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颖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相比2022年再次上升了0.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5%，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另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203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约3151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2.5%；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9497万，占比约30.1%。这意味着中国在2030年左右即有可能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固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但作为人均寿命延长的必然结果，人口老龄化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从积极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也为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等提供了新的契机，银发经济即是老龄化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形态之一。
我国自2000年开始发展老龄事业，继而形成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发展并重的格局；202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积极培育银发经济”；2022年初，国务院发布《“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总共26项举措力促银发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厘清了银发经济的基本内涵，也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导。这一系列政策演进的背后，既反映了政府从强调硬件建设到关注老年人需求的转变，也体现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发展目标与时俱进。在此背景下，科学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银发经济的独有特性，有助于探索最适当和有效的发展路径。
银发经济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发展理念上，银发经济与“年龄友好型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设性回应”等概念密切相关，具有推动经济发展创新的功能和积极社会意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银发经济不仅面向老年人，而且涉及目前尚年轻但正在步入老龄的一代。《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的发布表明，对我国而言，发展银发经济已在事实上被纳入国家战略安排。银发经济不只具有养老保障事业的属性，而且是经济领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抓手，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银发经济有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广大老龄群体中的表现较为突出；老年人期待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和需求更为强烈，进而推动着需求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既包括传统的衣、食、住、行、用等基础性的实物需求，也包括健康、养老等服务需求，此外还有艺术、休闲、娱乐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发展银发经济有利于顺应这一趋势，满足老龄群体多层次和多样化的产品及服务需要。
发展银发经济是助力我国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力举措。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孕育着产业新机遇，也必将催生新领域和新赛道。目前与老龄化相关的多种产业要素已初现端倪，老年金融、老年照料及护理智能化等领域正在创造出大量全新的职业及岗位。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银发经济的规模将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经济体量，必将为推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银发经济有助于促进代际公平和均衡发展。将银发经济聚焦于为老龄人口提供经济保障和公共服务并不符合代际均衡发展的理念。事实上，未来老年人的健康和医疗支出需要通过对当代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促使其行为发生转变来改善，养老金问题需要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扩大老年劳动力的经济参与来缓解，老年照料负担需要家庭和社区之间合理而有效的资源配置来解决。因此，银发经济的本质是通过促进不同群体和代际间的沟通、理解与协作，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连接起来。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与银发经济的发展机遇
我国人口老龄化既具有与世界同步的一些共性特征，也表现出与国家发展进程相关的独特性，后者决定了我国银发经济发展将面临的情境和挑战，也是探索银发经济发展路径的关键。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效应相叠加，导致家庭规模日趋缩小，但居家养老依然为主流养老模式。尽管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尚处于中上水平，但是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截至2023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近2.17亿人，这意味着全球不到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此外，我国自21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相当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从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超7%进入老龄化社会，至2021年这一比重超过14%进而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我国仅用了20年的时间；而日本、英国和法国所经历的这一时间跨度分别是24年、46年和126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快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同时，伴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2022年开始我国人口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从2017年高位的1.81降至2023年的1.0左右。老龄化、少子化等趋势性因素相叠加的直接后果就是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的快速大幅上升，2020年至2023年，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从19.7%增至25.1%，上升了约5.4个百分点。
人口高龄化、少子化等问题导致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照护压力的增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家庭户的平均规模仅为2.62人，这意味着一人户和一代户的比例明显增加。在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的同时，我国老年人的“家”情结依然浓厚。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调查分析，我国当前的养老模式主要呈现为“9073”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
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快速扩大的老龄人口规模和居家养老的主流需求将是我国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形势，这意味着“家门口养老”的相关配套将成为养老消费市场的重要部分，而“上门养老服务”或成为新经济业态。在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下，银发经济需要统筹不同的社会系统，推进养老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壮大，为家庭各方成员提供整体性服务。
第二，我国老龄人口具有高度异质性，代际差异显著，核心需求层次多、多样性强。当前，我国老年群体按其出生年代的不同大致有40年的年龄跨度，其成长经历交叠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变迁的不同阶段，因而在教育文化程度、财富积累等个体特征以及消费习惯、需求偏好等行为特征方面均形成了高度的异质性。目前70岁及以上的中高龄老年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了战争、自然灾害等一系列事件，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阶段步入老年期，大部分具有实用型的消费偏好和量入为出的决策习惯，他们是银发经济中以保障基本需求为主的群体。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是我国老龄人口的主体，也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一代，享受到了收入水平攀升和社会保障不断完善的时代红利，大部分具有更高的教育文化水平和知识技能储备，也拥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及意愿，往往在文化休闲等方面有更多需求，是银发经济中将市场潜力转化为实际价值的重要力量。50岁至退休年龄的年长工作人群是潜在的老龄人口，其职业生涯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相伴，他们大部分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眼界更宽、素质更高、观念更新，核心诉求往往体现在情感和自我实现等精神层面，既是前沿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主力，也是对新产品创新研发的有力驱动，为有效扩大内需提供了重要的动能储备。
