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看，世界科学中心的建设体现在促进科学发展的组织方式和制度变革上，取决于科学家及相关角色的推动和支持。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到60年代得到巩固和发展。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历程中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纯科学和科学自主性思想的形成，大学在国家科学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得以明确，私人基金会对科学研究的资助，联邦政府成为科学的主要资助者。美国经验对我国科学发展具有四方面启示：坚持基础研究的核心价值和自由探索精神，发挥研究型大学开展自由探索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的优势，发挥战略科学家的引领作用和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指导作用，加强基础研究长期、稳定和多元化投入。
关键词:世界科学中心 美国科学 科学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自16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是一个历史现象：16世纪到17世纪中期，科学研究的中心在意大利；17世纪后半叶科学中心转移到英国；19世纪前后，法国成为科学中心；19世纪中期，科学中心转移到德国；20世纪30年代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科学史学家早就对科学中心转移现象做过许多研究，我国读者熟悉的是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于1962年提出的观点。他根据科学年表、人物传记等文献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对16—20 世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及其转移的情况做了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总科学成果的25%，即为相应时期内的世界科学中心，且科学兴隆期约为80年。沿着这条思路，人们自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下一个科学中心在哪里？但是，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用什么样的指标可以真正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是一个难题，且利用不同的统计年表得出的平均兴隆期有较大差异。进一步讲，如果把这种从历史现象总结出来的认识上升为周期性规律并外推未来的趋势，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误导。找出合适的指标衡量科学中心及其转移无疑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科学中心转移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转移因素和机制的探究。
以色列科学社会学家约瑟夫·本-大卫（Joseph Ben-David，亦有译为约瑟夫·本-戴维，1901—1971）在其名著《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1971）及一系列相关研究中，对从17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中心转移做了出色的研究。本-大卫认为，之所以聚焦科学中心，是因为它们在科学活动的增长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是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以多大规模、什么样的类型开展等问题，一般情况下很少根据那些通过研究能够取得的社会目标而决定。科学活动水平和形式取决于与科学直接相关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和战略，这些人的主要目标是科学，他们所做的事情与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这些制约因素决定了社会的结构，如科学家角色的定义，以及这些人能够建立什么类型的科学组织去实现他们的目标。科学中心的转移是一个传播过程，不是进化论式的优胜劣汰，之后发展出的模式还与发源地保持着联系。历史上科学中心的发展基础，一是先前其他中心的模式，二是与新中心的优先条件相联系的创新。科学中心向周边形成连绵的外延，形成国际科学共同体的环境[1]。本-大卫的思想和研究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科学中心的转移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科学中心，研究美国成为科学中心的历程无疑对我们深入认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因素和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学术界公认，美国科学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不仅在科学的投入、产出以及科学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吸引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学子们前往，而且科学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时美国甚至被称为“科学国家”（scientific nation）[2]。自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美国科学受到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带来的各种挑战，科学的投入、产出和人力资源等都出现下滑局面，但依靠之前形成的坚实基础和新的改革措施，美国仍保持着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
本文以科学社会学思想为视角，对美国从建国到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重要发展历程进行历史考察，总结出对我国科学发展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美国科学发展的核心价值观——纯科学和科学自主性思想的形成
