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按照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绿色生产力同样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我们要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等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来加强生产关系系统对绿色生产力的支撑作用。从生产关系的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的政府管理等方面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直接动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绿色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 绿色转型和革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9.006
【作者简介】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绿色生产力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既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先进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和发展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绿色生产力同样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由于绿色生产力既具有新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又具有自己的具体规定，因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既具有形成一般新型生产关系的规定，又具有形成具体新型生产关系的要求。我们应形成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而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绿色生产力的保障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生过程，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把握当代生产力发展趋势和规律基础上自觉创新生产力理论和实践的过程。因此，在形成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引导和规范新型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完善。坚持这一点也与绿色生产力自身的性质和属性密切相关。绿色生产力在提供一般经济产品的同时更加注重产品的生态品质，更为注重生产和提供生态产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着天然契合点和内在统一性。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2018年5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章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容明确地写入总纲部分，要求“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实现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3]在马克思提出“自然生产力”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生产力”的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不仅指导我们形成了对绿色生产力的一般科学认知，而且指示我们要冲破传统生产力理论对生产力的陈旧看法。在传统生产力理论看来，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这种看法容易误导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导致破坏自然的后果。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生产力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实际能力，而绝非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对生产力术语进行的“生态学革命”，可以促进生产力范式的“生态学革命”，这样，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成为绿色生产力。因此，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根据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际，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尤其是“新的生产力理论”来引领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党还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促进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成为自觉推进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政治先锋。此外，还应将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情况纳入政绩考核及中央环保督察当中，从而提升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执行力。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目的。尽管在严格意义上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属于生产关系的领域，但是，发展生产力的目的直接决定着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和未来发展。“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4]这里的“现代世界”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以实现剩余价值为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如今，如果“晚期资本主义”不放弃追求剩余价值，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样会造成生态危机，难以形成新质生产力；绿色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同样难以摆脱生态危机，难以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需要尤其是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表征，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原动力，可以从生命存在的内在根源上将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促使人自觉地将自然作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加以保护和爱护。“人类需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问题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必须把人类需要问题视为生态相互作用这一更大网络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部分。”[5]简言之，生态环境需要就是人民群众对蓝天、碧水、净土、绿树的需要，也就是对高质量生态环境品质的需要。因此，发展绿色生产力，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作为发展绿色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能够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提高产品供给质量和生态环境品质，进而推动生产力成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成为绿色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6]首先，围绕满足需求，我们要深入研究市场的变化规律，理解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现实、潜力、未来及其对市场走向的影响，在推动生产力成为绿色生产力的过程中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其次，围绕提高供给质量，在减少无效供给和扩大有效供给的基础上，我们要大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尤其是生态环境质量，通过大量生产和提供绿色产品尤其是生态产品来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其中，绿色产品是指符合生态环境标准要求的物质文化产品，生态产品是指用来满足生态环境需要的产品，一般指自然界提供的物质服务和生态服务。最后，围绕深化改革，我们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改善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新型举国体制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制度支撑保障。新型举国体制蕴藏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秘诀之一。与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注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面向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主战场。面对“逆全球化”潮流，我们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领域方面，绿色、智能、泛在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趋势和显著特征，数智科技和绿色科技是其突出代表。因此，国家应促进数智科技和绿色科技的深度融合，以及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深度融合，努力打造绿色智能的科技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绿色生产力的科技和经济基础。二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要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凝聚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的力量，形成发展绿色生产力的社会合力。一方面，借助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力量来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和引领全球生产力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借鉴西方先进的绿色科技、绿色经济、绿色治理成果，促进我国绿色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三是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方面，我们应该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青少年积极投身发展绿色科技事业，促进绿色经济创新，以此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四是在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实施方面，应采用“总体设计”的理念，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统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统一，将人、机、网相结合，实施社会系统工程以推动绿色科技的研发和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我们可通过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来确保决策的生态化，即决策的内容和方式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从而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加强生产关系系统对绿色生产力的支撑作用
