬菜和肥田倒茬作物进行使用。
宋代占城稻的引进
自南北朝以降，随着海上贸易路线的开发，东南亚地区的作物逐渐被引入我国。因为此次引进主要来自海路，这些作物大多以“海”冠名，如海棠、海桐、海芋、海枣等。中唐之后，西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加之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自广州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至波斯湾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与缚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型，开始作为域外作物引入的主要路径之一。这一阶段引入的作物以高产粮食作物为主，如占城稻、高粱，也有不少果蔬作物，包括菠菜、莴苣、蓖麻、西瓜、芒果等。
占城稻是宋代作物引种的典型品种，系北宋时自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引入福建地区。宋代之前，我国南方本土稻种原称“白粮”，有粳米和糯米两种，产量低，颗粒干瘪，种植条件苛刻，难以作为主粮作物。五代至宋，往返占城、安南地区的泉州商人进行海上贸易时在占城国发现一个优良稻种，具备早熟、穗长而无芒，粒差小、耐旱、适应性强的优势，“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遂带回引种。大中祥符年间在江南地区迅速推广，同晚季稻配合形成双季稻种植，产量大幅增加，逐渐奠定了我国“北小麦，南水稻”的主粮生产格局。
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
东南沿海贸易随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更加繁盛，非洲与美洲新大陆的作物开始经由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的殖民地和南洋各地辗转传入我国。包括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豆薯、木薯等）、油料作物（花生、向日葵、腰果等）、香料作物（辣椒）、纤维作物（陆地棉）、果蔬作物（南瓜、番茄、洋葱等）、药用作物（可可、西洋参等）以及嗜好作物（烟草）等多种类型。
玉米、番薯与马铃薯是这一时期引种影响最大的作物，这些高产经济作物一方面可以作为粮食作物的补充，增加我国粮食耕种面积和粮食产出，更适合作为救荒的物种。以福建地区的番薯为例，大旱之年，其仍可亩收千斤，能够极大程度降低灾荒发生几率。清乾隆帝曾下令全国推广番薯，作为“救荒之备”。另一方面，其也具备较高的加工附加值，可以作为酿酒、粮食加工、牲畜饲料等原料，《植物名实图考》称玉米为“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秆干以供饮，无弃物”。
作物引入的主要原因
按照引种目的，我国古代的引种作物可以分为两类：本土作物的良种替代与全新作物引进，前者较为普遍，后者占比较小。
第一，缺土少粮是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我国自唐代起已经出现人地关系紧张的趋势。北方小麦种植的单位产量较低，加之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包括技术、劳动力在内的农业生产要素开始向南方转移，呈现出人多地少的局面。随着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提升达到瓶颈，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人地矛盾较前代更为突出。明初至清末我国人口增长了8倍左右，耕地数量仅增加了3.5倍。因此，引种作物的选择方向有二：一是产量较高的粮食作物，如北宋的占城稻与高粱；二是碳水或脂肪含量较高的经济作物，如南宋的油菜、明代的玉米与番薯、晚清的大粒花生等。
第二，自然条件是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此背景下，引种作物的选择方向为环境适应力强、种植技术简单或易于获得、具备一定果腹能力的作物。唐宋之交，我国的气候经历由涝向旱的转变。宋真宗执政时，在江淮和两浙地区大力推广种植具备耐旱特性的占城稻。受惠于稻种和耕种技术的及时传递，占城稻在江南地区普及后，又向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迅速推广，全国范围的抗旱增产效果明显。15—19世纪，我国进入小冰期，特别是16—17世纪的明清交际期，全国范围的气温明显下降，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来自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作物，具备高产、耐旱、环境适应性强的特性，能在难以利用的荒山、丘陵、滩涂地域进行种植，使得粮食产出得以保障。清中期时曾出现大规模的荒山开发活动，史称“乾嘉垦殖”。
第三，域外作物具备独特的经济价值，存在广泛的社会需求。受此影响，引种作物的选择或表现为品种稀缺性，如纤维作物、油料作物等全新作物的引入。亚洲棉系西汉自印度引入，在此之前，我国只有用于被褥填充的木棉，无法生产棉布。随着棉花的种植推广，北宋时中国人普遍使用的衣被面料已由麻、丝逐渐变为棉。19世纪末，又引入美洲地区产量更高的陆地棉，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或表现为风味特殊性，如香料作物与部分优良果蔬作物的引入。19世纪中叶，美洲传教士将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的西洋苹果引入我国，相较本土品种其果肉更加脆甜、果汁丰沛、营养价值更高，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等地迅速推广。同期传入的还有洋梨、欧洲李、美洲葡萄、甜樱桃等优良品种果树，不少地区建设有专业化的种植果园。或表现为使用价值特定性，如药用作物和嗜好作物的引入，可以满足特定的生产生活需要。如烟草最初因具有麻醉和祛寒的功效作为药用，约在16—17世纪自菲律宾吕宋岛传入我国。