1835—1840年，法国人托克维尔游历北美大陆，他观察到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在美国，人们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只注意研究对应用直接必要的部分，几乎没有一个人专心研究人类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托克维尔指出，如果世界上只有美国人，他们必须认识到：“不研究理论，科学的实用是无法长足进展的”。也就是说，要应用科学，必须先有可以应用的科学。正如当时实际情况显示的那样，美国人只是依靠欧洲积累的科学资源，而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托克维尔悲观地认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很难出现像欧洲贵族制社会那样罕见和丰产的求知热情[3]。
虽然18世纪美国出现了像富兰克林这样在电学研究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但那时北美科学还没到成熟发展的条件，真正做科学研究的人没有多少。美国科学真正开端的19世纪初，正是国土开拓、国家建设的发展时期，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那时美国科学呈现出鲜明的实践特点，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实用主义占主导地位。
19世纪开始，美国的科学在政府支持之下为了应用目标而得到发展，主要分布在国防、资源考察、农业和健康领域等。美国先后建立海岸测量局（1807/1832）、海军观测站（1842）、气象局（1870），特别是，1862年农业部的建立使政府支持科学的职权得到巩固。之后，地质考察局（1879）成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在大学里得到发展。1850年代，科学教育进入大学，哈佛和耶鲁率先建立单独的科学学院。1862年国会通过《莫利尔法案》，建立土地赠与学院。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把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放在首位，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时代。1880年代科学研究进入大学，1890年代大学学术繁荣。
北美大陆的科学来源于欧洲，从19世纪一开始，促进美国本土科学自身发展成为美国第一代职业科学家的理想。在几代科学家的努力下，到19世纪末，美国科学界形成两个思想源流——强调纯科学的认知价值和科学的自主性，成为之后美国科学发展的核心价值。
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本土一小群优秀的科学家就结成联盟，积极推进国家科学的发展，其中核心的人物有地质学家亚历山大·贝奇和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后者是19世纪美国最有声望的科学家，独自发现了电磁互感应和自感应现象。两人与欧洲科学界交往甚密，熟悉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和趋势。贝奇和亨利提出应该按照两个条件重建美国科学：科学上第一流的人对科学拥有控制权，最大程度地支持原创性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科学应该超越收集事实的培根主义而去寻求普遍的真理，不应该太狭隘地限制在实用上。1848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成立，明确提出区分知识的扩散和知识的创造，强调发现新知识的首要性。1863年他们又推动美国科学院成立，为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咨询。
尽管19世纪上半叶科学对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还停留在技术的实用性方面，但是，一些有头脑的科学家已开始意识到科学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那时从事理论的科学还称作抽象科学。对于亨利一代科学家来说，已开始区分抽象的科学和实践的科学，就像后来的人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抽象科学意味着为了理解自然本身的实质、运行和规律而研究自然，实践科学一般意味着为了物质发展的目的而利用自然和自然的规律。亨利坚持实际科学的进步依赖于抽象科学的推进。没有创造新知识，就没有新知识可供利用。到了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有用性已经变得相当明显，科学家不再满足以有用性来论证科学的价值。同时，科学共同体的力量壮大起来，足以形成一个具有力量的集团，以美国科学促进会为代表，在宣传抽象科学观点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科学在工业中的重要性得到工业界的支持。科学家在社会中获得新的地位，这使得他们可以放下强调科学的应用性，而去强调理论兴趣以及纯科学的力量。
19世纪70年代，科学为自身的目的这一观念普遍流行，科学不再只是被作为解决物质难题的手段。科学是纯科学，是真理。热爱真理，对自然的研究，本身就有价值。到90年代早期，这种思想已成为美国科学界的主流观念。除去了外部标准的束缚，科学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在标准更好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1883年物理学家罗兰发表了《为纯科学呼吁》，指出美国人把科学的应用与纯科学混为一谈，并不明白科学的真正含义。罗兰提醒人们“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否则就会落后。他提出了纯科学发展的纲领：最好的科学的标准只能由最好的科学家精英来确定，把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第一流的大学中[4]。罗兰的思想成为后来影响科学界深远的行动纲领。
同时，在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自主性也凸现出来。那时，美国联邦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研究支持者。但是，政府中的科学限制在实现政府的实用目标上，科学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引起科学家与管理者之间很大的冲突。科学家主张，对科学局的工作最好由从事科学的人来判断，政府直接的支持应该只是在名义上的控制。1884年美国国会成立艾利森委员会，对地质考察局等六个联邦科学机构开展调查。虽然委员会的调研结论没有赞同科学家的意见，但科学事务应由科学家自主管理的思想在科学界已经扎下根来，并在20世纪之后与责任相配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广为实现。
大学在美国国家科学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得以明确
南北战争（1861—1865）之后，美国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科学在国家发展中开始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科学不仅在国家工业和农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学成为“科学的家”，不仅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也是开展研究推进知识进展的地方，改变了美国科学和国家发展的整个景观。
