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基因，西方文化的外向性、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使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也产生了各种问题，例如社会两极分化、生产的不可持续性、暴力冲突、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敛、中庸、包容的文化性格，其所孕育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尚中乐和价值追求、关系性思维模式，能够为消除西方现代化产生的各种弊病作出贡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社会形态变革的意义上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成分，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现代化模式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西方文化孕育了西方现代化，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也导致了西方现代化成为贫富分化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是西方霸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被殖民和被征服的对象，并在独立后长期对西方处于依附地位，现代化进程长期受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以及内敛、中庸、包容的文化品格，和西方文化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新的文化形态，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保持了中国的民族特性，也能够为全人类的现代化作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1]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文化基因及其困境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方的确立，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遵循资本增殖的基本逻辑，在国际关系上遵循权力规则，在基本价值理念上遵从西方基本价值观，打上了深刻的西方文化烙印。马克斯·韦伯在《世界经济常识》中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出现归功于文化因素，认为西方世界具有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内在动力。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也将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归因于西方特有的文化基因。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质，既成为推动西方率先走向现代化的促进因素，也成为当今世界产生各种全球治理问题的根源。
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底色及其文化特征
个人主义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基础。现代西方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有深厚渊源，而古希腊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存在若干互不隶属的城邦国家，这种状态使古希腊各城邦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希腊文化属于海洋文化，不论是出海捕鱼还是从事海上贸易，都对个人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个性的解放则强化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因素。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中心，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而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种肯定、高扬、突出和强调自我的倾向使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价值上信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2]
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底色，使西方文化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外向性。不同于大陆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外向型进取文化，人类在与狂风巨浪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冒险和进取精神。基督教的原罪说则又强化了这种外向型的文化性格。基督教的原罪说把世界分为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人由于原罪而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只有不断地向外求索从外部汲取力量，才能够由一个非自足的存在向一个自足的存在转变。这种外向型文化性格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对自然的征服，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上，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征服。
二是竞争性。竞争性是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合理延伸。把个人作为目的，必然意味着个人需要通过竞争来实现个人的价值。这种对个人和竞争的强调，诞生了西方以提高竞争力为目的的高技术型文化，形成了一种对“力”的崇拜。这种对“力”的崇拜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三是排他性。西方文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二分法的类属性思维方法，把物体视为分离的、独立的实体，不同的实体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与西方一神教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则强化了西方文化的排他性。西方的一神教坚持人只能信仰一个神、一种宗教，其他宗教都是非法的，不被允许存在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是宗教冲突的结果。
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缺陷和弊端
西方文化中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其外向性和竞争性因素所蕴含的探索精神，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化存在的缺陷和弊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贫富分化的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增殖的逻辑导致了资本对社会的剥夺：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使生产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劳动者则常常处于分配不公平状态。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基因及其强烈的竞争意识，使其更容易接受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容易接受社会的两极分化，而资本也就有意识地利用两极分化来维护自己增殖的权益。尽管在工人阶级的抗争下一些国家建立了有利于工人的社会福利制度，确立了维护工人权益的立法，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补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再次加剧，失意的民众开始拥抱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贫富分化导致了政治上的极化，成为西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导致西方现代化伴随着暴力扩张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资本增殖的需求导致其不断寻求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这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的强大动力，这种殖民扩张带来血腥的战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的独立，“新殖民主义”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在盘剥非西方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本增殖的逻辑意味着人对自然的索取是无限制的。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不断刺激生产技术上的革新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环境所承担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土壤污染、气候变化，等等，成为西方现代化的衍生品。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详细描绘了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对西方现代化的未来提出了疑问。
第三，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则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竞争和冲突的加剧，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全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是战争的结果，现代世界体系在一连串的战争中形成，并不断向欧洲之外的地区延伸。由于强调自我物质占有和个人利益至上是西方文化的底色，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征服与被征服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世界上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但冷战尤其是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则把整个人类带入空前危险的境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为维持其霸权，时刻在全球寻找“敌人”，并在安全上追求“绝对安全”，从而把其他国家置于美国的先进军备和盟友体系的威慑之下。
第四，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并没有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和排他性。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它通过国际分工、国际机制建设和价值观的推广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导致现在的全球财富分配格局仍然大致维持了一百年前的格局。西方以价值观划线区分“文明与野蛮”“民主与独裁”，人权、自由、民主等词汇成为干涉他国内政、打压对手、维持霸权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使西方社会内部两极分化在国际上得以复制，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为中心国家提供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国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3]“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者沃勒斯特把世界体系分成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认为核心区早期对边缘区和半边缘区进行了殖民扩张和掠夺，后期则使非西方国家形成对其政治经济的依附关系。[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世界现代化作出贡献
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结合的过程。”[6]最初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是为了救亡图存，而到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并认识到中华文化能够为世界现代化作出贡献，则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解过程
国门洞开之后，国人就发现面对的是一场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保种、保教、保国、保民成为当务之急。对文明大国中国来说，西方的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中所激起的回应首先是从文化上的回应开始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用西方的技术、器物进行修补。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说明，仅靠西学修补一下是远远不够的。在列强环伺、国运不保的氛围下，“中体西用”论日渐没落，不少人开始反思乃至否定自己的文化，激进的革命派如孙中山等人提出了“种族革命”的思想，维新派思想家如梁启超也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素质的“新民”理论，试图从文化上对中国国民的“德性”进行彻底改造。到“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人开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主张，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方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的旧文化。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也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在一些人主张西化的同时，也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西方文明带来的很多问题，看到了西方的信仰危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也更加全面成熟。全盘西化或者西化论和着愈寡，到1933年7月《申报月刊》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的时候，在收集到的26篇文章中，仅有一篇文章是讨论“全盘西化”的，此后，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了。这至少说明：在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桎梏深恶痛绝，但也意识到对传统文化不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要采取中国本位，甚至认为要以中国文化去救西方。曾经的西化派学者梁启超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7]。这种思想的转变，无疑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批判性审视基础上的。孙中山当时热情歌颂“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他毕竟多次游历欧美，对西方文明的弊病洞若观火，所以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而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结合，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8]
