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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乡村人口的变化趋势及应对

【摘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人口既是重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当前,乡村人口呈现出“离土”“守土”与“归土”的“三土聚合”特征,人口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多元。积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需要从激活乡村人才引擎、合理规划村庄布局、提升设施农业水平,强化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发力,科学合理制定政策。

【关键词】乡村人口  乡村全面振兴  人口变化  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乡村人口既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增强乡村规划引领效能。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当前,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分析乡村人口变化的现状与趋势,寻求适应乡村人口变化的有效途径和策略,对加快推进乡村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乡村人口变化趋势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重要目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地区的人口一直存在从经济较为落后的内陆地区向东南沿海等经济较发达区域迁移的趋势。尽管近二十年来涌现出青年返乡下乡的“逆城市化”潮流,但乡村人口数量仍呈现递减的趋势,乡村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乡村地区人口构成正在由农业户籍为主向户籍身份多元、由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户籍人口为主向从事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户籍人口并存转变。

一是乡村人口规模持续减小,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持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人口变化,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显示,1978年乡村人口数量为7901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08%;2000年乡村人口数量为8083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78%,即1978年—2000年期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总数呈现上升趋势,而占全国人口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第二个阶段(2001年—2010年),乡村人口的主要变化特征为乡村人口总数及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呈现“双下降”趋势,2010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数量下降至67113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下降至50.05%,较2001年乡村人口数量79563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62.34%均有所下降。

第三个阶段(2011年—2022年),2011年,乡村人口数量及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与2010年相比继续下降,其中,乡村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下降至48.17%,首次不足全国总人口数的一半。现阶段,乡村人口总数及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双下降”的趋势仍在持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总数较2010年增长5.38%,但乡村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下降了13.94%。2020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36.11%,2022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至34.78%。与此同时,乡村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在部分地区更加凸显。

二是乡村人口的“流动”与“留守”并存现象仍将持续。尽管居住在乡村的留守人口数量有所降低,但留守人口仍然是乡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方面,拥有农业户籍的农村人口常年到乡镇外、县域外、省外务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乡—城”之间流动的全国农民工数量为29753万人,这些流动人口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并继续表现为常态化的“候鸟式”流动特点,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进行季节性双向迁移。

另一方面,因各种原因选择居住在乡村的“留守”人口(妇女、老人、儿童)成为乡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的报告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4177万人,较2000年的2699万人提高了54.76%。相比于留守儿童数量的上升,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023年,在全部农民工中,女性占比达到37.3%,较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面对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压力以及在教育政策的影响下,出于陪读的家庭照料需求或就业需求,部分留守妇女从田间农业劳动,就地就近向服装加工、电器、玩具生产等劳动密集型工厂进行非农劳动转变,该群体进而呈现出从留守农村向留守乡镇或县城转变的新留守特征,2023年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比为30.5%,显著低于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比(43.0%)。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仍留守农村的妇女多因身患疾病或残疾。

三是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并且不断加深。在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加速度在不断变快,规模在不断扩大,其中,中国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深,并呈现出显著的地域间差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993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4.98%。相比之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乡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就全国范围来看,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辽宁省、江苏省、重庆市等省(市)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均占乡村总人口的31%以上,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将进一步为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带来挑战。2020年城乡老龄化程度分别为15.82%、23.81%,2000年城乡老龄化程度分别为9.68%、10.68%,从2000年到2020年,城乡老龄化差距从相差1.00个百分点扩大至相差7.99个百分点。中国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城镇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出现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即乡村比城市老龄化起步更早、程度更高,且高龄老年人口占比更大。

四是城市返乡、下乡而居住在乡村的“洄游”青年不断涌现,“新村民”和“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CEO)”等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支持、服务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造机会、畅通渠道、营造环境,帮助解决职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1220万人。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回到乡村创业,推动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促进乡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乡村人口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当前,乡村人口呈现出“离土”“守土”与“归土”的“三土聚合”特征①,人口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中国的城镇化率仍处于缓慢上升的发展阶段,在城镇人口承载力尚未饱和的前提下,乡村人口将继续向城镇转移,乡村人口数量将继续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除此之外,在人口结构变化方面,乡村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不断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留守人口主要由无法获得在城市安身的知识技能的人口组成,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偏远山区,上述特征更加明显。虽然对乡村生活或土地有情感上的眷恋而“守”在乡村的人口仍然存在,但这已不再是留守的重要缘由。返乡入乡创业青年数量呈现出增长态势,但多聚集于拥有较为完善的道路和产业基础设施的较发达城市近郊区,这类青年群体增加的速度仍然缓慢且“留乡”的意愿和时间还不够稳定。在此背景下,乡村人口数量减少与结构失衡的变化趋势,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带来新的挑战。