在美国，19世纪末大学成为“科学的家”，并不是事先计划选择的。事实上，美国科学家设想过各种科学发展的组织方案，包括科学院的模式，但都没有适合的条件实现。最终，美国大学成为科学发展之地，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德国大学的影响，二是美国大学的改革。
要认识科学在美国大学的发展，需要了解之前19世纪初德国大学的发展。1810年德国威廉·冯·洪堡领导大学改革，创办了自由办学精神的柏林大学，强调大学的一个目标是推进创造性的知识，研究应是大学教师的必要活动，大学内部强调学术自由和自我管理，形成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制度。虽然大学的改革并没有马上促进科学在大学中发展，但整个德国大学分散化系统引起的学术竞争、制度创新和扩散，使得科学作为新的制度安排得以引进大学。正如本-大卫指出的，竞争性和扩张的大学系统保证了科学家的学术自由，使个体科学家可以开展和启动重要的创新，科学的发展是通过工作在不同大学的科学家之间互动努力实现的[5]。这样，德国成为科学活动的中心。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中有偏重知识的老的传统大学，也有新建的偏重实用的土地赠与学院，但还没有适合科学发展的新型大学。强调学术研究以及研究与教育结合的德国大学成为美国科学家羡慕的地方，美国教育家和科学家把德国大学当作美国发展新机构的模式，许多人到德国学习，回来之后，满怀热情地推广德国模式。
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建立，把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放在第一位，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时代。那时，世界上最领先的德国大学模式已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只有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个把这些影响结构化为制度形式。霍普金斯大学的目标并不是促进研究本身，而是提供可以与德国设定的教育标准相比拟的标准。然而，研究生教育需要研究，因此霍普金斯大学比当时美国其他大学更鼓励其员工开展原始性研究，由此，促进了其教师占据了各自学科的领先地位[6]。这样，霍普金斯大学实际上创建了一种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体制，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和美国的整个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史学家称，霍普金斯大学充当了美国文明社会的一座灯塔。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出现了一些新型大学：1889年的克拉克大学，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1892年的芝加哥大学，同样强调学术研究；同时，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传统大学也开始扩张。美国大学把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样，纯科学在大学找到了自己的家。随着霍普金斯大学、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兴起，研究作为教育的价值充分得到承认，仪器设备、出版和经费的支持给培养职业科学家提供了机会，教授、助手和学生们以研讨会（Seminar）等研究与教育结合的形式开展活动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促进职业科学家的培养和纯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到20世纪30年代，学术活动的中心和科学的领导地位传到了美国的大学，这些大学成为最多产的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创造者。
本-大卫指出：“从19世纪6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美国的那些变化，许多情况下是从德国最初而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研究生院和大学研究组织的发展就属于这种情况。”[7]与其说德国大学影响了美国新型大学的建立，不如说美国创造性学习和模仿了德国的大学制度，既学到了德国大学制度的优点，又克服了其弱点。
19世纪德国大学和20世纪美国大学的一个主要优势都是分散化的竞争伴随着相当大的知识自由。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分散化和竞争带来的优势更加明显。与许多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没有一个中央决策机构来决定大学的政策，高等教育的权限归各州，强调大学办学的自主性。美国虽有不少州立大学，但在整个大学体系中远不占主导地位，最有声望和最富有的是那些私立大学，它们的一些做法也被州立大学采纳。分散化带来的结果是大学之间的竞争，一个大学重要的制度创新马上就会引起其他大学的响应，这促进了大学的学术发展，也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最能反映和提高科学研究地位的大学是芝加哥大学，它极其重视科学的发展，创立新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中心，积极吸引其他大学有才能的教授。美国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逊（19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就是芝加哥大学于1892年从克拉克大学“挖”来的，当时他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气了。芝加哥大学承诺给迈克尔逊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仪器进行研究。两年后，以迈克尔逊为首席教授的Ryerson实验室成立。在实验室成立的致词中，哈勃校长骄傲地向大家报告：自从学校采取引进人才政策以来，150名员工除了课程教学还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515篇文章和评论发表在101种学术期刊上[8]。芝加哥大学这种措施，刺激了其他学校对研究人员的竞争，霍普金斯大学、康纳尔大学等纷纷采取措施，为它们的研究人员改进设备和提供研究机会。
在这样一个自主、分散化和竞争的体系中，科学家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科学价值判断，选择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对他们认为做出高水平研究工作的同行给予奖励。这样，一个分布各处、各自高度自主的而又相互竞争的科学家共同体就成熟起来，推动了美国基础科学的发展，为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奠定了基础。
