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1956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住在周建老（周建人）家里，一份《光明日报》吸引了我，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如果哪天没有看到它，就会觉得失落了什么。每次出差到外地不容易看到，回来以后都要把读《光明日报》补上。
为什么《光明日报》这样吸引我？因为它是一份具有浓厚文化内涵的报纸。我特别喜欢文史类专刊，它给我许多中华优秀文化的文献和评介。我因为在北京师范大学只上了2年大学，大部分时间在苏联留学，所以缺乏中华古典经史的知识。回国后虽然抽时间读书、学习、补课，但总觉得缺乏文化底蕴。《光明日报》给了我许多中华文化的补养。我还特别喜欢看考古发现的报道，长沙的汉墓女尸，德阳的三星堆、成都的金沙遗址发掘等报道，使我增加许多中华文明发展的知识。当然我也喜欢阅读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文章，拓宽了我的视野。
光明日报与读者有广泛的联系，改革开放后，我曾多次被邀请到报社做客座谈，讨论教育的热点问题。第一次到报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报社还在虎坊桥的一座楼里。讨论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教育要不要市场化？能不能市场化？那时意见分歧较大，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学校管理运行体制要有所改革，但教育不能市场化。会后还请我们在报社食堂就餐。此后多次在报社座谈，讨论教育方针的表述问题、民办教育问题、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问题等。报社迁入祈年大街新址以后，离我住宅很近，就多次步行到报社参加会议。2014年，我就参加了光明日报教育专家委员会暨教育研究中心成立的仪式。
光明日报非常重视教育的报道，设有教育周刊，准确传达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和贯彻；介绍各地各校教育改革的经验；呼吁全社会尊师重教；还经常讨论教育的热点问题，发挥教育舆论的正能量。作为一名教育理论工作者，我从报道中汲取许多信息，了解国情、区城教育发展的状况，受益匪浅。同时也逐渐从单纯的读者变成了作者，开始写点关于教育的小文章。现在能够查到最早发表的文章是《谈职业技术中学的性质和地位问题》，发表于1984年4月6日《光明日报》。1985年，为了让社会大众尊师重教，我与时任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书记的方明等在春节前夕写信给光明日报，倡议全国春节前后开展各种尊师活动，呼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尊师重教。该信发表在1985年1月17日《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当年在方明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倡议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把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1989年4月12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教育的职业和教师的社会地位》，再一次为社会尊师重教鼓与呼。报社也非常重视教育理论的报道，我也曾在报上发表过几篇教育论述，如1987年1月23日的《教育改革与教育观念的转变》、1988年12月14日的《世界教育发展给我们什么启示》等。2002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创建100周年，《光明日报》在当年9月9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我撰写的《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教育》，给予我们极大鼓励。
本世纪以来，我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普及化和大众化的新形势下我国教育创造了许多新经验，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我在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期间，走访了各地中小学，亲眼看到我国教育的蓬勃发展和各地在教育改革中创造的新经验，也看到教育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于是在《光明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如《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2019年9月13日）、《教育工作者，请把眼光投向农村》（2020年3月31日）、《提高教育质量化解家长焦虑》（2021年3月10）等，为社会关心的教育热点发表一些议论，跟随光明日报为教育改革呼吁和呐喊。
我和光明日报相伴已有68年的时光，见证了《光明日报》的发展，由4版到8版，由8版到16版，由黑白到彩色，内容不断丰富，现在已是图文并茂，给读者提供丰富的知识享受。68年来，我与报社的同志从20世纪80年代的杨智翰到现在的田延辉、靳晓燕都成为亲密的朋友。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光明日报给我知识，也给我提供了发表教育意见的平台，光明日报永远是我的好伙伴。
（作者：顾明远，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