域外作物引入的重要意义及历史影响
我国是世界农业的三大起源地之一，有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但我国的农耕文明并不是孤立封闭的体系。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国不断采纳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这种采纳既包括对作物体系的丰富，也包括对作物生产技术及相关文化的融合吸收。
一是三次主粮革命改变了农业耕作制度和居民饮食结构，有助于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短缺问题。秦汉之前，我国北方地区居民的主食以粟、黍为主，冬小麦的引进改变了北方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传统农业生产中，作为北方主食的粟单产约80—110斤，出米率约50%，而小麦的单产约150—200斤，出米率在80%以上。加之冬小麦的生长期同水稻相反，可以错峰种植，因此在我国北方地区逐渐推广，居民的主食变成麦、粟、高粱。汉唐时期，黄河流域逐渐形成麦豆秋杂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占城稻的引入对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冲击。粳稻的生长周期在3—9个月，一年一熟，而占城稻的生长周期仅为50余天，能够实现双季稻与稻麦轮作。南宋以降，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我国的主粮耕种开始向稻麦轮作复种制转型。稻、麦的主粮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粮食消费品种，形成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麦、粟、高粱为主的主食格局。高产美洲粮食作物的引进伴随着多熟农作制的成熟，玉米的产量较麦类和高粱高5%—15%，而且可以适用于多种土壤种植。耕种选择的增加产生了不同作物间科学轮作混种的可能。这一阶段我国出现了复种制、轮作复种制、间作套种制、混种制等不同的耕作制度安排尝试，耕种面积、单位农作物产量和农业总产量均出现大幅提升，集约经营水平进一步提高，玉米、番薯、马铃薯、南瓜等逐渐加入我国居民的主食结构。
二是域外作物的持续引入丰富了我国作物生产体系，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与产业分工专业化。引入我国的域外作物大多经过本土适应性改造后被保留下来，形成众多具备地方特色的作物品种。以果蔬作物为例，根据中国古代的农书记录，汉代的蔬菜种类约有21种，南北朝时增至35种，清代增至176种，基本形成以瓜、茄、菜、豆为主的蔬菜作物生产格局。据统计，我国现有农作物中的域外引入作物不低于120种。其中，我国五大粮食作物中除稻谷外，小麦、玉米、马铃薯、番薯均来自域外，优良的稻种也源自域外。五大油料作物（油菜、花生、芝麻、大豆、向日葵）和作为传统纺织原料的亚洲棉与陆地棉也均来自域外。作物体系的丰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一方面，经济作物种植与大田粮食生产出现分离，非食物性农产品生产需求权重上升，促进了农业商品化率的提高与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化，出现了棉农、茶农、蔗农等职业分工。另一方面，对传统农业依赖性较强的轻工业，如以棉花、花生、甘蔗、烟草等为原料的纺织、榨油、制糖、制烟等生产环节也逐渐同农业生产部门相分离，发展成为独立产业。
三是外来文化伴随作物引入，在交流互鉴中同本土习俗相融合，形成不断自我更新的农耕文明体系。受传统社会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古代中国在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时乐于学习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利的方法，因此，在域外作物引进的过程中，古代中国同西域各族、海外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产生艺术、科技、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域外作物在传入初期多被用于观赏和药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不少独具特色的文化意象。比如葡萄成串以及石榴均寓意多子多福，南瓜常与蝴蝶图案组合使用，称为“连绵瓜瓞”，寓意子孙昌盛，如南瓜藤一般硕果累累。引种作物在诗词、散文、小说和居民生活习惯养成中也有所反映，如王维的《送孙秀才》诗云：“山中无鲁酒，松下饭胡麻。”域外作物的生产技术传入后，一方面，其被我国古代农学家纳入传统“天人合一”的农学思想中，以“五行”“阴阳”“风土”等对作物生长发育进行解释与安排，《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等经典农学书籍对此均有体现、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天文、几何、机械动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也为传统农学注入新的元素，如《农政全书》中就有对水利器械《泰西水法》的章节收录。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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