美国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科学的组织和有力的资助者
20世纪初的一个事件预示着美国科学光明的发展未来。1901年，美国本土化学家、哈佛大学的西奥多·理查兹获得了当时闻所未闻的殊荣——被德国哥廷根大学聘为正教授职位。然而，他拒绝了，并在他的祖国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是美国第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14年化学奖），这标志着美国在科学发展上日益显赫。
当时，美国科学界已经不乏优秀的科学家个人和科学成就，但科学传统的形成和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及相关者在相互联系中更大程度地推进，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扩展科学的应用，争取更多的财政和社会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腾飞提供了机会。随着一战的来临，政府开始动员国家科技力量为赢得战争服务。美国科学院对外联络部部长黑尔深感应该让国家科学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科学院组织整个科学界的力量为国家的武器设计和生产提供帮助，而这单靠有限的院士们是做不到的。因此，黑尔力推成立国家研究理事会（NRC），把整个国家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相关组织代表吸纳进来。在他的推动下，1916年NRC成立，其目标是鼓励纯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国家安全和福利”的基本目标服务，它的战略是促进国家所有研究机构的“合作”，包括来自大学、工业界和政府（包括军事部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带头人。战时的NRC得到工业界和金融寡头、大的私人基金会的支持。尽管美国介入战争时间不长，但NRC通过战时协调，促进了科学家更大程度的合作以及科学家与社会各方的广泛合作，对后来美国的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战后和平时期，在1920—1940年间，NRC带来了私人基金会对大学科学的支持。在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基金会的领导下，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开始，私人基金会资助大学的研究成百倍地增长。主要的私人基金会相信大学的适当角色是开展无私的基础研究。资助的特点以研究奖学金和研究补助金的形式，集中在具体的科学群体和具体的机构。私人基金会对美国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促进优秀大学的成长、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而且保证了大学科学的自主性发展。专门研究美国私人基金会的专家柯勒指出：“私人慈善事业与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是1920—1940年间美国科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除了农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支持大学学术科学方面起的作用很小。工业界是资助像化学这样学科的重要资源，但是，当美国开始成为欧洲的科学对手时，正是私人基金会更为直接的慈善资助支持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生培训和研究活动。基金会投资科学人力、仪器和科学共同体组织达到一亿美元的规模，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科学的西移有很大关系。”[9]
美国科学的优势地位是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欧洲科学家被迫移民来美国之前。在原子物理学这个竞争最激烈的国际前沿领域，美国科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走到了最前沿。单是在1932年就有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罗德·尤里发现了氘，加州理工学院的卡尔·安德森证实了正电子的存在，伯克利大学欧内斯特·劳伦斯发明了可加速到一百万个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学培养和鼓励了更多的美国科学家，同时也吸引了国外杰出的科学家移民。这些成就属于占主导地位的纯科学大学研究领域[10]。
二战后，美国世界科学中心地位的巩固和发展：联邦政府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科学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是联邦政府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二战以前，联邦政府仅限于根据应用目标支持科学，且主要限于政府内部机构。战后，由于战争期间科学技术的突出贡献，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把支持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责。
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在著名的《科学——永无止境的边疆》中提出国家科学发展的战略设想，他把大学作为战后科学政策的中心：“首要的，正是在这些机构（大学）中，科学家可以工作在一个相对免于不利的惯例、偏见和商业需要的压力的环境中。它们不仅为科学家提供强烈的团结和安全感，还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个人思想自由……”[11]布什提出，应该建立一种能保证稳定长期计划、保障和维护探索自由的独立的支持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
在战后美国科学政策争论中，虽然布什所提议的建立全国统一的科学基金会的设想并没有实现，美国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由海军办公室、原子能委员会、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多个部门和机构组成的多元化资助体系，但布什的观点却取得了胜利，各资助机构都开始资助大学的研究。