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其横向构成看，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从其纵向环节看，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两种划分方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就后者来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7]因此，建立和完善“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其实就是要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
推动生产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发展绿色生产力首先要推动生产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促进形成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学”范式。传统生产力建立在“机械论”范式的基础上，片面地将生产力看作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结果造成了生态危机。新质生产力应该建立在“生态学”范式的基础上，自觉地追求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学地将生产力看作是人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实际能力，这样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成为绿色生产力。
按照“生态学”范式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统一以构筑生态经济体系，从而夯实绿色生产力的自然物质基础和经济物质基础。产业生态化就是要改变传统产业的资源能源高投入、生态环境高污染的弊端，用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的可持续水平。生态产业化就是要将自然资本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用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促进自然资本的保值和增值，提升生态经济的经济效益水平。同时，还要利用数智科技等新质生产力科技手段将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统一起来，形成数智化的生态经济体系。
其次，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产业，用数智科技和数字经济提升生态经济产业的综合效益，建立和完善绿色智慧农业、绿色智慧工业、绿色智慧旅游业，促进形成数智化的生态经济产业体系。例如，在农业当中，“要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8]从而全面提升生态农业的综合效益。
最后，应该以新型工业化为抓手，科学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农业强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最终形成绿色智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建立和完善绿色生产力体系。
在促进生产力绿色转型和革命的同时，还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这在于，“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9]没有所有制这个中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不可能发生，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所有制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同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已经确定和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国的重要制度优势之一。在发展绿色生产力方面，同样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发展包括绿色生产力在内的新质生产力存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领域的区分。在非竞争性领域必须实行公有制。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创新产权制度，落实所有权，区分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利和管理者权力，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监管职责，保障全体人民分享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10]国有企业必须作为发展绿色生产力的主力军，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强大而雄厚的经济基础。在竞争性领域，可以采用多种所有制的形式以补充公有制，利用市场机制经营公共资源中涉及到的物质产品服务和生态文化服务的部分，生产出更多优质的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民营经济在发展绿色生产力方面大有可为。
由于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消费，因此，随着生产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必然要求其他三个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分配、交换、消费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推动生产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
推动分配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分配的结构和方式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和方式，分配对生产也具有反作用，调节着生产的发展方向。由于传统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具有同构性，采用的是“按资分配”的方式，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生态不公。与之不同，社会主义采用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并且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采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主要指经济产品（经济财富）的分配，也可以延伸到生态产品（生态财富）的分配上。从生态上看，“其实，人类与环境基本的铰链点并不局限于生产的技术（拖拉机、工厂、汽车），也不局限于消费的水平（人口与富裕），而是延展到分配、使用权利以及劳动力的分配”。[11]因此，发展绿色生产力同样需要形成与其自身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就是对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消耗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而引起的自然资本贬值和消失进行的补偿。在一般意义上，自然为劳动提供了材料，劳动将材料加工为产品，尤其是自然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参与了经济价值的形成和经济资本的增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承认“自然资本”的存在。自然资本有两种类型。一部分自然资本具有可再生的性质。尽管经济活动使用和消费了这部分自然财富，但自然界能够通过自身的恢复活动来补偿其价值。然而，如果人类经济活动的消耗速率超越了自然界可再生的速率，则会导致自然资本的短缺。另一部分自然资本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当经济活动使用和消费了这部分自然财富的时候，自然界自身便不能补偿其价值，需要人为干预进行补偿。如果人类不对这部分自然资本进行价值补偿，最终则会导致这类自然资本完全消失。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总自然资本规则。一类是“弱的总自然资本规则”：“可再生自然资本的总量应当至少保持不变，还需要一个因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而对广义资本的补偿”；另一类是“强的总自然资本规则”：“可再生自然资本的总量应当至少保持不变，以及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资本而产生的经济租金应当被投资于可再生自然资本”。[12]传统的经济活动并未对自然资本的价值进行补偿，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只有实行生态补偿，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对可再生自然资本的投资和对广义资本的补偿，才能通过生态环境建设来提升自然资本的实力，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因此，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准许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资金）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应准许自然“参与”分配，将“自然”参与分配的收益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以补偿自然资本的消耗和耗竭。在这个意义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13]
