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是“第二个结合”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丰厚历史文化资源。在善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要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推动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发挥世界意义；坚持学懂弄通，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智慧和经验；坚持全民行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家治理 现代化 “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2]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且深邃广博，承载着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精神基因，集结了华夏先人的智慧精华，为中华民族的持续繁荣兴盛提供了精神动力与智慧支撑。
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3]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坚定“四个自信”说到底是坚定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4]。文化自信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或政党对其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信心。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既可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贡献宝贵的文化资源。
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第二个结合”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5]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现实的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解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和治理经验，将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这样的“第二个结合”可以弥补现代治理制度中的不足，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挖掘和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坚持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思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迈入新境界。
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7]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国家治理思想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进行了概括[8]。这些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人的美好追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天下观。《礼记·礼运》中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与《共产党宣言》提到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9]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目标。兼济天下、追求大同反映出中国古人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以天下为己任，关注人类共同的福祉。这与今天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强调全人类的利益，强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的大一统局面，不仅注重天地人和，也强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团结整合。大一统传统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统一，更是文化上、思想上、价值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这种传统使得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分裂与战乱，但总能够在不同朝代的更替中重建统一的秩序。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不仅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而且这一历史智慧对现代国家治理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在今天，国家内部的民族、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多样性更加显著，六合同风的理念启示我们，只有认识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共通性和相互依存性，才能构建起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四海一家的观点要求各地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促进相互间的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区域间的一体化协同发展。
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在国家治理中体现为为政以德、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思想，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治理国家首先要注重道德建设和领导者的德行，领导者的德行能够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风气。在国家治理中，“德主刑辅、以德化人”要求领导者具备高尚的品德和责任感，在面对各种诱惑和考验时能够坚守原则，在治理国家时应以德性教化为主、刑法制裁为辅。儒家思想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强调道德的内化与自觉性，突出通过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和改变人，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法律规定，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废弃法律手段，而是在强调法律之外，注重通过道德教化来引领人们的行为。
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观点，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很早就被中国人所认同。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的各朝各代均有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民本思想的实践。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民本思想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民本思想的现代诠释和实践。在民贵君轻的原则指引下，国家治理应当更加注重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养民与教民，即通过物质生活的保障和精神文化的熏陶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确保社会的基本秩序和谐稳定。将民本思想贯彻于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不仅能够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增强政策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还能够推动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不论是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老子提出的“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还是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喊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平等观念。在国家治理中，平等观念主张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减少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国家通过分配和再分配，使社会整体得到更为均衡的发展，从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国家治理中贯彻这一平等观念，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社会认同感，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而使民众更愿意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形成正向的相互赋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整体进步。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强调的是法律的公平公正、一视同仁。法不阿贵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人的地位高低而有所偏私。法律的权威是建立在其普遍性和不可侵犯性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个体，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制约。绳不挠曲意味着法律的执行不能随意变通，要确保法律规定的公正得到切实落实。这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不能因情势的变化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随意改变法律的精神。在国家治理中，追求正义还需要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只有完善的监督机制，才能确保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得以贯彻执行。追求正义还要求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通过教育、宣传等多种途径普及法治观念。当公民内心深处树立起法治意识，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法律的尊严和效力，确保国家治理的公平正义。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在古代中国，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总称“八德”，构成了伦理道德的核心要素。其中，孝悌是维系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固的基石。“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在这样的伦理规范指导下，家庭成员间相互敬爱，尊老爱幼，共同承担起家庭的社会责任，形成了稳定而和谐的社会单元。这种家庭伦理的延伸，进一步促成了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忠信是建立在个人诚信和对国家忠诚基础之上的美德。忠心于国，意味着个人愿意为国家的利益和荣誉牺牲个人的利益，这种牺牲精神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至关重要。信守承诺则是确保社会交往中个体间信任建立与维护的关键。礼义是社会交往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廉耻观念的树立，则有助于防止干部腐败现象的发生，保障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分配。