战后，美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持续增长，特别是在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为应对苏联的威胁，从1957年底到1958年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美国总统设立了专职的科学顾问，以加强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国家成立了宇航局，负责制定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后改名为DARPA），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研发；1958年11月国会通过的《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对各个层次科学教育的支持。
人造卫星出现后的10年，美国进入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研发经费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大幅度增长，许多时候增长率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10年间几乎增长4倍，达到150亿美元。所有支持机构的基础研究经费大幅度上升，到1967年达到联邦总经费的14％[12]，这种支持的信念是：相信为科学自身目的的活动是长远进步的保障。
政府对大学的巨大投资壮大了科学研究人员的队伍，提供了高质量研究所需要的物理仪器和工具，增强了研究与教学之间研究的联系，使美国大学在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成为吸引世界人才的中心。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对大学给予大量资助的同时，尊重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精神，并不干涉，而是鼓励科学家从事自己认为值得做的研究。激光的发明就充分显示了科学家自由探索的重要意义。
政府对大学的投入促进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联系。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大学通过研究培养人才，这些人毕业后创立公司，或者为公司培养大量可以用来很快进入新市场的人。大学成为促进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
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世界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达到鼎盛。在1960年，它产出6000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到1971年已经超过1.8万名。在基础研究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1971—1980年共有3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3]。美国的科学技术系统不仅带来军事上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而且还有计算机、无数种消费品和医学奇迹等民用先进技术发展。美国不仅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占统治地位，也成为现代高技术的策源地。
从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看，自二战到1960年代，美国建立了科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The social contract of science）——政府支持科学研究，保证科学探索的自由；科学家做出发现，惠及社会。联邦政府与大学形成了伙伴关系，多个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从不同的目标和领域支持大学科学的发展，大学不仅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起重要的作用，而且通过知识和人才输送与产业界建立了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并对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决策起重要的支撑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对美国成为科学中心历程的思考
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几方面因素
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继承了之前德国科学发展的思想和组织方式，并凭自己的实际条件大力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美国开展科学活动的优势。在美国成为科学中心的历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需求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科学共同体及相关的支持者对科学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方式的推动和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有几方面重要的因素：
认识科学的自身价值和科学的自主性。在美国科学刚刚起步时期，科学得以正当化，不是由于自身的价值，而是由于科学与其他广泛认可的各种社会价值相关联，如对经济和军事的贡献。但这一时期，美国第一代科学领袖就把推进科学自身发展作为美国科学发展的目标推动，为纯科学和科学自主性在美国科学界和美国社会扎根并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奠定了思想基础。
创新促进科学发展的组织形式。科学活动在美国大学中得以制度化和组织化，得益于美国大学的改革者和领导者创建和改革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及学习利用国外先进经验。美国大学的分散化竞争体系有利于促进科学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而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与教育紧密结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新型科学人才，由此，大学成为美国发展为世界科学中心的组织形式。
私人基金会以及其他社会各方面对科学的支持。私人基金会对大学纯科学研究刚刚奠定基础时给予支持，帮助大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飞跃式发展。
联邦政府对大学科学研究的长期稳定的巨大支持。联邦政府的支持强化和更新了大学开展基础研究的使命，并以国家战略领域引导，使大学的科学研究不仅带来重大的突破，也带来新技术的发展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科学共同体领袖个人和群体领导的重要性。美国19世纪贝奇和亨利、20世纪初的黑尔和二战期间及战后万尼瓦尔·布什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各自时期美国的科学发展。