首先,乡村全面振兴人才供给短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是关键,人才供给短缺将直接影响到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一是乡村产业发展缺乏引领者。产业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柱,但乡村地区普遍缺乏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能人”和“头雁”,导致乡村产业发展缺少长远规划和市场适应性,乡村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竞争力。二是技术创新与应用能力不足。乡村地区缺少能够掌握和应用新技术、新方法的人才,直接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产品质量的改善,阻碍了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缺乏文化教育人才。现阶段乡村地区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发展较城市而言相对滞后,高素质的教育文化人才缺乏,既不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不利于营造良好的乡村青少年成长环境。

其次,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面对现阶段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乡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在一些村庄面临“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出现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身患疾病或残疾的留守人口比例的上升,部分群体对健康医疗服务的需求显著增加,而农村地区人口的进一步流失将限制农村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医疗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不断外流,适龄入学儿童数量的波动给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带来了一定的发展难题。在生源减少的农村地区,学校可能因经费缩减而难以维持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农村地区,亟须加大教育设施、师资等投入力度,但受限于未来农村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改善型教育经费投入存在不稳定性。

再次,农村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受到冲击。乡村人口外流背景下,劳动力逐渐转向非农就业,这将对传统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带来冲击。随着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农业生产方式开始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变,通过使用农业机械和现代农业技术,降低了农业生产对人力的依赖,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然而,一方面,现代农业的普及可能会对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小农户形成排斥,影响小农户的生计。另一方面,乡村劳动力人口的持续外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农业生产类型,出现经济效益更高、对劳动力依赖程度较低的农业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的现象。这将对粮食作物的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最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效能不足。一是治理主体的老龄化弱化了乡村治理的活力,限制了新思维和新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运用,使得乡村治理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二是社区参与和协作力的下降、乡村人口流动导致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参与度下降。年轻人口的减少使得传统的集体活动、乡村议事等形式的社区参与变得困难,减弱了社区内部的沟通和协作,影响了乡村的内部治理和自我发展能力。三是传统乡村社会融合和治理适应性不足,长期在城镇生活的农村户籍居民及返乡入乡创业群体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人口结构。

积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第一,激活更多乡村人才引擎,强化人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一是进一步推广科技小院在赋能乡村人才振兴中发挥的作用,将科技小院融入耕读教育,推动更多的涉农专业研究生到“田间地头”参与乡村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动力。二是进一步优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下乡挂职以及科技人才下乡支援的制度安排,为挂职干部、支援人才提供专业培训、职业晋升、社会认可、激励与保障机制等,吸引更多人才到基层一线参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三是加强本土人才培育,本土人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天然优势,进一步为本土人才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依托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效提高本土不同层次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高本土人才对乡村全面振兴事业的参与度和贡献度。四是学习和推广浙江省、云南省、北京市和重庆市等的“乡村CEO”培育项目经验,进一步优化城市下乡人才的政策供给,从而更大程度发挥“乡村CEO”在发展乡村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中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第二,合理规划村庄布局,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精准规划,做好乡村空间布局设计,根据村庄自然禀赋、文化特征等现实情况,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高效预测人口变化,根据具体情况适时推动合村并点,为优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和空间布局提供规划基础。其次,优化资源配置,解决农村教育医疗供给不足的问题,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再分配,优化医疗和教育资源在乡村地区的配置,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的发展,扩大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辐射半径,提高乡村公共服务可及性。最后,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城乡教育、医疗卫生不均衡问题,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逐步形成城乡居民在供暖、供水及道路客运等基本公共服务上享有同等水平的供给。

第三,提升设施农业现代化水平,确保粮食产量稳定。一是鼓励成立农机合作社,实施农机共享服务,减轻单个小农户购买和维护农业机械的经济压力,通过合作社模式,维护小农户在农业机械化大生产背景下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现代农业机械带来的效益,保障其收入水平。二是强化粮食生产保障措施,推广精准农业等先进农业技术,优化种植结构,切实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稻谷补贴、金融信贷支持等强农惠农政策,培育壮大粮食生产主体,确保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三是通过加大对农业水利工程、农业灾害预防和减灾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升农业生产整体条件,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第四,强化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提高乡村治理适应性。首先,推动多方主体参与治理,应对乡村人口结构多元化趋势,构建村民、村干部、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内部与外部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增强乡村治理的活力和适应性。其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社区参与和协作提升,进一步拓展智慧乡村建设空间,切实提高信息化乡村治理的实用性,避免建而不用,如完善数字村务公开平台,实现村民事务在线管理与服务,解决人口流动带来的治理难题。最后,构建开放包容的村庄治理结构,优化社会服务支持,在社区治理结构中吸收“新村民”等村庄外来人口,让他们参与到社区的决策、管理和服务中,定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治理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持不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其中人才是关键。同时,从人口视角看,拥有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乡村人口,同样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②。而未来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来了诸多挑战,积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仍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保持充足的历史耐心,适时调整战略部署,科学合理制定政策,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长远目标,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加强乡村人才培育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强化乡村治理水平。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左孝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中国农业大学2115人才工程项目成果】

【注释】

①李小云:《乡村振兴的维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32-34页。

②崔树义、田杨:《乡村振兴的人口视角》,《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18-128页。

责编/谢帅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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