面对如此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差异性需求，目前银发经济的供给体系尚不完善，大部分健康养老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适老化也并不充分，在研发和应用丰富度上尚有很大提升空间。为了发掘银发经济中蕴含的巨大潜能，需要抓住老龄化相关需求不断变化的特性。随着人口队列的交替转换，当前对就业岗位有各种要求的大龄工作者，很快会成为退休生活中各类文娱产品的消费者，继而成为需要生活辅助性服务的老年人，最后成为需要照料和护理服务的高龄老年人，正是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着银发经济供给侧的细分与迭代。
第三，我国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快速步入老龄化，叠加人口流动的影响，使得老龄化在空间格局上具有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测算显示，在我国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的2021年，人均GDP为12551美元；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当年，人均GDP分别为43440美元、31363美元和72795美元，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历了更长时间的老龄化进程。我国在尚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情况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老龄化在空间格局上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从城乡视角来看，受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流动并在步入老年后向农村回流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表现出“城乡倒置”现象。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2020年我国农村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分别为23.81%和17.72%，而城镇相对应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5.82%和11.11%。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却高于城镇，且先于城镇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从地域视角来看，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接下来依次为中部、东部、西部。在省级层面，结合人均GDP与老龄人口占比两个指标可见，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并不同步，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区处于“边富边老”的状态，大部分省区则是“未富先老”。
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养老资源的错配，增加了应对的复杂度。农村地区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应更加重视农村银发经济的事业属性，同时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助推银发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发展银发经济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适应不同地区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性特点，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优势，做好地区间的要素调配和重点分工。
我国银发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银发经济产生于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的时期，具有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双重使命，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民生福祉，更涉及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应对要素结构变化的发展策略，因此，要从聚焦于老年人口向关注全人口、全生命周期转变，政策调节逻辑也应相应转型为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转变。发展银发经济并不是挖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以拉动内需，而是在超级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把握重要窗口期，优化资源配置以更好地适应人口结构变化。
首先，在顶层设计层面，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相比之前国家推出的一系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和规划，银发经济进一步涵盖了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全领域，兼具养老事业“公平配置资源”的民生内涵和养老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内涵，前者主要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银发经济的民生主导性和公共福利性，后者则更加依赖于市场作用的发挥，尊重银发经济的盈利性和市场性。因此，在发展银发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确保养老事业“兜底线、保基本、补短板”的基本导向，另一方面则应借助于产业政策因势利导，盘活银发经济中的可经营性和准经营性资源，充分挖掘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潜力产业，将银发经济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全过程。
其次，在中层谋划层面，促成供需两侧的协同互进，在需求侧加快共同富裕建设以增加居民收入，在供给侧打造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二者共同促进有效的经济循环，将银发经济的市场潜力转化为实际价值。2023年底，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人均消费支出却低于相应水平，部分原因即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群的需求未能从供给侧得到充分满足，这在涉老产业中均有所体现。银发经济以其产业链长、辐射面广、业态多样等特性蕴含着大量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潜能，也可以通过孵化新兴职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供需自洽的特性。就外部推进而言，要充分利用产业政策的工具，在供给侧通过财政金融等宏观手段实施补贴和政策优惠，缩短银发经济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周期；在需求侧通过社会政策改革或融入更多社会发展元素于产业政策之中，增加大龄劳动者的收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和消费能力，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最后，在基层实践层面，促进多主体共同参与，协调各种资源共同发挥作用，尤其要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和赋能。培育银发经济需求动力的关键在于提高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以及市场便利水平，因此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应大力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增多需要更多的专业养老机构，而机构运营成本大、风险高、盈利空间小的困境亟待化解；绝大多数老年人“原居安养”的诉求意味着居家养老依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主流养老模式，而原生家庭力量不足已然成为最大瓶颈。破解困局的两个关键要素是人力和科技。一方面要突破对人力资源的狭义认知，鼓励企业为老年人提供适老化工作机会，同时引导低龄老年人结合自身优势发挥余热，加入高龄老年人的服务者队伍，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又可激活低龄老年人的生命潜能，提升老年群体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要善用科技来赋能助力，包括利用大数据洞察老年群体的需求以精准匹配服务，构建智慧管理系统打通政府部门、养老机构、社区、家庭之间的“信息孤岛”，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有针对性地推出个性化、定制化养老服务等，通过统筹不同社会子系统的资源形成社会共创的合力。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独有特性决定了我们要结合现实国情，注重多元主体的整合参与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在保证老龄服务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银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以及创新性产品、服务和工作机会。银发经济以更长远、更前沿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引领，以整体性为行动策略，以全生命周期关怀为战略目标，助力我国老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