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经验对我国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具有重要启示，应该借鉴和吸收国际上一切有益的经验，发挥中国的特色和优势：
坚持基础研究的核心价值和自由探索精神。基础研究是对自然现象统一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是整个科技事业和社会长远发展的根基。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基础研究带来的新知识，为人类打开认识自然的视野，是科学应用和技术发展的基础，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学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基础研究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知识库和资源，支撑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不论是成果的取得，还是成果的应用，都需要不断地积累；基础研究具有不确定性，需要研究者坚持不懈的自由探索，发挥创造性和专心致志的献身精神。因此，需要坚持科学上自由探索的价值，保证科研机构和大学相当程度的科研自主权，创造一个使科研人员开展自由探索研究的宽松环境。
发挥中国研究型大学开展自由探索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的优势。中国研究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是我国开展基础研究的两支重要力量，各有分工。大学侧重于开展自由探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国科学院侧重在目标导向的战略性基础研究、大科学研究等。大学科研人员学科领域广泛，学术思想活跃，承担了80%以上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队伍具有很大的优势。应该发挥大学在自由探索研究方面的优势，鼓励创新，聚焦于实现“从0到1”的突破，提升科研原创能力；同时，以优势学科整合育人与创新资源，深入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畅通前沿创新成果向研究生教育内容的转化通道，把科研与育人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科教融合，为社会输送有用人才。
发挥战略科学家的引领作用和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指导作用。在我国科技发展中，像钱学森、王大珩等一批战略科学家发挥了重大的引领作用。当前，我国在各领域、各层面活跃着一批具有战略眼光和使命感的战略科学家。应发挥我国战略科学家在谋划国家科技长远战略、布局国家重要领域的重大科研项目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同时，发挥科学社团在引领科学研究的方向、判定科学成果、分配科学奖励和规范科学家行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加强基础研究长期、稳定和多元化投入。基础研究是一项长期不懈的探索性活动，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保证科学家有充分自由和时间探索和选择可以导致新发现的研究。同时，基础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目标和导向不同，需要不同的投资方从不同方面积极投入。因此，要继续加强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等投入基础研究。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1][5][7][以]约瑟夫·本-戴维著、刘晓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项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第21—23页，第155—156页，第177页。
[2]Cohen, I. B : Science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8, No. 3, Bicentennial Issue (Jul., 1976), p. 359.
[3][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第590页，第583—584页，第592—593页。
[4]Rowland,H.A：A Plea for Pure Science.《Science》,Vol.2.No.29(Aug.24,1883),p.242，pp.249-250.
[6][美]罗杰·L·盖格著、王海芳等译 ：《增进知识：美国研究型大学1900—1940年的发展》，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7—8页 。
[8]Weiner,C:.Science and Higher Education.in Van Tassel and Hall,ed.《Science and Scoiety in the U.S》. Homewood,Illion: The Dorsey Press,1966,p185.
[9]Kohler,R.E:《 Partness in Science——Foundations and Natural Scientists 1900-194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p135.
[10]Geiger, R. L: Science and the University：Patter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Krige and Pestre ed.《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outledge,1997,p186.
[11] V.Bush:《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Washin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40th Anniverary 1950-1990. 1990, p.19.
[12][13]Kevles,D. Principles and politics in federal R&D Policy,1945－1990: An appreciation of the Bush Report.Preface. In. V.Bush. 1990/1945.《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Washinngton 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Anniverary 1950-1990, 1990,p.xviii,pxx.
责编：董惠敏／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