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尚书·咸有一德》中有“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的说法，《礼记·礼运》中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说法，这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用人标准。人才是决定国家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选贤与能”强调在人才选拔和使用过程中，应当基于其德行和才能，而非出身和关系，这对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至关重要。通过选拔那些真正有能力和德行的人才来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既可以保证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有效率，也可以激励社会上的人才努力提升自己，追求更高的目标。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人才辈出的时代，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拔和使用人才，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持续深化对任人唯贤和选贤与能思想的研究，不断完善人才选拔和管理机制，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改革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对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昭示了尊重传统与重视创新并行不悖的治国理念。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不断吸收时代的新鲜血液，才能永葆活力。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必须要有勇于突破的决心和行动。改革精神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在传承与发展中，它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历史、继承传统，又要勇于创新、敢于变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它要求决策者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敢于担当的勇气。只有这样，国家治理体系才能不断完善，国家治理能力才能不断提升，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才能蓬勃向前。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尚书·尧典》中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交往规则，《左传·隐公六年》中有“亲仁善邻”外交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外交之道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种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外交之道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的王朝将外交作为维系国家安全、促进共同繁荣的重要手段。亲仁善邻，体现了古人追求与邻国和睦相处的理想。在历史上，中国多次派出使者进行亲善访问，交流文化，传播文明，不仅加深了与邻国的友谊，也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协和万邦，则更加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与合作。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一贯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推动形成广泛的合作共识，努力营造一个和谐共存的外部环境。
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古人早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故追求以和为贵，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以和为贵”的治国哲学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为原则，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合作来化解矛盾与冲突，避免战争和对抗的发生。“好战必亡”的观点则是和平理念中的一大警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的战争不仅会消耗国家的资源，还会导致社会动荡和人民苦难，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败乃至灭亡。这些和平理念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地区的冲突和不安定都有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影响。因此，国家之间应当更加重视通过多边机制和国际法准则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在善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地将古代的做法照搬过来，更不能陷入文化复古主义，而是要结合新时代新情况，在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要坚持守正创新：“守正”的核心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创新”主要体现为结合时代的特点和实践的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机制，以激发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更好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与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和智慧贡献。
坚持自信包容，推动中国特色的治理思想发挥世界意义。在善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深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不断的文化创新。文化自信不是盲目排外，在实现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开放包容是必不可少的，开放包容意味着在坚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本国文化的影响力，使我们在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吸取营养，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也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坚持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国家治理原则，我们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实现文化的世界性和时代性，为国家的发展和全人类的福祉贡献力量。
坚持学懂弄通，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智慧和经验。在善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只有先搞清楚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是什么”，才谈得上“如何用”。所以首先要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其一，需要深入挖掘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智慧和经验，为现代治理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二，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中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实践结合点的研究，挖掘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治理元素和原则；其三，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治理智慧，使之与现代治理体系相适应，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治理模式；其四，需要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如结合现代年轻人的兴趣点，利用新科技，开发新产品新平台，吸引人们关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感受其中的治理智慧，体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其五，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治理人才，使他们能为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坚持全民行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智慧。为了更好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国家治理，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国家等多层面着力，需要线下线上多渠道助力。学校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教育部门应当将传统文化知识纳入教育体系各个层次，从小学到大学形成系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在线教育资源等多种形式，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理念。家庭是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应鼓励和支持家长在家庭生活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其中的国家治理故事。社会层面，可以通过建立文化展馆、图书馆、非遗传承基地等公共文化设施，为市民提供学习和体验传统文化的场所。国家层面，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重视对其中治理理念的挖掘；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制定长远规划和支持措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在传播方式上，除了传统的线下途径外，要借助互联网积极开发线上平台和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通过在线课程、互动游戏、虚拟现实体验等，吸引年轻一代用户的关注和参与。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和传承弘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让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通过更好地挖掘和应用其中的国家治理智慧和经验，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2023年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评价研究”（BJSZ2023YB32）、2023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高校思政课‘互联网+CMPCL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应用研究”（23JDSZK102）、202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研究”（2024JZDZ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18页。
[2][3]《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8期。
[6][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7页。
[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7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责编：周素丽／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