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分工和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实体回归、赛道转换、格局重构、绿色低碳等新变化，给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抓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相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创新相融合、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兴经济体崛起相衔接、“双碳”目标实施与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相契合等发展机遇，能够进一步巩固提升传统竞争优势，锻造拓展新的竞争长板，为我国建设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实体产业链再度回归，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构筑产业体系新优势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实施制造业回归战略，实质上是意图在“去工业化”之后再度开启工业化进程。事实上，除韩国、日本、德国之外的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已经高度服务业化，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下降到15%以下，部分国家甚至低于10%。在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也非常突出，高精尖产业占有绝对优势，但轻纺、原材料和加工组装工业占比偏低，对产业上下游协作和供需两端循环造成严重制约。从更深层次来看，由于长期的“去工业化”过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工艺流程创新、技术技能人才、耐心资本、平台设施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短板，整个工业化的深层根基受到削弱。因此，虽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供应链回归和重振制造业“心向往之”，但往往遭遇“事倍功半”“事与愿违”的“发展困境”。
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工业化进程的深度演进和全面升级，关键是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放眼全球来看，制造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突出长板。我国制造业总量稳居全球第一，增加值占比保持26%以上的高水平，轻纺、原材料、机械装备等产业间结构相对合理，具有规模体量、门类领域、结构体系等多重优势。因此，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去工业化”之后的制造业回归，而是在制造业依然占有较高比重、门类领域齐全的情况下推动产业体系的创新突破和迭代升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注入强劲动能，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把发展长板锻长，巩固提升制造业的规模、效率和体系优势，形成体系更优、水平更高、更可持续的高位竞争优势。
新兴产业链赛道涌现，科技和产业双引擎联动抢占系列新增长点
相比传统产业垂直固化的国际分工格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将形成全新、更具参与性和可塑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当前，围绕科技和产业新增长点的竞争日趋激烈，主要国家在战略布局上不断前移和加力。在传统产业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彼此分离甚至完全脱节的，但是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研发、生产和需求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融合不断加深，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成为发展新趋势。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技术差距远小于传统领域，这为后发国家摆脱低端锁定、赢得国际分工主动权、实现抢位赶超发展提供了全新契机。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具有一体化布局创新链和产业链、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产业链构建中赢得领先的独特优势。制造与创新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引擎，两者融合将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如“工业互联网”“工业4.0”“互联网+”等新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制造业与新技术融合将形成更新的发展路径和更高的发展形态。目前，我国制造业与科技创新融合已经显示出蓬勃发展态势，并在一些产业新赛道形成先发优势。其中，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成为我国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实现技术和产业领跑的成功范例。
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产业链供应链南南合作筑起发展新平台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扩散延伸，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分工中，迎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在亚洲，东盟和南亚国家工业化进程提速，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承接加工贸易转移、融入国际分工合作等方面表现突出，在全球纺织、服装、家具、电子等出口市场占比不断提高。在非洲一些国家低成本优势加速释放，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驶入快车道。其他国家中，墨西哥、土耳其等临近发达国家的地区受惠于关税同盟的贸易增长效应和供应链多元化的贸易转移效应，正在崛起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国际投资目的地和出口加工基地。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进程提速，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产业链供应链南南合作有助于中国资金、技术、产能和产品“走出去”，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加强全球资源整合利用、提高国际竞争位势能级。如在东盟国家电子加工业快速发展背后，其对中国的集成电路、手机零部件、锂离子蓄电池、液晶平板显示模组等中间产品的供应依赖不断加深。虽然我国企业在与发达国家经贸合作中多处于引进学习和对标追赶状态，但在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投资和贸易合作中处于较高位势，双边合作既能弥补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和资本缺口，也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绿色低碳供应链来临，“双碳”目标顺势推进锻成产业竞争新长板
气候变化危机、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污染和废物的危机已经成为人类健康以及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威胁。根据国际能源署有关报告，2023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74亿吨，再创历史新高。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形势，世界各国纷纷制定降碳减碳战略目标，超过150个国家作出碳中和承诺。一些国家还在尝试构建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机制，全球约计推出了约75种碳定价机制，包括碳税、碳市场交易体系、碳信用机制等。如欧盟率先推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将对关税政策调整、国际贸易格局、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系列影响。在此影响下，建立节约高效、精益集约的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
我国既是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实践引领者。与一些西方国家通过转移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产业和环节来实现产业体系的绿色低碳转型不同，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推广和绿色工厂建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在部分绿色低碳产业上形成先发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风机、新能源汽车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在氢能、储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快速取得突破。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为世界减少碳排放约5000万吨；2022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约22.6亿吨，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为各国缓解能源危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