建立和完善生态共享制度。生态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属性，提供生态产品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必须按照共享发展的科学理念，建立和完善生态共享制度。共享发展实质上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理念，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生态表征。从内容上看，共享发展是全面共享，覆盖社会有机体的方方面面。“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14]生态共享是共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来说，就是要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充分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权益。一是要坚持以生态共有为前提。尽管可能存在正外部性的问题，但是私有制本质上是一种排他的权利。“这种财产可以被称为私有财产（拉丁文中的“private”意即“剥夺”），因为拥有财产的人成为财产的唯一主人，他（或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去剥夺别人对这一财产的使用权或享受权。”[15]因此，只有坚持自然生态共有，才能保证共享。二是要坚持以生态共建和生态共治为中介。只有每个个体都参与到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当中，充分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生态创新才能，才能真正参与生态共享。三是要坚持以实现生态共富为目的。生态共富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例如，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探索形成了生态补偿和扶贫开发的协同机制，将生态补偿与共同富裕有机统一。生态共享和生态共富的制度设计同样适用于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在绿色生产力领域，生态共享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绿色生产力提供的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在发展绿色生产力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权益。建立和完善以生态补偿和生态共享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分配制度，不仅适应了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要求，还能够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分配制度上的支撑和保障。
推动交换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交换作为生产关系要素之一，是联系分配和消费的中介。推动交换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绿色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之一。
坚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并重。存在分工，自然就存在交换。交换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即实行等价交换。然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中，交换价值成为支配交换甚至是整个生产的唯一目的。“生产的目标变为价值积累，使用价值开始屈从于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成为经济的全部内容，生态关系被从相互区别中分离出来并被弄得支离破碎。”[16]以交换价值为最高目的和唯一目的的生产，将自然降解为商品，瓦解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对于未来社会来说，以交换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将成为人道的、生态的交换。以使用价值作为交换的目的，就是要发现自然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内在价值不是说自然由于自身的存在而具有价值，而是指不能将自然当作买卖的对象，不能被制作成为商品，不能让资本驾驭自然。实现使用价值和发现自然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将会使生产力真正成为满足人们合理需要的活动。因此，“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生态化生产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如何创造整体性”。[17]“生态化生产”其实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完全消灭价值规律，不能完全实现以实现使用价值为交换目的的生产，只能兼顾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内在价值）。对于竞争性领域来说，仍然需要以实现交换价值为交换的目的，需要坚持价值规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生产中消耗的自然资本进行生态补偿。对于非竞争性领域来说，应该采用以实现使用价值（内在价值）为交换目的的交换。当然，为解决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这个领域中也可以适度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即也可以追求实现交换价值。但这只是将外部问题内部化的一种手段而已，如征收污染税可以在筹集资金的同时维持经济运行。在非竞争性领域适度采用市场机制，可以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当然，市场收益只能用于生态补偿，这样才能推动“黑色生产力”转为绿色生产力。
实现绿色的流通方式。从生产关系系统看，“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18]流通方式是影响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商品的过度包装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得传统的流通方式成为“黑色流通”，亟需转向“绿色流通”。绿色流通就是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流通全过程，促进形成“新商品—二手商品—废弃商品”的循环流通和再利用，扩大绿色低碳商品的供给、采购、销售和消费。绿色流通在实现产品和商品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可有效降低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过程的环境负荷，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一是鼓励企业推进绿色设计和制造。绿色设计就是按照生态文明理念进行的设计，着重考虑产品的生态环境属性和功能，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纳入产品设计当中，贯穿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二是大力推广绿色包装。应尽量采用简易包装以节省包装材料耗费和消费后的环境负荷，避免使用过度包装和奢华包装。同时，要尽量采用可自然降解、可再生利用的包装材料。三是大力发展绿色物流。大力培育和发展绿色仓储企业和绿色物流企业，运用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进行仓储、配送，大力推行存储立体化、装载标准化、搬运机械化、管理信息化的绿色物流模式。四是大力发展绿色销售。商店在反对和禁止虚假广告的同时，不仅要加大绿色产品的销售比例，还要在商店经营的过程中降低环境负荷，提升销售环境的生态环境品质。五是要大力发展绿色回收。商品在消费和报废之后，应该具有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属性和特点，能够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从总体上看，“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19]因此，推动交换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可以推动整个生产关系的绿色转型和革命，进而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适宜的交换环境和条件。
推动消费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不仅是由生产决定的，而且直接也是生产。消费和消费方式是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社会变量。因此，建立和完善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还必须推动消费环节的绿色转型和革命。
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这是推动消费环节绿色转型和革命的内生动力。消费始终离不开自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消费异化问题。早期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导致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晚期开始出现消费过度的问题，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浪费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部分工人的阶级意识日益淡化。当然，“晚期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教导说，奢侈和贫困一样是罪恶，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存在得更好，而不是占有得更多。”[20]奢侈和贫困都不利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消费观念，将勤俭节约的消费观作为其中的重要规定和要求。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然满足需要存在着一个阈值。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21]因此，我们必须反对无限消费，形成理性消费的观念。另一方面，我们要科学地反思需要自身。我们需要划分清楚需要（needs）、需求（demand）、欲望（wants）、愿望（desire）之间的界限，尤其是要划分清楚需要和贪欲（greed）之间的界限。在此前提下，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哪些需要根源于我们生命机体生存的内在需要，哪些需要是文化发展的产物甚至是人为炮制出来的；哪些需要是个人成长的体现，哪些需要是由广告文化强加给人们的；哪些需要会促使人们积极进取，哪些需要会导致人们消极堕落；哪些需要根源于身心健康发展，哪些需要是由社会病理动机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虚假消费，形成合理消费的观念。