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在探讨救亡图存的道路时，便由东西方文化优劣争论，转向了更加中性的“现代化问题”，体现了中国本位，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冯友兰说：“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9]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追求和思维模式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或许从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才能发现其价值。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底色，以及外向性、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文化特征，中国文化则具有整体主义世界观、尚中乐和的价值追求和关系性思维模式，形成了内敛、中庸、包容的文化性格。
中国文化自远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天”“道”一元为本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天”“道”被认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真，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性存在。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把天地万物、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无始无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的和谐统一的过程。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哲人认为自然是一切之本，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人与整体、人与自然的融合。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时候讲究家族本位，在忠孝两难全的时候要求忠君报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个人修养目标上把“平天下”作为最高目标，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追求的是“协和万邦”，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这与个人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个人对外界的无尽的索取有很大的区别。
尚中乐和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对中庸之道的坚持以及“和为贵”思想的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倡导的“中庸”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道德规范，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中正平和的精神和宽厚包容的品格。而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道家的中道观更加具有消极退让的观点，倡导的是“不争之德”和 “柔弱之道”，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主张避开锋芒仇怨，以善心对待一切，而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佛教倡导“圆融无碍”，更加强化了中庸精神。儒释道共同涵养了中华文化的中正平和的精神和宽厚包容的品格，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消融社会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价值取向。
和西方非黑即白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看重的是强调事物个体之间联系的关系性思维模式。这种关系性思维方式认为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万物存在诸多偶对，它们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转换，不是像西方文化所讲的是一种矛盾对立、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逻辑”，如阴阳、本末、体用、男女。这种思维方式主张的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事物之间以一种非冲突的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容而非同质的新合体。[10]因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重关系的特色。”[11]这种关系性思维方式强调的不是冲突、对抗，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认为是一种共存关系，主张的是一种和谐的转化。
毋容置疑，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缺陷和糟粕，特别经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的匮乏导致了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救亡图存、革故鼎新的迫切需求，需要去除传统文化中落后腐败的东西，使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社会精英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如何保种、保国、保民，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调和再到中华本位，乃至创造出“现代化”这一概念，体现了国人自我反思的深度，体现了国人对自身的文化由固守到否定，再到逐步肯定的过程。但是，作为封建主义掘墓人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能领导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立即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让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这种现代化迄今为止暴露的问题也使人类社会面临贫富两极分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生产不可持续、国际体系不公平等严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尚中乐和的价值追求和关系性思维方式及由此形成的中华文化内敛、中庸、包容的文化性格，对修正西方现代化的缺陷可能有一定帮助。但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简单地取代西方文化或弥补其不足，则是片面的。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发展、完善的，浸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塑造了国民心理和民族性格。虽然古代中国经历了频繁的改朝换代，却总是一个朝代替代另一个朝代，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循环往复中发展趋于停滞。尽管中国文明开化史要早于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也早于欧洲，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在国家治理和处理与自然界、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有着丰富的智慧，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清王朝的覆亡过程呈现出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在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冲击下的失败，尽管上演过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短暂的滑稽剧，但走向共和、接受先进的文明形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有关“中体西用”的言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大辩论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因为大家认识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封建制度）下的变化，或许可以改朝换代，却不能带来社会的根本进步，甚至导致落后倒退，匍匐在西方现代文明面前，成为西式现代化的附庸。
中国社会的发展既然不能回归传统，不能在传统封建制度上继续循环往复，不能继续沿着儒家铺就的道路前进，必须在社会形态上实现跃升，在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之后，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上完成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超越了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种现代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是为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而展开的批判，为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性的批判理论，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因此受到了欲对中国进行社会变革同时又不满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的欢迎。
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超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实现对旧文化的超越，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吸取西方先进的优秀文化，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使中华文化滚滚前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滚滚前流的机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3]
“第二个结合”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即“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道路，也为世界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二个结合”对世界现代化的首要贡献在于它实现了社会形态上的跨越式转型，实现了从封建专制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飞跃，突破了现代化模式上的西方中心主义。长期以来，现代化被解读为西方化，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全世界推广的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地位难以被撼动，形成了不平等、不公平的现代化格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陷入了死胡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完成了社会形态的变革，同时又保持了民族特色，运用民族智慧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变，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中国整体主义世界观所孕育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相契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出了光明的建设方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使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基因的沾染。马克思主义倡导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本位、家国观念、天人合一等整体主义观念，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放在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的前途命运出发，在国际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些主张展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血腥征服、殖民扩张、大国战争、霸权争夺完全不同的处理国际关系的路径。
“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成分成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原则，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尚中乐和”的价值追求，影响着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世界和平维护者；“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理念，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撑；“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被概括为正确的义利观，成为指导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传统文化中对“和”的追求和对“有容乃大”的强调，形成了中国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求同存异”理念，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中国把全人类的永续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在许多方面高度契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完成了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扬弃，使中国在社会形态上实现跃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指导地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能抛弃中国的民族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沃土。“第二个结合”使中国现代化进程找到了现代化的中国特性，同时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注释
[1]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2版。
[2]江西元：《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3]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No.1,February 196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5]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7]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饮冰室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53页。
[9]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0]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5页。
[12]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15年7月3日。
[1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第4—11页。
责编：周素丽／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