大力完善国家绿色消费政策。在微观层面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绿色消费教育。我们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创新，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和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并纳入宣传文化工作和社会教育培训体系中，引导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的良好社会风尚。二是加强绿色消费引导。围绕绿色消费目标，国家应该从穿着、饮食、住宅、交通、文化、教育、体育、通信、旅游、医疗等方面提供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目录，引导绿色消费。例如，在饮食消费方面，我们既要引导民众消费优质无公害的农副产品，以保证食品安全；又要鼓励“光盘行动”，以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三是加强绿色消费信用。我们既要用信贷手段刺激消费以带动生产，同时还要引导消费信贷向绿色方向发展。面向企业的绿色信贷，应该引导企业转向发展绿色生产力。四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国家应该依法保护消费者绿色消费的权益，尤其是要确保企业等主体的生产经营不能侵害消费者的生态环境权益。在宏观层面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完善绿色财税政策。综合运用专项支出、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投资和政府采购等绿色财政支出方式，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在税收方面，加快推进资源税、环境税和消费税的扩围改革，调整和完善各项税率的结构，开征碳税以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完善绿色货币政策。做好绿色金融工作，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绿色金融主要面向新能源、电动车和电池等碳排放量较低的项目，转型金融重点服务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产业和项目，两者都属于可持续金融。为此，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开拓转型金融产品和市场。[22]三是完善绿色价格政策。加快建立健全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和价格政策体系，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中。
由于消费同时也是生产，因此，随着绿色消费的发展，必将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总体上，围绕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我们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
加强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对绿色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形成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完善支撑和保障绿色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
坚持以深层次改革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我们应围绕生产关系的主要构成方面，加强深层次改革，从而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直接动力。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我们要科学划分公共领域和竞争领域、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边界，推动所有制结构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又能体现共享发展的理念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从而推动包括绿色生产力在内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公共领域中，面对公共产品，我们必须实行公有制。从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看，所有制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未来公有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23]“公地悲剧”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公有制自身出了问题，而是由于人们缺乏对自然资源承载力有限性的科学认识，以及缺乏对其有效规制造成的。“‘公地’一词是指任何人和每个人开放使用的环境部分，没有一个人为它的利益负责。很多牧民共享的牧场或开放牧区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对每个牧民来讲，放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是有利的，如果整体上没达成限制协议并由社区执行，则将超过牧场的载畜力。”[24]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完善公有制。
这一问题关乎生态学的科学规律能否有效转化为制度规定，关乎国家监管是否到位、人民主体是否到位，以及国有自然资产及其收益是否为全体人民共享。一些网络言论片面地认为，只有民营经济才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国有企业似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乏善可陈。更有甚者将发展民营经济理解为实现私有化，认为只有实现私有化才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但也导致了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因此，我们绝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开的“药方”进行改革。如果自然资源这一公共产品为少数人所有，甚至出现私有化，那么社会公平正义和生态公平正义便无从谈起。我们不能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发展民营经济看作是私有化，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自我完善的体现。同时，我们不能将国家大力发展包括绿色生产力在内的新质生产力看作是实行私有化的信号和机会，而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竞争性领域推动农地、林地、草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做文章。总之，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和市场化的经营并不能导致国有自然资本的贬值和流失，不论采用何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目标都是将我国建设成为自然资本强国。只有在拥有雄厚的自然资本基础上，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坚持生态共享和生态共富，从而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之所以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为实现生态共享和生态共富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基础和保障。自然财富具有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属性和特点，就生态产品而言，并不是都可以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应掌握由自然环境提供的关于生命支持的非市场化（因无市场价格而无偿提供的）物质和服务，它们是如何与经济、社会、文化及大多数其他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生态学这门科学为理解以上这些问题提供了背景知识。”[25]因此，我们应该以生态学为科学根据，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持续管理和经营，采用各种方式推进生态共享和生态共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自然财富。例如，大力推行立体多样的生态补偿。生态补偿通常是指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以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进行的补偿、恢复和综合治理。在广义上，生态补偿还应包括对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群众进行的各种形式补偿和政策优惠，以及相关科研、宣传、教育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重要江河湖库、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态系统等保护补偿，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让保护修复者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者付出相应代价”。[26]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促进生态共享和生态共富，应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甚至是市场化的手段，避免资本入侵生态补偿这一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总之，只有将社会主义改革进行到底，形成与发展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今天，我们仍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27]发展绿色生产力同样必须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积极引导全球化的健康发展。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历史实现了从“民族历史”和“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随着金融资本在全球取得支配地位，全球化的时代正式开启。但是，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始终具有二重性，既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使得这些国家付出了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代价，甚至威胁其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幸福。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图通过“逆全球化”的方式对中国关键技术实施打压，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格局中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积极引领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促进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积极引导全球化的绿色发展。面对西方社会企图通过“公害出口”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方式限制我国对外开放的不利形势，我们应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全球化的绿色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展绿色科技和绿色经济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要大胆而自信地“走出去”。积极推动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推动全球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当然，这种“走出去”应该真实地反映经济活动和经济产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绝不能牺牲我国的自然资本实力。同时，围绕提供全球生态产品等全球公共产品，应进一步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共同应对未来发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总之，不论“逆全球化”潮流如何泛滥，我们都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28]，增强开放的绿色底色和绿色标准，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适宜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市场。
坚持以高水平的政府管理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将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处理，将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处理。政府应该聚焦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职能，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从以下方面推进绿色生产力发展。
充分运用规划手段引导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在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表示，将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我国“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的研究重点。考虑到绿色生产力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要充分研究绿色发展、绿色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研究绿色生产力的属性和特征，从国家规划的高度明确我国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战略目标、任务、步骤、重点、举措，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明确而系统的宏观政策导向，以此引导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引导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要更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进行治理。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学习和借鉴我国出台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经验，研究制定“绿色生产力促进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最终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相关法律生成，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将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新质生产力等先进理念纳入作为法理依据和总则，以发展“绿色生产力”来统合和提升“循环经济法”当中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等法律规定，或将发展绿色生产力的相关内容规定纳入“循环经济法”中，又或颁发专门的“绿色生产力促进法”，将“循环经济法”的内容合并其中。
充分运用投资手段引导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应将对公共领域的投入作为投资重点，加强对自然资本的投入，以增强国家的自然资本实力。一是加强对资源替代、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投入，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工程领域建设。二是加强对交通、网络、供电、供水、供气等方面的投入，以及对环境净化设施等方面建设的投入，以提升公共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绿色智能科技研发等方面的投入，以及对资源技术、材料技术、环保技术、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的投入，从而形成支撑绿色科技研发的制度体系。四是加强对绿色智能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方面的投入，从而发展绿色生产力。此外，从管理技术手段看，政府应努力提升政务管理智能化水平，更多地运用数智科技来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
结语
形成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应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者构成的“四个全面”中推动形成“绿色化”的新型生产关系，进而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进展新论断新贡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JZDZ008）
注释
[1][3][27]《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4][7][18][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23、22、23页。
[5]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30页。
[6][14]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37、96页。
[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44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页。
[10]《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第14版。
[11]保罗·罗宾斯：《政治生态学：批判性导论》（第二版），裴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08页。
[12]迪特尔·赫尔姆：《自然资本：为地球估值》，蔡晓璐、黄建华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13][21]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0、78页。
[15][20]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第二版），李穆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第78、19页。
[16][17]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杨燕飞、冯春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192页。
[22]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2023年11月15日，http://camlmac.pbc.gov.cn/redianzhuanti/118742/5118184/5134061/5135397/index.html。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8页。
[24][25]尤金·P·奥德姆：《生态学：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何文珊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39、6页。
[26]习近平：《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求是》，2024年第1期。
[28]《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人民日报》，2024年3月21日，第1版。
Form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Adapt to the Green Productivity
Zhang Yunfei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self is a kind of the green productivity, which is a productivity that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movement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s to form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adapted to itsel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must also form a new type of "green" production relations corresponding to it. We need to play fully leverag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o provide strong political guarantees for the gree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adhering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PC), meeting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autifu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etc.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system to green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four links of production, exchang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We need to provide direct impetus for the gree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by reform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deep-level re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high-standard opening-up, and high-level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green productivity, new-type production relations,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